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值得留存的照片（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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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0日是我六十岁生日，是我一生的重要节点。

过去的六十年，可以平分为三个阶段，前二十年为学习成长阶段，中间的二十年，为我从事外贸工作阶段，有许多可圈可点的经历，后二十年，职业生涯有了重大变化。今天就来图文并茂，说说我的后二十年。

回顾过去了的20年，我与原先的职业（对外贸易）渐行渐远，兴趣转向收集整理老科学家、教育家学术史料，与当今中外学者亲密接触，编书撰文，成果不断，乐此不疲。

在这个20年间，我先后编撰完成或编辑再版祖父、父亲的数学史专著，共计10本，在各地出版刊物上发表人物传记和研究性文章30多篇。

图为2002年我编辑印刷的第一本书《名师严父》，以纪念先父钱克仁米寿。照片背景为陈敏之伯伯（顾准胞弟）2001年11月给我的亲笔信。陈伯伯撰写的忆文《怀念克仁兄》收录书中。

要特别感谢嘉兴秀州中学老校友，先父的学生褚元強老师。没有他的全力帮助，《名师严父》就出不成书；没有他的热情鼓励，也就没有我以后的编书撰文。因为《名师严父》的成功让我兴趣大增与信心满满。图为2012年与褚老师在嘉兴。

2002年，专程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见世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老伯。

陈老伯在南开大学宁园请我吃饭，胡国定副校长作陪。

2004年4月，陈省身老伯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学术演讲。我与洪一新表哥一同聆听。

2004年12月12日，去天津参加陈省身老伯追悼会，偶遇杨振宁、吴文俊、谷超豪、姜伯驹等著名科学家。图为我与吴文俊先生第一次合影。

2006年5月，去上海科学会堂参加中国珠算新算协会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在罗见今老师的鼓励和安排下，第一次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图为我与张奠宙、罗见今、冯立昇在一起。

2008年11月，拙著《一代学人钱宝琮》终于出版。2009年1月，我与洪一新去北京中关村贝时璋寓所送书。106岁高龄的贝老与我们讲述老浙大“赊钱”的故事。

“赊钱”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当时贝时璋、佘坤珊和钱宝琮都是浙大教授，且住在同一院子里。由于浙大经费短缺，政府积欠经费3个月，教职工欠薪数月，文理学院全体教师去浙江财政厅索薪，却无结果。教授收入中断，口袋空空，钱宝琮风趣地说：“我们三家不能住一起了，因为我们三人的姓合起了读，是'赊钱'啊！”106岁高龄的贝老讲了“赊钱”的故事，还在纸上亲笔写下“贝字和佘字合起来为赊字” 十一个字。百岁老人已不那么有劲的笔迹充分显示了当年文理学院教授们的幽默与风趣，也表达了老人对二位老兄弟无限的怀念！

2009年6月，佘坤珊先生的女儿佘颖清、儿子佘永乐在贵州湄潭见到了贝时璋先生的女儿贝濂和钱宝琮先生的女儿钱灿后，非常激动地回忆了70多年前佘家、贝家和钱家的许多往事。八姑母钱灿马上提议：“我们‘赊钱’的三家人合个影吧！”我是‘赊钱’的第三代，当然也加入了‘赊钱族’。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老中青学者对我编辑《一代学人钱宝琮》帮助很大。图为2009年1月，我们去该所送书，表示感谢。

前面说了，谷超豪先生与我的首次见面是天津，当知道我在编辑《一代学人钱宝琮》，他说他是钱宝琮的学生，还当过钱的助教。谷先生主动提出写一篇回忆祖父的短文，以表达对老师的敬佩之情。

谷先生短文曰：“1948年我大学毕业后，有幸担任钱先生的助教，他讲授工学院（大概是电机系）的微积分，我帮他批改学生作业和答疑。钱先生对于我怎样做教学工作有很多指导，他对我说：’学生来问问题时，千万不要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免得使得学生对自己失去信心。’我一直记得钱先生这一番话，五十几年来一直照做。从这样一句简单明了的话中，我深深感到钱先生不愧是经验丰富，重视开发学生智力的名师。”

图为2009年2月，我们在上海华东医院拜访谷超豪先生。

2009年2月，我们去复旦大学图书馆给葛剑雄馆长送书。

2019年，在上海赠书给法国学者白安雅。

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于1998年成功出版《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十卷本，影响深远。2009年3月，我去北京海豚出版社拜见他，感谢他。我们俩互赠书籍，成为好友。

2010年3月，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等单位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作《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发言。文稿收录于秦大河主编的《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气象出版社 2010年）。

与竺可桢之子竺安先生在北京纪念会会场合影。

2017年5月，与竺可桢之子竺安、之女竺宁、束星北之女束美新、谈家桢之孙谈向东一起参加浙大百廿校庆活动。

2019年，参加浙江绍兴上虞竺可桢纪念馆筹备工作会议。

2019年，由浙江绍兴市上虞东关街道金民赞主任亲自陪同，参观竺可桢故居。

半路出家，职业转变是很不容易的。好在我比较幸运，一路走来，得到众多学者老师的鼎力帮助。其中的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因提供史料线索，主动参与《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工作，受到全集主编樊洪业老师的特别关爱。图为2016年，我们合影于樊师寓所。

图为 2012年与《竺可桢全集》主要编委樊洪业、竺安、潘涛合影于上海师范大学。

因钩沉整理“无锡三杰”（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史料，得到陕西师大张友余老师的热情鼓励与鼎力帮助。图为去西安陕西师大与张老师合影。

为了整理撰写有关李约瑟中国科学史研究论文，与李约瑟研究专家王钱国忠老师保持密切联系。图为王老师2011年亲临寒舍指教。

2004年，经一新哥介绍，与中国科学院王元院士首次相会在杭州玉泉的灵峰山庄。

2019年，与姜伯驹院士再次会面于上海闵行。姜院士是姜立夫之子。我将发表于《中国数学会通讯》杂志的《追寻数学强国之梦——纪念本会首任主席胡敦复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一文转交。胡敦复先生是姜院士的舅父。

2019年，与中国科学院石钟慈院士再次相见于上海。

2010年7月，赴京参加首期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人员培训班，获采集人员资质证书。

有幸成为中国科协首期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成员，完成了雷达专家张直中院士学术成长报告。图为在中期汇报会上报告采集阶段性成果。

2011年4月1日，去张直中院士寓所，祝贺他94岁生日。

2013年整理的书稿《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之一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年该书第二次印刷，看来销量不错。

2009年12月，被浙江大学档案馆聘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从2010年起，参与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课题。历经18个月的艰苦努力，八万多字的学运史编写完成，并通过了校方领导专家们的结题论证。图为结题会上，与课题编委、浙大老校友杨欣荣合影。

2010年，去北京采访浙大一二九学运参与者张哲民。

2011年，去北京采访浙大西迁学运组织者之一李晨。

2010年，在南京就浙大西迁校史，访谈施雅风院士。

图为2010年，我们去北京理工大学拜访浙大老校友戚叔纬。

2009年1月，我们去中关村许良英寓所，请他辨认李约瑟1944年10月在湄潭拍摄的浙大教授学术会照片。许先生拿出王淦昌传记，用放大镜比较照片，确定了李约瑟照片中的王淦昌。

2009年，在北京中关村黄庄，采访1939年浙大数学系毕业生方淑姝，了解章用教授的浙大往事。

2010年3月，作为浙大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我专程到杭州求是村采访了杨伯伯，表哥还留下了访谈的影像资料。那天，杨伯伯一身中式打扮，容光焕发，思维敏捷。我们用苏州方言交谈，倍感亲切。

我问：“从1937年考取浙大算起，您一直在浙大已差不多73年了，您可算是最了解浙大的人了。”

他摇了摇手，答道：“周茂清（注:1939年浙大数学系毕业，是祖父钱宝琮的学生）比我还多2年。”

问：“西迁哪段最艰难？”答：“最初的建德，那真是在逃难啊！”

问：“知道章用先生吗？”答：“知道，他很有才华，可惜英年早逝。”

问：“您对钱宝琮有何印象？”答：“很平易近人。”

问：“在贵州，您认为哪段经历令您难忘？”答：“我们挽留周厚复主任的那件事。那是1940年秋，我刚上大四。当时化学系主任周厚复已有去贵阳农工学院当院长之意，我们10多位化学系同学去找竺可桢校长，要求校方设法请回周主任。竺校长决定让理学院胡刚复院长带我和何葆善同学乘‘黄鱼’车去四川，登门拜访周主任，恳请他打消辞意，回校继续任教。但是周主任没有同意，我们只能失望而归。到1941年，我留校任助教时，化学系是最困难的时期。好在不久竺校长请来了王葆仁教授和张其楷教授。”

朱帼英阿姨是家父钱克仁1944年在四川江津的白沙大学先修班任教时的学生。在家父的鼓励下，朱阿姨考上了浙大，到永兴上一年级时，又与三姑妈同住一个宿舍。大二起，朱阿姨成为杨伯伯的学生。

高亮之是浙大著名校友，曾经担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2017年谢世，我写了悼念文章《高亮之与浙江大学》发表于《浙大校友》。图为2018年参加江苏省农科院高亮之追思纪念会。

2009年6月，去贵州湄潭参加浙大西迁办学70周年纪念活动。

谢学锦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察研究所名誉所长，他也于1944年9月来永兴读大一。在湄潭，我向谢院士了解他对永兴及我祖父的印象。院士告诉我：钱宝琮教授是浙大永兴分部最著名的好教授，微积分教学极为生动，老先生平易近人。当我问及其他教授时，他说谭其骧先生的历史课印象深刻。谭先生那句：“历史不是文学，历史是科学”的开场白记忆犹新。我马上将谭其骧先生儿子谭德垂先生叫了过来，请谢院士的女儿为我们三人合影留念。

2015年，主编的《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出版。图为2015年我们向浙大老书记张浚生通报编辑工作，请他题签书名。

2017年，主编的《求是忆念录——浙江大学百廿校庆老校友文选》出版。

2018年，与浙大校史研究专家许高渝老师在浙大档案馆讨论浙大校史。

2018年4月，在杭州玉泉灵峰山庄，与浙大校史研究专家冯骏老师细说校史档案。

与浙大西迁后代群友蔡恒胜有十年的交往，他是蔡邦华先生之子，编辑出版《中关村的回忆》一书。最近我们经常交流浙大西迁校史研究。图为2018年我们在浙大华家池的合影。

2018年，浙江大学数学系建系90周年，向浙大数学科学学院捐献1937年数学系师生合影照。

2009年，我们去北京中关村拜访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院士，图为我与他合影于书房。

2009年5月是吴文俊院士90岁寿辰。图为我赠送的水晶照。

2019年5月，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纪念吴院士百岁寿辰纪念活动。

我作《吴文俊与（中国数学史）》发言。

与美国数学史专家道本周亲切交谈。

与捷克学者胡吉瑞再次相会。

2018年，与浙大原领导薛艳庄合影。

与浙大老学者王启东先生多次交流。图为2015年秋，在王家，请他讲述抗战时期的交大和浙大往事，特别是对数学教育家胡敦复的印象。

图为2013年，我与王启东先生一起上网查询中国科学社的史料。

图为2010年，我们去浙大求是村严文兴家，听百岁老人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浙大如何在老和山下开辟新校园的往事。

“要抓紧去收集啊！” 这是浙大原校长韩祯祥院士在浙大玉泉校园对我的殷切嘱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需要经常去的。图为在二挡查阅浙大知名教授张荫麟的档案资料。

整理出一篇《一位鲜为人知的数学教育家——纪念胡文耀博士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论文发表于《高等数学研究》杂志（2016年第4期），不久，我与胡文耀之孙胡孟浩成为好友。图为我们俩在南京相见了。

2019年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参观校史陈列馆，感觉交大与我们家族有太多的关联。在我的请求下，交大校史专家欧七斤老师很快就找出1926年教员花名册上祖父钱宝琮的大名（祖父曾于1912年在南洋公学附中任教），以及1947年学生花名册上舅父邹德纯的大名，他的学号是55332。

图为我与交大欧七斤老师（右）和纪志刚老师（左）的合影。

与浙大档案馆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捐献收集到的档案书籍。图为2018年捐赠浙大档案馆先父浙大求学时使用过的数学原版教科书、读书笔记、数学史专著、与李约瑟鲁桂珍合影照片等百余件。

接受浙大档案馆马馆长的捐赠证书。

2019年5月，参加第十届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学术年会。

与中外学者合影。

会上作《钱宝琮与他数学史的三位“学生”》报告。

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2019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法国数学史家林力娜教授成为新版书的第一位读者。

钱克仁数学史专著《数学史选讲》1989年出版。201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重新编辑再版，增加了许多论文译文。图为上海财经大学刘新教授接受我的赠书。

2018年摄于南京。

2019年8月，摄于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老图书馆长厅

这二十年来，一直痴心钩沉之事，然而，如果没有家人与亲友的理解与支持，肯定一事无成。2002年，当我提出要联系祖父的学生陈省身和张素诚，85岁高龄老母分别打电话到天津和北京，为我开路……

夫人更是全力以赴。由于放弃公职，我断了经济来源。夫人主动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还经常拿出积蓄，鼓励我：“做你喜欢的事去吧！”而我遇到困难、挫折，是她给我信心与力量，送来一壶红茶，一杯咖啡。

如今有如此收获成果，夫人的功劳最大！

图为2018年我们夫妇同游浙江横店。

我还要特别感谢浙大新闻办的退休老师，我的表哥洪一新。从2003年以来，我们不约而同，志同道合，四处奔波，钩沉史料。因为我们全是自发行动，没有经费支持，需要自掏腰包。为了抢救散落的档案，采访“活档案”，我们需要不失时机，不惜代价，不畏艰难，十几年如一日。这样的搭档不容易，也不多见。

本美篇的大多数照片是由一新哥拍摄提供。

图为2010年，我们合影于浙大玉泉黑白文艺社及何友谅纪念碑前。父亲钱克仁和一新母亲钱炜都是当时黑白文艺社骨干，何友谅烈士的战友。

前面说过，我中间的二十年是可圈可点的。有朋友建议将我的外贸经历也去写一下。这当然不是难事，因为我保存了不少当时的照片，也可以图说一下的。只是现在没有空闲整理。过段时间再说吧。

图为与原来工作单位领导周经理最近的合影。

图为1994年准备官派去美国新泽西常驻，摄于华盛顿国会山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