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习主席步伐，重温西路军历史！阅读吕仁礼师长回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兰州《战神雄风》相册

发扬红军精神，铭记革命先烈！

习主席参观西路军纪念馆在烈士陵园纪念碑祭奠英烈

吕仁礼 师长

回忆高台战斗

----任西路军红5军骑兵团团长时的征战回忆

吕仁礼

1936年10月,随着长征的胜利,中央命令红4方面军组成西路军(由红5军、9军、30军组成)两万一千余人西渡黄河,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但由于孤军奋战,导致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当时,河西走廊“两马”(马步芳、马步青)的兵力大于西路军好几倍,又值寒冬季节,我军的冬衣、粮食、弹药的补充极端困难。西路军孤军深入，9军、30军在一条山、大靖地区与敌初次交战打了几个胜仗,歼敌主力一部分,大部分被击溃。部队兵分两路继续西进。总部、30军、5军组成右路军,沿长城经大靖、土门子、黄羊镇、凉州(武威)、永昌县前进,目的是准备消灭凉州敌人。当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11月天气,自大靖、一条山战斗后,部队一直没有得到休息。敌人是骑兵,运动速度快,经常是前阻后围,阻止我军前进。由于连续行军战斗,部队过于疲劳,加之在大靖、一条山打了胜仗,部队产生轻敌思想。9军在干柴洼、古浪遭敌骑兵袭击。在第二次拼杀战斗中,虽然大量地杀伤敌人,但9军的战斗力也受到严重损失。紧接着,总部、30军在永昌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数次攻城均被击退。5军西进后一直担任后尾警戒,过河后与敌人还没有进行过大的交战。当时,全军集结于土门子附近,总部命令5军昼夜兼程经凉州城南、永昌县直插山丹。在山丹时间约半个月,部队征集粮食和增补棉衣,动员大家进一步做好西进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军事上加紧进行同骑兵作战的战术动作训练。这时敌人驻山丹城外和城内的部队多次发动进攻均被击退。敌虽然伤亡修重,但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吕仁礼师长夫妇合影留念

5军由山丹出发绕道张掖县城,北向临泽前进。为对付敌人袭击,缩短行军距离,以三路纵队行军。我们以追击战的战术动作边打边走,于1936年12月30日黄昏攻打临泽县城,守城敌军稍事抵抗后就弃城逃跑。军政委黄超带43团、军供给部、卫生部及其它直属单位一千余人固守临泽城。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率领39团、45团、军特务团、骑兵团在临泽县调整战斗组织,准备了攻城使用的工具,并进行简短的战斗动员后,董军长发出命令:要求部队于1937年1月1日拂晓抢占高台。这样,部队就连夜出发,并于次日凌晨4点左右赶到高台城下。敌人主力向西撤退,我军除打死打伤敌人外,还俘虏高台县长及政府人员、民团壮丁一千二百余人,各种武器均被缴获。部队进城后立即组织对城外的警戒,加强工事构筑,随时准备战斗。高台城不大,城墙很低,上面很窄,两个人并排行走都很困难。北城没有门,外为开阔地。黑河从东向西流去,当时河水已结冰,人员马匹可以在上面随便运动。东关、南关西关外面有些店铺、民房、村庄。守城部队战斗任务分配:39团守县城西北角、西门至南城墙,包括南关;45团守县城东北角、东门至南城墙;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部队攻占高台城后,机关后勤人员立即投人军需筹备,发动群众,成立地方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并召集城区商界和有钱户参加的座谈会,动员他们出钱支援红军。

吕仁礼 师长

当时部队大部分冬衣还没有解决,上级决定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服装,还要给9军、30军准备一部分。于是发动全城妇女裁缝赶制棉衣。对商店的棉布按价购买。对地主阶级则是征粮、征款。在群众大会上,杨克明主任讲话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并当场枪毙混入贫民救济委员会内的坏分子王天佑,开仓给没有饭吃的穷人分粮。同时,还到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马匪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等标语,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部队进城3天之后,敌马禄、马彪、韩起功三个旅约二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并切断了与临泽县城的联系,开始向我39团发起进攻。西城外面西北角距城六七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碉堡(财神楼),我军攻占高台后,39团一个加强排守在这里,连同东关外一个大碉堡形成全城的两个门户。敌人发起进攻后,全排战土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在守城部队的支援下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并向敌人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余人,缴获敌人一部分武器弹药。争夺战持续约一周时间,后因碉堡遭敌人炮击起火,我军坚守阵地的三十多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碉堡被敌人占领。接着,敌人又向我45团坚守的东关外大碉堡发起攻击。这个碉堡距城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在炮火掩护下连续四五个昼夜轮番猛攻,敌伤亡难以计数,但由于敌众我寡,碉堡终于被敌人占领。

吕仁礼师长在老营区

东西两侧的大碉堡失守后,部队守城就更加困难了。董军长走遍了全城,命令部队进一步加固工事。我们用木箱装上土,把城墙加厚加高,把木棍、石头、砖块集中到城墙上,作为最后使用的武器。部队所有人员都被组织起来,随时准备增援守城部队的战斗。东西两个碉堡失守后,敌人调兵遣将准备攻城。此时,敌人占领制高点,我军白天在城内活动都很困难。经过连续十几天的战斗,我军的弹药已消耗得差不多了。红5军仅有的一部电台被黄超留在临泽,这样守城部队就和兄弟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系。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兵的艰难时刻,董军长指示骑兵团立即在北城墙下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后待机破敌，北城外是一片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敌人各个击破。我当时是骑兵团团长,亲自带领一个连昼夜施工,3天就挖好一个宽约一米、高约两米的洞。靠城外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捅上一个小洞就能看到外面的动静,到突围时可以一脚踏开。地洞挖好后,放好警戒,等候命令。正在这危急时刻,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董军长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最重要的军事要点,如丢失高台就要你军长的头。董军长接信后,立即在军部驻地天主堂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宣读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当时董军长心情沉重,态度坚决,使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深沉。会后,我们各自向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口号是:人在高台在!与高台共存亡!坚持到最后一分钟!1937年1月18日夜间开始,敌人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从四周架云梯轮番攻城。我守城部队全体指战员在子弹缺乏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无数次拼杀。

吕仁礼 师长

开始,我们用各种火器杀伤敌人,子弹、手榴弾打光了,就用刺刀、大刀拼杀,最后就用棍棒、石块、砖头、枪托,凡能自卫的武器都用来杀伤敌人,把爬上城墙的敌人一次又ー次地打了下去。就这样,我们和敌人拼搏了3天。到第三天鸡叫时,39团防守的西城被敌人突破,敌人沿城墙上下向南推进。我军虽然组织无数次反击,但因缺少弾药未能奏效。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攻占高台时俘虏的民团壮丁,在組织上没有认真审查,思想上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就补入连队,在敌重兵压迫下,动摇溃散,影响了战斗任务的完成。敌人沿西城向南乃至东城推进,城墙上和街道上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战。19日上午7时左右,董军长把我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他眼里满含悲愤,命令我“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人。”我立即带两个连到了东门,执行坚守东城门楼的任务。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和军直机关几个人,坚守在一座院子里同敌人拚搏,直到最后敌人把房子打得起火了,杨主任等英勇牺牲。时隔不久,董振堂军长也壮烈牺性了。战斗持续到1时左右,全城剩余部队全部撤到东门附近,与敌人短兵相接。巷战开始了,我们依托每栋房子同敌人战斗,每个指战员誓与高台共存亡,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省人事。在这场战斗中,红5军受到致命损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听说,红5军在危急时刻,总部命令骑兵师增援,但途中被敌人包围,几乎全师覆灭。高台失陷后,敌人更加疯狂,第二天又包围了我临泽县的43团。经几昼夜的激烈战斗,43团向倪家营子突围。高台、临泽的失利,使红5军的战斗力基本上垮了,这是我西路军渡河以来的一次重大损失。我头上负重伤昏死后,被敌人俘虏。当时俘虏的有一百多人,分别被敌人关押在两个小学堂里,后来被敌人押送去青海。途中的一天夜晚,我假装小便,乘敌哨兵不备,翻墙逃跑。当时天寒地冻,伤势疼痛,饥饿难挨,但在群众的关怀下,我克服艰难困苦,辗转一年多时间,终于在1938年5月初回到延安。4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使我感到非常沉痛。

吕仁礼 师长

作者简介

吕仁礼

吕仁礼将军(1916-2011)，安徽省六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土地革命时期， 任红33军99师297团、连队政治指导员、营长，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西路军西征时，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 青的骑兵，红5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被俘后，吕仁礼被敌连砍多刀，他仆倒在死难战友的尸体堆上，一天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遇 一好心群众相救逃离了虎口。他头上伤口最深处有5厘米，最宽达3厘米左右。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大队10队区队长，山西决死第四纵队35 团副团长、代团长，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副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3团团长，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5旅15团团长，第一野战军3军9师副师长 。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和沙家店、宜川、扶眉、兰州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兵团9师副师长，1954年，吕仁礼毕业于军事学院。后任炮兵15师师 长(炮兵15师师部1952年在陕西富平县由步兵9师师部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师长。2011年4月14日，吕仁礼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95岁。

炮十五师第一任师长

吕仁礼

逃离虎口

1937年1月19日在高台战斗中同敌人殊死搏斗后，我身负十几处重伤，头部右侧又被敌人砍了一刀，当即昏了过去。苏醒过来后，才晓得同一百多名同志被敌人分别关押在两个小学里。 3天后，才让我们吃第一顿饭。看守我们的民团壮丁端来一锅米粥，清得能照见人影。一日两餐，顿顿如此，每人喝不上一两碗就没有了。当时我的伤

势很重，根本动弹不了，多亏别的负伤的同志帮着喂点稀饭，不然早就不在人世了。红军中的阶级感情，同志之间的团结友爱，是亲密无间的，越是在困难中，越显得亲密。在一起生活的二十多天里，没有一个人说怪话，没有一个人叛变自首。许多同志说：“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定要报这血仇大恨！”这就是我们革命战士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忘同敌人斗争的坚定信念。 我因伤势过重，一天到晚总是昏迷。在高台究竟被敌人押了多少天也不知道，只记得在押往青海前，敌人把我们集中起来照了一次相，那是敌人进行反动宣传的惯用伎，他们妄图借此丑化红军，作为向其主子请功领赏的资本。同志们不买他们的帐，照相时，没有一个人抬头。去青海的时候，大概有十辆老乡的马车拉着行动不便的伤员，能走的同志仍然步行。押送我们的敌人有三四十人，有回民也有汉人，是正规化部队还是民团弄不清楚。都是骑兵，每人带两件兵器—步枪和大刀。他们都穿着便服，外面是老乡穿的那种没有面子的皮大衣，黑羊皮帽。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我们顶着刺骨寒风，天亮到了张掖县城，被关押在一个骆驼店里。在张掖住了3天，经民乐县、青石嘴、大通县、基本上是一天一个行程，第四天下午到达西宁附近的四十里铺。 我负伤后一直神志不清，连翻身起坐都十分困难。后来慢慢清醒过来，但由于流血过多，体质极为虚弱，伤口一直不停地流脓流血。那时不仅没有医药，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生活上的痛苦，肉体上的折磨，我都能忍受，最大的痛苦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落于敌手，离开了自己的队伍，离开了党的领导。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无法忍受，感到有天大的本事都用不上。只想到我们在军事上犯了错误，不该把战线拉得太长，分兵防守，被敌人重兵围截，各个击破。 我一直寻找着逃跑的机会。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地主老财的院子里，整个院子是长方形，东西长些，南北距离短些。我们三四十个人被关在三间北偏房里，房里连一根草也没有，大家只得靠墙根坐着。西边是能进去马车的院子的正大门，还有附属房间，是受苦人住的和放农具的；东边是五间带房檐的瓦房，押送我们的敌人和房东住在东房；南房是牛马圈，西南角有个大羊圈。南房的屋檐下堆着很高一堆准备垫圈的黄土，站上去双手可以摸着房檐的椽子。这个院子里的一切，我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得一清二楚。 第五天天一黑，敌人把西大门从里面上了一把锁，把我们的住房也从外面锁上了，只在他们住房的门外放了一个游动哨，哨位跟前还点了一盏高座的麻油灯。晚上10点以后，大家都闹着要大小便。一个房子里住几十个人，又是喝的稀米汤，哪有不经常上厕所的。到后半夜，放哨的敌兵嫌麻烦，干脆不锁门了。我们全夜不眠，乘小便的机会到观察好的地方查看了好几次，但放哨的敌人还是在哨位周围转悠，无法行动，只好继续等待时机。本来我们约好五六个同志一块逃走，但因各人负伤的部位不一样，有的在腿上，有的在胳膊上，行动各有困难，无法统一行动。有位同志含着热泪把他穿的一双旧棉鞋留给我作纪念。鸡叫了，我万分焦急，两次假装小便出去观察动静，只见那个放哨的敌兵坐在灯旁的地上，枪靠在肩上，大刀压在腿下打吨。我悄悄爬上了南房，也顾不得考虑外面有多高，下面有啥东西，一下就跳了下去。响声引起一阵狗叫，我不顾一切爬起来，沿着村外一条小道，一口气跑了二三里路，爬上东面山坡。这时东方已经发白，天快亮了。我在山坡上的僻静处找了一个藏身的地方躲着，直到夜深人静才出来赶路。走一阵，坐一会，遇到有流水的地方，喝几口生水再往前走。估计当时是阳历2月底3月初，青海春天的夜晚寒气逼人。伤口仍在不断地流血流脓，我又冻又饿，头晕目眩，实在难以支持。天快亮了，只好再上山找个没有人去的地方躲藏起来。太阳已经很高了，我看见半腰有个妇女在拣粪，就走出去，向她讨要吃的。这位妇女就是我常说的汉族老人。

吕仁礼师长在家中院门口留影（二零零八年）

难忘的汉族妈妈

这位妇女是我逃出虎口后遇到的第一个好人，使我终生难忘。当时，她身边没带吃的，叫我等一下，待干完活回家找些吃的。 她住在村边三间小土房里，家里很穷，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老人从炕洞里掏出一些烧洋竿，搅了点青棵面糊糊，我饱饱地吃了一顿，倒在热坑上就睡着了。一直到太阳落山都没有醒来。自负伤后一直遭受敌人的折磨，没有遇上过热坑头。今天逃离魔掌，又睡在老人身边，心里既舒服又踏实，不是老人喊醒我，不知要睡到啥时候哩。我身上穿的还是负伤时的血衣服，怕路上不方便，想求老人给换件破衣衫。老人说他家里穷，又无儿无女，只老俩口，丈夫50多岁了，被抓到大通县民团2年多了。丈夫走时扯了一些黑斜布做了一套棉衣，里布全是旧布拼起来的，絮的羊毛，棉袄是大襟式的，说着就从箱子里取出棉衣送给我。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我走时老人家还给了我一顶旧毡帽，一条羊毛织的旧腰带，一个羊毛线织的旧搭链，装了些烧熟的洋竿和青棵面窝窝头，并再三叮泞，要我沿着山路走，川道里人多，遇到年轻人装哑巴，免得招麻烦。 我含泪告别这位汉族老妈妈，化名“羊格”，踏上了走延安的路程。白天，我沿着山路行走，遇到受苦的妇女或独立的庄子便进去要点吃的；晚上，随便找个草滩栖身。这样走了八九天，来到青海和甘肃交界处一个叫连城的地方。这里山上住着几户人家，有个喇嘛寺，至今不知道这个寺叫什么。当时我头部 伤口恶化得很厉害，右侧刀伤骨折约三寸长，半寸宽。因感染一直流脓流血， 难以忍受。几天没吃上一口热饭，饿的实在受不了，只好下山去讨饭。这时正 好有个老喇嘛在寺外干活，他把我带到住处，找来吃的，还留我住了一夜。第 二天一早，我准备赶路，老喇嘛说：“小伙子，看你头上的伤这么重，怎么走 啊！在这里住几天，给我帮帮忙，把你的伤也治一治。”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为了把伤养好，尽快回到党的身边，我决定在喇嘛寺住下来。

吕仁礼师长夫妇合影拍于二零零六年冬。

喇嘛寺养伤

喇嘛就是出家的和尚，他们各自生活，也有穷富之分。我遇到的这位喇嘛就很穷，他没有马匹，没有羊群。一天两顿饭，早晨吃点开水炒面，下午吃青棵面做的面片。老喇嘛一天念好几次经，究竟念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我伤势很重，干不了什么重活。这里一出门就是山，每天去山上拣点干柴，用个小水桶到沟边提点水，帮老喇嘛烧火做饭。老喇嘛找了些中草药给我冲洗伤口，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身体渐渐恢复，伤口也不再流脓了。 老喇嘛有个弟弟，住在距喇嘛寺十余里的一个孤独山村里，全家只剩三间破土屋，很穷。夫妻俩都四十多岁了，有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养着十几只羊，种一点山坡地，别的什么也没有。老喇嘛要我去他弟弟家帮着干些活。我当时一心想找部队，不想去。老喇嘛说：“你的伤没有治好，再住一段时间，等把青裸种上了，你们一块去甘肃赶烟场。”为了以后路上好走，我就去了。干了二十多天活，他弟弟说干完活让我当上门女婿。我怕回不到部队去，就对他们说：“我是甘肃秦王川人，父母年迈，没有劳力，得赶快回家。”他们也没有强留，当晚给我做了干粮。第二天中午，老喇嘛把我领到高山顶上指了行走的方向和路线。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位老人。走了2天，听老乡说前面离大通河不远了。这条河自西北向东南流去，是我必经之路，虽然河面不宽，但水深流急，靠摆渡才能过去。渡口设有民团的哨卡，怎么办？装哑巴又怕露了马脚，正在为难中，迎面走来两位老人，他们还带着两个孩子。

二零零九年（吕仁礼师长九十四岁生日留念）

与两位土族老人同路

这是一对土族夫妻。他们带的两个孩子，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二三岁，是去秦王川赶烟场的。 青海、甘肃交界地区，一些贫苦农民春天把青棵、麦种撒到地里，就把铺盖一捆，带上老小到秦王川赶烟场、拔麦，到秋后再回来收自己的粮食。与老人见面我就直说，我是红军，因打仗负伤，同部队失散，现在去找部队。但大通河上有卡子，我一个年轻人不好过，想同他们一道渡河。老人听后一口答应：“行！今晚咱们住到一起，明天上船。岗哨不问就算了，如要盘问，你就装个哑巴，我说你是我儿，是哑巴。”当晚，我们就住在路旁村边的一个破庙里，他们把带的小铜锅架上，拣点柴烧开水吃干粮。第二天上船时哨兵一问，我就装哑巴，顺利地通过了大通河。我同老人一家结伴，一路讨要到了秦王川。这里大烟还没有开始收割，只好随老人在附近讨饭糊口。老人每年都要到这里来，认识种烟的主人，能找到打零工的东家。开始收大烟了，会收割的可以帮人干活挣工钱。我和老人的孩子、老伴不会收割大烟，没有人雇用，只好等主人家收完了，用小铁片在收完的烟葫芦上刮一点遗留的烟浆，弄好了，一天可以收一钱半到两钱，换点大饼吃。十天半月，烟场就完了，紧接着收麦子。替有钱人家拔一亩麦子，除付给一定工资外还给饭吃。我等待着情况缓和，若遇到顺路的人就离开这里。农历8月底9月初，两位老人回青海了，我就留在这里的一个小山村里。在此居住的不到十户人家，都是给地主老财种地、放牲口的贫苦农民。有兄弟俩，一个叫张民工，一个叫张万工，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我就住在张民工家中帮着喂牲口。1937年11月份，从河南来了二十多个老乡，说是吃大户的，实际上是逃荒的，领头的拿着假函。他们既怕国民党又怕土匪。这些人到地主家里要粮要钱，地主老财对他们没办法。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礼拜，我有意识地到他们中去了解情况。听说他们怕西去的路上不好走，准备回转甘、陕北部，去偏僻地区讨吃的。我暗暗高兴，决定同他们一块行动。我和他们在一起的三四个月时间里，他们经常转移地方，一般都选择偏僻的山庄。每天把老小留下，青年人有领头的带着，手持“公函”出去要粮要钱。遇到小集镇，就把当天要来的粮食倒卖或换成大烟、布匹等。他们当中有几对年龄较大的男女都吸大烟，彼此称大哥、二哥，看起来是拜把兄弟。弄下的钱财如何分配我不清楚，听同伙的小青年说，领头的拿双份，也有拿一份半的，几个小青年是背粮的，只拿一份。我一个钱不拿，只拿一根打狗棍，沿途挡狗要点吃的。1938年春，我们从靖远附近乘羊皮筏子渡过黄河。他们持有“公函”，拖儿带女，路上比较好走。找到油漆大门的富户人家，他们进门把“公函”往出一亮，上面写的是“甘肃省政府主席赏大洋xx元”、“靖远县县长赏大洋xx元”，“公函”上四方大印一个接一个盖着，富户人家一看就怕，不但给东西还说些好话。1938年3月底4月初，我们走到固原县或镇原县附近。一天中午，我和这些逃难的人正在山坡上休息，突然从我们身后走来一个当兵的，身穿一套灰军装，背着一件灰大衣。当晚，他住在我们附近。第二天清早，我们正在切首楷菜吃，他迈着大步走到我的身边。这时我盯着他仔细打量，“这不是45团政委张力雄同志吗？”我走上去同他打招呼，他站住了，俩人互相审视了一阵，一下紧紧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我们彼此交谈部队失败后的经过，他说高台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同志被敌人押送到国民党驻固原97团当兵，他是其中之一。在此期间他了解到镇原、庆阳有红军。于是，我与张力雄同志一块赶路，当天下午就到了三岔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县委和政府机关）。我俩在三岔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就到了镇原县的385旅770团第3营营部。在这里住了3天，理发洗澡、换衣服，同志们对我俩亲如兄弟，我深深体会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后来，我们到庆阳旅部所在地。385旅是原红4方面军红4军部队改编的，旅长是王维舟同志，原是红4方面军33军军长，副旅长兼参谋长是耿飚同志。在庆阳住了十多天，首长和同志们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对西路军的失败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牺牲都感到痛惜。 1938年4月底5月初，我们回到延安，在八路军总部招待所住了二十多天。总部决定让我们到抗大学习，我被分到抗大第4期第1大队。 我所在的第1大队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政治部主任王赤军。大队管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又管辖若干分队，我是在第1支队3队老干部支部。学员多是军队的工农干部，有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的，新四军东江部队的，其余两个支队的学员是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 人校不久，恢复了我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人是邱东玉同志，他担任我们的党小组长。从此，我又回到党的怀抱，重新获得了政治生命。 时间虽然过去了40多年，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辛酸的经历，是永远难忘的。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过去和现在，离开了党的领导，听不到党的声音，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用武之地。共产党、红军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回到党的怀抱，与群众的关心、掩护是分不开的。我永远忘不了汉族妈妈、老喇嘛、两位土族老乡及河南逃难的乡亲。

吕仁礼将军故事“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跟父亲习武，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称号。192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冯玉 祥的西北军，曾参加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1926年9月参加五原誓师并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任第三十六师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二十六路军被拉上战场，参加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和赵博生、季 振同、黄中岳等一起，率第二十六路军1.7万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 军长，1932年5月升任红五军团总指挥。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董振 堂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不仅要与前进道路上的雄关要隘作斗争，而且还要打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为了红军主力 的安全转移，不但要有一支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前锋部队，更需要有一支勇敢坚定、能攻善守的后卫部队。中革军委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将这一异常艰巨的 任务交给红五军团，由它掩护全军突围西进。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董振堂率部在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等地，浴血奋战数昼夜，挡住了十几倍于己的 追敌，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为此付出了重大牺牲，由1万余人锐减到不足5000人。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时，红五军团奉命扼守石 板河阻击追兵。他们在崇山峻岭中与国民党军奋战九天九夜，像一道铁闸一样，紧紧把10多万国民党“追剿”部队堵在了仅有的一条道路上，保证了中共中央的安 全。红军主力渡江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离了石板河，顺利渡过金沙江。完成渡江后，他们凿沉了渡江的7条木船，对尾随而来的敌人关上了追击的大门。1935 年8月毛儿盖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奉命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为红军第五军 ，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国民党军对红 军进行全面进攻，红五军激战华家岭，2000多名指战员伤亡，其中，副军长罗南辉及887名指战员牺牲。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屡立战功，红五军因此荣膺“铁流后卫 ”的称号。

吕仁礼将军与董振堂军长一起痛杀马家军“誓与高台共存亡”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董振堂率领所部参加了攻占山丹、临泽、高台等 县城的战斗。12月，董振堂成为中革军委23名委员之一。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红五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1月20日凌晨，马家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开始攻 打高台县城。西门被敌人攻破后，董振堂心急如焚，他带领二三十名战士来到东门。董振堂没走多远，就撞见杨克明搀着浑身是血的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 崇本过来。董振堂抢上前去，双手扶住叶崇本。身负重伤的叶崇本望着军长，无力地说道：“军长，对不起，我……”话没说完，头就倒在了一边。叶崇本牺牲后 ，董振堂立即把骑兵团长吕仁礼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大约是早上7点，他眼里满含悲愤地命令道：“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吕仁礼内心十分 清楚，自己的两个骑兵连是军长手里最后一张牌了，因此他焦急地说道：“军长，突围吧，现在走还来得及呀!”董振堂横眉一皱，没有言语。吕仁礼明白了，军 长是铁了心要与高台共存亡了，于是胸脯一挺，掷地有声地回答道：“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守住阵地，战至最后一个人。”吕仁礼立即带两个连到东门，执行 坚守东城楼的任务。将东门的防务交给吕仁礼后，董振堂就匆匆带着警卫排赶往西门。因为要想收拾残局，只有重新夺回西门。此时，红五军指战员在城墙上和街 道里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大街小巷血流成河，遍地都是双方伤亡人员，整个高台城笼罩在悲壮的气氛中。没走多久，从大街西面冲过来 十几个敌人，警卫排战士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前面的几个。杨克明见事情紧急，冲着警卫排长喊道：“保护董军长向东门突围，我在这里拖住敌人，快!”董振 堂举着手枪吼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围，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说着就要冲上去。杨克明流着泪一把拽住董振堂恳求道：“军长，十三师的叶师长、朱 政委他们都牺牲了，你去了也没用，敌人进来太多啦!都是那帮收编的民团分子反水，打开了城门。快走吧，五军少不了你，临泽还有一个军部呢。只要你在，五 军还会发展壮大，为了五军，你也要活着冲出去呀!”董振堂把杨克明往旁边一推，从警卫员手中抢过一把大刀喊道：“警卫排，跟我上!”杨克明再次拦住董振堂 ，苦苦恳求道：“老董，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五军是你在宁都起义时带过来的，不能在这里被灭了。你活着，就有希望，别耽搁了 ，快走吧!”说完使劲推了董振堂一把，随后冲身旁的警卫战士吼道：“你们这是怎么啦?快保护好军长撤往东门，听到没有!”战士们这才架起董振堂向城东方向 奔去。杨克明回过头来，拔出手枪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迎着敌人杀了过去。马家军几次攻击受挫，立即改变打法，弃马徒步从四周包抄上来。几个回合过后，战士 们越打越少。董振堂和杨克明分手后，率领剩下的战士顽强抗击着马家军的轮番冲锋，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敌人仍没攻下东门。此时，敌人 急了，组织敢死队再一次扑上来。董振堂同战士们挥刀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很快，身边的战士陆续倒下，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五六个战士了…… 后据汕头军分区副司令员、时为红五军军部警卫员的林炳才回忆：这时，董振堂带着二三十个人迅速上了东城楼。在城楼上，董振堂组织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 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就在这紧急关头，董军长在城楼上，进行了血战动员 。他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说完后，便冲了出去。战士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城楼沿着城墙向东 南角冲去。就这样，董振堂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冲杀9次之多，敌伤亡200余人。就在这激烈的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 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警卫员林炳才一见军长摔下，也沿城墙外滑了下去。接着，寇惠民科长和几个战士也跟着滑了下去。他们几个到了城墙下一看，董振堂灰 色的衣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林炳才扶着董振堂的头，让他半躺着。参谋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 军长已昏迷过去，几个战士摸着他的鼻孔大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战士们的喊声，董振堂慢慢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战士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 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战士们围着军长的遗体，本想把军长的遗体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这 时，天已亮，敌人又冲过来了，战士们不得不放下军长的遗体，与敌人展开殊死的肉搏…… 董振堂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高台县城东 城楼上示众。

吕仁礼师长全家和成福顺旅长合影

《写在后面的话》

2019年8月22日，对甘肃人民来说，是喜庆吉祥的日子，是习近平主席来到甘肃视察的第三天。一大早，我还在兴奋中转发和观看习主席在甘肃活动的有关微信。同时我就接到我们炮十五师的老首长王大和从山东威海的微信提示：
包举文，这次习到高台瞻仰，你有个大文章好做。西路军在高台与敌血战，牺牲董振堂红五军军长以下3000人，全军覆没。吕仁礼作为骑兵团长是幸存下来的极少团级干部，他的回忆是高台战斗唯一的真实的记述，在«铸造战神的足迹»书中有原文，你把它发表出来，不是对习访高台陵园最好的回应吗？可以投向甘肃日报等报刊或在微信中推出啊！我在威海，没办法。
发表时应写一个编者按，介绍一下作者呂仁礼师长。
王大和
2019年8月22日于山东 威海

接到，王大和首长的微信，我马上给“兰州市红色文化联盟军旅文化中心”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汇报，得到领导们支持和同意，马上和唐毅战友商议美篇制作事宜。并回复王大和老首长：“马上着手制作，明天发出”。

这次，习主席视察甘肃，电视等媒体没有报道，微信一直处在涮屏状态，习主席在嘉峪关，在祁连山，在山丹军马场，在民勤县八步沙治沙现场，在高台红军西路烈士纪念馆祭奠英烈，在兰州滨河路视察黄河治理，在《读者》出版集团，关心甘肃的民生，生态，文化，经济建设等，不辞辛苦，日理万机。亲民领袖，让人感动。

高台，“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是习主席此行的其中一站，习主席向西路军英烈敬献了花篮，参观了纪念馆。

红军西路军的英雄事迹大家都知道，但作为西路军红五军骑兵团团长，作为血战高台中从尸体和血海中幸存的为数不多的吕仁礼，亲自撰写的《回忆高台战斗》这篇文章，看过的人并不多。在习主席亲临高台“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祭奠革命英烈的三天后的这个时侯，我们“兰州市红色文化联盟军旅文化中心”，有责任将我们炮十五师的首任师长吕仁礼将军亲自写的这篇回忆文章，刊发于微信上让大家阅读，使战友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缅怀先烈，发奋图强。让战友们，在习主席视察甘肃之际，重温西路红军的血战高台的光辉历史，牢记习主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嘱托，牢记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发展的光荣使命，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

习主席的甘肃行让人温暖，亲民领袖的形象让百姓亲切。

我们每个人，要以习主席视察甘肃为契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愐怀先烈，不忘历史，奋勇前行。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甘肃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包举文：微信给战友看，问题不大。若甘肃日报要用，介绍吕师长就看人家怎么剪裁了，可多可少。或者把我写的«吕仁礼师长的故事»介绍去，请他们去编。习在山丹看培黎学校，也有点文章可做，你的图书馆里能找到«黄新廷中将»这本书吗？黄是3军军长，1949年从武威组建快速纵队去抢占玉门，吕仁礼是9师27团团长带了两个营为快速纵队主力，另有一个刚从华北调来的装甲营，他们乘车进到山丹时，获得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所办的培黎学校的大力支持，检修车辆，加满汽油，保证快速纵队按时顺利拿下了玉门。你如找到这本书，又可以弄一篇与习有关的好文章。我有此书在成都，帮不了你。

————王大和

吕仁礼师长在家后墙边拍摄（二零一零年）

吕仁礼师长在写明信片 头上的刀疤清晰可见。

看习总高台谒陵兼读吕师长《回忆高台战斗》有感

2019年8月20日，习总书记在甘肃省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并向西路军先烈敬献花篮；23日，包举文、唐毅战友又将西路军老战士、炮十五师首任师长吕仁礼将军《回忆高台战斗》等文章制成美篇。抚今追昔，壮怀激烈，不胜感慨，诗以记之。

高台激战壮山河，

英雄错路生悲歌。

习总亲谒堪告慰，

红军精神永不落。

重读忆文撼心魄，

艰难岁月费坎坷。

雄师虽去魂犹在，

践行初心势磅礴。

巨涛2018.8.23于淝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