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出发的缘由”！

和平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发点”，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青上山下乡“初心”的内核。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出发的“缘由”主要有四点：

　　一、缓解就业压力，充实加强农业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是异常艰难而艰巨的事业。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无论是毛泽东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还是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1]，以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2]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以开垦荒地、多搞粮食、安排就业为其基本初衷的。

　　在60年代上半期，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在全国动员组织知青到农村，不久国家动手编制15年下乡上山安置规划，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压缩城镇人口、开辟就业渠道。“文革”开始后，无论是国家开初设计的“四个面向”原则分配中学毕业生，还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这些都仍然离不开当时严峻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都仍然与解决城镇知青就业分配问题紧密相联。

　　缓解就业压力，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其思想指导、分配重点、安置原则等都有所区别甚至重大区别，但它作为党和国家决策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却是共同的。

　　二、培养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决策知青上山下乡，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密不可分。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涉及知青的专门文件中第一次把上山下乡与培养接班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提出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他们通过锻炼，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3]

　　党和国家作出这样的论述是有深刻背景的。1956年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他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4]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进而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任务。

　　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党的一贯思想就是倡导和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与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发挥聪明才智，得到锻炼成长。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接班人，是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又一个重要出发点。

　　三、建设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

　　农业和农村迫切需要改变面貌，这不仅有物质上的急需，而且还有文化上的要求。[5]党和国家在1957年就明确提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6]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动员和组织大批知青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初，当知青上山下乡受到冲击时，周恩来站出来旗帜鲜明地阐释了上山下乡与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他说，青年到山区和农村去是毛主席的号召，其目的是要我们关注乡村建设，改变半殖民地经济所遗留的畸形发展状况，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产生，以在更加平衡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7]

　　此后，在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提及知青上山下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意义；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提出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很明确，党和国家把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作为了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再一个重要出发点。

　　四、屯垦戍边，建设和保卫边疆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就开始动员组织大批知青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广大知青听从党的召唤，英勇地奔赴广袤的边疆地区，成为屯垦戍边、保卫边防、建设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巩固国防、保卫和建设边疆，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前后，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国四面包围、南北夹击，中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面对核大战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立体的战争准备。自1968年以来，中央批准组建了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广东等生产建设兵团，（8）动员组织大批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成为加强战备、储备力量以及开发山区、建设边疆的战略举措，仅在1967年至1969年全国就有467.06万城镇知青毅然开赴农村和边疆。（9）特别是数百万知青进入中国漫长的屯垦戍边战线，可以说这是在非常时期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特殊的国防战略措施。

　　缓解就业压力、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屯垦戍边，与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大地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知青上山下乡“初心”的内核。不能忘记“出发的缘由”，这是正确认识、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前提。如果不从当时基本国情和所处国际环境出发来看待问题，不从国家全局和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识问题，而是站在片断经历、个人得失、碎片资料的立场去谈见解、作研究，就有可能出现偏差与失误。

（本文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原标题为《决策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心》，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4] 《毛泽东、王稼祥与华东地区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59年11月12日。

[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页。

[7] 1977年1月31日新华社消息。

[8]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179页。

[9]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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