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阴山作家网《阴山作家》（半月刊•第03期•下）——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型文史专栏：清水河记忆

筱米（庄筱濛）

阴山夜谭：大型文史专栏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一

清水河抗战之：概述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

抗战前，中国工农红军在苏区①发展很快，声势浩大。

红军为北上抗日，开始东渡黄河准备进入山西发展。红军的这一军事战略行动，把山西土皇帝闫锡山吓坏了。闫锡山为防止红军进入山西，开始在黄河沿线修碉堡，设关卡，增派军队。他还把乡村里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编为防共自卫团，对他们加紧训练，昼夜巡防，严防死守。

在他的辖区内还实行了“连坐法”，即以闾为单位，由闾长签字画押，共结担保。一人通匪(红匪)，全家同罪。

所谓“连坐法”老百姓称之为“连你连坐”。连你就是闾内各户至少五户以上，互相具结担保，声明各户绝无为匪、窝匪、通匪之事情。连坐就是连保的五户家里，如果有一户发生为匪、窝匪、通匪之事，其他各家应立即报告，若不报告或故意隐讳，不但这家受处罚，其他各家同样连累受罚。

在日伪沦陷区，日本鬼子沿袭了“保甲连坐”法，而且实施“强化治安”②的高压政策。

闫锡山组织的防共自卫团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在乡村到处搜捕共产党探子。他们在民众中造谣说，红色的东西是共产党探子联络的信号。甚至带有红色物件的人都视为探子，只要捉住格杀勿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乡村一时白色恐怖，吓的老百姓开始翻箱倒柜，把一切红的东西，什么红衣服，红鞋袜，红裤带等统统或烧或藏，唯恐被捉判你通匪。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庐山③发表讲话，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面对全国掀起的抗日高潮，闫锡山被迫打起了抗日旗帜，宣布解散各地的防共自卫团。他酸溜溜地对中共代表彭雪峰说，“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了”。解散了防共自卫团，但他摇旗一变又改叫“主张公道团”④了。老百姓心里明白，“主张公道团”就是换了一个名字，换汤不换药，挂了个羊头卖的仍然是狗肉。

闫锡山出于山西人治山西的需要，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谋保晋抗日大计。经中共北方局批准，薄一波回山西从事统战工作，不久在太原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⑤(简称牺盟会)，在27名牺盟会新委员中薄一波暗自安排21名秘密共产党员任委员。后经闫锡山同意，组建山西新军，成立了4个纵队的青年抗敌决死队伍，并决定招收一批临时村政协助员，以山西省政府名义向各县下派村政协助员，大县20多人，小县10多人，开展“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抗日救亡宣传。这些协助员是经过训练的爱国青年，大部分是学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们肩负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社会各阶层中发展牺盟会员成立牺盟会组织；选拔引荐进步青年报考国民党军官教导团。

偏关县成立牺盟会后，老牛坡村青年学生潘密加入牺盟会组织，从事牺盟会工作，并于“七七事变”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

1937年5月，山西牺盟会为迅速占领广大农村这块抗日战争主阵地，充分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挑选了一批进步青年(有许多是中共党员)以“牺盟特派员”的身份派往各县加强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派往偏关、清水河、平鲁的牺盟特派员有武养民、张国瑞、王焕光、屈健、康庄等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⑥。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八路军总部辖3个主力师，其中的120师在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率领下开赴晋西北前线，首战雁门关，伏击摧毁敌汽车上百辆，收复了雁门关，切断了大同至宁武、代县铁路公路交通，迟滞了日军向太原的进攻，点燃了晋西北的抗日烽火，同时也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3日，大同、丰镇沦陷。

9月6日，日军侵占了平鲁。在进入平鲁城时日军枪杀了二人。其中一人是在欢迎日军时而遭枪杀。

平鲁籍抗日老战士王吉(去世)回忆说，当时那人手持铜锣，沿街高喊“有米的熬稀饭，没米的烧开水，出来欢迫日本人”。日军不知其意，一枪将他击毙。

一个没骨头的民族败类，汉奸没当成，反送了性命。

9月22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注释

①[苏区]:苏字缘于俄语汉译“苏维埃”，指“代表会议”或“会议”，即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党纲就明确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二大”进一步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苏区的含义就是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

我国于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江西赣南建立的第一个苏区。接着毛泽东在湖南茶陵建立了县工农政权。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从此开始。1929年7月，闽西苏区基本形成。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与闽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统称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毛泽东当选主席。此时全国已有231个县建立了县级以上苏维埃政权。由于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面积一天天缩小，至1934年10月底，县级苏维埃政权几乎全部丧失，仅剩三、四个县。于是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抗战爆发后的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定，中共中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苏区历经9年又10个月之后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把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三种，以此强化在华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在治安区内，治安秩序交由伪政权负责，日军则集中力量对付准治安和非治安区，还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如广泛构筑封锁壕，建立由暸望塔、碉堡组成的堡垒区，将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切断中共与民众联系。从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军对华北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对治安区内实行连保，进行奴化教育，以巩固其统治。对准治安区实行“蚕食”，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

③[庐山讲话]: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对日应战。他在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同时蒋介石申明四点: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蒋介石的谈话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方针，得到全国响应。中共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的谈话。广西、四川、云南等地纷纷表示响应拥护，自此，全国掀起团结抗日的新高潮。

④[主张公道团]:1935年5月成立于山西太原，闫锡山任总团长。这是闫锡山为了响应国民党号召，防堵陕北红军东渡黄河，实行的“民众防共”策略，在全省抽调了一批青年干部派往各县开始成立的一个民众团体组织。每县设团长，副团长，文书和工作人员。主张公道团的工作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团结好人，制裁坏人，接受人民对不法事件的检举，调查属实，报请总团部，函请省政府转饬县政府或有关部门法办。1936年9月该团并于牺盟会。太原失守后，所设公道团、战动会等随之流亡南去，职能随着终止。

⑤[牺盟会]:全称“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在国共合作背景下，由共产党和闫锡山合作发起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闫锡山任会长，并邀请薄一波回晋主持牺盟会工作。其纲领是“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薄一波还根据当时抗日救亡总任务和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戴闫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三句话方针。牺盟会自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以来，至1939年夏，会员人数达300多万人，此时共产党在牺盟会占绝对控制地位，全省105个县政权中有70个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并掌握了十几万的山西新军。1939年12月闫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宣布解散牺盟会。

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侯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参加会议。

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十大纲领内容包括: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这个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对于我党的廉洁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二

清水河抗战之：沦陷前形势

大同、丰镇、平鲁沦陷后，清水河不断有日机飞临。一次日机飞临县城上空(在今红旗后沟附近)丢下数枚炸弹，引起全城大乱。

坏消息接连不断。1937年10月2日，日军侵占百灵庙。10月14日，日军侵占归绥(呼市)，10月17日攻陷包头。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主要城镇及交通线(平绥铁路即今京包线)全被日军占领。驻防此地的国民党军闻风而逃。

国民党清水河县长董万成率保安队趁夜弃城逃走。

贪生怕死的董万成逃跑后，东北军何柱国部退到了清水河。丰镇沦陷丢了县长印的陈应道随何部退到清水河，并在何部的帮扶下做了清水河县长。

在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为加强晋西北和绥南地区抗日斗争领导，中共北方局决定成立晋西北临时党委，任命赵林为书记，罗贵波为付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抗日斗争。10月初，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成立晋绥边工委，任命赵仲池为书记。

八路师120师359旅在神池、忻县集结整训，将五台山活动的120师师部工兵营改编为警备六团，孙超群任团长，张达志任政委，政治部主任黄立青。改编后的警备六团迅速向偏关、朔县、平鲁、清水河等地深入。

警备六团的民运股长贺立新率领一支武工队在北堡、暖泉活动，动员当地的青年农民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加紧训练。并由抗战前已加入牺盟会的桦树沟村崔济荣(崔二艮和)担任自卫队长。以后自卫队又改称为牺盟游击队，这是清水河建立的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从绥远下来的胡一新奉北方局命令组建中共清水河县委。胡一新任书记，张学年、石青山任县委委员。与此同时，晋绥边工委奉命改称晋绥边特委在偏关县成立，书记赵仲池，组织部长郑林，宣传部长胡一新(仍兼清水河县委书记)，军事部长王保珊。(据刘华香回忆录《120师独立六支队雁北绥南抗战》一文记述，特委成立后，书记是赵仲池，郑林是组织部长，田仲是宣传部长，刘华香(本人)是军事部长，屈健是边委会主任(相当于行署专员)。

在晋绥边特委领导下，平鲁、右玉、山阴、左云、偏关、和林、清水河、丰镇、凉城及朔县、怀仁的部分地区很快掀起了组建抗日武装的高潮。

10月20日，绥远清水河县战地动员委员会成立⑦(简称动委会，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前身)，张学年担任动委会主任，委员乔全清(国民党第三路军付总指挥兼托县游击县长)、乔连山(国民党清水河抗日自卫军23团团长)。动委会下辖五个区(时称东、南、西、北、中)，在北堡、石湾子相应组建动委会机构。南区北堡，由厥菜洼的郭树峰区长兼任动委会主任，委员有王凯(阳井上主张公道团团总兼民团九大队队长)、张其礼(北堡民团六大队队长)、胡文质(北堡村人)。

在动委会内部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宣传工作是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进行抗日宣传。其宣传形式是敲锣打鼓，唱戏讲演，号召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妇女做军鞋”，“四大动员”⑧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在“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口号下，广大民众深受教育鼓舞，纷纷向部队献粮捐衣。

和林、右玉、清水河的富户和民众慷慨解囊，向驻地部队捐献粮食二千余担，白洋伍千多元。平鲁云石堡首富姚功一次为警备六团捐献土布二百多匹，羊毛五百多斤。驻清水河城的警备六团步二营二个连队，严格遵守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当地群众留下极好的政治影响，城内富商和广大民众为二个连队的战士们全部换了冬装。

偏关后方老牛坡村，支部书记潘密动员全村人为部队筹集物资，他还动员其父献出一部分土地分给了缺地农民耕种。

国共合作时期不仅有合作，也有摩擦，更有斗争。在各地动委会广泛开展抗日活动的时候，在平鲁城发生了闫锡山一个骑兵团二百余人哗变事件。哗变队伍不仅缴了平鲁游击队的枪支，还绑架了平鲁动委会主任屈健，付主任柏玉生，还有王平、刘华香等人。他们赶上老百姓的牛羊，绑上屈健等人，连夜撤退到清水河境内，在三眼井村附近的元林子与石青山所带的韭菜庄民团打了一仗，败退狮子塔村。清水河县长陈应道获悉这股叛匪在狮子塔，立即派人携带金钱将这股匪徒收买，编入了他的暂编一师。同时，陈应道又把丰镇原属自己的两团人马从丰镇日本人手中拉拢过来，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闫锡山发动“晋西北事件”，取消动委会，清水河县的国民党23团大肆排挤打击抗日进步力量。23团名义上打着抗日招牌，实际上匪性未改，既无政治倾向，又无民族大义，挂抗日招牌实际上不真正抗日。他们大多数人是大烟鬼，群众说他们比八路军多一杆枪即大烟枪。大烟靠向群众敲诈勒索，勒索不来就抢劫。张学年、石青山为挽救统一战线面临分裂的局面，主动与23团乔连山团长商量联合起来打游击，然而乔连山在大敌当前，困难当中消极抗日，还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来消弱共产党的力量，因此，乔连山拒绝了张学年石青山联合抗日的主张。同时，乔连山等人不断与组建不久的平清游击队搞摩擦，故意制造“误会”，明目张胆进行武装围剿。一次，平清游击队在黄河畔的沙草湾活动，与从桦树湾出来的23团乔连山相遇。当兵的肆意挑衅游击队员，还借机缴了游击队员的枪抢了文件包，在争夺中我一名队员让打成重伤牺牲。时任平清县牺盟会特派员王焕光找到乔连山，据理力争，严厉痛斥他是有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破坏了统一战线，23团更加肆无忌禅地制造麻烦，他们在甘沟楼、石匣子等地围攻我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权。在忍无可忍情况下，住北堡石灰窑休整的六支队刘华香部，决定教训一下23团，把他们打过黄河西去。六支队指战员在刘华香指挥下，将23团包围于北堡村，这一仗沉重打击了23团一贯的反共气焰。乔连山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黄河准格尔旗，从此再未过河骚扰。

注释：

⑦[动委会]:全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在中共倡议下于1937年9月20日(一说是1938年8月)在太原成立。主任委员由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党团书记程子华，付书记南汉宸。太原失守前后，闫锡山撤走了他派到动委会的人员，中共完全掌握了这一组织。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动委会深入“战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该会的活动地区包括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两省。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各阶层群众的抗日救亡团体；担任执行临时政权的职责，实行减租减息，停征旧赋，废除苛捐杂税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政策；为抗日部队筹集给养和补充兵源(晋西北城乡有2万余名新兵补充到八路军、决死队等抗日部队)。动委会的工作发展引起闫锡山的恐惧，1939年6月他以取消一切各种名义的动员机关为理由，正式强令将动委会撤消。9月1日动委会正式宣告结束工作。

⑧[四大动员]:“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2月，驻山西兴县蔡家崖牛家(即牛友兰家，著名开明人士)大院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成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当时，驻扎晋西北的八路军120师主力及其他抗日部队正面临军需和财政困难，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全部停发了八路军等抗日部队的军饷，还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而日军也趁晋西北抗日政权立足未稳，于2月23日至4月1日，以1.3万余兵力分6路对我晋西北进行春季扫荡。

为改变目前经济困难局面，进一步动员广大军民投入抗战，1940年2月26日，第二游击区行署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出紧急号召，用两个多月时间开展献金、献粮、扩兵、做军鞋“四大动员”(亦称四项动员四大号召)，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开明士绅和富户捐款捐粮，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以缓解抗日根据地暂时的经济困难。“四大动员”对解决根据地困难，壮大人民武装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央书记处曾对此给予了肯定:“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三

清水河抗战之：晋绥南根据地

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时，就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必须建立一些赖以生存，并据以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那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中，华北地区从山区到平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等大块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晋绥边抗日根据地是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弃守太原后，八路军120师在晋西北急时开展敌后游击战，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起来的一块根据地。1938年2月，日寇乘120师开赴同蒲路作战之机，调集万余兵力向晋西北发动进攻，侵占了宁武等七县。120师星夜回师，经二十余天激战收复七座县城，打垮了日寇的第一次围攻，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年8月，120师派一个支队(李井泉支队)北上绥远，越过平绥线，进入大青山，与当地抗日武装紧密配合，发动了绥东、绥西、绥南以及察哈尔游击战，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可以威协平绥铁路并牵制集宁、归绥、包头等地的日军，打击乡村小股日伪军，重要的是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的影响并为此扎下根来，同时能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配合，保卫陕甘宁边区，打通和苏联与蒙古的交通线。此后大青山和晋西北地区统一为晋绥边抗日根据地。

在120师击溃日寇第一次围攻、晋绥边根据地形成之机，在平(鲁)清(水河)两县适时开辟建立了平清抗日根据地。

平清抗日根据地是指清水河县东南部的老熊沟、帐房湾、喜花岇、板申沟、井儿沟、新村、七墩沟、朱毛草、窑子上、三里坡、八墩、新窑上一带与平鲁县西北的七墩、新墩、阻虎、破虎、达达井、刘家窑等村的接壤地带。这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在平清创建的一块根据地。

1939年1月，为了向绥远发展，晋绥边特委将清水河县靠长城的一部分地区划归平鲁(韭菜庄盆地青部分村庄)，并以平鲁山区为依托，开辟清水河的工作，使平鲁北山区与清水河东部区连成一片，同时清水河工委并入平鲁组建平清县委县政府。

在绥蒙地区建立比较早的绥南抗日根据地最初范围大致在平(北平)绥(绥远)铁路以南，长城以北的地区，包括现在内蒙古的清水河县、托县、和林县、凉城县以及丰镇的一部分，在一段时期，山西省的左云、右玉县的北部地区也曾隶属于绥南地区。绥南地区是内蒙古开辟较早的革命老区，从1924年起该地便有了党的活动并建立了组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绥南的革命斗争一直到1949年，前后共达12年之久。由于地处大青山与晋西北咽喉，晋绥的中枢，所以毛主席党中央十分重视该地区，多次指示开辟，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求不放弃。绥远省委成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和斗争需要分别设立绥中、绥西、绥南和绥东四区。1942年绥南托和清县机关驻右玉西山神庙时，曾下辖五个区政府，一区活动于和林毫赖沟一带，区委书记王修，区长王琳。二区活动于清水河五良太东北一带，区长王林玉、张培珍(1942年叛变)，三区活动于和林三宝罗一带，区长赵勋(1942年叛变)，四区活动于和林羊群沟，区委书记刘云生，区长王达仁，付区长杨清河，五区活动于清水河盆地青一带，区委书记胡三明，区长郝荣。区委驻地井儿沟。

1942年日寇调集三万余兵力对我大青山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层层挤压的“篦梳”战术，造成严重威胁。在华北，41年至42年的两年时间，日军组织千余人以上万人以下扫荡132次，万人以上七万人以下的大扫荡就有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3一4个月。最困难时期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变成敌占区。面对艰苦残酷和极端困难的环境，绥南抗日根据地的托和清县先后有几个区的负责人叛变投敌，迫使我党政机关撤入大后方。在敌后开辟根据地，我军就是依托的穷乡僻壤的山区，这里物质条件和环境艰苦恶劣，又远离大后方，但我抗日军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并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极其坚苦危险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坚持了下来，成为通往大青山根据地，输送抗日物资和后方干部的唯一通道。

平清联合县成立后，平清县的牺盟分会人员以游击形式走乡串村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政策和国内外形势，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有时还站岗、放哨、查路条，很快打开了抗日斗争的局面。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抗日政府提出的“四项动员”号召，不少人家送子、送夫参军参政，妇女都组织起来做军鞋，一些较大的富户出粮出钱支援抗战。

1940年4月，敌人纠集大批兵力先后两次对平清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根据地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根据地经受了最严重的一次考验。

老牛坡与刘家窑相距二十几里，是当时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东有平鲁南丈子日伪据点，西有北堡日伪据点，但在人民群众掩护下，我偏清支队、步二营和平清游击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他们在这里休整、训练，抗日活动搞得秘密而热烈。刘家窑村有位与八路军密切联系的人叫赵红，他的家就是八路軍的指挥部。

1940年北堡据点王凯伪队长的一个特务密探张三和被八路军活捉，镇压于刘家窑根据地。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四

清水河抗战之：清水河沦陷

清水河其地历史上是军事割据与争夺之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处于绥南战略位置的重要地位，形成晋西北根据地外翼，绥远的南大门，成为连接大青山与晋西北、陕甘宁地区的交通要道。因此，日寇抢占清水河成为必然。

1938年春，清水河来了鬼子兵。

这年的2月22日，日军26师团兵分二路向我晋西北进犯。一路由后宫指挥的约有万余人占领了宁武、神池、岢岚、五寨、保德等县；另一路由竹内联队约二千余人从平鲁井坪出发，经清水河的韭菜庄、北堡，向山西的老营、偏关进犯。

驻守老营、清水河城的何柱国、郭喜鹏骑二军未与日军接触便撤离退入偏关境内。

清水河城遭日军飞机轰炸，炸伤平民多人，多处房屋损毁。

2月24日，驻归绥伪蒙古军⑨的十三、十五两团由日军岗尚庆吉顾问率领，杀气腾腾地包围了清水河。他们先是飞机轰炸，后以大炮轰击，陈应道暂编一师抱头鼠窜从东门溃逃，撤到阳湾子一带，后撤至偏关，又担任时间不长的偏关县长。岗尚庆吉和伪蒙古军顺利占领了清水河。

《抗战中的绥远》一文中对日军如此轻易地攻陷县城有这样的描述：

“日寇一来，素无警备，未闻枪声，官吏先席卷夜星逃窜(如绥东、绥中各县，在敌人进攻时，差不多完全如此)，甚且自率商绅，大摆香案，出廓迎敌者亦大有人在(如丰镇凉城等县)，所以许多县城之沦陷，并非大量敌寇攻夺，乃为逃员弃守，被汉奸勾结少数敌伪，兵未血刃，而列队入城占据者。因此，未逾百日，战未五次，而十四县版图，惨然变色。一百五十万同胞，亦横遭敌寇之蹂躏。”

清水河县城沦陷。岗尚庆吉举行了入城仪式，城中的那些富商、土豪们强迫组织起部分民众举着太阳旗欢迎日军入城。一些为帝国服务的维持会、新民会等汉奸组织也相继成立，日军委认了伪县长和维持会长。

伪县署成立后便张贴告示，以安居民恐慌心理。接着通知18岁以上男姓分期分批照相，发放“良民证”⑩。

维持会是沦陷区内日军利用汉奸们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其任务是替日军筹集钱粮物资，刺探出卖军事情报与经济情报，告密捕捉我地方抗日军政人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汉奸的告密出卖牺牲了许多我地方抗日工作人员。雁北游击司令兼偏关县长梁雷就是被偏关的维持会闫宣、刁如祥告密残遭敌人杀害。一同被抓的还有十几名地方干部被关押在清水河的日伪监狱。傅作义收复清水河后这些人才获救。清水河伪县署成立后，在各乡也组织了维持会，许多自然村都安插有维持人员。

竹内联队占领清水河后，开始向偏关进犯，却在长城边的马站遭到我警备六团的顽强阻击，激战一天一夜，日军伤亡惨重。警备六团在完成了掩护群众转移任务后，主动撤离战场阵地。这是警备六团自东渡黄河进入偏关、清水河、平鲁以来与日军第一次正面交战。

抗战时曾任清水河县长的石生荣回忆说，马站一仗，尽管打的艰苦，却树立了我们打败日本鬼子的坚强信心。

此后警备六团成为坚持雁北与绥南游击战最主要的主力部队，他们常以外线作战来掩护根据地和根据地的群众，兜大圈子迷惑敌人，寻找战机打击歼灭敌人。警备六团以能打善战，一夜可行军百余里而著称。

为了打掉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被占领区人民群众抗日的决心和斗志，使人民群众看到希望，120师对日寇占领区发动了全面反击。1938年3月下旬，120师连克五寨、偏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岢岚七县，取得了晋西北首次反攻的胜利，歼敌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山炮、汽车、步机枪、骡马匹、弹药等大量物资。120师收复晋北七县后，傅作义部为配合徐州会战，发起了绥南战役(亦称反攻绥远)。以傅部35军为主力出山西偏关，在清水河、和林一线摆开战场，向归绥之敌发起攻击。

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国民党抗战还比较积极，其领导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广大官兵付出了巨大牺牲。

归绥即今内蒙古西南部地区。绥南战役从1938年4月开始至5月下旬结束。

双方参战部队，傅作义部35军主力约一万七千余人，配属部队有骑二军、骑六军和东北挺进军。

日军以莲沼蕃中将率领的驻蒙兵团约二万余人，配属部队有伪蒙古军五个骑兵师一万余人。

在清水河战场，傅部董其武101师驻杨家窑，新编六旅王子修驻韭菜庄、大双墩。73师驻大阳坪、暖泉。

1938年4月22日晚12时，35军先头部队孙兰峰旅挺进清水河城附近的神池窑、南沟、祁家沟，旅部驻祁家沟。此时驻守县城仅是伪蒙古军骑兵第二师门团之一部，得悉消息的孙兰峰当即发动突袭。在祁家沟八十多岁刘润拴指引下，折开城墙底部通过水道悄悄进入县城，突然打响，敌人无招架之功，从北门逃遁。35军拿下清水河城，傅作义随军入城，军部驻万和厚一家商号德成永大院。稍后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清水河之敌从北门逃跑，孙兰峰旅的412团尾随追击至土默川归绥附近大路一间房和沙尔沁一带与归绥、凉城、托县增援之敌展开激战，结果412团与35军通讯联络突然中断，导致412团损失惨重。傅作义召开军事会议时，枪毙了通信营长邵军军，一时军威大振。

另一件是傅作义将军驻县城时，他的指挥部时遭日机轰炸。他先后转移多处，但敌机像长了眼晴一样，于是怀疑城内有敌特内奸。傅作义的警卫手枪队一天终于将城内一名向敌机提供信号的特务活捉，审讯得知是日本鬼子派出的间谍，不光清水河有，和林县城、老营城内也有间谍在活动。

5月25日，日军集结兵力开始反扑。归绥、包头、大同、左云、平鲁之敌联合出击，发动了“清水河作战”的战役行动，妄图一举消灭傅作义的35军。30日，几路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同时向傅作义各部发起进攻。进攻清水河的黑田重德步兵旅团强力推进到大小双墩村一线，与35军新编骑兵第六旅王子修部激战一日。

5月31日，日军千余人，汽车百余辆在黑田重德司令官带领下疯狂向清水河扑来。傅作义将军避敌锋茫，撤出清水河，并令各部向偏关方向撤退。当晚，日军黑田占领清水河。清水河二次沦陷日寇之手。此后日军占据清水河达七年之久，直至1945年投降。

35军反攻失利，一路退却河曲，再退河套，晋绥地区由抗日后方迅速变成抗日前线。

35军在向偏关撤退途中，被南下的归绥援敌主力紧紧咬住，一时无法摆脱。八路军张宗逊旅长得知傅部进攻清水河失利被日军追击的消息，果断亲率716团给予支援。716团贺炳炎团长和廖汉生政委率全团战士急速赶到口子上、老营一线，协同警备六团，驰援傅部溃退部队，在偏关县的上、下土寨布防设伏，与从朔县平鲁向偏关方向追击的日军激战。经四天三夜顽强奋战，毙伤敌三百多名，掩护傅作义军部和余部安全转移。战斗中，716团伤亡指战员近二百人。这次阻击战，体现了八路军团结友军抗战的无私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后傅作义通电全国向我八路军表示致谢，蒋介石政府也发出嘉奖令。

由傅作义指挥的绥南战役虽然受挫失利，但傅作义认为配合徐州会战的作用已经达到，于是停止了进攻，绥南战役结束。

日寇二占清水河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共清水河工委(1937年11月由县委改称工委)根据晋绥边特委指示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由公开转向秘密，工委机关也向山区撤退隐蔽。工委负责人张学年、李林枝、任苏等人在北堡桦树沟崔济荣家隐蔽了两个月。

由于闫锡山的反共宣传，致使群众不敢接近共产党、八路军，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闫锡山秉承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反共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向对日妥协，开始积极地反共，还强令各地解散了动委会。清水河工委机关被迫撤入平鲁境内。

清水河动委会解散后改称牺盟会，工委领导人张学年等人组建牺盟游击队，当时就发展了一百多人，由崔济荣任队长，坚持活动于北堡、暖泉的长城沿线。

为统一领导清水河和平鲁的抗日斗争，1939 年1月，清水河工委与平鲁县委合并，成立中共平清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李林枝，组织部长王锡田，宣传部长王致中(四二年冬叛变)，统战部长姜华(贾明武，四二年叛变)。

平清县下设三个区，一区区委书记王宝，二区区委书记杨厚，三区区委书记李茂福(一九四六年牺牲于韭菜庄小黄榆沟)。其他组织相应建立，平清游击队、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

注释：

⑨[伪蒙古军]:全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军”。1936年，锡盟付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德王)，在日军蛊惑下“改元易帜”，树起叛国旗帜，在家乡西苏尼特旗成立了伪蒙古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日军进入绥远后，为了让满洲、蒙古成为它统治下的“国土”，命伪蒙古军进入绥远，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省城归绥(日军改称厚和豪特市)为“首都”。1939年9月，日军又将另外两个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驻张家口的“蒙疆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成立后的“蒙疆政府”有伪蒙古军10余万人，以骑兵为主，在广大华北地区配合日军作战。当时的伪蒙古军分为三支，德王一支，李守信一支，王英一支。为适应战争需要，时常扩编队伍，从军部到连部，基本上都配备了日本顾问和指导官或教官来监督。日本宣布投降后，伪蒙古军亦随之溃散。

⑩[良民证]:由日军颁发的一种证明身份的证件。约为2x3平方寸，上写姓名、年龄、姓别、县名、村名、居住甲名、发放年月、发放单位。右上角贴本人像片，盖钢印。发放良民证的目的主要是区别普通百姓与入路军及抗日工作人员的身份。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五

清水河抗战之：沦陷区日伪残酷统制(一)

“绥南战役”失利之后，日军在晋绥地区设下重兵，在主要城镇及火车站的驻军也是调动频繁，而且部队番号变化也多，在重点城镇他们经常保持一定数量的兵力。在归绥地区(蒙疆)日寇的兵力达三万余人，在归绥城驻有德王的伪蒙古军一千四百余人，而且归绥已被日军改称厚和豪特市，成为德王“蒙疆府”的“首都”。 驻清水河县城的兵力由刚开始的三百余人增加至五六百人。敌二十六师团三万余人沿平绥铁路线据守大同、集宁、归绥及附近城镇，形成了以归绥、包头、集宁为中心的统制大青山地区的军事核心，也是统制整个“蒙疆”地区的军事中心地带。

清水河处于这个“核心”地区，因此敌人十分重视这块战略要地。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日军从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上对清水河地区进行了全面统制。

政治(政权)方面，日伪就是起用并利用当地土豪劣绅、流氓恶霸、反动会道门分子等民族败类，逐级充实到为其服务的伪政权机构里，如维持会、新民会、农商会、协和会等等。县有县公署，乡有乡公所，村有村公所，形成了县、乡、村统制网。

伪县署是在日军占领区内由军队操纵下建立起来的完全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权。日军第一次占领清水河后，城内姓乔与姓段的出任了清水河伪县署的伪县长和维持会长。二个多月后傅作义发动“绥南战役”收复县城，上任不久的伪县长逃跑过了河西(黄河)的准格尔落草为寇，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周应伯是黑田重德带来的第二任伪县长。周应伯东北人，此人曾在北洋政府内任过职。北伐胜利后许多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一些军阀、政客失了势。日军占领东北后，便大量起用了这部分旧人员，于是周应伯随日军到了清水河，在其主子的扶植下担任了“县知事”。

事实上日军占领地方后成立的县政府机构，并不叫县政府，也不称县长，而是称“县公暑”，县长称“知事”，这是为区别于国民党政府的。而国民党时期的清水河县法院也被日本人改称为“成审处”，设于县公署内。

在伪组织内，重要机关的部门都设有日本顾问，掌握实际权力。清水河县公署顾问叫月望，还有一个首席指导官横山。顾问之下还设有辅佐官也是由日本人充任。在顾问班子里，有一名翻译官(秘书)，由教师或留日学生担任。乡下据点一般都设有翻译官。

韭菜庄村的陈桂兰(女，88岁)回忆，她十三岁时被南沟教堂堂主安排去“县公暑”伺候，还有其他的小女孩和男孩。她负责两间房子的卫生，生火烧水。一间房子是县长和参事官(日本人)的办公室，另一间是他们的寝室。陈桂兰伺候的那年，她记得县长叫洪大光，和日本参事官一间屋办公，睡一间屋。

在管理和控制基层政权上，基本沿袭了国民党旧制，但又有区别。实际上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清水河境内，日伪并没有完全掌握控制了基层政权，而是一种日伪、国民党、共产党相互争夺的局面。在一县或一区一乡甚至会出现三个不同性质的组织机构。你占县城，我居乡间。

日伪在乡村实行保甲制度，层级分为乡、保、甲。1940年前后，北堡一带属南王庄乡，北堡村是保，保下为甲。组织结构大致为：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和付保长。一乡或数乡为联保，设联保主任。为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日伪时期取消了原有的小乡制，重建大乡，全县设十三乡，之后又划设二十乡。一乡设乡长、付乡长，事务员，司计，自卫团班长，书记等若干人。

乡长要负责全乡农林牧副的生产组织还有公益事业的开办。乡事务员负责乡内各保甲长的考核，办理户籍，编造报表。司计负责摊派，财政帐务。每乡设武装自卫团，维持本地治安，设卡巡逻，盘查行人，调查户口。

五良太村的张恒(93岁)回忆，五良太乡自卫团的负责人是五良太日伪炮楼里一个警长兼任。入自卫团当兵自己要花三十大洋买一杆大枪才有资格。当兵后有薪水，有衣穿，能吃饱饭，家庭生活也会随着改善。想当团丁的人自然很多，但多数人花不起买枪的钱。

韭菜庄乡南王庄村土二蛋(89岁)说，日本人在南王庄安起围子后，从各村招了三十多人的自卫团员，每天晚上替日本人在炮楼周围巡逻，炮楼顶上只放一哨。

日伪控制的薄弱地区，游击根据地政权最初形式是将抗日积极分子、秘密党员打入伪组织内担任某一个职务。个别村长、闾长或保长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实际在暗地里也为抗日政府出力，提供敌人情报，形成敌我双方维持运行的“两面政权”，老百姓称这些人是“白皮子红心”。

老牛湾附近的土山子村，日本人安上围子后，委派本村石六当村长。偏清支队队长罗成章在水泉、草垛山、滑石堡一带活动时将石六发展成内线，石六明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也给八路军做事。

石六的儿子石占(80岁)回忆说，他父亲给土山子日伪当保长时，暗地里通八路，咱们的队伍一走，他就假送情报给敌人。免得日本人找村里人的岔儿。可是时间长了当地的一个汉奸识破了他的“鬼把戏”。老牛湾有个“汉奸李”(老百姓语)，时常拿个没把手榴弹讹人，总想在荞麦皮上榨油。他经常半夜三更闯进石六家诈诈唬唬，搞得石六提心吊胆。“汉奸李”又讹诈曹金海(偏清支队战士)家人，说窝藏八路军，逼得他们家卖地。讹诈不上钱，给曹家门上贴封条“你儿当八路，如不离开，杀你鸡犬不留”。曹金海父亲、哥哥、弟弟只好逃荒上后山。留下老母住在闺女家避难也得病死了。石六对曹金海五弟说，咱们的想个办法治治这个汉奸，不然迟早是咱们的祸害。曹五就同村里几个人一起把这个汉奸李打死扔在了水涮壕。据点里有个伪军，时常出来欺负村里人，村里人就说“干掉他”。一天深夜这个伪军在一户人家抽洋烟，他们进去便把这个家伙一绳子捆了，嘴里塞上棉花，拉在野外挖坑埋了。从此土山子里的伪军一般很少出来。

单台子乡(现老牛湾镇)窑岇上村范如山暗地里给当八路军村长，为了应付敌人，保护乡亲们少受日伪祸害，答应又给日伪当闾长。

暖泉乡伪乡长李翰，经偏清支队积极争取，愿意暗中帮助偏清支队了解报告敌人动向，因而暖泉阳湾子两据点的敌伪活动情况我军了如指掌。托和清县仁和乡伪乡长徐凤鸣在石生荣和县大队刘怀队长的教育争取下，也为了给自己将来留条后路，便答应八路军的条件，通过联络员及时报告日伪情况，营救被捕抗日人员，从伪军手中换取枪支弹药支援根据地。在以后几年里，徐凤鸣帮助游击队换了许多枪支，报告敌伪及叛变投敌分子情况，营救被捕人员，使我根据地免受重大损失。对巩固抗日根据地，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随着抗日力量的壮大，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两面政权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由维持会把持的乡村政权被抗日一面政权所取代。

军事(斗争)方面，1942年，抗日形势逐渐恶化。原先日伪军只在清水河、和林、平鲁、右玉四个县城里驻守兵力，乡下设立的据点很少。韭菜庄、南王庄、盆地青上三道沟和平鲁县南丈子建起据点后，敌人扫荡的日益频繁，连接大青山与晋绥交通线被切断。到1943年，清水河县建起据点炮楼20座，军用公路5条。常驻县城兵力达到五六百人。

县城里的“皇军”队本部即宪兵队(亦称红部)驻万和厚，宪兵队长佐田，和泉机关(特务机关)驻花园巷，机关长山本，池田部驻古城坡与仓背厚，星野部驻西街，大街商号内驻有行李小队和乘马小队，天巨店商号驻日军一个山炮班和随军医院。伪蒙古军十五团驻县城外及附近村庄。

在乡下的主要交通大道或大村庄建立据点炮楼，驻有少量日军，主要兵力则由伪军或保安大队(1940年后改称警备队)来防守，配备充足的枪械。

由日军统辖的警备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部分别驻城关、栅梢也、暖泉、韭菜庄。各中队兵员全部驻守20座据点炮楼。

一中队的中队长先后有李杰明、李汉兴、苏林，有步兵五十多人。管辖据点有五良太、土沟子、石壁桥、榆树湾、老牛沟(田家石畔)、铁驼也、杨家窑。每座据点驻守二十至三十人。

二中队的中队长先后有卜喜子、耿章、云福祥(后升任县城伪警备大队长)、巴德胜、云五世，有步兵五十至七十人。管辖据点有曹家塔、土山子、喇嘛湾。每座据点驻守二十至三十人。

三中队的中队长先后有石官元、赵雨亭、云春善，日军指导官八木、北川。有步兵五十多人。管辖据点有阳湾子、北堡。每座据点驻守二十至五十人。

四中队的中队长先后有霍计光、于月。日军指导官水户、中野，有步兵五十多人。管辖据点南王庄、石湾子、上三道沟。 南王庄据点队长赵德胜、江连、柴二白、苏林。日军指导官小田同，兵员三十多人。石湾子据点队长苏林、潘占彪。日军指导官板板木，兵员四十多人。上三道沟据点队长高歧秀、卜印山。日军指导官桥木，兵员二十多人。另外，日伪将全县原来的三十六乡合并为十三乡，设乡公所，委派伪乡长和乡吏员，每乡配备了乡丁。又强征青少年编成“防共青年团”。

据点炮楼是日军控制乡村、封锁交通要道的军事设施。通常情况下，据点设在比较大的乡镇或人口密集的中心大村，有一个中队约一百八十多人的兵力驻守。而设于乡村的看上去孤立的炮楼子，兵力不会太多。

据点占地面积较大，防御工事也完善，尤其是物资储备充足，武力较强。战时可主动出击，能够为野外作战部队提供后勤补给。炮楼的功能就比较单一了，但修的较坚固，主要起监视和维持治安的作用。地方游击队由于武器装备差，一般很难独立攻破一座炮楼子。炮楼子有大有小，兵力不等，但他们有足够的弹药和粮食。

南王庄据点与北堡据点是两个较大的据点，在建造形制上不一致，但通有暗道是所有据点共同特点。在南王庄村至今仍保留有乡公所旧址，老乡们称之为“十二连窑”。窑上山顶建一座圆型炮楼高约数丈，在社火山又建一炮楼，形成相互依托之势，二者间用三丈高的石墙联结，乡公所与炮楼之间都通暗道。

抗战后期，日军为了保留足够的机动兵力，驻炮楼的日本兵不会太多，有时甚至只有一名士兵。炮楼完全依靠伪军(伪警察)来协防。

北堡村徐二连生(88岁)回忆，北堡安上围子后，伪队长王凯领的兵都是本地人。他们穿黑衣服，老百姓背后骂他们是“黑不浪”。王凯穿日本军衣，挎洋刀。平日里耀武扬威，在日本人面前却摇尾乞怜。老百姓编顺口溜讥讽他们:“学了日本话，能把洋刀挎，吃饭说咪西，骂人喊八嘎”。他的据点里没有日本兵，只有县城的日军下乡扫荡，才在围子上住几天。倒是绥远的蒙古军组成“讨伐队”三番五次下来遭塌百姓。有一年徐二连生父亲徐四仁和八路军交通员何云发通过关系，秘密潜伏进北堡围子，徐四仁身份是王凯的专职厨师，获得情报经何云发送豆腐转手送与步二营。

日伪炮楼一般修二到三层，层与层之间用木梯连接。每层留有五六个枪眼，小枪眼步枪可伸出去射击，大枪眼可架机枪。炮楼顶插一面太阳旗，旗下站一名哨兵瞭望。炮楼旁修伪军宿舍，四周挖封锁沟，路口垒封锁墙。因为大部分是土打墙，所以老百姓称其“土围子”。

日军修炮楼的民夫由各村维持会人员分配，男子十五岁至六十岁都在应征范围。民夫们自带干粮和劳动工具。民夫的生命没有保障，受监工打骂或被狼狗咬伤致残都是常事。

狮子塔村民杨润喜(89岁，去世)回忆，1941年，韭菜庄、三道沟和口里的败虎村修炮楼，从各村摊要民工，狮子塔村每天要出二十多人，不敢去工地做工的每天要给维持会(领工的)交二块现洋。修炮楼，每天挨打受骂是小事，有时还送了命。坡底桦树沟村有个李大牛，做工时让鬼子甩开木棒打在脚脖上(滑拉骨)，当时疼得走不了路。收回时正赶上下大雨，过水沟时脚疼得没跳过去跌进沟里让山水推走了。那年李大牛十三岁，寡妇妈还给他说下个童养媳。他一死，童养媳回了娘家，寡妇妈连气带病也死了。在口里败虎修炮楼，木匠靳富成让监工的鬼子用木匠奔子砍死，工地上炸了营。几个人跪下求情才将尸首抬出来，没被日本人的狼狗吃了。

血的教训使老百姓认识到并非像维持会的汉奸和“宣抚班”⑪人员所宣扬“日本人来是帮助咱们建立王道乐土的”那样。所以日伪在建土围子时不是受到老百姓的抵制，便是遭到我地方武装的袭击，并非顺利。

日军准备在北堡口子上村修据点，老牛坡民兵自卫队与驻柏杨岭的游击队配合，日夜喊话、骚扰，投掷手榴弹，破坏烧毁物资，粉碎了日伪修据点的企图。

韭菜庄据点从动工修建至日本人投降，工程始终未能如期完成。以后国民党乡兵占了又强迫老百姓继续修围子，八路军游击队动员群众一黑夜将修起的围墙全部推倒。

日伪在前大井村修围子，偏清支队得到老乡报告，夜晚包围前大井，俘虏敌人五六十人，缴获了一批弹药。使敌人妄想长期盘踞的计划彻底落空。老乡们杀猪杀羊慰问部队，在牲畜的蹄子上钉上钉子表示是围子炮楼。吃肉时拔了钉子，表示拔掉了围子炮楼。村庄弥漫着军民鱼水情谊的热烈气氛。

日寇侵略中国期间，按照日军陆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策略，说白了就是让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用自己本国的资源帮助日寇侵略自己的国家。这些被日本人利用了且又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卖命的少数中国人被国人痛斥为“汉奸卖国贼”。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到底出了多少汉奸呢？

据战后一份抗战资料统计，抗战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汉奸。这一查不要紧，大大小小的汉奸就有三百多万。这令国人为之寒心，它比日军侵华时的总兵力还多。

走上汉奸道路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他们不是出于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考虑，而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不惜背判自己的国家民族。他们当中有普通的老百姓，也有投降的国共双方的官兵以及沦陷区内的各种阶层。他们帮助日本占领军治理地方，搜刮民脂，更有以不惜残害自己的同胞来博取日本主子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我抗日政府和八路军根据长期抗战的需要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与条件，对于几种类型的汉奸伪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打击、争取和利用。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死心塌地为日寇作走狗的汉奸外，大多数是些目光短浅，利欲熏心，趁火打劫者，或认识不足，摇摆不定，绯徊歧路的投机者，或迫于生计，走头无路及被敌协迫，无法摆脱者。对这些人我们经过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条件，耐心的说服争取，使他们走到抗日的阵线上来。

有一支驻防绥远平绥铁路线的“防共自卫军”，在我党影响和帮助下开始同情抗日，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游击武装在他们的掩护下放心大胆地去工作，通过他们我们得到许多物资。

北堡大庄窝村有次驻进了二十多名伪军，偏清支队夜间靠近摸了哨兵将他们全部活捉。对于这些民愤少血债小的敌人，教育他们不要死心当汉奸，只要以不同方式协助抗日，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屡教不改，继续与人民为敌，决不宽恕。伪军官兵表示，保证今后再不出击偏清支队，恳求从宽处理。最后将这伙伪军全部释放。

石生荣同志任平清县大队长时，对平清地区几个出名的汉奸采取了首恶必惩，协从放宽政策，惩处了最大恶极的首犯，其余教育释放。

石生荣在任绥南根据地武委会主任时亲手处决了一个死不改悔的汉奸张大虎。此人是和林县马场一间房村人，在军阀混战世道不平年代，以为人奸诈，敛财不择手段而暴富，成为当地一霸。抗日区政府成立后，他施以小惠，用吃吃喝喝将区长韩国清腐蚀拉扰下水，一道投降日寇作了汉奸。石生荣曾几次警告都无效，还变本加厉偷袭了区乡政府，抓走乡长等抗日干部。石主任决定除掉这个汉奸以绝后患。经侦察跟踪终于将其诱捕，在区政府所在地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张大虎。

北堡汉奸康六为人狡诈，八路军偏清支队几次围捕均被他逃脱。康六死心塌地与八路军磨擦，还把他带的一个女人安排在北堡村当“坐探”。一次老牛坡民兵队长孟守富带偏清支队两位同志去北堡村征收粮草，这个女人把他们留进家里，又是做饭又是烧水，还给唱山曲儿，日哄的战士们放松了警惕。不一会便让敌人包围了，那个女人也不见了。经过短兵相结战斗，孟守富他们总算突围出来。后来经调查，这个女人是康六安插的特务。偏清支队便将这个女特务坚决镇压了。

抗战胜利后，各地开始审判汉奸，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汉奸分子进行了公开镇压。

某地曾审判并镇压了一个女汉奸。这个女汉奸所做之事连她的同类都不齿。她叫刘四娥，寡妇，丈夫是国军在保卫北平时被日本鬼子杀害。丈夫死后，刘四娥抚育女儿生活很艰难。可刘四娥风韵犹存，让本村汉奸保长看上了。这事对别人来说是耻辱，但对刘四娥却是一个机会。于是她通过保长又搭上了日本人这条线从此投靠了日本人。日本鬼子在占领区征罚粮草物资，刘四娥主动卖力地替日本人征集。她自己当汉奸不算还把自己的女儿也献给了一个日本军官，成为当地人人喊打的一对母女汉奸。

审判女汉奸刘四娥时，她竞恬不知耻用丈夫是抗日英雄这件事为自己辩护。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公开的敌人可以防备。但那些隐藏于背后在人们眼中看上去老实巴脚的老百姓暗地里充当了不耻于人的告密者却最难防备。日本人投降后，这些隐藏的告密者转身又投靠了国民党成了他们的眼线。由于他们出卖了灵魂，给自己的乡亲和革命队伍带来惨痛损失。

1940年，偏清支队侦察排的吴排长在北堡小庄窝将汉奸康六堵于一户人家屋内，却不料被本村人向康六告密，吴排长遭康六枪杀牺性。同时还牺牲了几个民兵。

韭菜庄乡小泉子村贺姓一家遭平鲁日伪宪兵队包围屠杀，告密者是附近一个叫韩孝的年轻人。原因是贺家之女家人不同意将女嫁他，他便诬告说贺家窝藏八路军。

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与清水河交界的十七坡村举行庙会，有人向平鲁便衣队告密说庙会上有八路军宣传抗日，平鲁敌伪包围庙会造成抗战以来清水河县最大一次惨案，死十九人，伤几十人。解放后捉住告密者审讯，供述其动机竞然是见了庙会上的钱物见财起意。

平清县儿童团长计全被口子上伪保长告密，被国民党23团枪杀于北堡尖山子村。此事件造成平清县九名青救会和儿童团员牺牲。

喇嘛湾有个开旅店的叫郭世旺，心中常怀抗日情愫，凡是抗日的人到他店投宿，不管姓国姓共都热情接待。一次从河西过来一个为抗日部队筹集给养的人住进他的店里，本来做的挺秘密，结果半夜让日本人突然抓在了凤凰山炮楼里，第二天被鬼子用刺刀捅死。郭世旺心想一定是有人告了密。经过密访，原来是本地一个姓郝的大烟鬼为了赚一顿大烟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鬼子。郭世旺非常愤慨，约了河西的几个人，趁夜深人静把这个告密者逮住，拉进山沟用石头砸死，丢进黄河喂了鱼。

1945年腊月初八，清水河县政府在北堡的小井沟村举办乡村干部培训班，被附近村庄三位农民走漏消息(有说是故意向国民党清水河保安团告密，以后在三查时二人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人逃跑去了后山上吊)，使清水河县政府遭到重大损失。

当年，老百姓痛恨那些告密者和汉奸比痛跟日本人都厉害。

日本侵略者的不断烧杀抢掠，并没有把根据地人民吓倒，反而更加激发起人民群众的强烈爱国之心，抗日支前工作更加热情高涨。

驻守北堡据点的汉奸王凯蠢蠢欲动，总想在日本主子面前邀功请赏，他的魔掌伸向了老牛坡村。

自抗战以来，老牛坡这块孤悬敌后的红色根据地，抗日支前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时间一长，王凯视其为眼中钉，想借鬼子扫荡之机拔掉这颗钉子。1940年5月，清水河的日伪在小野队长率领下一路扫荡到了北堡，在王凯的配合下突然杀向老牛坡。

老牛坡地下支部潘密等早已获得了我地下交通员“002”的情报，及时将老牛坡、南柳沟、新村、五眼井、老洼沟群众和牲畜转移至安全地方。日伪扑了空，王凯气急败坏，开始放火焚烧老牛坡。一时老牛坡沟里浓烟滚滚，烈炎升腾，全村一百四十户人家无一幸免。

敌人走后，党支部组织党员分头到阴洼沟、教儿也、孟家咀村筹借粮食和炊具，帮助全村人度过了难关。

一次日本鬼子得知老牛坡村群众仍在为八路军筹军粮做军鞋，便纠集了三十多人再次袭击老牛坡，企图夺取支前物资。但军粮物资在支部安排下早已提前送给了河曲八路军办事处。

韭菜庄乡板申村张三女，在八路军抗日宣传政策感召下，渐渐觉悟，认识到八路军才是穷苦人翻身得救的希望。她积极投身到支援抗战的斗争中，动员村里的妇女为部队做军鞋，养护伤病员，站岗放哨，给组织送信，掩护部队转移。她一家就为部队做军鞋二千余双。同时她的家也成为石生荣、袁晋杰、郭森、郝云等县区干部开会落脚的地方，是边墙畔上一处安全的“堡垒户”。

注释：

⑪[宣抚班]:也叫宣抚队，成员包括日伪机关人员，学校的老师，民间演艺人员。但这些人多数是被迫的，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隐蔽的特务。他们的任务是利用下乡宣抚的机会侦察情况，收集情报。1940年之前宣抚班活动较频繁。宣抚班一般有20一30人，进村后，强制召集村民开会，大讲东亚共荣，然后让艺人表演节目。沿路有人给老人、儿童散发香烟、糖果等表示“亲善”。中午在老乡家大吃二喝后，走时还要索要财物。1943年后该组织取消。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六

清水河抗战之：沦陷区日伪残酷统制(二)

经济(掠夺)方面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

日军在完成了对大青山和绥南等根据地的“大扫荡”后，开始对沦陷区及沦陷区以外的广大村庄和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和压榨。

概括地说就是在“治安区”内(即沦陷区)，增加捐杂税，实行配给制；在非治安区大肆抢夺粮食及其它物资，控制物资疏通，封锁根据地经济。

每年从秋收开始，日寇即行抢粮活动。1943年归绥一县被抢粮食三十一余万担。敌人抢粮的手段据《解放日报》载：“乃先由伪县公署下令各村准备大车，按期派人挨门逐户搜索装走。在统治较弱或统治不到的地区，则以载重汽车或大车用骑兵护送，突然搜劫，将粮食，衣服，家具一并抢走。对房屋及在场未打的粮食均付之一炬。”

狮子塔村杨润喜回忆，43年秋天，平鲁县南丈子据点鬼子在各村抓民夫，让老百姓赶上牲畜去收割倒的地里驮庄稼。翻译官说，这是皇军的命令，驮不回庄稼，牲口没收，人就得让皇军死了死了的。他们还押来四个人，头上蒙着布，绑在场面畔树上，一抬枪打了靶子。另两个人用指挥刀削去了四肢和脑袋，变成个光身子肉墩墩。又把肉墩墩稳在场面畔，让抓来的民夫们看。当时有许多人吓得晕死过去。前面是伪军开路，中间是老百姓，后头是上着刺刀的鬼子兵。到了庄稼地，老百姓像疯了一样，驮不上庄稼的就到附近村子拆别人家门窗，见什么驮什么。老百姓被鬼子逼成了“强盗”。在南场村抢粮时，有两个孩子没跑掉，头朝下吊在树上，活活吊死了。

在沦陷区，日本人对所有物品实行配给制，一户发一个“通账”(供应本)，一人一个良民证。日本人配售的大米白面对象只是日本人和朝鲜人。大人三个月可供一丈六尺布，一个月一斤盐，五合火柴。一人一天半斤高梁米，还说这是吃的新民饭、文化饭。商店(即配给所)由日本人经营，所售物品全属指定，部分还被列入“军需品”。这些指定物品有食盐、酱油、碱面、煤炭、棉花、衣服、鞋袜、火柴、蜡烛、煤油、灯泡、纸张、食糖、烟草、毛巾、肥皂等，全部实行定量供应。

日军不供给沦陷区居民大米和白面，有时连伪军部队和伪乡公所人员也不供给。但这些日本人豢养下的“二鬼子”他们自有办法来解决。

韭菜庄窑子上村赵牛(95岁)回忆，他当闾长时，除了应付日伪差事，每天要到韭菜庄据点送一次情报。时间长了和据点里做饭的大师傅惯了，他每次去大师傅便偷偷给他挖一碗大米饭让他吃。有一回据点里翻译官女人看见了，乞求地对赵牛说，我孩子(六、七岁)好几天吃不上大米饭了，能不能让我孩子吃上一口？我给你炒碗油傀垒。赵牛看孩子可怜，便把大米饭给了孩子。翻译官女人不住地道谢，后来那个女人悄悄对赵牛说，围子里的鬼子警察们这些时很乱，前几天有个日本兵上吊自杀了。那些鬼子一个个灰头土脸没精神，恐怕在(呆)不住了。

赵牛对翻译官女人的一点小施舍，却让这个女人记住了。日本人败退时经过窑子上村，向他要吃的要钱要洋烟，赵牛凑不来，敌人便打他还要绑他的票，翻译官女人求丈夫出面搭救了赵牛。

板申村李根枝(女，89岁)说，日本人只吃大米，不吃咱们的饭，就喜欢吃山药。从败虎出来路过泉子坡不进家，在大门外用胡麻柴烧的吃煮山药。那些伪警察们进了家又要吃烙油饼炒鸡蛋，又要喝烧酒。胡吃海喝一顿走时还得给拿上洋烟。村里印事务的安顿每家每户，经常积攒白面，荞面，鸡蛋还有肉，过一月二月就给往据点里送。

1942年《晋察冀日报》曾报道某地：日伪炮楼一般有三十多人，当地百姓每天给据点送大米30斤，白面30斤，白菜及水果80斤，饲料30斤，鸡蛋50个，纸烟一条。逢年过节，一个月送20只鸡还有茶叶，元旦那天送50斤白面，200斤疏菜，80个鸡蛋，5斤烧酒，10斤香油，还得200元钱。

炮楼里的小鬼子是每日大米白面，白干烧酒花生，鸡汤鸡蛋。饭后有水果，每天打小牌，没事出来转转，带个花姑娘回来。日本老兵在附近村庄大多有姘头。

李根枝说，警察们喝醉了酒，唱戈兰旦就从炮楼里出来了，进了村啥灰事也干，尤其女人们让欺倒的没个藏处。有一回二道梁一家娶媳妇，中午席未开，败虎的伪警察们去了，见新亲穿的衣裳好，上去脱了个精光。事宴上的吃喝全让他们抢了回去。

南王庄村杨荷女(91岁，去世)回忆，王庄窝安上了日本人的围子，警察们出村混女人。那年日本人退上走时，村里有五个女人齐跟上警察跑了。

日本鬼子统治下的沦陷区，供应物品根本不能保证人民最低限度生活需求，加上税费繁杂，多的老百姓连名称都记不住。沦陷区人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

敌人在沦陷区(即治安区)实行物品配给限制，却在乡下强迫百姓种植罂粟(大烟)，纵毒敛财。

清水河县城是一条土街，街上的商旅铺买卖字号在日伪经济侵略与盘剥下不稍几年便倒闭萧条，但是烟馆、妓院、赌场在日伪扶植、警察暗中参股下却畸形地繁荣起来。

永安街头的妓院，每日华灯初上时，门前人流如织。那些操皮肉生意的妓女(日本人称慰安妇)除少数由军方带来外，多数是被强征来的当地或外地的民女。因为在抗战中后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日军人数增多，本国输出的慰安妇已明显不够，于是日军高层便将征集慰安妇瞄向到各占领区。强征便是采用暴力、绑架、强迫、欺骗等手段，再者就是由伪县署下发布告，明令征用年轻妇女。

据报载，山西文水县公署就全县征用妇女下过一道“训令”，训令中说“……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选送妇女的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墨(估计为炭)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

战后曾有一个统计数据，在日军强征慰安妇中，中国妇女占一半以上，致死者达20余万。

赌场遍布街头深巷，一些商家富户家里也开了地下赌场。赌场被日伪冠了个“俱乐部”的美称，意为公开合法。为招揽更多人前来参赌，赌场门口还有小玩艺表演和小摊子买卖。在大街上也有摇骰宝的摊子，不少小孩子也围成一圈压骰宝。

俱乐部以月租金方法承包给当地的土豪、恶棍，这些人又以“分红”和“工资”形式招慕服务生在赌场内服务。除了本地人多是外地来的“泼皮”流氓。

清水河的老人们回忆，俱乐部承包人每月要给驻县城“红部”的鬼子交“红包”(赌税)，而且遂年上升。

1940年至1941年，赌场每日上交红部赌税50元(大洋)。

1942年至1943年，每日上交红部赌税80元。

1944年以后每日上交红部赌税达到100元。

进了赌场的赌徒们抱着侥幸心理想赢个万贯，但大多数都落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下场。

毛林子村一个赌徒输得卖了窑院和所有土地不算，后来把老婆和女儿都卖了。

永安街一家“德圣泉”商号的少爷，凭借万贯家资豪赌，没出几年，一个商号的财产全送进了俱乐部。

一个伪警长在五良太据点当差，把平日诈骗老百姓的钱财全输进了赌场，然后再去敲诈，再输，反反复复，在日本人投降前走头无路了上吊自杀。

在一家赌馆，一个伪警输红了眼，掏出手枪压在了宝摊上，炸了宝摊，那些亡命徒趁乱哄抢了赌场。

赌博给清水河人民带来了严重危害，使不少人走上了偷盗、诈骗、卖淫、抢劫甚至杀人的道路。

清水河因吸食鸦片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寻死上吊已屡见不鲜，鸦片泛滥如洪水猛兽在城乡漫延。普通老百姓吸食者无数，在许多地方办红白事筵的人家都以吸食鸦片来招待亲朋好友，“一盏灯炕中央，不想睡也得躺，不论灾和殃，一吸上天堂”。沦陷区的伪军，国民党军中的士兵吸食者更是猖獗，被群众戏谑为“双枪军”(一支步枪，一杆烟枪)。以后鸦片竞变成了货币在市面上流通。如商号之间的往来，买卖土地，娶媳聘女，行贿送礼都使用鸦片。

曾伺候过县城日伪公署的陈桂兰(88岁，韭菜庄人)说，日本人和维持会的人给进去烟馆抽大烟的人发一张“领烟证”，能进烟馆的大都是城里有钱人家的阔少。大烟馆也是设的小单间雅座，门上挂半截白布门帘，两个人一单间，炕上放一张桌子，两边铺花毡，放两个方枕头。桌上放银盘，铜灯，烟枪。那些有钱的人时常摆阔气，抽烟时还吃糕点，水果，还把饭莱叫到烟馆来吃。街上有个“段少爷”，整天在烟馆里喷云吐雾，还有几个“小跟班”，少爷高兴了，也让他们上炕吸“烟泡”。

当年一条土街上曾流传顺口溜: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烟灯七八盏，八九十条枪(烟枪)。据《绥远的烟土行》一文载，全绥远省，染有嗜好的男女烟民，蔓延四乡，达到一百余万。因吸毒死亡按10%计算，达十万人之多。

1942年，清水河全县人口三万六千余。

1942年10月，中共绥远区党委改组为塞北工作委员会。为彻底封碎敌人“严格控制物资疏通”的经济封锁，塞北工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大青山、雁北和绥南开展武装反“蚕食”斗争，围绕敌占区，巩固扩大根据地。经过一年多游击战争，清水河以南的暖泉、单台子基本上成为较稳固的解放区，在长城内外五十里宽四十里长的根据地内建立了偏清区临时政权，常禄任偏清区区长，秦向贤任付区长，区委书记王志武兼区武工队队长。清水河的营盘岇、正胡梁、青草岇、石堞也、上下黄家梁、腰栅咀、头道沟、川岇、碓臼坪、小井沟等村划入偏清区。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果我们不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进行生产，不仅我们饿肚子，农民也没得饭吃。于是在陕甘宁、晋绥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养猪喂鸡，纺纱织布。

为打破扭转根据地受敌人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偏关县开展了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全县军民齐动手，向荒山进军，开荒种地，生产粮食，支援前线。这一运动波及面广，一些靠近敌占区的村庄也深受影响。在偏清区，广大群众在区委领导下，纷纷建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和民兵组织，掀起了开展抗日和农业生产自救运动。1943年，偏关县各村和偏清区的村庄都组织起了互助组、变工组和各种形式的作坊互助组织，一年增产粮食六千多石。老牛坡1943年至44年支援军粮(小米)七十余担。

　　晋绥边区在大生产运动中，连续5年开垦荒地面积达195.67万亩，相当于一个兴县的耕地面积。

鸦片自传入中国以后，绥远地区种植大烟蔚然成风。抗战时期的晋绥，在解放区根据地也从事种烟生产。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产物，在帮助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度过生活难关作出过特殊贡献。

平鲁籍抗日老战士王吉(去世)撰文回忆，抗战时期的晋绥地区，解放区种大烟是在各方面经济利益驱使下自然形成的。边区政府既没号召，也没有明令禁止。在晋绥边区腹地的河曲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1943年的三百多亩至1945年增加至一千五百亩。

在沦陷区的清水河，伪县暑强令各乡种植鸦片。成立烟政股专门督查落实。1942年的《解放日报》报道，1941年的清水河全县种烟一万二千五百亩，产烟土二十五万两。

陕甘宁边区十年九旱，农业生产极不发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这里集结着大量的军政人员。当地一百五十万农民为养活这些人，1941年公粮负担达到21万担。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党中央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

在生产自救运动中，农民种大烟的积极性非常高。这种自给经济的发展是目前这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和非常必要的。

于是抗日政府在收购农民大烟的同时也就默许了农民的行为。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是不难理解的。

1945年2月《解放日报》载：“集宁、归绥、包头敌人，近年来吸鸦片的很多，一般烟鬼行窃偷盗已成常态。敌军因吃不饱而偷卖枪械及军衣日用品甚多。”

就特定地区而言，敌我双方做大烟生意反道减少了不少“冲实”。双方各取所需，我需要你的物资，你需要我的大烟。

在北堡老洼沟村曾设过八路军开办的永丰贸易货栈，负麦人是从部队转行从事商业贸易的桦树沟村的崔二艮和。据崔二良和的女儿崔美仁(84岁，去世)回忆，货栈就是以收购大烟为主，自制成烟板子，然后去敌占区用大烟板兑换回洋钱、枪支弹药。兑换对象就是国民党的乡兵，日伪警察和土匪。每交换一次，现大洋可堆满一炕。23团让刘华香赶过了河西，那些“老相识”兵油子常常和咱们做洋烟买卖。

1943年，托和清县大队和县政府的地下贸易货栈秘密设在五良太乡黑蛇沟村交通员燕觅柱家。这处货栈经常处于危险与暴露之中，当地有个狡猾的汉奸，几次秘密想寻找货栈的藏身之地。托和清县大队刘怀大队长利用汉奸吸食鸦片的嗜好诱骗至一民房内将其镇压。

韭菜庄乡辛庄窝土二蛋(90岁)其父在平鲁阻堡村当村长时，为抗日政府种大烟，出边墙口外兑换物资。但他借机中饱私囊，以贩养吸，被八路军处决。

1943年八路军警备六团在偏清区水泉搞起一处军民合作社，组织军民开荒一千多亩，搞生产囤粮草。把生产的粮食埋入地下粮窖，供部队吃用。还成立一处贸易货栈，为百姓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大大减轻了当地人民负担。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在中国盘剥了十四年。那么有多少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抢走呢？

据战后一份公开资料显示，日军每占领一座城市，首先是搜刮黄金。据不完全统计，十四年当中日军从占领区掠夺的黄金高达2万1千吨。依靠这些黄金日本成功地熬过了金融危机，成为战后日本迅速复苏的资本。通过大量发放银票来换取银元。种植鸦片，公开贩卖。掠夺粮食大约8亿吨，开采矿产，掠夺煤炭6.4亿吨，树木7亿立方，稀土2亿吨，铜矿约5亿吨。抢夺文物约1879箱360万件。在日本的一千余座博物馆中，来自中国的文物有200万件。

在归绥，据《蒙疆贸易年报》统计，1939年由蒙疆输出的物资总额为97056万元，对日输出品主要有铁矿石、煤、云母、驼毛、山羊绒、山羊皮、亚麻籽等。征集劳动力84107人。

日军的这种长期经济侵略和掠夺盘剥，汉奸从中起到了敌人无法起到的作用。他们提供经济情报，而且亲自动手帮助搜刮民脂民膏。在华北，仅1940年的一年时间，汉奸帮助日军运走了煤炭450万吨，铁矿石30万吨，棉花42.8万担。

教育(奴化)方面

在“治安区”内日寇普遍要实行殖民教育体系。归绥、包头、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的沦陷区建有殖民小学五百余所。

1939年，绥远省教育厅推行战时教育，拔款恢复和筹建各县乡村小学。其时决定在清水河设置4所小学，但筹建过程中，清水河未能按时完成建校校数，教育厅从清水河划出两校建于萨拉齐和托县。

清水河沦陷区原有的乡村小学几乎全部停办，学生失学回家。后伪县署教育股下乡督办，设法恢复乡村小学，在城关街上成立了城区小学，之后在柳青河、阳湾子、暖泉、韭菜庄、石湾子、五良太、喇嘛湾设立了七所小学。所设小学实行法西斯的奴化教育。不管是恢复的或新成立的学校，课程以日语为主课，其它课程有汉语、算术、音乐、体育、图画，没有历史课与地理课。课本内容就是歌颂大日本天皇，标榜大和民族，宣传武士道精神，崇拜靖国神社。为了欺骗学生，对学生实行怀柔政策，每月考试给优秀学生奖励，在端午节、中秋节还要举行茶话会，给学生吃一些糖果饼干之类的食品。茶话会上校长、学生及日文老师大讲日本皇权至上，武运长久的故事。

《沦陷区儿童亲历日军奴化教育》(王俊义主编)一文记载: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中国原有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全部废除，代之以日伪的课程和教材，教学的思想和方法，竭力贯穿殖民主义教育思想，从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学生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满州人。

学生每天早晨在操场举行朝会，唱日本国歌和满州国歌，向日本天皇遥拜。周一早礼，校长宣读《即位诏书》，其余五天校长每日有训话，内容是“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等等。课程是国语(以日语为主，兼学满语，汉语)，算术，修身，国史，图画，唱歌，体育。

奴化教育的实质就是始终贯穿彻底吸收日本语及其文化，彻底实施日本教育及其精神，树立“亲日防共”思想，养成亲日氛围和信赖的信念，使受教育者完全成为日本殖民主义的奴才。

清水河抗战老兵杨文(93岁)回忆，38年日本人进了县城，他正在城关城区国民小学读书。日语授课占突出地位，还学德语。来了个日文教员态度很蛮狠，动不动体罚学生，大家对学日文很反感。有一回学校里传反日传单，让发觉了。日文教员把学生集合成两行，让学生互打耳光。后来有个姓余的翻译官用木棒体罚这群学生，引起学生罢课。杨文不肯忍受日伪的野蛮体罚和奴才般的教育，偷偷联络本校二十多人逃离学校，偷渡黄河到了伊盟投奔了后套的董其武部队。

1941年冬偏关县驱逐日寇成为抗日大后方，根据地教育开始稳定发展。不久，偏关县调县教育科郭雨青到老牛坡创办根据地抗日小学，小学校址设在潘密家的院子里。由于战争原因缺乏教材，刚开始郭雨青便手抄陕甘宁边区三言顺口溜教学。

老牛坡抗日小学的课程只有语文和算术。语文课以写生字，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为主。学校开展学唱抗日救亡歌曲，扭秧歌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抗日小学还组织起了儿童团，每日站岗，放哨，捉敌特，查路条，查户口。

老牛坡村韩根成(89岁)就是在抗日小学念书时入的儿童团。他现在能唱许多抗战时期的歌曲就是那时学的。

八路军，好作风，

背上背个洗脸盆，

穿的草鞋没后跟，

打起仗来敢拚命。

吃的野菜吞的糠，

草绳麻袋当衣裳。

头枕砖，脚蹬墙，

铺的土炕盖的房。

游击队，八路军，

是咱人民子弟兵，

救国救民打日本，

尽给人民办事情。

撑腰有了八路军，

说出话来嘎崩崩。

穷人参加八路军，

后辈儿孙不受穷。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清水河记忆》系列之七

清水河抗战之：敌后反攻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的1941至1942年，日寇对我晋绥边区发动“扫荡”达33次，历时四百多天。同一时期，国民党为借助日寇力量达到消灭我军目的，蒋介石与日寇暗中勾结，掀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有大批国民党军投敌充当伪军，公开进攻抗日根据地。

在绥远，日寇推行“强化治安”政策，在政治上加强特务宪警力量，捕杀抗日人士，军事上扩充和控制伪军，训练“青年灭共队”。

面对严重恶劣的形势，党中央毛主席对晋绥分局发出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绥远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了一股全民“挤敌人”的巨大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从1942年11月至1943年冬一年时间，经过大小380次战斗，共挤掉了敌伪据点138座，摧毁敌伪政权组织811个，收复村庄3108个，解放人口36万多，建立基层民主政权555个，从而使敌伪统治区日益缩小，晋绥抗日根据地则日益发展壮大。

1945年1月6日，中共绥南地委于凉城县田家镇发出《关于对敌斗争的指示》，提出了对敌斗争方针。

同月，晋绥军区根据毛主席的“晋绥边区今年要扩大一倍，主要发展方向是雁北和绥远”的指示，开始筹备下阶段在绥南展开的“拔据点，挤敌人”的军事行动。

活跃于绥南地区的偏清支队、雁北支队步二营在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于偏(关)清(水河)平(鲁)境内展开了对敌斗争的最后反攻。

1945年5月，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率358旅、359旅，独一、独二旅及地方武装和支前民工，发动了绥南战役。独二旅许光达与绥蒙军分区姚喆统一组织指挥警备六团和绥蒙军分区各部，在各县游击队和民工民兵配合下，对清水河、凉城等县发起攻势，拔点歼敌。

5月23日，警备六团，偏清支队，步二营等集结优势兵力，首先对盘踞北堡五年的日伪据点发起围攻。警六团团部设北堡西北的双窑子村，偏清支队在北堡西南水草沟，步二营在小庄窝、犁儿沟、圪针湾各摆一个连队，口子上、老熊沟、得马水等村也布下重兵。部队白天作好布暑，夜间迅速接近敌人，北堡之敌已成瓮中之鳖。

北堡村张存财(89岁)回忆，八路军包围了据点，步二营肖冠阳连长把指挥部安在了我们家。八路军开始围住也不打，先从后湾挖了一条土壕(交通壕)，一直挖到炮楼下的围坪，爬在壕畔上用破喇叭向围子里喊话。有个伪军不服气，出围门拉屎，拍着屁股嘲笑穷八路，让八路军一枪打中。王凯躲在围里不出来，八路军就把东沟水井控制了。平日王凯的人马通过地道下东沟水井取水，游击队爬在沟畔支上枪瞄准地道口，伪军一露头就让冷枪打了回去。绥南专员杨国兴给王凯写了一封信，肖冠阳打发北堡村梁满元把信送进围子里。梁满元从围子里下来对肖冠阳说，王凯投降呀，正杀猪呢，吃了杀猪糕就出围子投降。

经过一天一夜围困，王凯自觉已走头无路缴械投降。缴出长短武器百余件和军马15匹。

张存财说，那天围坪上站满了老百姓，八路军首长和王焕光都讲了话。王焕光对投降的警察们说，想加入八路军的，我们欢迎。想回家的，八路军发给路费。

第二天，北堡村开始拆围子炮楼，在王凯住的地方发现地窖藏了好多粮食，王焕光他们留一半给当地的群众，余下的人背驴驮，送去了后方。过了几天，水泉召开了庆祝大会，还唱了三天大戏。

解决了北堡围子，警备六团等部队又一鼓作气拔掉了清水河境内多座据点。

6月4日夜，包围攻击暖泉据点。暖泉之敌仓慌逃往阳湾子据点与该敌合并一处，准备向清水河县城方向逃窜。我警备六团逼近阳湾子时，敌人放弃据点占领山头与我军对峙。僵持一整天，后敌人拼命突围向县城逃走。暖泉、阳湾两据点被我军收复。

6月6日，警备六团又转西向黄河畔的栅梢也据点逼近，夜间包围，准备黎明发起攻击。但敌未放一枪一弹。原来栅梢也之敌已通过暗道向黄河方向逃走。我军攻陷围子后，抓获几名未逃之敌，又立即向黄河边搜索。因隔岸黄河西国民党顽固军向我开火，为避免伤亡，部队撤回山神庙，才使钻了地道的部分敌人得以逃命。

6月8日，警备六团派出一支骑兵向韭菜庄据点逼近。然而韭莱庄据点内的敌人已发生哗变，打死了日军指导官水户逃离韭莱庄，他们与三道沟和石湾子据点伪军串通，集结了二百余人准备过河西投降国民党郭长青，半道上与托县黑城出来的日军接火，不支被打散。

为了不使敌人重返据点，主要是防备日后国民党军利用，我军每收复一处据点，能烧的则烧毁，能炸掉的全部炸掉。还动员村里老百姓将石砌窑洞拆除。三道沟、石湾子、栅梢也、败虎土围子里的石头窑洞全被老乡拆除，搬回家砌了自己的窑洞。

拔掉了韭菜庄据点，6月24日又收复了南王庄据点。该据点位于清水河与平鲁之结合部，一直被敌称之为阻断我绥南与雁北交通的“前哨阵地”，驻有日伪部队及乡公所人员近百人，装备精良。我军经围困并发生6次战斗，多次击溃清水河、平鲁和破虎堡援敌，同时对伪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终于迫敌弃堡北逃。是役，我军毙伤日伪军59名，俘8名，解放村庄65个，人口四千余。清水河南部敌人全部消灭，创造了直接围困清水河县城的有利条件。收复了南王庄，部队打开敌人粮仓，将一百余石粮食全部分给了附近的群众。

据1945年5月30日和7月11日《解放日报》载:“塞北我军攻克绥远清水河暖泉等四据点继续围攻三道沟据点，收复土山子、栅梢也、曹家塔据点，广大清水河解放区面积东西一百余里，南北六十余里，偏清区与绥南区连成一片”。

“绥南我军攻克阳湾子后，复将王庄窝伪军全部击溃，敌全部逃往清水河。被敌盘踞五年，阻断我军绥远与内地交通的王庄窝，遂为我光复。现清水河以南无敌人”。

1945年春全国抗战已处在胜利前夕，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上半年绥蒙区委决定，成立清水河县政府，政府机关设在暖泉。县委书记田仲(兼县大队政委)，县长王焕光，县大队付政委崔朝仑，大队长刘生凯，县妇联主任王桃，县武委会主任肖冠阳，宣传部长黄天祥，财政科长胡代华，付科长白天明，税务局付局长赵青。同时成立了六个区委区政府，配备了书记和区长，以及区民兵队长和工作人员。

1945年8月，战胜日寇的最后时刻到来。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权派兵接收。如果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

11日，贺龙向晋绥边区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对一切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敌伪投降。

从11日开始，我晋绥军区攻打归绥。经四天战斗，连续攻克了归绥外围的毕克齐、察素齐、旗下营、陶卜齐、白塔等地。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投降。

1945年8月18日，我独立二旅许光达率部奉命从山西离石昼夜兼程奔赴清水河，与王志武、罗成章率领的偏清支队，王焕光、田仲的县大队会合，吕正操所率32团亦随后赶到，兵力约二千三百多人，集结于平顶山一带，待命接收县城。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暗中接受傅作义命令，妄想乖日本鬼子投降之机，抢夺胜利果实，劫取县城。马占山、郭长青、孙玉章、董占海等武装接收人员各率部从四面早于我军包围了县城。

祁家沟郝贵生曾回忆，接收县城国民党比咱们动手早，郭长青的两团人马从托县来了清水河驻在小庙子的太平庄和边墙壕，团长叫董占海。还有一路也是从托县过来，他们都是骑兵。过了一天，来的是孙玉章县长，本地人(碓臼坪村)，带的三百多人的步兵，从河西麻地沟过来，占了金盖山。日本人和国民党谈判了一天，等许司令(许光达，时任雁门军区付司令员)带上咱们的人来了日本人已经走了。

当时驻县城的日本兵有一百三十多人，由岗尚庆吉顾问率领。另有一百三十多人的伪蒙古军由云福祥率领。

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曾在日伪投降前夕密秘给云福祥来过信，要云福祥认清形势，把握好时机，弃暗投明反正归顺八路军。然而云福祥仍心存幻想，犹柔寡断，瞻前仰后最终错失良机。

城内二百多日伪蒙古军为争得一线生机，准备逃跑，但此时兵临城下，已无退路。鬼子扬言如中国军人开枪，必将毁灭全城，以此讹诈城内百姓。国民党想不动枪炮夺县城，城里百姓担心城外军队开枪，于是城里的绅士们促使国民党与日本鬼子谈判。8月16日，日军代表是岗尚庆吉，国军代表董占海，地方代表李禄在小庙子太平庄的齐家大院正式谈判，谈判结果准许日方带一辆卡车，每人带一支枪撤出县城，其余军需全部留下。

8月17日，已是国民党清水河县长的孙玉章不承认谈判协议，而且以县长身份给日方去了一封信，表明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既然是无条件，你们所提条件我方均不予承认。一切武器，物资均不许携带。所有汉奸特务必须移送我方接受审判。日方当即反脸，还把送信的杀了，并放火烧了西营盘和一部分军需物资。孙县长大怒，下令若日军突围，坚决消灭。

半夜时分日军悄悄向西门运动，遭国民党阻击退回。凌晨时，日军再次组织力量从北门强行突围成功，只把伪县长朱上珍丢弃城内。后朱上珍被押送归绥接受军法审判。

孙玉章、董占海于8月18日进入县城，未能喘口气，便让我军于第二天凌晨攻占。经两小时激战，这座被日伪盘锯了达七年之久的县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此役，击毙敌人五百余，生俘三百余，击毙团长李占彬。董占海、孙玉章及手下杨泽、康济平等人化装逃脱。

　　我军进城后，张贴布告，宣传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政权机构，将城关一区改称为清水河市，任命县大队付政委崔朝仑为市长，李禄为付市长。市政府设在原日伪农商会的院子里。清水河市当时管辖的范围东起神池窑西至贾家湾，南到平顶山的崔家梁，北至边墙壕。

清水河市成立时间不到一个月，主要在城内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主张，安定社会秩序，组织和恢复群众生产和商业贸易，号召敌伪人员向人民政府登记声明。在古城坡大戏楼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当时县城人口还不多，总共只有几百户，加上刚收复县城人心还很不稳定，所以参会群众不是很多。崔朝仑市长在会上讲解了我党主张及政府对敌伪顽人员政策，动员号召他们到人民政府声明登记，工作人员要深入敌伪顽家庭进行家访，让他们放下包袱，说服自己的亲友子弟，早日脱离敌伪，不要与人民继续为敌。

群众大会后，将日伪搜刮来的八大粮仓全部打开，放粮二千余石，救济了城里城外的老百姓。

小庙村白志国(82岁)回忆，听说八路军给老百姓发救济粮，城外老百姓赶上毛驴，拿上口袋纷纷涌入城里来领粮。

八年来，清水河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粗略统计，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不包括在战争中牺牲的人)，许多村庄被烧毁变成了无人村庄。被日伪、汉奸杀害或活埋的人在四百口以上。被无故扣押、惩罚者不计其数，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家无依生计，大量人口被迫外流，大片土地撂荒，耕地面积减少五分之二，大小牲畜被宰杀下降一半以上。日伪修筑军事设施在乡村大量砍伐树木，县城周围几乎不见树木。

据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绥远省各县市抗战期间征用民工暨日人强征民力伤亡数目表》统计，仅“日人强征民工伤亡数”一项，清水河一县被征5万余人，伤亡295人。又据《绥远省抗战时期各县市于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度损失统计表》统计，从1937至1945年间，清水河县财产损失、军队过往供应损失、各机关迁移损失、敌机袭击损失等项共计1792945万元。

日寇盘踞清水河的七、八年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不屈不挠的清水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仇敌忔，团结一心，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注释：

⑫[日寇的“扫荡”、“蚕食”、“清乡”运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最为残醋的“围剿”运动。“扫荡”是一种军事行动。当一方的军事实力对另一方有压倒性优势时，则采取封锁、围剿、隔离等扫荡手段来消灭另一方，使自己的后方更加的稳固。日军扫荡最惨烈的地区是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三个边区和山东区。自1941年以来，边区在日军扫荡和全面蚕食、清乡以来受到严重损失，根据地不断缩小，周围碉堡林立。1942年10月日军曾公布，仅华北地区就新增碉堡7700余个，挖封锁沟1.18万余公里。

“蚕食”战术即是像蚕进食那样小口快吃，步步为营，点滴不剩地啃光吸尽。蚕食战术是侵华日军推行“三光政策”的野蛮产物，其中心思想是掠夺财物，把抗日根据地变成无人区，从而巩固中国战场。一般采取的办法是，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从外到内逐步把我根据地一点点地割裂开来，慢慢地将解放区变成敌占区，对于无法占领的村庄就变成无人区。

“清乡”是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实行的一种残酷的“清剿”办法。“清乡运动”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日伪军在清乡地区修筑碉堡炮楼，封锁沟和封锁墙，竹木篱笆，挖设铁丝网电网，分割封锁根据地，然后实施“扫荡”行动。第二步是“政治清乡”，在清乡地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对群众进行宣传的同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推行自首和策动告密的办法，强化法西斯统治。第三步是“经济清乡”，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制政策和封锁禁运，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第四步是“思想清乡”，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

为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和反“清乡”斗争，1942年9月，首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指出当前华北各根据地面临的主要困难，确定“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向敌后展开全面攻势，变游击区为根据地，敌占区为游击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此次会议对扭转晋察冀地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而作)

本文参考资料，一是来源于作者十余年的采访口述与笔录，二是地方史志文献:《清水河县志》、《偏关县志》、《平鲁县志》、《土默特志》、《老营镇志》、《水泉村志》、《绥南革命斗争史》、《清水河文史》、《偏关文史》、《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党的历史》等。

2019年5月

作者简介：刘建国，文博馆员。现为内蒙古考古学会员，内蒙古长城学会员，内蒙古长城研究会理事。长期致力于文物保护与地方人文史志整理研究。有部分作品入选或发表于《内蒙古民族文化研究丛书》、《内蒙古文物》、内蒙古政协《同心》杂志、《河北地质大学学报》。现为清水河县文物工作者，曾获国家、自治区文物先进工作者，本县长城文化艺术成果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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