那些人与城——南京往事（上）

一叶扁舟

楔子
       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全中国只有两座以方位词加“京”字为名的城市，一座是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另一座就是江苏省的省会南京，此外再无第三座中国城市有此殊荣。所以一般城市不能以京名之，京字似乎昭示着南京曾经的荣耀与辉煌，在北京耀眼光芒下对照的南京又有了几分黯然与失落，又时常让人想起前朝旧都的尴尬。
        南京的本意就是南方的都城，南京也即南都。之所以历史上有很多朝代都有个“南京”城，是因为很多王朝都实施“多都制”。汉光武帝南阳郡蔡阳县人，故东汉王朝以南阳为南京。曹魏王朝曾以许昌为南京。唐肃宗在位期间，曾先后短暂地在长江流域设置了两个“南都”。曾以成都为南都成都府，后又以荆州升格为南都江陵府。北宋以商丘为南京应天府。攻灭辽朝与北宋的金朝对南京二字似乎更加情有独钟，曾先后设立三个南京。金朝先以今日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卢龙县为南京，次以今日辽宁省辽阳市为南京，最后以今日的河南开封为南京。
　 元朝未曾设置以方位为前缀的陪都，“南京”的名字在元朝消失了。直到洪武元年，“南京”这个名字以更加荣耀的地位重回中华大地。朱元璋以应天为都，称南京，改年号洪武，元年元月登基。当年八月朱元璋下诏：“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其以金陵为南京……”是南京第一次作为金陵的地域建置之名载入史籍，也是第一次南京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城市曾用过南京这个名字，这次南京成了金陵专属的芳名，中国有了一座真正的南京城。
       还有后赵、前秦、胡夏、代国、南唐等割据政权也曾设立南京，因为其影响力不大，不再一一赘述。
一、城市的前世今生
        今天我们脚下的荒原在过往可能是繁华的都城，而今天我们生活的繁华都市，在过往可能是人迹罕至的荒原。经过时间的发酵，繁华与荒凉、城市与荒野自如轮换各自的角色。唐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充分说明的城市的兴衰更替与王朝兴衰密切相关。
城市的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了，有了剩余财产，出现了阶级与国家，城市开始出现。《吴越春秋》有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世本•作篇》有云：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
       城市是城与市之合称，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城，所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民乃城之本，无民则无城，无民则无市，城因人而兴，亦因人而衰。科学技术的发展，气候与自然条件，人口的涌入与迁出，权力的更迭，制度的变迁，都深刻影响城市的命运与发展。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城市自然也率先出现在黄河流域与中原地区。《史记•吴太伯世家》：“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昌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从时间上推断，当时中原的城市历史即便从夏朝开始计算已经有千年之久，现在的江苏苏州无锡一带在当时竟然是近乎原始的荒蛮时代。可见在很多年之前北方一直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不似今日中国南方经济明显领先北方经济，截止2018年年底南方GDP占全国的60%以上。
       直到东汉末期，军阀混战，黄淮流域遭到极大破坏。其后虽有魏晋时的短暂统一，但不久北方地区接连遭到游牧部族的入侵，北方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唐王朝灭亡后，历史打开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地狱模式——最混乱不堪、黑暗、血腥的五代十国时期。其时北方的作为各方争夺的主战场年年混战，为了躲避战乱，大批北方人口开始逃亡——南迁，而人口的流失又使得北方的经济失去了发展动力与基础，北方经济开始衰落。自此，江南地区经济逐渐发展，至唐后期南方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二、那些荣辱兴衰的名字
       城之兴衰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经济发展了，生产效率提高了，同一片土地才能养活更多的人；人口多了才能演化更复杂的社会分工，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进而出现阶级、城市与国家。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集中展现地与财富的集中地，是国家命脉所在，因此越是重要与富庶的城池其城池越是坚固，攻城略地就成了战争的重中之重。
       公元前571年，楚国在今六合已设有棠邑，置棠邑大夫，是南京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地方建置，也是南京建城的开始，至2019年已有2590年。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在今朝天宫一带筑冶城，开办冶铸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后，据传由范蠡在今中华门外的长干里筑越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欲借长江天堑为屏障以图谋天下，遂于公元前 333年在峭立江边的“石头”（今四望山）建城，置金陵邑。一般认为因南京钟山在春秋时称金陵山而得名，金陵之名源于此。
　　从目前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判断，金陵邑是南京城建史上年代仅次于越城的第二座古城，也是南京第一次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域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当时的“金陵邑”从城区结构上看，它貌似小城堡；但从性质讲，已不再是越城那样纯军事功能的要塞了，已是一座具有行政区治所性质的古城，标志着南京设置行政区划的开始，也是南京称为金陵的发端。而由于“金陵邑”险要的地理位置，随着此地影响力的越来越大，“金陵”之名也越叫越响。
       南京从最早的冶城，到最晚的南京，曾有过许多名字：金陵、秣陵、建业、石头城、扬州、丹阳、江宁、建邺、建康、集庆、应天、扬州、南都、西都、白下、上元、升州、蒋州、丹阳、丹扬、白门、临江、归化、天京……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讲述着这个城市的厚重历史和沧桑往事。
这里曾上演衣冠南渡、魏晋风流、旧时王谢、玉树后庭、六朝烟水、门外楼头、烽火狼烟、金戈铁马、挥师北伐、重光华夏、秦淮风月、山河破碎的一幕幕悲喜剧。她曾是中华文明正朔最后的港湾，也曾遭遇外敌铁蹄的蹂躏。
　　五马渡广场、长干里、台城、桃叶渡、乌衣巷、常府街、胭脂巷、程阁老巷、弓箭坊、户部街、秣陵路、三元巷、羊皮巷、鱼市街、江宁路、白下路、建邺路、建康路、升州路、集庆路、应天大街等一个个特别的地名，这一个个名字无论荣耀或屈辱，无不带有厚重的历史记忆。
三、人与城
孙权
     《史记•货殖列传》“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从中华文明诞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南方经济长期落后于北方，人口主要也集中在北方。正是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分裂与割据无意促成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南京不在中原文明腹地，发迹远远晚于中原的长安、洛阳，江南城市在经济方面开始崛起，特别是在分裂时代更成为了南方绝对的政治经济中心。
       孙权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南京作为都城的帝王，由此给南京渲染了一层神秘莫测的天子气，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孙权十九岁坐领江东，二十七岁与曹刘三分天下，四十六岁正式称帝，最终以三国时代的帝王中的超长待机熬死了一道逐鹿中原、三分天下的曹操刘备、还熬死了了曹操的儿孙曹丕、曹睿，最终崩于七十一岁高龄，自然绝非等闲之辈，难怪连一代枭雄曹操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
       孙权与张纮很会制造舆论与影响力，一出手就拉上了皇帝的老祖宗——秦始皇扯起虎皮做大旗，说什么秦始皇发现金陵王气极盛，令人埋金人十二以镇之。想想也是秦始皇钦定的王气极盛之地岂会有错，秦始皇对金陵王气的忌惮成了最好的宣传。如果真是这样，应该从秦始皇时才开始有金陵这个名字，实际上金陵的名字早于秦始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感觉金陵的名字太过贵气，南京这块地方是配不上这样高贵的名字；或者隐约觉得此地山河形胜始终是个隐患，打压更为稳妥，于是改金陵就成了秣陵，从金玉之所成了马料场，一时身价缩水许多。
      《三国志•吴书•张纮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曰：“纮谓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孙权的牛叉之处在于，把自己吹过的牛逼变成了现实，用一座实实在在的都城建业坐实了虚无缥缈的王气。
       秣陵群山围护，东有中山，西有清凉山，北有长江、北湖，南有秦淮河，中间平敞，交通便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处江南的秣陵有丰富的水网与江河水道，是天然的水师训练场，而孙吴更是以水师立业。
当时江南经济比较发达的三吴地区，利用苏南太湖、长江、秦淮河等水系，三吴物产可以顺流北上，达到建业，物资输送较为便捷。定都建业，则可西控荆楚，北争中原，成就王霸之业。
       很多帝王打破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对自己的控制手段就是迁都，如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武则天迁都洛阳是为了摆脱长安李唐政治势力的影响，宋太祖赵匡胤意欲摆脱赵光义的政治势力的包围与影响打算从开封汴梁迁都到洛阳，明成祖迁都北京也有回到自己的发家之地的考虑。
        但都城绝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更纠缠着复杂的地缘、经济与不同族群利益的冲突与激烈碰撞，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同时期面临的任务不同，也会影响都城的选择。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就是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九月还都建业。太和二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薨，诸葛恪秉政。诸葛恪为了摆脱江东本土门阀的强大政治势力包围与影响，妄图迁都武昌，自然遭到江东本土门阀的强力反对，迁都计划流产。
       自孙权定都建业开始，开启了六朝时代南京320年作为江南帝都的滥觞。（六朝时代共计332年，除去孙权迁都武昌八年、孙皓短暂迁都武昌一年，梁元帝短暂定都江陵三年的十一年外）。南京作为南方帝都，无论是财富积累、人才分布、盘根错节的门阀势力的数代经营，还是城市防御能力、宫殿建筑、城市规模、配套设施都有着极大的优势，自然就成了南方政权作为都城的首选甚至唯一之选了。
司马睿
       永嘉之乱与衣冠南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中原文明与人口开始向南方地区迁移，自此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中国南方从荒蛮走向开化，从无足轻重的历史旁观者转变为历史进程的深度参与者，甚至成为一段时间或局部区域历史的主导者。衣冠南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人口分布、经济格局与政治格局。
       曹魏虽篡汉而立，汉献帝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根基的傀儡，应该说自公元196年曹操奉天子以安天下开始到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曹操让东汉王朝苟延残喘了二十四年。曹操毕竟结束东汉末年分裂动荡的社会，统一了北方于历史是有功的。西晋王朝则不然，司马懿阴鸷狠毒、奸诈虚伪，以阴谋与欺骗得国，得位不正，所以西晋王朝不敢谈忠君。西晋王朝是历史上少有的生于不义、死于耻辱的王朝。少了忠君的思想，王朝统治就失去了牢靠的思想基础，不言义则逐利，只有家族与个人利益，没有大局观与国家利益，整个上层社会弥漫、沉浸在及时享乐的奢靡之风中。西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刚开国就极度腐朽、糜烂的大一统王朝。连晋明帝得知先祖司马懿得国的过程，也非常惊愕，深以为耻。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波及整个西晋王朝，八王之乱导致数百万人受到牵连，数十万人死于战火，严重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根基。由于统治阶级内的矛盾，西晋王朝开始走向分崩瓦解，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民族趁虚而入，最后造成了五胡乱华的惨烈局面。北方社会动荡不安，迫使士族和百姓大量南迁，为逃避战乱，门阀士族带领家眷、民户流徙到江左一带，这是有史以来中原汉族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司马炽，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十万晋军被歼，史称永嘉之乱。西晋被匈奴所灭后，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未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走进了最黑暗、腐朽的大分裂与南北对抗的血腥凄惨时代，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混乱超过了春秋战国。
       西晋渡江后，在建康（今南京）定都，史称东晋。中原汉族士族等臣民相随南逃，王导依赖南渡的北方士族，并团结江东门阀，协助西晋宗室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衣冠南渡”在很大程度上也客观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展，为之后江南一带及整个南方的大开发奠定基础。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318年-323年在位），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晋武帝司马炎从子。313年（永嘉七年）西晋愍帝封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军事。“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司马睿在皇族中声望不够，势力单薄，他即位后得不到南北士族的支持，皇位不稳。但他重用王导，王导运用策略，使南方门阀支持司马睿，使北方南迁的门阀也决意拥护司马睿，稳定东晋政权，维持偏安局面。晋愍帝被俘后，司马睿在晋朝贵族与江东门阀的支持下于317年称晋王。建元建武，318年即帝位，为晋元帝。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司马睿借重世家大族的力量得以登上帝位，但也因此受制于世家，无法施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郁郁而终，323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
从刘裕到萧衍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是南宋著名大词人辛弃疾的咏史词，这辛弃疾可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一个文武双全，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真正人物。正是借用南北朝大分裂的历史暗喻宋金分裂、对峙的现实，同样的面对的山河破碎的国家，分裂战乱的年代，同样是北伐无望的局面。
       词中的寄奴正是出身寒门最终取代东晋王朝开创刘宋王朝的刘裕。他的妈妈就因为生他难产而死，按照迷信的话说这孩子克娘、命硬，死了娘他不仅顽强地挺了过来，寄养到姨妈家所以取名寄奴，最终在晚年以寒门身份“克”死了东晋王朝开创了刘宋王朝。
       刘裕是不幸的，刚出生妈死了，好容易稍长几岁回到家中，第二年爹又死了。唯一幸运地是后妈萧氏对刘裕非常好，可以入选年度中国好后妈，又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最多勉强在贫困线上扎挣。刘裕就这么个家庭条件，还为人轻浮狡猾、沉迷赌博，就这么一个严重有问题的青年。左邻右舍都看不起他，照此发展刘裕很快就会滑向犯罪的深渊。
       刘裕大概在三十岁左右，为了寻找出路只好投军。刘裕发迹较晚，三十七时还只是一个七品的司马，如果是当今社会这也算事业有成了，但是对于后来成为刘宋开国皇帝的刘裕来说发迹确实太晚了。刘裕的运气确实不错，投军参加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军，北府军成了刘裕日后发迹的重要资本。如果当时刘裕随便投靠了一支杂牌队伍，历史上就不会有后来的宋武帝刘裕。刘裕四处征战讨伐，统一了整个南方，成就了南朝国土面积最大、军事实力最强的刘宋王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用“却月阵”，以2700步兵大破北魏3万精锐骑兵。这一仗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在适合骑兵集团冲锋的空旷地带，以两千七百名步兵将三万多骑兵杀得落荒而逃。不可思议但是刘裕做到了，却月阵是真正的空前绝后，刘裕是却月阵唯一的使用者，可能是使用的条件太苛刻，此后再也无人用过却月阵，就此尘封在历史文献中。得益于刘裕的强势崛起，才使得江南地区免于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蹂躏，否则就没有南北朝时代，南京也不会有作为长达320年的南方政权都城历史，坚实、巩固了南京作为南方政权的都城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力。
       历史有个现象，越是割据政权越容易出变态、昏庸、荒淫的帝王，大体是因为战乱年代的割据政权前途渺茫，处风雨飘摇之境，朝不保夕，或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以杀戮为乐就成了很多继位之君的选择。刘宋帝国国祚60年，共九任皇帝多达六任暴君；萧齐帝国只存在了短短24年，共七任皇帝却有三任暴君。陈朝立国33年，共四仁皇帝还出了亡国之君陈后主也称陈炀帝。当然北朝帝王的昏庸荒淫残暴丝毫不下于南朝帝王。不仅帝位更迭频繁，王朝更迭也非常频繁，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后继帝王昏庸、荒淫，军事强人崛起，谋朝篡位改朝换代，只是政权更迭的周期越来越短，宋齐梁陈就这样不可挽回地加速腐朽、奔向死亡，正所谓一蟹不如一蟹。
萧衍
       当年因为萧宝卷治国无术，暴虐无道，即位后滥杀大臣，萧衍才有机会起兵兴王业立国萧梁。按理说作为开国皇帝，萧衍亲眼目睹萧齐帝王的昏庸荒淫，深知开国之艰难，也知民生多艰。人生最难做到的就是善始善终，在帝位日久难免倦怠。善始易，善终难。从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终于活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萧衍。
       萧衍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七个人一起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被称为“竟陵八友”，是当时南方文坛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萧衍称帝之后，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萧衍称帝初期，尚能吸取了南齐灭亡的教训，非常勤于政务，并且十分的清廉朴实。不分春夏秋冬，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他广开言路，积极招揽人才，称得上是皇帝之中出类拔萃的了。开朝之初的萧衍文治武功都被人所称道，南朝展现出海晏河清之气象，然而如此贤明的形象并未持续多久。梁武帝虽然自身清廉节俭，但对家人却始终法外开恩、徇私护短，纵容家人骄奢淫逸。渐渐的，上行下效之下，整个朝臣开始走向奢靡无度的糜烂境地，奢华的朝臣因此开始加倍搜刮盘剥百姓，激化了社会矛盾。

　　早年间的勤政姿态和节俭风范，到了晚年已经演变成了懈怠朝政、广撒重金供佛，甚至四次脱下皇袍而遁入空门，却又四次被大臣出重金赎回。奸臣当道、府库匮乏之下，南梁在四百八十寺的烟雨之间，早已危机四伏。崇佛信佛、对家人放纵无度终把江山与子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侯景之乱把繁华富庶的江南变成了惨绝人寰的地狱。

　　东魏高欢死后，侯景南下投奔梁朝，并被萧衍委以重任。侯景之乱爆发，梁朝都城建康被攻破。侯景将萧衍囚禁于台城宫中，引领了南朝一个时代的梁武帝萧衍，竟在宫中因无食活活饿死。
       南京就在长江边，优点是水路交通通畅，各地的物产很容易运送到南京，作为首都物资给养有保障。也正是因为离长江太近，一旦长江天险被突破，作为国都的南京一旦沦陷，政权很快就会覆灭。冷兵器时代，江南最大的缺点是不产战马，没有战马就无法组建优秀的骑兵部队，这是定都南京的王朝天生缺陷与不足吧，也是与北方政权对抗中屡屡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
       南朝是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代，一百七十年间，朝代更迭频繁，其中最短的萧齐王朝仅仅存在23年，如走马灯一般不停变换，出了很多醉生梦死、荒淫无度、残暴变态、灭绝人性的帝王，简直是一幅人间炼狱，一个残酷暴虐的华丽血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残酷，对社会管控能力严重下降，也造魏晋南北朝异常活跃思想，宽松的文化环境，繁荣文学艺术这体现在文学、哲学、书法、绘画、建筑、诗歌等方面。

中原大地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野蛮入侵，中华文明险遭断绝，几乎难以为继，以今天南京为中心的南朝汉族政权是割据与偏安，但也是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火种，为中华文明继承、发展与新生赢得了时间与机会，终在盛唐灿烂绽放。所以南京又是一座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城市。

       黑暗与血腥也孕育着进步、向上的希望。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极不合理的门阀制度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严重妨碍了人才选拔，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门阀制度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不破不立，南朝时期的用人制度变革对中国后世影响极为深远。高门望族在中央权力中的世袭体制逐步被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门阀制度日渐式微，出身不再是一个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打破出身歧视寒门知识分子得以跻身中枢，这为其后的隋朝创设影响中国和世界人才选拔历史的科举制作了有益探索和实践参考。

       文化方面也是可圈可点，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诗歌首次将四声融入诗篇，严格追求押韵对仗，成为新体诗的开端，“永明体”诗歌正是气象万千、神韵奔放、推陈出新、激扬豪迈的唐诗的重要源头，为中华文明浇灌出一朵绚烂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