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师生涯

刘长庚1008364

　　在部队，我有一段短暂的教师生涯。

　 1984年，我在团政治处任干事，有一天，田副主任突然找我，说基地教导大队的马荣江政委想调我去当教员，问我愿不愿意去。马政委原是我团政治处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1983年底刚荣升到教导大队当政委。我当时随口说，听从组织安排吧。就这样，算是征求我的意见后，先是在我的母校西安二炮技术学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教员培训，然后一纸调令，正式调我到基地教导大队任教员。

　　基地教导大队，我们军校毕业那年实习演练曾来过这里。教导大队属正团编制，下设教研室、三个学员中队、一个训练场，没学员的时候也就是百十人，有学员的时候最多300人左右。平时主要是干部短期培训，或是干部苗子培训。此次抽调教员，是应中央军委要求，高中以下、团以下、45岁以下（简称“三下”）干部，要在三年之内，通过文化补习的方式，全部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达不到高中毕业的即予转业。为此，基地成立了第二炮兵第四文化中学，学校设在教导大队。教导大队和文化中学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以教导大队现有的教员为基础，再从部队抽调一些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实教员队伍。就这样全基地选来选去，不知怎么就选中了我。

      一到教研室，我才发现这是一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之地，这里聚集着一堆名牌大学毕业生。教研室主任宋明建华中师大毕业，还有北大毕业的李振庭、复旦毕业的白祖军、陕西师大毕业的陈海军、国防科大毕业的田斌、余建军，山东大学毕业的杨秉勇，还有两个文革前毕业的老牌大学生等等，像我们毕业于二炮技术学院，全国重点大学，自认为牌子还可以，到了那里就相形见绌了。3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教导大队那就是块风水宝地，从那里走出了不少人才。我虽然无法统计，经过教导大队培训，有多少学员提拔成了干部，有多少干部功成名就，这肯定是一个挺大的数字，但我知道，就我们那一届在这里参加实习演练的军校毕业生，就出了少将以上将领不下于10人。我还知道，我教书时的小小教研室，虽然只是一个营的架子，教员20多人，但从这里走出了一位少将，现在是火箭军副参谋长，还有火箭军报社副社长，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教授、师级、处科级若干。

    在文化中学，我们主要讲授初、高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教学任务实行分段包干式，几个教员一门课，一人包一段或几段，教学时间相对集中，上课期间基本上是连轴转，每天至少2节课，有时半天。我的任务是高中数学立体几何部分，这是高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定理定义多，更主要的是空间概念难以建立，对于年龄偏大的干部学员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我认真分析了这种情况，釆取了很多办法：针对干部学员年龄偏大，学习内容容易遗忘的特点，根据人的遗忘曲线规律，采取复习频率先快后慢式的循环教学法，即复习时间间隔前短后长，每次在上新课前，复习上次学过的内容，一星期后复习本星期以来的重点内容，一章节后串讲小结本章节的内容，一星期一小循环，一章节一大循环，大循环套小循环，不断强化，不断巩固，增强记忆；针对立体几何部分定理定义多、空间概念难以建立，采取将定理定义全部画成简图来讲解，复习的时候也是根据简图来讲解定理定义，在讲解图形的时候学员就能回忆定理定义的内容，这样就能很好的将定理定义和空间图形联系起来，既便于记忆，又有助于空间概念的建立；还采用幻灯教学，将实物或图形用相机拍成负片，制成幻灯卡片，放到幻灯仪上放映。幻灯片形象直观，能为学员建立空间概念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那时地方中学用幻灯仪教学的还不多，而且这台幻灯仪还是大队领导照顾我探家，公私兼顾，让我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采购的。

    那时，我尽管只是个连职教员，年龄只有26—27岁，但我教的学员大多是营连级别干部，有的是我的老领导、老同事，还有的甚至是正儿八经的团长、机关处长。我倾其所能的上好每一堂课，不厌其烦地解答学员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对基础差的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单个辅导，晚上自习时间还到教室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由于集中时间连续上课，嗓子疲劳过度，没有注意休息，落下了慢性咽炎至今未好。学员对我的教学效果是满意的，1985年，国家实行第一个教师节时，经学员一致推荐，我和姜如国被评为第二炮兵优秀文化教员，宋明建被评为全军优秀文化教员，我们的教学方法被登在了二炮的《长缨》杂志上。

（1985年，在中岳嵩山）

     教研室教员年轻人多，精力旺盛，思维活跃，自学和创新风气浓厚。 我们除上课期间教学任务特别忙的时间段以外，其余时间相对清闲，我们用来备课、相互帮忙，大部分时间则用来自学。1985年，我和姜如国、姜春林、王书伟等人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微机函授学习班，学习课程有汇编语言、BAISC语言、计算机基础等课，上课的是清华大学的谭浩强等知名教授，我们很认真的学。电视上课时间正好是中午吃饭时分，为了不误听课，我们从食堂打来饭菜，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观看电视课。大半年下来，我们坚持观看了全部电视函授讲座内容，做完了书上的全部习题。那时计算机还是稀罕物，教研室当时仅有一台386的单板机，我们几个人就共着这一台机子，轮流上机实习，自己摸索着编程。姜如国首先在《软件报》连续发表两篇程序，紧接着我的《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也发表在《软件报》上，虽然现在看来，那些程序只是小学级别的东西，但《软件报》却是我国第一份软件方面的权威报纸。那年，我们几人都如期拿到了计算机函授学习班的单科结业证书。第二年，我还报名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华艺硬笔习字会”，用钢笔临习传统碑帖，也是小有进步，1989年曾有一篇临写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节临）作品参加中国美术馆展览。

    我们还自发地开展了小革新活动。建立了摄影暗室，自己动手照相、冲胶卷、洗照片，制作幻灯片。还仿照中央电视台的方法，自己动手制作竞赛抢答器，开展学员学习知识抢答竞赛。以姜如国为首的科研小组，将部队每天的吹号、抽水、照明、路灯以及一日生活作息，编成程序，全部实行自动控制，此成果被评为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唐伯成还发明了新型菜刀和图形放大器，他的新型菜刀也成功申报了国家专利。供排水专业毕业的谭卫国自己设计、自己采购、自己安装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解决了全大队洗澡难的问题。语文教员陈海军，课余坚持写通讯报道，每年在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等等。

(2010.5，于基地教导大队)

     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教导大队不同于基层部队，对教员实行的是松散型管理。每天吃完晚饭，我们不是散步，就是打篮球、排球、乒乓球。我们有个军体教员赵广志，武汉体育学院毕业，40岁了，还能在单杠上大回环，篮球场上打全场，健步如飞。在这样的环境下，连我这个不太爱好体育活动的人，也经常参与其中。中午，我们在走廊上学练太极拳。教太极拳的老师，是我们的学员，73年入伍的安徽干部，他曾患过咽喉癌，在医院治病时，跟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学过，坚持7、8年不间断，身体得到了康复。星期天，我们有时趁着大队长和政委不在，和学员们一起，到黄河的引水渠里抓鱼。一到冬季，引水渠里断流，小凼里的鱼特别多，有鲤鱼、鲫鱼、鲶鱼等等，只要出去，一般都是满满一桶回来。回营房后，到食堂加工，用油一炸，那个鲜呀，至今回味无穷。有时，我们也“疯狂”一下，哪个家属来队，或是教员探家回来，带了特产，总要聚一起撮一顿。我记得，语文教员况真才，是贵州人，有一年探家回来带了一瓶茅台，请我们喝酒，整个楼道飘散着醇厚的酒香味，至今无论什么高档的场合，再也没有喝着那么好的酒了。讲起喝酒，我们就是在会议室里，将几张桌子一拼，20几人围成一圈，单敬，转圈敬，猜拳敬。我们还自创了一种敬酒方法，就是将一双筷子结成十字架，插到空酒瓶里，转一下，大头指向谁，谁得喝酒。那时我们的酒量都小，喝酒都是用很小的牛眼杯，喝醉的还是很少，主要是图个热闹。

(2010.5，和河南地调总队宋明建厅长故地重游)

      1986年，由于工作需要，调我到教导大队任干事，不再担任教员。虽然我的教书生涯只有短短的2年，但我相当留恋那段美好的时光。我军校毕业后，除一年任导弹发射排排长外，大多是所用非所学。三尺讲台能够传授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学员传道解惑，看到自己的知识还有用武之地，并且桃李飘香，我感到快乐；我喜欢教师这种工作方式，一年忙闲分明，忙时痛快淋漓，尽情的展现自己的才能，闲时可以充电，提高自己，学自己想学的知识，我感到充实；教导大队有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高手云集，和高手一起工作，一起进步，自己提高快，收获大，也让我有一种成就感。

    现在，我已退休赋闲在家。回首42年的职场生涯，深切体会：工作着是美丽的；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并且在和谐积极向上的环境中工作，更是美上加美！

（2018.9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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