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央特科的“风筝”——陈昌的谍战人生

毕升快印

陈昌同志遗像（1907.1-1960.1），享年53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战线曾活跃着无数传奇的无名英雄，但因为保密工作的性质，我党我军情报战线的将士们大多默默无闻。陈昌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位无名英雄。

1907年腊月初八，陈昌同志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立山场一个没落世家。1927年8月1日，20岁的陈昌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带领贺龙手枪队一班人负责起义指挥部和贺龙、朱德、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首长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南昌起义后他护送贺龙、刘伯承、林祖涵、澎湃、吴玉章等人撤退，之后在广东一个无名小山将贺龙手枪队交给周恩来同志后再到香港复命。他在大革命最低潮的1927年底，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取党内代号时，为回归本家陈姓和纪念南昌起义，他起名“陈昌”。从此，“陈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绝密代号之一。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使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重创。陈昌同志奉命参与恢复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在党旗下宣誓做无名英雄。在王世英、冯雪峰、李克农、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领导的单线领导下，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开展党的政治保卫工作至重庆解放之后。他根据上级的意图，独立开创、独立组织、独立承担完成各项任务；搜集、整编军政情报上达党中央。

陈昌同志通过国民党的“前十一军同学会”，于1932年成功地策动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参加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陈昌同志到十九路军工作任福州公安局督察员。获取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军事计划》和《电码秘本》以及蒋介石与十九路军无线电《呼叫密件》，还监听了国民党军队师级以上军官与蒋介石的通话。1934年，陈昌同志在江西德安获取了蒋介石南昌行营通讯密码；将莫雄专员冒死获得的对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派其通讯员项与年同志密送党中央，使党中央完全掌握蒋介石的堵截计划，及时突围，开启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胜利完成对国民党专员莫雄的政治保卫工作。

1938年，陈昌同志成功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试用警卫员。获取了蒋介石侍从室至武汉大学珞珈山的警卫人员布置全图、侍从室人员情况、每日蒋介石出、入时间、汽车号码、侍从室车辆号码以及与蒋介石接触的中外要员等情报。 陈昌同志曾经创建、领导《新四川通讯社》和陈养山、陈克寒等同志获得大量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情报。同时《新四川通讯社》利用敌人的“红旗路线”（伪装抗日，打入我们内部进行破坏的路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例如：在“重庆市各界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大会”、“重庆各界人民援助绥远组成抗日后援会”等运动中总是站在最前列，常被选为常委。根据党的政策提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到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口号。组织两个大学、三四十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与纠察队，成功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西安事变”声讨蒋介石的大游行中公开散发了10万份传单。 陈昌同志发现敌人用“质光灯”检查化学药水通讯的秘密，从而找出了1934年我重庆地下组织30余人被逮捕的原因。上海党中央迅速通知全国各省中共地下组织，改变使用化学药水通讯方法，及时保护了我地下党的组织。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陈昌同志在第四次被捕后在狱中得到党组织指示：设法脱险后营救渣滓洞、白公馆的同志。他在解脱后设法获得中美合作所交警一旅十三总队一大队第二中队少校中队长的《委任状》。获取并送出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布防图。为了营救渣滓洞的战友而彻底暴露，结束了“敌营十八年”的谍战生涯。

1949年重庆解放后，陈昌同志以“华川烟厂”、“人民书店”、“关庙茶社”老板，以及“立信会计学校”、“崇德会计学校”政治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发现“特情”500余件。在重庆市公安局破获《中中案件》（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颠覆新中国的武装组织“中国平民革命党”、“中国反共救国军”）1951年1月13日凌晨在重庆、江北、巴县、武胜、岳池等地将反动组织匪首邓锦环（中国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及其匪特组长、地下司令等武装力量一网打尽。彻底地粉碎了蒋家王朝在重庆复辟的阴谋。为捍卫新中国又立下了一大功。

在许多谍战片中讲述了一线特工一旦与自己的单线领导人失去联系，就会成为断线的“风筝”。对于这些“伪装者”“潜伏”者来说，失去组织关系是最痛苦的事。由于隐蔽战线的危险性和特殊性，陈昌同志曾失去组织关系孤身一人战斗在敌人心脏很长时间。当这支断了线的《风筝》，终于在1942年与董必武同志（代号五叔）取得联系后，陈昌同志强烈要求五叔安排他离开白区，到延安接受审查，到中央党校接受教育、提高理论水平，恢复党组织关系，然后再到抗日最前线的部队继续为党工作。但五叔认为陈昌同志通过了党对他严格的审查，是一位难得的隐蔽战线老战士，于是反复做陈昌同志的工作：“抗日前线需要你这样的革命战士，但隐蔽战线更需要像你这样的久经考验的无名英雄，请你继续战斗在敌人心脏吧。你在我的单线领导下，万一再次失掉组织关系时也不用着急，因我是不会被捕入狱的，你可以直接到党中央找到我，我会尽快恢复你的工作关系。但目前因我找不到你的上线领导，你的党组织关系暂时不能恢复，一旦找到上线，我就恢复你的党组织关系，现在你的工作关系由我直接领导。”

于是，陈昌同志又一次义无反顾接受了党的指派，再次建立、领导“陈昌特工组”，继续战斗在白区，直到1949年的重庆解放。

1949年，陈昌同志因为参与拯救关押在渣滓洞的我党我军难友们而暴露了身份，原本可以遵照隐蔽战线上线领导人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回北京向党中央报到，也许他就不是无名英雄了。但他考虑到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是最后一个解放的特大都市，国民党留下了太多的潜伏特务，自己又有长期在重庆工作的经验，于是他主动放弃了回党中央复命的机会，应中共西南局公安部周兴部长的请求，像《风筝》中的郑耀先同志那样，继续以“灰色身份”留在重庆市公安局，他又开始了反特、防特的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他一边积极向重庆市公安局党委要求恢复党籍，一边领导他的“精字20号小组”忘我的工作。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破获了大量的潜伏特务组织和若干支“反共救国军”。

不幸的是，就在陈昌同志急切期盼回到党的怀抱时，1952错定“贪污犯”入狱实为政治甄别，被董必武挽救安排到狮子滩水电站工作；1957年他又被错划为“右派”，被押往龙溪河狮子滩水电站工地强制劳改，即使因营养不良患水肿病重也不能休息，只能连轴转才能完成定额任务。终于在1960年1月25日深夜，陈昌同志因病重、因劳累过度昏死在工地上，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无比坚定的共产党人对夫人断断续续地交待：“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是一定要将我们的三个孩子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你一定要相信党组织，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我一定能回到党的怀抱。……”说完，陈昌同志就不幸去世了。

1961年，在王世英、汤昭武两位战友的帮助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接受了“王、汤伸冤”报告，组建了“陈昌专案组”，于1965年10月为陈昌同志第一次平反，纠正了错判“贪污”和错定“右派”冤案，承认1926年参加革命经历、但是党籍只承认到西安事变。

1978年，在陈养山、陈克寒两位老战友的帮助下，经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安排陈野平副部长亲自督办，再次成立“陈昌专案组”，于1980年，陈昌同志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昭雪，其党籍从1927年12月算起。同年7月1日，举行了陈昌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当时覆盖党旗的条件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副省级以上老党员，也就是说追认陈昌同志为副省级干部）。在党的生日这一天，陈昌同志苦苦追求了24年（1936-1960）的“誓死回到党的怀抱”的夙愿；在首长、战友、妻子、子女的不懈努力下，整整用了45年（1936-1981），陈昌同志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当这种牺牲是为人民而牺牲，那这死就得其所以，就催生出超越个人生死和荣辱的大无畏，就是中国人民的英雄！正是拥有了这样无比坚定的信仰，我党、我军的红色特工英雄们才会一往无前，将信仰的力量转化为出奇制胜、出神入化的谍战传奇，并创建了情报战线上许许多多的不朽功勋！英雄无名，但无名英雄们用坚贞的信仰，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与辉煌。

作者陈枫现任中国“双法”学会统筹学分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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