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期間枪毙的27名將軍都是谁？

八一⭐老黑

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渠

晋绥军将领、第61军中将军长李服膺

电雷学校中将教育长江阴江防司令欧阳格

冀察战区中将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

军政部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

贵兴师管区少将司令胡启儒

第58师少将师长廖龄奇

蒋介石和韩复渠

被大火焚烧后的长沙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及实施条例，规定了会被处以极刑的罪名。如“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死刑”“降敌者死刑”“主谋要挟或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死刑”“阵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死刑”“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死刑”等等。

此后，还颁布《国军抗战连坐法》及其补充规定。战时军法的执行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何成濬长期任执法总监。有统计显示，抗战中依军法被撤职者36204人次、被撤职通缉者34361人次、被记过者5221人次、被记大过者4669人次。另有人被处以罚薪、撤职留任和申斥。至于被处死刑的人数，因无具体档案记录，只能大致统计一下其中的高级将领。

1938年1月24日凌晨，有人敲响了韩复榘上将的房门。这位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从到开封参加军事会议被扣押算起，已经失去自由十多天了。转移到武汉以来，他一直被关在军委会武昌行营对面的一座小楼上，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一概不知。

来者声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有请。韩复榘随之迈出房门，走下楼梯。忽然几声枪响，韩胸部中弹，倒地身亡。原来，十多天来，军事委员会一直在对韩复榘进行高等军法会审，判决结果于前日做出：

韩复榘“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何应钦正是该案的审判长。

韩复榘雄踞山东七年多，又是西北军系的宿将，这次因避战被处决，震惊了一些对抗日战争抱有幻想的地方实力派。连老长官冯玉祥谈起此事，也称处决韩复榘“对抗战不利将领予以巨大之警惕，使知政府执法如绳，不能幸免”。

包括韩复榘的部将孙桐萱、曹福林在内，各级将领纷纷表态将引以为戒，戮力抗敌。蒋介石此番痛下决心处决韩复榘，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处决将军：一颗人头，一段隐情

韩复榘并非抗战时期第一位被执行军法的将领。第一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是李服膺，时任晋绥军第61军军长。1937年10月2日深夜，晋绥军将领、中将军长李服膺，就因“临阵脱逃”、放弃天镇的罪名，在太原大教场刑场被枪决。

10月30日，桂军将领、第171师第513旅少将旅长高仰如，也因在淞沪战场临阵脱逃被枪决。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计有27名将军因触犯军法遭到处决。其中，上将职1人、中将职14人、少将职12人。这27名将军中，包括韩复榘、李服膺在内共有11人因作战失利、丢失阵地等擅权辱职罪名被追究军事责任，另外有6人的罪名是“贪污走私”、4人的罪名是“投敌”、“谋反”，其余6人则分属破坏抗战、玩忽职守甚至买凶杀人这样的一般刑事罪。

将军地位崇高，遭到军法审判和处决，于明正纪律、振奋人心都有极大影响，但大部分被处决的将军，至今仍有人为他们鸣冤，有些关于他们被处决的原因的说法，甚至与公开的判决截然不同。

如李服膺死于“临阵脱逃”，但事实上，他率部防守天镇县，是在完成阎锡山“坚守三日”“续守三日”的指示后，奉命“相机撤退”的。因此李的部属忿忿不平，认为这是阎锡山为指挥失利而寻找的替罪羊。据说，亲自兼任审判长的阎锡山在枪决李服膺之后，还命令第2战区政治部编写了“枪毙李服膺”的话剧。

不料在上演时，李部排长倪保田跃上戏台脱去上衣，大声喊着“你们看，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处刀枪伤怎么来的？是狗咬的吧？仅我们400团伤亡就是八九百，那是谁打的？”引起在场官兵哗然，并迫使话剧团当场道歉。阎锡山得知此事后，也就不让再演这一出戏了。究竟是阎锡山自觉理亏，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不仅死于追究军事责任的将领如此，死于其他罪名的将军亦然。1940年8月20日，电雷学校中将教育长欧阳格在重庆被执行枪决，成为抗战时期唯一一名被枪决的海军将领。欧阳格本属蒋介石亲信，一手创办了中央系海军，与闽系分庭抗礼。1938年6月27日，欧阳格因丢失马当要塞被撤职逮捕，送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决。



如要处分欧阳格，丢失马当要塞一事已经足够。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欧阳格在1938年12月被保释出狱，与家人共度1939年的新年。事情发展到这里，欧阳格离真正获释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可没曾想到，他却又被抓回大牢，以“贪污、潜逃”的罪名枪决，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有些明面上的罪名，并不足以说明背后的原因。军统闽北站少将站长张超于1938年6月18日在福州被枪决。其罪名为“破坏抗战”，但这只是对外的说法，真正原因却在于福建地方军政势力的内斗。

同年11月20日在长沙被枪决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酆悌，罪名是“辱职殃民”，但相关人士皆知酆氏之死，无非是为长沙大火寻找替罪羊。当时湖南最高负责人是张治中，但因其为蒋介石的亲信，只被“革职留任”。为平民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被处以死刑。徐、文二人亦毕业于黄埔军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些对前途悲观失望的高级将领选择“曲线救国”，严重影响士气民心，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第39集团军总司令的石友三便是其中之一。他命自己的堂弟、第69军教导师中将师长石友信作为代表与日军秘密接触，不想东窗事发，被部属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获悉情况。高树勋当即采取行动，于1940年12月1日在濮阳将石友三秘密逮捕处决，堂弟石友信也在四天后被枪决。



石氏兄弟是抗战期间仅有的2名未经军法审判就被处决的将军，不过事后军法执行总监部还是补发了判决令，并明令公布石氏兄弟“违抗命令，不服调遣，触犯战时军律，业已伏法。所有前任官位，应即剥夺，以伸法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命令中，石友三企图叛国投敌一事只字未提。

此外，1938年6月，任骑兵第4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檀自新，因不服调遣，被蒋介石下令枪决。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因私心自用，致使长沙失守。第4军军长张德能原本是奉命撤军，但为平息舆论，被按军法处决。张德能为粤军将领。

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发生在盟军进入战略反攻，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屡屡告捷之际，此事不仅让国军在国际颜面无存，就连中国军民的民心和士气也降到了历史最低谷。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一连批示枪决了三名将军——第4军中将军长张德能、第93军中将军长陈牧农、第97师少将师长傅维藩以儆效尤，这也是抗战期间最后一批因作战不利被执行军法的将军，但背后的争议依旧不绝——张德能之死被认为是为丢长沙背黑锅。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因私心自用，致使长沙失守，第4军军长张德能原本是奉命撤军，但为平息舆论，被按军法处决，张德能为粤军将领。陈牧农则死于分不清据守的到底是全县县城还是县境。傅维藩更被认为是有序组织撤退，但遭到美国顾问指责为溃退而遇难。

军法审判：一审终审，不得上诉

“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师长同全师退则杀师长，军长亦如此。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排长不退而全排官兵齐退，以致排长阵亡，则杀排长所属之班长；班长不退，全班齐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

这段杀气腾腾的文字，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军连坐法”，颁布于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廖仲恺于法条序言中声称“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

连坐法能处理战场进退，但管理军队所要面对的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陆海空军刑法》，为“不遵命令，擅自进退”的擅权罪，“临阵退却，率队投降”的辱职罪，“反抗命令、不听指挥”的违抗罪等统统设置死刑条款。

1930年，颁布《陆海空军审判法》，规定军法会审不准旁听、不得辩护、除少数情形外均为一审终审，不得上诉，死刑亦可缺席审判，以适应军队战时审判之需要。处死韩复榘等违法将领，均以这一程序实施。

抗战爆发之前，各旅级以上军事机关均可设置军法处，以普通、简易两种军法会审，审理校官以下违犯军法案件。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军政部军法司、海军部军法司三个顶层军法单位，分别办理针对将官的高等军法会审。

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9月设立军法执行总监部，统管全国军队纪律之维持与军法执行。该部不仅承办将官违犯军法罪行，还可对非军职人员违犯《戒严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等罪行实施军法审判。

军法执行总监部在各战区设置军法执行监部，同时由宪兵司令监任军法执行副总监，便于军法机构调动宪警。但是，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上将抱怨，“各战区军法权多为长官部所把持，不容本部过问，其用人是否适宜，本部亦无从考核之。”

原因与当时国军的组织情况一脉相承。“各战区军法执行监，编制虽直隶本部，应由本部派员充任，事实上除第七、第八两战区外，均系各长官保荐。盖各战区长官，不完全服从中央命令者，为数较多。若中央派人前去，非借故拒绝，即事事制肘。”第5战区军法执行监唐星因“长官部处处加以干涉，无论何种案件，概须遵长官部命令处置，不能依法裁判”为由坚决辞职，何成浚又感叹“唐乃李宗仁所保荐，其情形犹如此，倘易以他人，则更不知如何结局矣”。

截至1944年4月，军法执行总监部共审理军法案件1350件，审核各地呈报军法案件32479件。何成浚自诩“奉命总揽军法，六年于兹，对一切违犯纪律者，素不以严刻为主，稍有可原恕之道，无一不轻减其刑”，但是碰到了极重廉耻、痛恨贪污的蒋介石，减刑的申请反而成了催命符。

军政部军医署第一处处长梁任枢及会计科长钱昌期因贪污舞弊，分别被判7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送呈蒋介石后，“不料批下，竟令一律枪决”。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和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因营私舞弊，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年，呈送后“奉委座亲批，着一律枪决”（后黄勋经审判长何健及何成浚求情改判无期徒刑）。

军政部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因因“办理兵役舞弊多端”“利用职权，调用工兵建筑私宅”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送到蒋介石处结果还是被蒋下令枪决。



外界总认为，蒋介石对他心爱的黄埔学生会网开一面。只是核诸史实，蒋对黄埔学生同样严厉。黄埔四期生、第58师少将师长廖龄奇，因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作战失利，被第9战区报请革职，被蒋批示“着即枪决可也”。

黄埔二期生、贵兴师管区少将司令胡启儒，因贪污軍晌及杀人被判处死刑，黄埔师生20多人联名请求宽恕为无期徒刑，蒋介石批示“此何等事，妄加干涉，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凡列名者，均记过一次示儆”，照杀不误。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处决的27名将军中，有9人是黄埔学生，所占比率达到三分之一。

以上被枪决的杂牌军将领，官职都比较大，除了韩复榘、石友三是战区副司令长官，其他至少也是各军軍長、師長。这些人的被杀，或者不是出于蒋介石的授意，如李服膺、石友三；或者有派系斗争背景，而使蒋介石在处置时少了很多顾忌，如韩复榘、张德能。

如何成濬所言，“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本部的权力，因有限也。”被蒋所偏袒的，多是方面大员，如汤恩伯、宋希濂、刘峙、桂永清、张治中等因战败而被撤职，很快就重新起用。

正如本文上面提到的师长一级的黄埔学生，有不少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比如一期的龙慕韩、薛蔚英、酆悌、陈牧农；二期的段朗如、胡启儒；四期中的廖龄奇、梅春华（因贩卖私盐被处决），都先后被处决。

1938年5月，龙慕韩任第88师少将师长，率部参加兰封战役。在守卫兰封时，龙慕韩擅自撤离，致使该城失守。经军事审判，龙慕韩被判处死刑，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中央军将领。第27军军长桂永清作为龙的上级，被撤职查办。

薛蔚英任第167师少将师长，参加武汉会战时守卫马当要塞。在救援友军时，因坚决走相对安全的小路，以致贻误战机，使马当沦陷。1938年8月，薛蔚英被执行枪决。

段朗如任第79师中将师长，1939年在奉命反攻南昌时，因遭遇挫折，遂私自改变计划，转攻南昌城外的小镇。蒋介石获知后，下令“段朗如谎报军情，贻误战机，着即军前正法。”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时，陈牧农奉命驻守全州。他因弃城撤退，被处决。结果黄埔学生枪毙的全都是小人物，蔣介石的亲信大人物一个都没有被枪毙！



附：战时处决将官一览

上将1人

韩复榘，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3集团军总司令

中将14人

石友三，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39集团军总司令

程泽润，军政部兵役署署长

张德能，第4军军长

李服膺，第61军军长

陈牧农 第93军军长

檀自新，骑兵第4军军长

段朗如，第79师师长

龙慕韩，第88师师长

薛蔚英，第167师师长

石友信，第69军教导师师长

欧阳格，电雷学校教育长

王皞南，宁波防守司令部司令

蔡继伦，宜昌警备司令部司令

邢震南，浙江省第3区督察专员、浙江省第3区保安司令

少将12人

胡启儒，贵兴师管区司令

梅春华，第18军参谋长

廖龄奇，第58师师长

刘墉之，第70师师长

傅维藩，第97师师长

及绍岚，骑兵第10师副师长

钟有德，暂编第38师师长

杨根深，鲁苏豫皖边区挺进17纵队司令

酆悌， 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

高仰如，第171师第513旅旅长

赵理君，军事委员会华北督导团副团长

张超，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闽北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