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1——记复习班的人与事

阮建明

朱云福师兄开设一个名叫“航埠鸟”的交流平台，专门供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现在只能在回忆中寻找自己的男男女女的航埠中学的校友们交流聊天。我不是“航埠鸟”，但我是“航中人”。

我1979年高中毕业，因为高度近视，戴着眼镜，基本无法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就猫在家里自己复习，一方面想通过复习试试参加高考，另一方面是等待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病退好去“顶职”。一个人躲在供销社我父亲的房间里复习，无师亦无友，枯燥和无奈是可想而知的，偶尔有方向阳、石荣土、祝建群来串串门。1980年的高考成绩公布，我考了301分，比录取分数线差了44分，这不仅让我自己有了信心，而且也让我父母觉得我可能真是块读书的“料”，尤其是我哥哥，他高中毕业务农三年了，非常希望能“顶职”跳出农门。他说“你还有读大学这个机会可以拼一下，我只有顶职这一条路。如果你考上大学了，我也能顶职了，那大家都好了”，他又说“如果你考不上，那还是你去顶职的！”。他的话有理有情，我记在心里。

那一年，是紧张的、清贫的，也是快乐的。我对那一年的回忆是碎片化的。这些碎片犹如一朵朵的残缺的小花，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拼凑成一匹色彩斑斓的“碎花洋布”，既真真切切，又飘忽不定，既平平淡淡，又姹紫嫣红。

1980年高考结束后我们五个人到人民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一、赵满堂老师

鼓励我复习的除了家里人之外，主要是我原来读书的高家中学的赵满堂老师。赵老师不但是我的恩师，他还是我姐姐姐夫、哥哥嫂嫂的老师，后来知道他还是我丈母娘的老师。他对我家的情况非常熟悉，极力鼓励我要继续复习。于是乎，我们一家就决定让我到学校去复习。

　　赵满堂老师是东阳人，大才子，为人和气，笑口常开。他教我们的历史和地理。他的东阳口音很重，刚开始不太听得明白，听着听着就越听越喜欢了。

赵满堂老师的妻子吴紫霞老师也是我的高中老师，年轻时肯定很漂亮的，即使退休之后她也喜欢拍“美人照”，并时不时地拿出来显摆一下。她教语文，文言文教得特别好。当时考文科的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五门课他一家就占了三门。

当我决定要复习迎考之后遇到一个大难题：去哪里复习？这时，赵满堂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去航埠！”。他说了三条理由：一是航埠中学教学质量好，每年都有十来个考生上分数线的；二是今年航中文科复习班招生的分数线是300分，你301分，刚好；三是航埠中学的招生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文科班班主任程治本老师是我好朋友（赵老师女儿赵露露现在还回忆说“程老师经常来我家走走的”），可以请他推荐一下的。赵老师的三点理由给我指明了人生的第一目的地：航埠中学！

那时候，我的生活圈子只在高家镇，城里来得很少。即使到了城里，也从来没有走岀过坊门街的老城门。大南门之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世界。我是先知道“航埠桔”后知道“航埠镇”的，只知道航埠镇是个大镇，只知道“航埠鸟”很厉害，只知道航埠在衢州城的西边，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二、初识航埠人

公元1980年9月中旬，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挑着“唐僧担”从高家搭上公共汽车到了城里，又在汽车站搭上了开往中心亭的班车。车子很破，车上很挤。不知开了多少时间，只记得车上的“航埠腔”与我的“高家话”不一样的，只记得汽车开到一个叫汪村的地方还要弯进去加油的，只记得车窗外的桔子树越来越多了。一个急刹车，航埠到了。

我与父亲下车后，左顾右盼，辨认方向。发现航埠汽车站有一个买车票的窗口，还有一个摆着靠背椅的候车室，比我们高家站威风多了。我们回过头走了约二三十米，左拐，沿着沙石路往前走。砂石路的左边是整排的房子，右边是整片的桔子树。

　　走了约二百米，有十字路口。父亲说：现在正是中午吃饭时间，我们先到街上去吃点，然后再去学校吧。于是，我们又左拐，走过几颗很高的桔子树，走进航埠老街，在长长的航埠街上找到一家饮食店。

我记不清那天的午饭吃的是什么，只记得在饮食店里我刚放下“唐僧担”，就有个衣着干净、面容整洁、头发蛮长的人问我“你是来航中复习的？”，我连忙回答“是的”。以我的经验判断，他应该是航中的老师，他却说不是的。他与我说了许多如何学习“数理化”的诀窍，他特别强调“千万不能有偏科，如果有一门课拖后腿，那你的总分肯定高不了的！”我与父亲频频点头，感觉他的话特别对，因为我1980年高考时就是被数学拖了后腿的。我肃然起敬，感觉航埠人真有文化，随便遇见一个就是“高人”。

后来有一天，我看见教室窗外有个人在拣废纸，两个老师追过来轰赶他，我认出刚才被轰岀去的正是那个“高人”。从同学们的议论中我得知他叫“老张癫子”。他成绩很好，他的女朋友成绩很差，他们约定考试试卷上写对方的名字。公布成绩时，她录取到重点学校，他名落孙山。于是成了名牌大学生的她就不再理他了，于是他就疯癫成“老张癫子”了。但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癫”，也并不厌恶他。后来也有几次远远地看见他拣废纸的身影，但再也没有与他交谈过。

三、航中的老师

据朱云福师兄介绍，衢县航埠中学坐落在航埠镇东侧，北临钱塘江上游的常山江，南望风光旖旎的雨灵山。学校创建于1956年，是衢县建校最早的农村中学之一，风风雨雨走过了50年。2005年，航埠中学与巨化中学、花园中学三校整合，新组建衢州高级中学，航埠中学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56到2005的50年里，航埠中学的教育质量一直在同类学校前列，为国家培养了数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数千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浙西大地有较大的影响力。

航埠中学当年之所以这么出名，完全是因为有一批极其优秀的老师。 我到航中复习的时候，有几个老师已经调走了，但仍留下诸如程治本、黄乐川、颜阳、王世范、占友芝、叶味真等一优秀的老师，几位师兄在文章中对老师的教学水平、敬业精神和爱生如子等等都有了生动的描述和深情的缅怀，我深有同感。在这里，我只写几个小片段，以表示对老师们、同学们的怀念与感激。

程治本老师是介绍我来航中复习的引路人。记得那天我与父亲在航埠街上吃过午饭，来到学校的时候已是午后，程老师把我和父亲带到一间由教室改成的学生宿舍，这是一个大通间、上下铺的，他已经帮我选好了床位。我放下“唐僧担”之后，他就带我去教室，并特意把郭和顺班长叫来，作了介绍。然后，他又领着我们穿过教师的办公楼，走过几颗桔子树，在一个灰色砖头砌起来的房子前面停下来，严肃地说：“这是厕所，这边是男的，那边是女的”。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专门给我介绍厕所？”第二天，我内急，立马想起程老师的指示，直奔而去，才体会到程老师的细心与关心。

离高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程老师突然让我搬到另外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去住。这里已经住着另外一个同学，他学习成绩好，又是城里人，我受宠若惊。这二个月对我最后的冲刺是很有帮助的。我刚进校的时候班级考试是倒数第三名，第二年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就上升到了正数第三名。

我考上大学的头几年，每年放假都要去看程老师的，他非常高兴，聊得最多的就是航中的学生们，如数家珍。1984年我去告诉程老师我毕业留校工作了，他说“陈锋进也分配到了温州，在公安局”。后来他的房子拆迁，搬走了，就找不到他了。

2004年，我去单位附近的一家裱画店，看见几幅正在裱的小楷作品，落款是“程治本”，我眼睛一亮，连忙问裱画的小郑师傅，他说“是的，一个小个子老头。在航埠中学当过老师的”，当小郑师傅得知我是程老师的学生时，他嗓子一下子大起来，说："你这个老师真是现世，一点退休工资除了抽烟，就全部化在了写字裱字的上了"。我问他知不知道程老师家住哪里？他说“不知道的，好像在上街那一片。”那时没有手机，我几次去裱画店希望能碰见程老师，但都未如愿。后来，我带了二瓶酒二条烟，写了我的电话号码，让小郑师傅转交给程老师。等我再去裱画店的时候，小郑师傅说已经把酒和烟交给程老师了，程老师很高兴，专门给你写了一幅字。我打开一看，是一幅小楷，内容是《朱子家训》，落款“培元程治本时年八十矣”。我眼睛湿润了。再后来我去问小郑师傅，他说“程老师很久没有来了，估计已经走掉了”。我回到家，把程老师送给我的作品打开，默诵了一篇。

　　黄乐川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印象极其深刻。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过的两个小故事，其实不是什么故事，都是他的亲历。一个是说他每年过年都要给村民们写对联，有一次有个比较有文化的村民来讨对联，横批一定要写“水调歌头”四个字，无论黄老师怎么解释这只是个词牌名，但他认为这四个字有“水”又有“歌”就是好，非要不可。黄老师说“这四个字往门框一贴上去，我立马就跑了，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的”。

另一个是说有一次两个乡干部争争吵吵地来找黄老师，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个“鸭”字，但写法不一样，非得要黄老师评判谁对谁错。黄老师看了看，严肃地说“你们俩写得都对”，并具体给他们分析：这个字，是“甲”在前面“鸟”在后面，是正的，是水鸭，也就是麻鸭。这个字，“鸟”在前面“甲”在后面，是反的，是反鸭，也就是白鸭！黄老师的幽默笑得我们人仰马翻。

颜阳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又是政治老师，还是一个校园摄影师。有一次，我在食堂外面的一排水龙头前专心地洗衣服，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阮建明同学，把你的香肥皂借给我抹一抹”。我抬头一看，是颜阳老师也在洗衣服，连忙把半块透明皂递过去了，说“颜老师：你留着用吧，我已经洗好了”我端起脸盆就走。颜老师严肃地说“不行，学生是不能给老师送礼的，你拿回去！”

还有一段趣事：1981年3月，中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五讲四美”，颜老师分析作为时事一定会考到的，就把它贴在教室墙上。摸拟考时列入试卷，结果我答不出来，分析试卷时颜老师叫我站起来看墙上，问：记住了没有？我说：记住了。高考时果然有这道题目。走出考场，颜老师问我：这一分答对了吧？我说：又没答出来。颜老师啼笑皆非！我把此事忘了，颜老师却还记得，说明颜老师对我有多么失望。如果这1分答出来，我考取的学校可能就不同了，命运可能也不同了。

四、航中的同学

我在航中只复习了一年，同学不多，但同学们都对我很好，永生难忘。说几件小事，事虽小，但印象深刻。

郭和顺，班长，后溪人。他是我到航中后第一个说上话的同学。我问他“班长：我们是几点钟叶饭的？”他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半天，问：你是讲“叶饭”？我们都讲“切饭”，江山人讲“咥饭”，你怎么讲“叶饭”的呢？我说“是的，我们高家人都讲叶饭的，龙游人也这么讲的”。于是，他就带我去食堂“叶饭”了。

之后，他经常喊我“阮建明：叶饭！”很亲切！去年，我到北京公干，郭班长还约了几个衢州老乡，一起“叶酒”呢！

王文彪，人如其名，既文又彪，是屈居在航中的高大帅气的城里人。不知道他得罪了谁，最终他的饭盒连同饭盒里的米饭找不到了。他见我的是特大号饭盒，又每天都洗得很干净，就要求把他的米放在我的饭盒里一起蒸。从此，每当我从热汽腾腾的蒸笼里拿出饭盒的时候，他就踱着方步来到我面前，“叭”的一声把饭盒里的米饭倒在饭盒盖上，“嗖”的一声从裤袋子里掏出一把不锈钢勺子，“唰”的一声在中间一划，三个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把长方形的米饭一分为二，他吃饭盒底，我吃饭盒盖。如此半年，终成兄弟！

宋勤，英语课代表。是我能想起的极少数女同学之一。我能想起她，主要是那个我永远也听不懂的决定放弃的英语课。施老师的英语课上得非常好，但我什么都听不懂，只有在需要学生做示范朗读的时候，施老师总是说“宋勤：you read”，我就可以看见一位女生披着长发的背影，并有非常悦耳的朗读声。至于她朗读的是什么内容？至于她正面长什么样？我怎么使劲想也想不起来了！但“宋勤”这个名字我是牢牢记住的。有一首歌曲叫《爱上你的名字》。

苏玉泉，副班长，石梁人。我第一次跟苏玉泉说话就说“你很像公社的干部！”他说“我姐姐就是公社干部，我经常到公社去的”，让我非常羡慕！苏玉泉对人诚恳，对工作高度负责。有一次晚自习结束了，熄灯了，他突然想到今天的教室还没有打扫，他连忙过去，从窗户爬进教室，把教室打扫干净，才安然入睡。后来，他当石梁中学校长，非常岀色，成为网红校长！

我阴差阳错考入温州师专，毕业后留校从事组织人事工作，参与学生的招生和毕业分配。那几年，陆续有童雪清、鲁银仙、李月仙、徐四春、贵云岳等航中的同学考入温州师专，我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他们又一个一个地回到了衢州。

我们几个“航埠中学+温州师专”的同学每年都能聚一二次，挺好！

　　徐公社和陈锋进，他们是我的师兄，我到航中时他们都考取了西南政法学院了。其实我们不认识，但我经常说与他们是同学，因为在班级里，程治本老师经常伸直脖子用他特有语调提醒我们“你们要好好地向徐公社、陈锋进学习！”因为这个关系，1984年陈锋进分配到温州市公安局的时候我们一见如故。他是该局的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刑警队长，破了许多大案要案，温州鼎鼎大名。在温州的那些年，我们一直以同学相称。徐公社学长至今未能谋面。

　　郑立，中途进来的同学。因部队转业，到我们班复习已经比较晚了。他与我都在后排，老师在上课，尤其是上英语之类我们基本听不懂的课的时候，我常常缠着他让他说说部队的事情，他很细致地告诉我如何发电报，并用食指按住课桌沿“嘀嘀嘀”地示范给我看。后来我发现，即使我没有缠着他，他一个人也常常全神贯注地在“嘀嘀嘀”。我当时就想郑立同学这么专注这么认真，“以后要么当大官，要么发大财。”果然！

　　李水良，同学中没有考上大学却最早当局长的。那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在解一道数学题，直到熄灯了也没能解岀来。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说“解出来了！”我好奇地问他是怎么解出来的？他说“做梦。在梦里解出来的，醒来后我用梦里的解题方法一做，果然就做出来了”。呜呼，这就是航中人！

　　吴卸耀，我的下铺。睡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感觉到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在被窝里做什么动作，有时动作的幅度还比较大。我胡思乱想，终于忍不住把脑袋伸出床沿悄悄地往他床上看，原来他是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在看书。他读书真的很用功，却不愿让别人知道他的用功。1981年高考我们是二中考的。他与我一样数学没有发挥好。高温、闷热、烦心的蝉声，一夜无眠。

彭波，最要好的男同学之一。人帅成绩好，特别是一口标准的“城里腔”让人听着眼红。我与他有“三同”：住同一个寝室、考同样的分数、报同样的志愿，结果却不同：他录取到杭州大学，我录取到温州师专，从此天差地别。刚上大学的头几年，我们每年相约一起去看程治本老师的，后来就没有见到了。相隔多年，到了汶川地震的那一年，我到德国培训需要省外事办审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处于西湖风景区的外事办，战战兢兢地向保安打听“彭波是在这里上班的吗？”，那保安一个立正，非常客气地问“请问您找彭副主任有什么事情？”，我这才知道，彭同学已经是彭副主任了。后来，有一次他回衢州，一位朋友在沙湾小院请彭副主任小聚，我有幸作陪，席间谈笑风生。

陈昌敏，外号“老胡子”，铁杆同学。我刚到航中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每届文科班有五十多人，最终最多只有七八个同学被大学录取，其中还有几个同学成绩上线但没有被录取，复习班里就有几个这样，陈昌敏就是其中之一，几经考验的他最终考到了杭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冬有暖气夏有棒冰、夜夜有电影的巨化公司。我第一次去巨化看他时，他从床底下拖出一箱啤酒，对酒当茶。我想，我现在的“贪杯”是否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他与我同住“紫荆村”，早晨在小区门口相遇，他老远就热情地招呼“老阮，又去糟蹋妇女了？”哈哈，这就是“老胡子”！

　　方达和杨剑国。方达兄是位解放军叔叔，经常向我们介绍西北的“堡”、中原的“庄”、东北的“屯”，以及他在“屯”里的浪漫故事。杨剑国是校内的“高干子弟”，相貌与才华都让同学们羡慕嫉妒恨，对我却很好。我记忆中，我有时也会跟在方达、杨剑国、王文彪的屁股后面，去他们在校外的宿舍观看他们的象棋大战，他们互有输赢，互不服气，印象中还是方达兄略胜一筹。

　　蔡建平，对我最好的同学之一。我经常到他家去坐坐，他会把收集的各种美女挂历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给我看，还会把他妈妈亲手做的红茶菌倒一杯给我喝，酸酸甜甜的很解渴。有一天，他懒羊羊躺在床上和往常一样与我聊天，忽然，他停住话语，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说：“她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站起，快速穿上白的确亮衬衣，冲到书桌前，在屁股入座的同时一把抓起一本书，认真地看起书来。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在几秒钟之内完成的。在他翻开书本的同时，她，推开房门走进来了，边走边说：“哟，还真用功啊！”

这听脚步声辨别来人的能力我只在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里读到过，“久之，乃能以足音辨人”，但归有光听的是项脊轩木板上的足音，你这是钢筋混凝土的水泥地啊！在二十米之外你就能辨出她的足音？佩服，佩服！

　　何矩平，城里人，冷冻厂那一带的。他是我在航中时来往比较多的城里同学。他对我的最高评价是“你有点像我们的城里人”。他带我去到处找电视机，偷看《加里森敢死队》，非常刺激。我们还经常端着脸盆到操场外的水渠去洗衣服，水很清很凉。他问“你知道洗衣服最关键是洗哪里吗？”我说“不知道！”他就说“领袖啊！记住，领子和袖子最关键”。一群女同学端着脸盆夹着草席往河里走去，她们常常到河里洗澡，在河里用席子围起个小天地，像一朵朵的蘑菇。何矩平站在水渠旁，望着河里的朵朵“蘑菇”，自言自语：“这席子怎么不会倒下来呢？”

文科生都有自己的文学梦。还有一位男同学，印象极其深刻，但一时记不起名字了。他的语文特别好，能写诗，但数学特别差。他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所以他不住校，只在学校吃一餐中饭。我们午休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教室里用功。有一天中午，我没有午休，直接去教室，看见他正在奋笔疾书，他告诉我正在写小说，先写个短篇，再写长篇。我随手拿起桌子上他写成的一页手稿，念道：“他依依不舍地把她送进火车站，在阳台上拉着她的手，在火车进站的那一刻，他猛地抱住了她，紧紧地抱住，感觉自己的心在砰砰直跳，感觉她的胸部软软的，也在砰砰地跳”。我把手稿一放，说：“火车站里的那不叫‘阳台’，叫‘月台’；她那软软的不是胸部，是海棉”。他脸红耳赤，吼道“你懂个屁！”。我傻傻地笑。

五、一点建议

我虽然只在航埠中学读了一年，但这里是我人生的福地，是我命运的转折点，是我事业的起航地。我写下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只因被“航埠鸟”勾起了沉睡已久的记忆，一吐为快。在回忆航中的点点滴滴之后，我突然发现两大遗憾：一是印象中有许多女同学的，却怎么也想不起她们的音容笑貌；二是翻遍所有影集，没有找到一张自己与航中相关的照片，只从高考报名表中找到在航埠拍摄的一吋肖像照片，才认识了那时的自己。于是，我有个小小的建议：每个人都把高考报名时的照片找出来，用现在的美图秀秀拼接成一幅既老旧又新颖的“全家福”，岂不妙哉？

感谢航中！我爱航中！爱航中的每一颗树、每一只鸟、每一片云！

作于201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