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弄堂 一段情

缘起性空

一条弄堂 一段情

(散文)

前阶段市政府发文，新河弄要拆迁了，杜家弄也要拆迁了，丁家弄呢？似乎早在十几年前就消失了。

真是一文惊醒梦中人，我终于明白了，这三条弄堂只能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了，孙辈们将不知道绍兴曾有过这三条弄堂。

可是，从小到大，我是围着这三条弄堂长大的啊。尤其是新河弄，生活时间最长，记忆最深，情意最浓。

要知道，现在的越城区内，到处是用钢筋水泥急匆匆建立起来的高楼大厦，我们哪里还能找到小时候那种散发着浓厚古城气息的幽幽弄堂呢？

无论是七、八年前去北海小学接送孙女，还是现在去德兄或大贤家聚会，走在新河弄平坦的水泥路上，望着右边残存的低矮台门，青少年时期的那段历史和曾经的故事总会在脑海中时断时续地浮现。

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算是给即将消逝的新河弄留下一点文字记忆。

一、那 时 的 河

说起新河弄，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条紧贴弄堂的新河。

新河是一条有悠久历史的小河。

据记载，1200多年前，唐元和九年 （814），有个叫孟简的人来绍兴做官。

孟简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在常州任刺史时，就组织了15万劳工开拓了一条长四十一里的河渠，让滚滚的长江水灌溉了常州周围四千余顷土地，提高了作物产量，让农民温饱有了保障。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把这条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河”。

孟简因治理常州有功，唐宪宗李纯赏赐金紫衣以表彰。到九年九月，又任命他出任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东观察史。于是孟简来到了绍兴。

孟简为官清廉，情系百姓，是一位肯办实事的好官。在绍兴任期时，为使城内河道分布更加均匀、合理，下令在县署北面开凿一条河道，东与府河贯通，西与西小河相连，并在公元815年完工。

由于这条打通了西小河和府河，促进了两岸商贸活动的河道是新开拓的河，所以就叫 “ 新河”。河旁之巷叫新河弄。

一千多年来，悠悠的新河就这样从古唐朝一直流到了新中国。

小时候的新河，在我的记忆中，东西走向，长三里左右；不宽，四、五米而矣。河水清澈，站下来仔细观看，能发现水在缓缓地流，不紧不慢，有点像那时绍兴人的生活，悠闲轻松，随心所欲。

因为有河，就有了水的韵味，因为有水，使新河弄也增添了一些灵气。

新河的东边通府河，出口是一段近二十米的暗河，上面有一座包子店，叫望江楼。河在店下穿过。

解放初，望江楼的小笼包子是很有名气的。皮薄、汁多、配料讲究。记得小时候，跟父亲去四马路看戏文，回家时父亲总要带一笼包子回家的。

望江楼坐西朝东。店堂面积不大，由于临街是绍兴最热闹的大街（现在的解放北路），包子质量又好，所以生意一直不错。店堂朝西开有窗口，望出去，能看到不远处新河上的如意桥。

那时的新河上有三座桥。从东往西数，第一座是右营堂不远处的如意桥，第二座是日晖弄对面的福禄桥，第三座是北海小学附近的万安桥。三座桥都是石桥。如意桥是一座长条型的低矮石桥，另外二座则是高高的拱形桥。细细品味三座桥名，你能感受到老百姓把一生衣食无忧的美好愿望都寄托在上面了：如如意意、有福有禄、万事平安，都是对人生的最好期盼，所以怪不得那时候附近的百姓，如果有姑娘出嫁或婴儿满月时，长辈们一定要让姑娘和抱着婴儿的父母走走这三座桥，祝愿出嫁和小孩长大后，能一生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其实新河是流淌在两条弄堂中间的。南边还有一条弄堂叫丁家弄。

丁家弄和新河弄的最大区别是，丁家弄 靠河边全是荒地、小土堆，长满各种杂草，荒地小土堆旁有一条狭隘的石板小路，小路的另一边才有高矮不一的住房。平时丁家弄很冷清，少有行人路过。过路人大都走新河弄那边。

而新河弄则是二旁都建有住房，中间的石板路也比丁家弄要宽。靠北的住房是一长溜高大的台门。紧贴河旁的南边则是平房，不高，时断时续，但屋后大多有河埠。河埠头常常有女子蹲着淘米、洗菜、洗衣服。偶而河面上会有小船缓缓地划过，浆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让水面荡漾出一阵阵涟漪。正在洗东西的女子往往就会抬头向船上望去。这时候，划船的也正望着河埠，你望着她，她注视着你，彼此都把对方当成了一道水上风景。望着，望着，说不定他（她）们心里也泛起了微微的涟漪。

新河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条灵动的河，思念的河。

说起新河，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河里学游泳。我家搬到新河弄84号台门时，我还不到10岁。每年暑假，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午饭后，母亲总要逼着我“歇晏觉”，于是我只好躺在发烫的草席上，闭着眼装睡，同时窥伺着母亲，只要她一不留神或在做其他事情时，我就悄悄地溜出家门，向新河直奔而去。

这时的新河里，隔壁台门和房东的小孩早已玩得十分起劲。见我来了，就会大声地招呼，叫我快下河去。刚开始，胆小，只敢坐在河埠头的石板上，把双脚伸进水中。虽然这样，丝丝凉意顿时从脚底弥漫到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可往往也在这个时间，不远处母亲的喊声会突然响起，回头一看，她那生气的眼睛正牢牢地盯着我，于是我只好无奈地站了起来，懊丧地跟在她后面回家。

后来，我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敢站到水里去了。刚开始，水漫过胸口，有点气闷，但很快适应了。在房东儿子的帮助下，先双手搭在河埠的石板上，使劲地用双脚打水，慢慢地双手离开了河埠石板，头浸在水里，学起了“闷头游”。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头居然能仰出水面吸气了。这时候，应该说游泳已基本入门了。做到这一步，我大约用了二个暑假，其中不少时候，都因母亲的出现而中断了练习，否则，一个假期就差不多了。

那时新河的水很干净，看得清水下飘动的水草和欢畅游动的小鱼。河埠头只要有人洗东西，小鱼就会成群结队游到踏脚石附近，可是只要手一伸到水中，它们又像箭一样地向四周逃窜。

新河的对岸由于都是荒地，所以早上或傍晚， 我还能看到有人站在岸边用夹网抲鱼。

说起抲鱼，我就想起了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件事。那时我在北海小学读书，校门对面就是新河。一天早上，我走到学校门口，只见新河里有许多人，他们有的用脸盆、有的用网兜、甚至有的用衣服都在抲鱼。原来那天天气闷热，鱼“发澳”都浮到水面上来了，整个河面上是鱼头乱窜。我一见，顿时忘记了是来上学的，急忙转身回家拿来一只竹篮，也赤脚下河用竹篮兜起鱼来了。居然也给我抓了好几条，拿回家后母亲很高兴。那天上午，结果我没有去学校。记忆中好像老师后来也没有追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说明当时学校的学习环境是比较宽松的。

那时的新河不但河里有鱼有虾，而且每到傍晚，还有从其他地方划过来的卖鱼小船。船上的抲鱼佬会一边缓缓地划着，一边用拖得很长的音调吆喝着：“卖—一鱼一—虾一—啰”。因为我家住在台门最里面，往往听不见卖鱼的吆喝声，所以母亲就常常会叫我先到河埠头去等，见远处来了卖鱼的小船，我就飞快地跑回家去通知。那时的鱼虾既新鲜又便宜，不用一角钱，就能买到一大碗河虾。母亲买到虾后，往往将小虾挑出，再放一点自晒的干菜。于是晚餐桌上就有了二碗百吃不厌的盐水虾和干菜虾汤了。

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中的新河也从东向西一段段地消失了。

由于新河的阻隔，原来的新河弄与丁家弄是用三座桥联通的。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绍兴一中读书时，从学校回家已可以直接从丁家弄那边的试弄走到新河弄了。据推测，应该是在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从望江楼到万安桥这一段新河被人为地填埋了。

填埋后的新河于是变成了一条高低不平的泥路，由于没有河，三座桥也先后被拆除了。填埋后的这段新河，很长时间无人关心，让它自生自灭地在那里。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小校场与宋家台门之间的一段填埋的空地上。有一天，市政府派人在上面打了一口双眼井。双眼井很大，为了防止有人掉下去，井的上面还筑起了高高栏圈。同时井的四周还浇出了一大块水泥平地。这口井的水脉选得不错，水源很充沛，就是夏天干旱时，也没有断过水。顿时成了周边居民一个集合点，井旁整天洗东西和打水的人络绎不断，嘻嘻哈哈的欢笑声常常会使行走在新河弄路上的行人侧头观望。

填埋后的新河，变化最慢的要算靠解放路口那一段了。望江楼拆除后，暗河填平了，但河二边的房屋仍保留着，于是夹在中间一段河面泥地整天是黑沉沉阴森森的，常常见不到一个人影。说起来，在这里，我还为生产队来右营堂公厕偷粪时放过哨。

说起这件事，那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事情了。那时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好像一切都乱了套。连对农村计划供应的化肥和糞便也越来越少了。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缺少了化肥和粪便的农民，望着田野上一片片嗷嗷待哺的缺肥庄稼，真有点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其他地方胆大的农民，就上城去公厕抢粪了。芝山人胆子小，从来不会打头阵做违规事。直到这场风波的后期，我所在的第一生产队也议论起了去抢粪的事。

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小小队。深秋的一天，队里决定要去城里偷粪。原因是小队里有一名知识青年一一王宝生的家旁边正好有个公厕。从他家的窗口望出去，可看到公厕周围的一举一动。

那天晚上八点左右，生产队主要男劳动力，高金、友仁、元通、兴海等和准备偷粪用的粪桶、粪勺、扁担都集中到了王宝生家中，船也已经停在利济桥河埠头等候。我们几个男知青也一起参加，坐在屋里，大家心情都比较紧张，很少讲话，都静静地等待行动的时刻。

大约到了十点左右，右营堂基本上沒有过往的行人了，队长高金命令动手。由于右营堂是一条二头通的弄堂。公厕是在右营堂靠胜利路一边。另一头通向丁家弄，于是高金就叫我去那边弄堂口放哨，有人过来，马上来通知。

那天应该是深秋时节，晚上已很冷了。瑟瑟的寒风在丁家弄街面上呼呼地刮过，吹起了地上的灰尘，各家各户的窗户都紧紧实实地关着，谁也不喜欢这时候和威风凛凛的寒风一起在街上蹓跶。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我陪伴寒风在街上徘徊。心想：“天真冷！但对我们偷粪倒也有好处”。

开始我先在右营堂附近的丁家弄来回走动，后来我发现有过路人回头看我。他可能无心，但我心虚，就慢慢地走到了望江楼拆除后的二边屋中间躲着观察。这样别人看不到我，我却能看到路人。过了一小会，寂寞的丁家弄上，不远处飘来了一声声唱歌，声音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我知道了这个人的姓名了，因为我就在这个居委会被动员下乡的。唱歌是一位男青年，因为残疾沒有去支农，平时就在居委会做做义务工作。今天可能是晚上值班，现在回家去了。我知道他的家住在胜利路，回家就要过右营堂，想到这里，我一激灵，马上急速地跑去通报情况。

等我们刚刚从厕所边撤走，躲到知青家中时，他也走到了公厕附近路上。突然他停了下来，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这样臭？说着走近公厕，打开电筒，仔细地照着周围地面，边看边说，有人来偷粪了。于是转身又向来的方向回去了，我们明白，他肯定是到居委会去汇报了。趁这一段空隙，我们就迅速地从胜利路口出走各自回家了。生产队的船也早已载着偷来的粪便离开利济桥，行驶在回芝山的路上。

填埋后的新河就这样又一直不死不活地拖了好几年，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在政府逐渐关注起民生和城市建设中，才缓慢地发生了变化。

大约在七十年代后期，市政府首先折除了已填埋的河二边房屋，然后将原来的石板路面与河面一起铺成了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并与南北走向的解放路无缝联接在一起。

由于当时国家已允许老百姓可以买卖自留地上种植的瓜果蔬菜，所以很快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早晚的临时贸易菜市场，菜市场从解放路口一直延伸到右营堂附近。

每天只要天蒙蒙亮，便有近郊的农民挑来自产的时鲜蔬菜瓜果，其中还有鱼虾鸡鸭，乱纷纷地摆在这块宽阔的路面上，芋艿、小白菜、丝瓜、长豇豆、冬瓜四季不断，菜摊的旁边放着一把用于捆扎的稻草。水产摊的脸盆里盛着鱼虾、螺蛳等河鲜。大妈挎着“斗篮”或拎着“苗篮”在人堆里挨进挨出，一会又俯下身看看地上摆放的“货色”。那时候去买“和饭”，斗篮底里经常要扑只大汤碗或搪瓷盆，以备打豆腐之用。

随着买菜人群的增多，莱场也渐渐热闹起来，摊主露出可亲的笑脸热情地招呼着前来买菜的城里人，一声声讨价还价把空间充填得丰盈充实。不一会，周围居民挎着装满菜的篮子匆匆地回家去了，而小贩则一直要到近中午才慢慢散去。

记忆中，这菜市场时间比较久。刚开始，是露天的，后来政府还搭起了一长溜的大棚。

那几年，我只要在家里休息，每天早上都会去那里买菜的，因为那里的菜新鲜。印象最深的是，当秋天河蟹上市时，我会起个早，在市场固定的一角，耐心地看小贩来这里批发河蟹。因为小贩批发时要对每只河蟹进行仔细挑拣，碰见半死不活的就扔在一边。而我来的目的就是等他们交易好后，再向卖蟹的行贩买下这些半死不活的河蟹。因为死的河蟹不能长期放存，所以卖蟹的行贩几乎和扔掉差不多，随便说一个数，就全给我了。而我只要马上回家把它烧熟，味道和活蟹几乎没有区别。每次这种蟹，我一买总有十多只，家里四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就是至今回味起来，还能品尝出这种穷日子时少有的鲜味

转眼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的新河只剩下铁甲营以西的一段河道了，其余都成了新河弄的开阔路面了。

记忆中的新河啊，真像绍兴黄酒一样纯正而悠长。那时河边的人家都是与河相依相融，常常看到，有人身心累了，就在三座桥上歇歇脚；衣服脏了，就到埠头洗洗衣，这里曾流淌着从唐朝开始的悠长岁月的记忆，曾留下了祖祖辈辈的生活痕迹。：

绍兴历来有“水城”之称。据史料记载，绍兴城内有多条像新河的河流与弄堂，它们横直交叉，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一河一街或一河二弄的水城格局。可谓河跟弄堂走，弄堂与河相依存。最著名的是城中的山阴大街（即现在的解放南北路）、会稽大街（即现在的南北后街），中间是一条开阔的街河，河上的利济桥是会稽、山阴两县的通道。大街上的店家都是前面临街营业，后门河埠进货。乌蓬船穿行在街河，沿河叫卖农副产品。形成了绍兴一种特有的水乡特色。

那时，绍兴河道如网，布满整个城区。新河只是其中的一条。河多桥也必多，据说仅城内就有桥229座，如意、福禄、万安三座桥就在其中。

然而现在的绍兴那里还象“水城”。

对绍兴历年的发展规划，我最不满意的是对城区河道的填埋。一方面对外不断宣传，绍兴是东方的威尼斯，另一方面对城区已遭破坏的河道不仅不恢复其原貌，而是加速整条整条填埋，任其消失。或者像新河那样成为断头河，死水河。最可笑的是为了防止河水因不流畅发臭，另建起泛水闸，用人工供水的办法，让水流动起来。

更有甚者，在铁甲营附近，造了一截矮墙，上写“西城古韵”四个大字，真是一种莫大的自我讽刺。大半条河都填埋了，请问“古”在何处？“韵”在哪里？纯粹是一场骗局，一骗外地人，二骗下一代！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城市建设最忌好大喜功，心血来潮，随意拍板。它需要的是理性务实，传承发展。城市的生命力，不是体现在投资浩大的造城运动中，而是体现在对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中；不是体现在霓虹闪烁的光辉靓丽中，而是体现在能留得住乡愁，记得住过去的环境中。

二、 那 时 的 弄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城市除了光鲜的大街，一定还会有纵横交叉的小街里弄，它犹如人身的经络布满全身，否则城市就无法正常生存下去。这些小街里弄，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称呼，北京人叫胡同，杭州人叫巷，我们绍兴人叫弄堂。

北京是皇城，多居达官贵人。所以北京城里的胡同往往是眼前一条开阔的进口，可进去不远，就会被一堵高墙挡住，再也无法前进，北京于是有了“死胡同”俗称。

绍兴则不同，勾践虽然也这里建过都城，但在以后的几千年中，却沦落为一座不起眼的小城。绍兴的弄堂是四通八达的，而且毫无定式。常常是一条弄堂里又会生出若干小弄堂，而每一条小弄堂弯弯曲曲都不知要蜿蜒到何方去。但是哪怕弄堂最狭最长，甚至底部也可能有围墙挡住，但你不用害怕走不通，因为这时一定会有一扇小门半开半闭着，你只要推门进去，就能柳暗花明走到另一条街上。所以绍兴就有“漏底台门”的叫法。

“台门”，是绍兴对比较上档次的民宅一种特有称呼，也是绍兴民宅的一个特色。初来绍兴的外地人，往往不了解它的内涵。解放前，绍兴有一首民谣：“绍兴城里五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足三千零”。说的就是绍兴“台门”之多，

绍兴台门一般都是有一定规模，封闭独立的院落，台门内是聚族而居，所以一般都是以姓氏命名的，如杜家台门、寿家台门。但也有以官职命名的，例如原来肖山街就有一座探花台门，清朝太平军打下绍兴后，就驻扎在探花台门里，小时候我还见过太平军画在台门墙上的壁画。另外台门还有以方位命名、或店号命名等等。

新河弄象人一样，瘦的人往往显得长一点。那时的新河弄给人的印象就是又狭又长，不象现在站在宽阔的路面上，从解放路口一眼可以望到铁甲营。

新河弄的街面不宽，最狭的地方比新河的河面还狭，下雨时二旁屋面的雨水滴下来，往往会让你无处躲避。

新河弄和新河一样，也是东西走向，长三里左右；东边联接大街，西边一座谢公桥联通西小路。

新河弄的两边都是民宅。但两边的建筑是明显地不对称。北面气派，南边寒酸。

北面的建筑证明了新河弄曾有过的繁华年代，许多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大户人家的台门古宅，如宋家、马家、沈永和、丁家、钱家、陈家等，各自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古朴、幽静的深宅大院。

北面这一长溜的台门屋，是一间毗连一间，远远望去，气势不凡。让人想到能在此地建造台门定居的，必定是挣得盆满钵满的商人或有权有势的土豪。房屋之间几乎没有空隙，把其间通往上大路的四条弄堂也被挤得弯弯曲曲十分狭窄。尤其是，靠近解放路口的一条弄堂叫摸奶弄，为什么这样叫？就是因为这条弄堂最狭处只能一个人通过，如果对面来人，二人只好侧身紧挨着过。于是就有人开玩笑说，对面如果是个女的，你就可以大胆吃豆腐摸奶了。其它三条弄堂——日晖弄、杜家弄、马弄，也被挤得很狭窄，宽不到那里去。

而南边也建有一些住房，它们都紧贴着新河。这些傍河的住房，几乎都是平屋。又低又矮，参差不齐，零零乱乱。屋与屋之间还常常留出一块块高低不平的空地，时断时续，给人一种寒酸的感觉。估计是不同年代从外地逃难来的百姓或从乡下上城里谋生的贫苦农民为了长久居住，凑钱匆匆忙忙地搭建起来的。

这些住房都是独家独户，不像对面台门里住着多户人家。住房的进深很浅，从街门口一眼就可望到后门。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家后门都有河埠头，常常可以看到埠头有人在洗衣洗莱洗东西。

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故事。新河弄的每座台门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但我只能记起新河弄84号附近的台门，因为那里曾是我居住过的地方。远处的其他台门就是当年也只是路过时斜着眼睛瞧几眼，里面的岁月和故事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了。

台门原来是聚族而居，很封闭的。但世时变迁，人间沧桑，到了后来独门独户格局慢慢地被打破了。有的由于家道中落，不得不以出卖或出租部分房屋来维持生活，因此屋主易人，异姓突入，封闭的台门成了普通百姓的杂居之所。

现在就讲讲新河弄84号附近的台门吧。

先说西边的台门，它叫王坤记台门。因为房东在新河弄附近的大街上开过一爿碗店，店名叫王坤记，所以台门就延用店名的称呼了。

王坤记台门深三进。大跃进期间，第一进，曾做过居委会办公室，人进人出，很是热闹。办公室前面有个小天井，当时我随着大人常到里面去玩。玩着，玩着，和居委会后面第二进住户的同龄人就都基本熟悉了。尤其是1956年的那场大台风，把我们两家台门后园的分隔围墙吹倒了，于是变成了一个大后园二个台门口，住在里面的小孩经常先在这个台门里一起玩耍，然后穿过后园回到自己家的另一个台门。

紧挨王坤记台门的就是现在大贤住的台门，当时叫高脚台门，因为门口有三四档长石阶，比周边的台门高。当然经过多年馬路的填埋增高，现在已经变得和其他台门一样高了。

大贤住的台门，我小时侯很少去里面玩。倒是支农时和大贤同在一个生产队，去的次数多了起来。特别是台门底有一屋麦杆草，生产队上城积肥时，我和大贤就挑一付空的垃圾筐，偷偷地躲到里面休息，近中午时就把屋里的麦杆草塞满二筐，挑到船埠头去交差。

与大贤台门另一边紧相连的是一家地区商店，也叫副食品商店。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什么地方开什么店都要政府批准的。店门前也有高石阶。这爿店门开阔约拾米，店内商品不多，但去购买都要票证的。那时候能在这种商店当营业员，是很令人羡慕的。我受母亲的指派，放学后经常拿着票证和钱去这爿店买家中的日常用品。

商店的西边有一条长弄堂，就是现在大贤家聚会房间外面的弄堂，弄堂里面的台门叫丁家台门。记忆中，里面的住户是很神秘的，平时很少看见有人进出。有一次我大着胆，一个人走到弄堂底，轻轻推开虚掩着的一扇门，探头往里张望，只见里面是一块很大的空地，青石板的地面很干净。空地后面是一排房屋，但没有人影。我不敢再进去，就悄悄地从弄堂退了出来。

靠在长弄堂西边是一座土地庙，建造的年代已经不短了，墙壁颜色已斑斑驳驳。土地庙有三扇门，只有中间的庙门可开，二边庙门前各有一道木栅。夏天中午光线很强的时候，我从门缝中望进去，能看见坐在中间的土地菩萨和两边差役。但我从未看到庙门有人打开过。一直到文化革命前，土地庙始终这样黙黙地存在着。65年我父亲去世时，我曾在这庙门前烧过“庙头纸”和送过“无常”。

土地庙前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一直延伸到新河边，中间是一个公用的河埠头，两旁建有七、八间平房。附近的居民常常来这里洗东西，我也是那里的常客，和附近台门的小孩经常去那里玩。游泳就是在那个河埠头学会的。记得有一年，空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草蓬，又高又大。于是，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就起劲地往上爬。爬上去，跳下来，玩得不亦乐乎。但有一天，一个爬到顶的小孩，突然一只脚陷进了草蓬，拔出来一看全是牛粪，下面的小孩顿时嘻嘻哈哈地大笑着一哄而散。后来才知道，原来副食品公司要在大贤住的台门里，培养磨菇了，牛粪用来当肥料的。

土地庙再往西去，是一座胡家台门，台门里我沒有进去过。旁边是沈永和酒厂仓库，门整天关着的，偶而开着门，望进去是很大的道地，往往有几个人在干活。仓库边是杜家弄中间一家台门的出口，但这个出口是凹进去的，前面有一条短短通道。通道西边就是德兄现在居住的杜家弄了，后来我在这里也居住了拾年左右。那时杜家弄的弄口是一个倒塌后的台门门斗，靠东首有一家修钟表的小店，店主姓杨，独身，臘里臘塌。靠西边有一小屋，是新河弄居委会冬季治安值班的地方，我高中毕业后第一年就在这里值过夜。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值班时，每一次正点一到，另一边钟表店的各种挂钟、座钟就会一齐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钟声显得格外清脆、响亮， 我常想，这老杨头，人臘里臘塌，技术倒是一等。

再过去杜家弄西边又是一大块空地，应该是原来杜家台门倒塌的门厅，空地上建有四间低矮的平屋。空地西面还有一座台门，接着就是北海小学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84号东边的台门吧。紧挨着的也叫王家台门。听说房东早年开过当铺。台门外墙全部用一种长约2米，宽近1米，厚约10公分的青石板做墙体。绍兴人把这种台门叫“石库台门” 。走进台门后是一个很宽畅的道地，地面由青一色的大块石板铺成。可惜早年一场大火，除了门斗和第一进房屋还在，把整个台门几乎烧得精光，变成了一片空地，那时候我到里面去玩，只见后面空地全部长满了杂草，显得有点荒芜。当时台门内只有第一进住着二、三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人家也姓王，是不是房东我不知道，他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楚宝，吹得一根好笛，每天早晚总能听到他的悠扬笛声，特别是一曲《百鸟朝凤》的独奏，常使隔壁台门的我会停下手中的事，静静地听他吹完。

王家台门的东边是马家台门。马家在绍兴也很有声望。不过这座台门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阴沉沉的感觉。进门的门斗是阴沉沉的，走进里面由于两侧住房颇高，天井不大，所以光线不够充足，也阴沉沉的，甚至感到连住户们的说话也细声细气的，不够阳刚。

紧挨马家台门的是宋家台门。熟悉宋家台门应该是我下乡前二年的事情了。那时我在家待业。当时社会上待业青年越来越多，为了希望居委会在招工指标下来时，能优先轮到自己，都常常会自觉地去居委会做一些义务工作。这样待业青年互相之间也都熟悉了起来。其间有一个叫宋侯森的人，胖胖的身材，很和气，行动、讲话都慢声慢气的，从来没有看他过发脾气，是个很好相交的朋友。所以有时我就会去他家中坐坐，他也总是很热情地招呼。

宋侯森就住在宋家台门。宋家台门的门厅比马家台门亮堂，往左转是第一进的道地，道地也蛮宽阔，宋候森的家在侧厢，往里面还有第二进、第三进，但当时没有进去过。下乡后还知道上蒋公社的领导杜宝明的家也在里面。

宋家台门的斜对面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口公用的双眼井，井边很热闹，洗东西的人是整天络绎不绝。

井的西边有二座低矮的小屋，住户姓谢。家中有一位青年，叫谢伯洋。当时也和我一样在家待业。在居委会的待业青年中，我和他比较投缘，去他家比去宋侯森家要多。二人之间常常能找到共同的话题，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有时母亲会问我，这么长时间你都到哪里去了？

然而诚如古诗所说 “ 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 ”。下乡后，再也没有机缘，与他们相遇过，一切的印象只留在了我久远的记忆中。

为了写这篇回忆，前阶段我还特地去新河弄台门口转了一圈 ，并拍了几张照片。遗憾的是，我原来住过的84号连门牌都找不到了，好在85号王坤记台门门牌还在，估摸旁边的一座房子应该是84号了。但眼前只是一座低矮的住房，已全无台门样子，也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样了。

好在宋家台门和马家台门还在，而且还是市文物保护旧宅。

  我决定走进宋家台门去看看。首先看到的是台门口的横梁上挂着一块有蜘蛛游丝的黄木板，上面规规矩矩地写着：宋家台门，绍兴市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二零零二年九月。

宋家台门和其他新河弄的一些台门一样，应该都是“百岁老人”了。外地人走进去，可能会感到有古朴陈旧的气息迎面扑来，但是我却寻不到了青年时的痕迹。

     抬头看，只见台门屋顶那几根腐朽的木梁上，隐约还能看出镌刻着一些奇怪的花纹。低头处，地面的石板已残缺不全，破败不堪，不少地上都露出了斑斑驳驳的泥土。而墙上乱拉的电线更像蜘蛛网挂在那面，显得那样刺眼。

     只有房顶上黑乎乎的瓦，像鱼鳞一般密布着，才显出有几分历史的浓郁和厚重。

    台门静悄悄的。 左转来到了第一进的道地 ，但已丝毫找不到青少年时的影子了。周围没有人，宋侯森一家可能也早已搬走了。原来宽畅的道地只剩下了一条狭窄的走路，几乎都被两旁的住户蚕食瓜分了。门斗不象门斗，厅堂变成通道，天井里还有搭起的小灶。难怪住在这里的各家各户，因为在那住房困难的岁月，谁都恨不得能在空中造起楼阁，又怎能放弃了这“多余”的空间呢？

  再往里走，又是一个昏暗的通道，有一位阿婆正站在门外生煤饼炉，她还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老习惯——用煤饼炉烧饭做菜。其余看到的就是一扇扇破旧的木门和低矮昏暗的房间。当然推门进去，里面可能也装饰得很现代，但外面呈现给我的是这样一付有些令人心酸的景色。

      望着眼前的景象，我退出了台门，对刚才看到的台门内景象，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宛如瞬间穿越了历史。

     岁月悠悠，我相信随着自己的年岁的增长，时光这把最好的橡皮擦，将会把我内心深处的记忆擦得干干净净，连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也一并忘却了。

新河弄，除了那一座紧挨一座的台门，留在记忆里的还有那条灰白色的石板路。

应该从唐朝开始就有这条石板小路吧，它默默地承受着风霜的侵蚀，记载着日复一日的悠长平淡的岁月。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重新翻造和修补，到我小的时候，这条新河弄的路面已经非常简陋了。它由一块块不规整的大小石板铺砌而成，斑驳杂陈，缝隙交错，像龟壳样排列。年代久了，不免凹的凹，凸的凸，坑坑洼洼。那时候，若有像现在这样的时髦女子，穿高跟鞋路过，呱哒呱哒敲击路面，肯定会赢得人们如听“莲花落”般的悦耳，也会像看西洋镜样那样养眼。当然，那时的姑娘们哪有高跟鞋可穿呀？如有，肯定走不了多少路，会拿着踅进去后，掉了后跟的鞋狼狈地哭丧着脸出来。不崴了脚，算烧高香了。

但是，我在这石板路上整整走了拾多年，一次也沒有崴过脚。因为我穿的是布鞋，有时还常常赤着脚。下雨天，赤着脚，撑着油纸伞，踏在石板上，发出“ 噼噼啪啪 ”的声音，心底幽凉，有着一种别样的舒适。但我也有害怕的地方。这不平的石板路啊，只要一不小心，踏在翘起的石板上，躲在石板下的水珠，马上会像顽皮的小孩一样，一下子跳到你的鞋面和裤脚上，湿祼裸地让你哭笑不得。

这石板路我从小走到大，从少年走到青年。石板上曾留下过我的忧愁和惆怅，也留下过我的希望与梦想。

我记得初中时，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街面上还静悄悄的，只有倒马桶的粪车在石板路上发出时断时续的“ 硌碌硌碌 ”的声音，我就走出了84号台门，一手夹着书包，一手拎着一只有三层的饭锅，冲冲地向学校走去。

我也记得住在杜家弄，往往妻子在家烧饭炒菜，我则抱着大儿子在这石板路上慢慢地悠转。东停停，西看看，消磨着时间，等差不多时就回家去吃饭。那时我沒有手表，走的次数多了，就能正确地估摸出，走到新河弄口打一个转回是15分钟，走到水澄桥口打转回需半小时。

沿着新河弄的石板路，我走出了自己的未来；今天，我又用残缺不全的回忆，走回了自己的过去。时间告诉了我什么叫衰老？回忆告诉了我什么叫幼稚？人生就这样，在来来往往中过去了，留下的文字只为后来人对过去有个依稀的印象和多一种饭后的谈资。

三、那座台门

指缝很宽，时间太瘦。

当我写下“ 那座台门”四个字时，60年光阴已在指缝间悄悄溜走了。

年岁越大，越喜欢怀旧。

当我写着“ 一条弄堂，一段情 ” 时，年少时的生活又鲜活地出现在眼前。

搬离新河弄84号时，我并没有觉得那个地方有多么美好。但到今天回想起那段日子，却发现，我对她有着这样深的依恋。

新河弄84号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台门，那里整整度过了九个多年头，从小学五年级住进台门一直到高中毕业后第二年搬出。

84号台门是一座普通的台门。房东姓沈，所以又叫沈家台门。台门内原本住的应该是沈姓一家，父母亲和三房儿子。但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早有外姓人入住在内了。

沈家台门的设计与布局，与一般台门沒有二样。平面规整、纵向展开。先有台门斗，然后依次是天井、堂屋、侧厢、座楼、园地。台门三开间宽，三进深。

临街是砖砌墙，门是两扇杉木实榀门，说明祖上是稍有资产的。实榀门角落还放着一根很粗的门扇竹杠。那时候，晚上沒有娱乐活动，各家各户都早早地睡了。所以冬天不到七点，住在第一进的住户就把门关了，夏天稍微晚一点，但也不会超过九点。如果超过时间，后面住户迟回来的人就得使劲地敲门喊叫，一直到第一进里的人听见为止，否则就有整夜被关在门外的危险。

进门后，过门斗和一个小天井，就是厅堂。我们刚搬进去的时侯，厅堂的墙角放着一木床，挂着一顶暗灰色的蚊帐，里面睡着一个精瘦的老头，整天咳嗽不止，但很少有人理睬他，不到二年就死了。后来每当我晚上从外面回来时，最害怕就是摸黑穿过这个厅堂，仿佛那老头还睡在那里，正瞪着眼看着我，我总是使劲地咳几声为自己壮胆。

过厅堂后就是第一进，一个天井和两侧厢房。台门里的天井又称“道地”，是用来采光、透气、晾哂和邻居交流的地方，有点类似于北方的院子。这一进的西边住的是房东大儿子一家，东面的厢房已租出去了，住着一老一小。

第二进的天井和第一进天井用一墙隔了开来，中间有一个石彻的门框通行。第二进的天井比第一进小。两侧的厢房，东边住的是沈家的一位长辈，大家都叫她“太太”，年纪已近花甲，瘦小的身材，收拾得干净利索。平时沒有大声小气，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她应该是沈家爷爷的填房，她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只有过年时偶而回来看望自己的母亲。

西厢房住着越芝一家。四口人，张老师，阿婆，哥哥陶淳和越芝。她们家在城内另有老屋，可能是張老师在北海小学教书，为日常生活方便，就租屋住到这里来。几年后，他们一家又搬回老屋去了。

他们搬走后，住进来的是一户姓施的人家。丈夫在医药公司工作，妻子姓丁，后来是居委会主任，夫妻加二个小孩，也是四口之家。

越芝的阿婆高高大大，正好和小巧玲珑的张老师形成了明显反差。阿婆做事勤快，为人直爽，应该是越芝家日常生活的当家人。有时我们小孩在第二进厅堂玩得大吵大闹时，她就会走出来大声斥责：“造反啦？告诉你们爹娘去！” 顿时，我们作鸟雀散，各自跑回了家。而对面的房东太太往往是，皺起眉头，声音不大地说一句：“ 现在的小孩真不像话。” 越芝的阿哥应该比我大一、二岁吧，可是我和台门里其他男小孩都有点怕他，感觉有些兇，因此很少和他一起玩。至于和越芝，当时几乎沒有和她说过话，因为她是女孩子的。那时侯如果和女孩子一起玩，那是要被别的男孩嘲笑的，就是在学校里男女同坐一张课桌，中间也要划一条“ 三八线 ”分清界限。

但是越芝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跳橡皮筋时很美好的印象，至今没有忘怀。

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人那景都将在遗忘中重新拾起。记得多年后在芝山我又一次看到她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还是她跳橡皮筋时的鲜活印象。

那是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从外面回家。看见第二进的天进里，越芝在跳橡皮筋。只有她一个人，两边用凳拉住了橡皮筋，她跳得很投入，嘴里还唱着那种跳橡皮筋的歌。橡皮筋随着她双腿灵活的跳动也一高一低地跳跃着。橡皮筋拉得有点高。要跨过去我还真要费点劲。越芝可能看到了有人进来，但正跳得很忘情，不肯停下来让人，只是朝凳子方向偏了过去，留出中间让我走。沒办法，我抬高了腿，跨了过去。心里有点不乐意，就回过头去看了她一眼。只见圓圆脸跳得通红通红的，两眼微微地笑着，透着一股谦意的眼神，也正望着我。就是这一眼，一位天真灵功，美丽活泼的小姑娘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第二进的厅堂很大，前面有走廊，后面在三分之一处又用排板隔了开来。右边有一扇门可通第三进。我们刚搬进去时，厅堂的板壁上挂有神像，下面放着长条画桌。

厅堂的左边有一户姓许的人家。男主人是医生，家里有三个小孩和妻子。大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有时也在一起玩，至今仍记得他的名字，叫秋鸣，他有二个妹妹。他们很少出来和邻居的小孩玩，倒是我有时敲门进去，和他们一起玩。玩得最多的是打乒乓球，在堂屋中间搭起一块门板，尽兴地打球。他妈妈很和气，当我要走时，总会说一句，下次再来玩。

再进去，就是台门的最后一进了，里面有一座坐北朝南二楼二底的楼房及东西厢房。楼房前面有一个大道地，后面还有一块园地，园地围墙外就是兴文桥小学了。园地里，房东经月不断种着各种四季的蔬菜。

楼房分别住着姓沈的二个儿子家庭。

东边住的是二房，我们叫她“ 二妈 ”。丈夫已亡，留下她和五个子女苦度日子。二妈在北海文化用品厂工作。一个女人，她既要工作，又要顾家，整天是忙里忙外，十分辛苦。好在大儿子已在部队工作，按月都寄钱来补贴家用。大女儿也很听话，放学后就立刻帮助母亲做家务，很少到外面去。初中毕业时她只填报了师范一个志愿，为的是可免费求学。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最大的比我小一岁，当时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沒有大人管他们，可以想怎样玩就怎样玩，而我时刻受到母亲的限制。他们家常常没有大人在，所以一有空我就到他们家里，他们是我小学时期最亲密的校外伙伴，简直有点形影不离。至今我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茂林、少勤、小乔。

西边住的是第三房。丈夫在水产公司工作，人长得很粗壮，脸上有横肉，脾气急躁，尤其是酒喝多了，要打老婆，所以偶尔会听到他家传出来的吵闹声和哭声。一家人都有些怕他。但他对外人却很和气，我去他家玩时，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笑嘻嘻地看着我，有时还夸我几句。

他有二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比我大五、六岁。我叫他们“ 乐书姐姐 ”、“ 民盖哥哥 ”。他们都很和蔼可亲，而且和我有一个共同爱好一一喜欢看书。我到他家去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借书看。只要我看到他家桌上放着书，我就会走进去，怯生生地提出来能不能借我看一看。当时社会上很受欢迎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新书都是他们借给我的。望着我渴望的眼神，他们总是笑着答应，但每次都规定了时间，因为他们也是借来的，当然我也从不食言。

我们租住的就是这二家的厢房。父毌和弟妹的房间在西边厢房，我和祖母住东边厢房，东厢房有客堂间和厨房，日常生活都在东边厢房。

二座楼房前有一条走廊，走廊西边有一口井。水井水脉不旺，井很深。只有冬天的井水是满的，一到夏天，水位马上下降，打起来的水还有点浑。虽不能饮用，但洗东西还是可以的，因此全台门日常生活中还是少不了它。

凡是水井，都是冬暖夏凉的，冬天里下着雪，但井里会散出丝丝热气。到了夏天井水又凉得惊人，这时家家都会用绳子把装在网袋里的西瓜浸到水井中，水井在那个年代可是唯一的天然冰箱。

第三进有一块全台门最大的道地，东厢房的屋檐下有用毛竹劈开后做成的“水流槽”，可把雨水引向下面的一只七石缸内。这水就叫“ 天落水 ” ，当时是最干净的水。每当天要下大雨时，毌亲总要我快快清洗一下这只水缸，把里面剩水倒掉。等到雨水盛满后，又马上将干净的“天落水” 再转移到灶间里面的二只水缸里。

这块道地最热闹的时候要算是夏天乘凉了。

至今未能忘记的是，沈家第三房把屋卖掉后，搬进来一对老年夫妻。男的是老师，女的是家庭妇女，年纪都有五十多了。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已成家，在外地工作。那个老奶奶应该有文化，很会讲故事。每到夏天，我们五、六个小孩会早早地用井水把道地冲凉，躺在从家里搬出来的竹榻或门板上，等待她给我们讲故事。

老奶奶总是洗好澡，当天完全暗下来后，才一手拿把竹椅，一手拿把芭蕉扇，慢悠悠地从屋里出来乘风凉。这时我们就开口要求她讲故事。她沉思一会后，就会笑嘻嘻地回答：“好，今天再讲一个。” 这样我们就会忘记天气的闷热，忘记盯咬的蚊子，被故事的情节深深吸引。当故事结束时，已是清风徐来、月挂半天的午夜了，她于是就站起来，笑着说：“ 睡觉去了。” 只要她出来纳凉，基本上每晚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而且故事还重来没有重复的。

看到现在的小孩子星期天几乎没有休息，不是这个补习班，就是那个辅导课。在家里，周边邻居都关着门，只好一个人在家玩机器人、看电脑，真觉得有点可怜。

记忆中 我上小学时，除了玩，还是玩，如何上课，如何做作业基本没有什么很深的印象了。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后，我就去邻居家找人玩。到星期日，更是除了回家吃饭，常常一整天和房东的儿子在一起。白天一起打弹子、劈洋片、造房子；晚上有时一起捉迷藏，甚至玩到其他台门斗去。

特别是放暑假时，母亲会买来几只小鸭，这时就允许我和其他小孩天天去城河摸河蚌。那时候，城河的水是清清的，每天都可以摸到一脚盆河蚌，给鸭子做饲料。暑假结束后，鸭子就有一斤多了，等到国庆前后，鸭子长到二斤多就可吃了。

暑假里，我还经常去引虾。引虾是钓虾的一种方法。一早先去后园掘大蚯蚓，然后在苕帚上剪一支杆子，截成一段一段，用纱线一头吊住大蚯蚓，另一头挷在苕帚杆上。扔到河边的水中。上午天气凉，虾出来找食，一见蚯蚓马上咬住，这时浮在水面的杆子就往下沉，引虾人就知道下面有虾了，于是就轻轻地用拿着钩子的一只手将苕帚杆往上拉，另一只手将虾兜伸到虾的下面，等虾发觉要逃时，往后一弹，正好弹进了网兜里，一个上午往往可引到七、八两虾。而且只只是“ 老虾公”的大虾。到了下午天气热，虾都躲在河底或河边的洞里去了，所以下午是不去引虾的。

到了冬天，天冷，玩的游戏都带有运动性质的，这样玩着玩着，人就暖和起来了，有时还满头大汗。玩得最闹猛的游戏，男小孩是劈洋片、单脚撞、追逃、打弹子，女小孩是跳橡皮筋、踢毽子、扔沙包，而男女可以一起玩的是造房子。当然还有许多游戏，玩过，但记不起来了。

先说说劈洋纸。那时候，学校门口也有小摊，有卖吃的，有卖玩的，其中就有那洋画。二分钱可买一张大版洋画，大版洋画有六十小张，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买回去后自己用剪刀沿着边缘一小张一小张地剪下来，就是洋纸了。

“劈洋纸”的玩法就是一个人将洋纸平放在地上，另一个人手拿另一张洋纸使劲地拍下去，如果地上的洋纸翻了个面，你就赢了，那张洋纸也归你了。对方需再放一张，你再拍。如果拍下去，洋纸不翻身，就轮到对方拍了。记得我洋纸最多时有2000多张，感到很驕傲。为了不让洋纸翻身，有时在洋纸上涂满蜡烛油，重了，这样对方就拍不动了。这时就会引起吵架，说臭。还有拍洋纸时不准解开衣服，否则拍下去时，衣服扇起的风也会把地上的洋纸翻身。这样不算赢。总之，这样简单的一个游戏，也有不少规定。

还有一种洋纸叫金边洋纸，因为周边有一圈金色的线。这种洋纸比普通的洋纸大一倍，而且纸质很高级，上面的画很精致。市场上买不到。只有罐头香烟里，每罐有一张。谁有了这种洋纸，是很值得炫耀的。一张金边洋纸可换20张普通的洋纸。

“ 打玻璃弹 ”的游戏是这样玩的。一般找一块比较平坦的泥地，在周围用瓦片划出一个方框，然后在方框里挖出一个洞。游戏开始，大家在同一地点先后打出玻璃弹，目标是先打进挖好的那个洞。然后，你就可以打别人的玻璃弹了，如果你能将别人的弹打出线外，就赢了，玻璃弹也归你了。但如果你一不小心，反而让自己的弹出了线，而别人的弹还在线内，那你输了。

有的人打弹很有技术，他可以把对方的弹打到其他地方去，而自己的弹就停在那颗弹停过的地方。这种弹叫“ 定风弹 ” 。我是学不来这种本领，往往自己的弹虽然打着对方的弹了，但会跟在后面跑一段。

本领好的人还会在石板上打弾。石板硬，玻璃弹在上面会发跳，很难掌握打出去的力度。

还有一种游戏叫“ 单脚撞 ”。方法是在场的人把自己一条腿抬起来，放到另一条大腿上。同时用手抱着抬起的脚，这样用单腿在地上不断地蹦。然后你可以在蹦跳中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去攻击场上任何一个人。如果谁的抬起的脚落地了，谁输。

跳橡皮筋是女孩子的事。一般至少三个人以上。二个人分头拉住橡皮筋，其他的人就一个个跳到中间去。跳的时候嘴里还要唱着歌：“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十一二十八，二八二九三十一……”歌词有长有短，我记不清了。唱完一曲后，你要马上跳出，这时橡皮筋就会往上升一档，如果那个女孩能从脚踝跳到耳朵顶上头，用今天来说那就是”女神“啊！如果你一曲未唱完，跳的时候伴住了，那就输了。有另一个人来跳。

“ 造房子 ”的游戏，是可以男孩女孩

一起玩的。

首先用一支粉笔或一块瓦片在地上画出一幅大小不同的格子，每一个格子算一座房。

开始时，先站在第一格前面，将手中沙包放在第一格，然后按一定要求跳过各个格子，回到第二格，用单脚弯腰拾起沙包跳到格子外。接着将沙包放在第二格，重复第一次跳法。一直到沙包放到最后一格，背身从双腿中拿起沙包跳到方格外，这时你才有造房子资格。造房子是你背着身，将沙包扔到格子中，扔中的格子就是你的房子了，在接下来的跳动中，别人必须跳过这个格子，而你可站在这个格子中休息或拾起其他格子中沙包。

在跳格子中或扔沙包时，碰线算犯规，失去一次机会，由另一个人来玩。等到所有格子都物有其主，一次游戏结束，重来。谁屋子多，谁赢！

另外还有一种玩法，是用脚踢。规则有所不同，就不详细说了。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这座台门里面的老人、孩童、男人、女人；有站着的、坐着的、走着的、干着事的和闲着的，他们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着日子。太阳下去了，月亮升了上来，台门里的人从少年变成了青年，从壮年变成了老汉。就这样在不尽的轮回中一代又一代地嬗递着。辉煌也罢，伤感也罢，都已随时间的尘埃一一落定。当年日复一日的生活，已沉淀为历史。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发酵为供后人叙说的遥远故事了。

今天，我用文字把那时的河，那时的弄堂和那时的台门定了格，似乎也在向记忆中的岁月告别了。

几十年来，虽然经过了岁月的冲刷，但清澈的小河，逼仄的弄堂，温馨的台门，在我心中却还是那么的明晰清新。我是这样的怀念你们，热爱你们，因为你们承载了我这个老者的多少旧时光！

有时走在新河弄的路上，我真想问一声往日的新河，往日的弄堂，往日的台门，你们还记得65年前趴在河埠学游泳的儿童么？你们还会想起有人多少次怀揣着心事和梦想走过青石板的路面，其间开心过，也郁闷过？你们还认识那位曾住在84号台门第三进的青少年么？

回忆是美好的！

回忆也说明回忆者老了！

二O一九年八月廿七日

附录：越芝的回忆录

往事悠悠思悠悠

敬友写的《一条弄堂一段情》真是一篇佳作。文章让我了解了新河弄悠久的历史。

提到新河弄的桥南北的几条弄我倍感亲切，因为有我的足迹，它拾起了我对童年时深深的回忆。

一九五五年暑假我九岁要上学了。父亲去台湾九年了杳无音信，母亲为了管教好我们兄妹，带着我祖母搬入新河弄84号台门。

我们住在一间座西朝东的偏屋，二十多平米一间房间加三四平米的侧间做厨房，每月租金一元三角。虽然我离开了纺车桥八百平米的大宅，但这里是另有一番天地。虽然上完了三年洋教育的鲁迅幼儿园，大字仍不识一个。而新河弄的万安桥小学又开始了我另一段快乐的读书生涯。

新河弄我们生活了四年。我读一年级时母亲也正好收一年级新生，新河弄的学龄儿童归我母亲一个班级，我就插入到西小路的一个班级。所以慧君、成龙成了我的同学。放学后我常会跑去西小路那边去玩，而周日和傍晚就和新河弄这边的邻居玩。特别是夏天，晚饭后在台门外路灯下跑来跑去，玩得满头大汗还意犹未尽。

我记得，新河弄的东头有一家油条大饼店，有时我会早上排队买回两三根油条配早歺。为了去胜利路打酱油，我就要走过福禄桥，穿过小校场。丁家弄有一家米店，买几斤米或者称一斤面粉也是经常要去的地方，那时钱少东西都是吃一点买一点的度日。望江楼的馄饨我只吃过一次，是母亲带我们去的，但以后最好的馄饨也没有它的味道了。

84号台门往西过几间台门，有一座庙门寺，我从未见寺开过。只有到冬天有太阳时多人在那里晒太阳。它前面有一块空地，到了腌白菜的季节，这里是晒场。祖母买来百斤白菜后，就搬来在这里摊开晒上一天，我就拿根小竹竿管着随时赶走来啄菜叶的母鸡。

现在大贤住的台门原来是种蘑菇的，经常有牛粪一担担从河埠头挑进去，还有其他干净的船也停着。有一天我跳下船去玩，可一跳下去船就汰开了，我用手去攀岸边石头反而人就掉入河里，幸好河水浅，拼命挣扎喝了几口水自己爬上来了。

在新河弄生活的四年里有许多的点点滴滴，回味的无穷总之是快乐的、难忘的。

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开始，物资紧缺，生活越来越困难，祖母去做保母，哥哥去住校，我和母亲住学校宿舍，从此搬离了新河弄。

至今，我和我母亲，哥哥常常会提起那时新河弄里的人和事。母亲九十四岁了，两年前有我哥陪同下，我嫂子推着轮椅从马弄东区到北海小学，让她感受到曾经在这个学校里工作了三十年的骄傲，更感受到曾经在这条新河弄走过三十年的苍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