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过去的事情(三)

张金武

天地间是一幅画卷，人生也是一幅画卷。自然的窗外，风光绚丽，人生的窗外，同样也色彩斑澜。

不同的窗外，有不同的风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在生活中，我们心灵的窗户，往往也是我们所选择的路。

有的人不停地告诉自己，我很懦弱，所以他选择一条平坦长路，心无旁鹜地走下去，全然忘记路两旁的美好风景和花香，这样的人活的很累，活的并不滋润。

有的人在朝人生目标奔走的时侯，适当地停一下脚步，欣赏享受路边的美景花香，然而他不会因风景而停留很久，他向着诗和远方奔走！这样的人生丰富多彩，大有作为。

还有的人不停地告诉自己，时间还早，我可以慢慢地挥霍，于是的他，在人生道路上留连往返，全然想不起最初的目标，于是也就没有了目标。返思我的人生，就属于这种人。

在我上六年级的时侯，(那时叫上高小，小学1一一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六年级为高级小学，简称高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先来了个停课闹革命，大我们一岁的初中生，进行全国大串连去了，他们说要沿着长征路登上井冈山，再奔北京天安门，去见伟领袖毛主席，我们不是中学生，没有全国大串连的资格，可我们也没闲着，不到百个孩子的完小成立了四个红卫兵总部，它们是⺀大联合″，"东方红″，"井冈山″，我被拉入"宁死不屈″红卫兵总部，也就是宁死不屈的人了。四个总部争来斗去，又比赛哪个革命组织(总部)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积极，于是乎，我们的老校长，成分不好的老师可倒了大霉了。他们每天要经受四次大批判。批来斗去，我们并找不出他们有什么大错误，可我们就是老揪着他们不放手。四个总部都不甘示弱，谁也不敢违背那个口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取胜利誓不休！可怎么叫做胜利？谁也说不出标准，批斗七八天，直到校长和那两个成份不好的老师弯不下腰，，站立不住了，躺在地上也还是批斗个没完。

不久，我们被叫回衬里，村里的红卫兵，革委会让我们写批判走资派(支部书记)的大字报。那年头，我们这些高小生就是村里绝对的秀才了。他们口述，我们只是写，不久，村头巷尾，旮旯胡同到处都是大字报了。

在这一时期，我遇上了改变我命运的笫一个贵人一一徐振升。他是个公办老师，在我们村小学任教，那时初小没停课，他在我们村威旺很高，这主要是他为人谦和诚实，豪放，好客，他家离我村几十里，他每周日回家一次。平时就吃住在学校办公室里，我的家在学校对面，有二十几步远，我早就是他的常客，每个晚上都会去他那儿玩，他叮嘱我:不要太过于了，这疯狂很快会过去的。他知识丰富，我听过他很多历史，地理，古代，现今大事的淡论，我来这里最大兴趣是阅读他的藏书。他也真是个文化人，竞有二三百本好书，前几天造反派抄了地主，富农，当权派的家，搜刮了许多古迹，古书要焚烧，他跑去从火堆里掏出来二十多部好书。红卫兵，造反派们都尊重他，也给他留了一些好书。我看书可以说是入了迷，每天都阅读到晚上九点钟，尽管我有些囫囵吞枣，有时他给我讲述很久我也不太明了，但是读书多了确实能提高语文，写作水平。

不久，形势恢复了平静，复课闹革命了。我上了初中后，尽管学校教学抓得很紧，可也不间断地有一些庆祝会，誓师大会，欢送欢迎会，联欢会等举行。有些是片区里的，有些是学校里的，有很多时侯，要学生代表发言，老师见我作文写得好，也不去为学生起草发言稿子，直接让我自写发言稿，再到会台上代表学生发言。一来二去，我这个学生代表可就出了名了，周围村子人都认识我。

再后来，我们初中毕业了，那年代不考试，由各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推荐上高中，我们村二十四个初中毕业生，上级才给了五个高中名额，支书(后来恢复了他的宫职，成了革委会主任)的侄子是首选，其余三位都有社会背景，最差的是他老爸当生产队长，唯独我一点背景也没有，可我是那样出名的学生代表，所以我也在五人之內，这多亏我看书多，学习知识多，才能平民一个上了高中，因此徐老师，就是我的贵人。

我上高中的第二年，学校接到公社革委会通知，派一名教师，两名学生去公社住地参加通讯报导学习班，由于我写作好，到了高中仍是高于同龄人一截，那两名学生中，我是其中一个，在公社学习班上，我有幸遇上了改变人生命运的第二个恩人，贵人一一王松山。

王松山是县委宣传部干部，到我们公社住一段时间，是他组织的学习班，他写作水平极高，被誉为全县一枝笔。

学习班上，他看了我的习作，似乎断定我是个可造之才，对我格外用心，格外热情，从此我拜他为师，每个周未都去他那儿交流，学习。基于我是个学生的缘故，他指导我写文学作品，散文，短篇小说等。在我高中毕业的前半年，我和他合写了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小说《一条扁担》，投稿于月刊《山东文艺》，但是没有被录用，号称⺀曲山书海"的山东，文学人才济济，全省仅一家几十页的刊物，自然是优中选优，超过万字的作品基本选不上，更不用说我们那四万字的中篇了。

我高中毕业时，王松山直接找到我村支部书记，说让我来任村小学的民办教师。王松山虽然不是大干部，可也是县宣传部的副部长，笔杆子又硬，几篇文章就能推红一个人，我们村的支书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学乖了，太想出名了，自然是感恩带德的答应了。本来这份美差是支书让他侄子干的，可王松山的威旺使他改弦更张。于是乎，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学老师了。我脱离了推车挑担，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我待遇还高，不但拿壮劳力的工分，每月这有上级发的五元钱补助，那年头五元钱可不得了，菜价都一分钱好几斤呢，壮劳力一天工分才2角钱。

我们村的老师共四人，一个公办老教师(这时徐振升退休了)，2个从青岛上山下乡的女知识青年，还有我。

如果没有王松山的推荐，教师这个工作，十八杆子也扒拉不到我的。我们同时毕业的五名高中生，就我干了老师，其余四人，当时都在"修理地球"呢！

干上了教师，我就扔下了笔杆子，放弃了文学创作，现在想想，真是个遗憾，当时写作品是少地方投，可文革结束，各地刊物雨后春笋涌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都办了个《昌乐文艺》双月刊。如果我笔耕不辍，必定有所收获！但是，世上没有如果，像我这种一无耐心，二无恒心的人，做个教书匠就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