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时代（二）

和气致祥（张志翔 520

1966年的3月份，我结束了寒假的连队当兵锻炼，又戴上了红领巾，回到了我的中学校园。

1966年5月，春末夏初，校园内一片祥和宁静。参天的大榕树垂下许多根须，缠绕着、扭曲在一起，又深深地扎进红土，好像是寄生树一样，依附在树干周围。工字楼、藏书馆、阅览室、体育馆、大操场、教室、宿舍、食堂、围墙……，这就是我的母校：广东省海南中学。“海中”坐落在琼山县府城镇的那条小马路的最西端，与海南岛当时唯一的高等院校：海南师范专科学校相邻为伍。

海中的教学大楼—工字楼

校区内的木棉树

枝繁叶茂的榕树

学校的藏书楼

1987年，我35岁那年重返母校，身后是藏书楼

2016年3月，65岁的我重返母校

自西向东再走府城小街，那里我已经走过千百回了……

　　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在广东省排行老三，是海南岛升学率最高的中学。所以，云集了岛上达官显贵的子女。当然，也有各个县的中考状元。每年招生200名，每班约50名同学。我在初二（2）班，班主任王云柞是数学老师，他先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今天，我们学习高次方程的解法……”然后，他又用海南方言再讲一遍“：@#￥%@#&*%&*......”看着他吐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海南话，既新鲜又滑稽。直到我自己当了教员以后，才知道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老师是多么的众口难调。

　　我们学校的伙食分为四个等级：12元营养灶、9元荤素灶、7元素灶、5元灶只供应米饭。营养灶必须有相关医院开出的病假证明，如：肝炎、肺结核等。所以，我们基本都吃9元的伙食。学生食堂没有凳子，8个同学站着围成一桌。开饭时，桌长带着小值日去伙房里面打回饭菜，然后分给每位同学。分餐时难免有多有少，时间长了，意见纷纷。于是，改为每天轮流两个人值日，负责分饭菜，这就又出现“一天撑死，三天饿死”的局面。最后，在同学们的民主协商下，改为分饭菜的小值日最后拿饭菜，这才保证了碗里的饭菜的相对公平。

我们班里的候家良同学，连五元的伙食都吃不起，从家乡带来大米和萝卜干，用食堂烧饭时未燃尽的余火，自己闷饭。我和杨永春（几个月以后，他爸爸的头像被打上红叉，贴在墙上，我才知道他是海南头号走“走资派”杨泽江的儿子）经常用弹弓打麻雀、斑鸠，悄悄地放在他的水桶里。但是，候家良在学习、劳动等方面，能力超强，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应该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像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特别是晚自习以后，刚躺在床上，肚子就饿了。开始，我还安慰自己“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可是，越饿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饿，在这恶性循环的驱使下，我会悄悄地溜出校门，流连在府城那些挂着烤乳猪的小饭店门口良久。终于，我鼓足了勇气，坐在那张油腻腻的小桌子边上，叫一声“服务员”。肥头大耳的厨子走到我跟前问道“：鲁加密呀？”（你吃什么？）。我从口袋里战战兢兢地掏出一角钱和二两粮票，用生涩的海南话，胆怯的说“奥文吉改菜，闹料没，压文吉改号”（五分钱的菜，二两饭，一分钱的汤）。很快，饭菜汤都摆在我的面前，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虽然简陋，但是，起码肚子不再唱戏了。南航作战处处长李书艺叔叔在琼山县四清办公室当主任，常常来学校看望他的儿子李锦铭，每次都叫上我。一碗明火粥、两个油炸包，我和锦铭就像过年一样。

学校为了表示军事化管理，要求每位同学必须准备一支自制的步枪。于是，宿舍里成了万国步枪的展览馆，有仿制中正式的汉阳造；有仿制三八大盖的日本枪；也有从警卫连偷来练刺杀用的木枪，前面有黑色橡皮堵头，后面是长长的枪托，太抽象了！我妈妈让海口场站营房科的木匠师傅，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1:1的比例，给我做了一支仿真步枪。枪管是黑色的，枪托是深黄的本色，银白色刺刀还可以收起来，背在肩上，走在校园里，回头率极高。就连校长看见了，也要拿过去上了刺刀，连续几个铁枪刺杀，面不改色气不喘，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校长把枪还给我，嘿嘿的说“当年我们哪有这麽好的枪呀！”后来听说，校长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难怪那几个突刺动作如此标准、精炼！

　　每学期开学时，校医就会提着一桶桶消毒药水，分发到各个宿舍，喷洒到床板、床架上，用来杀死臭虫和跳蚤。尽管如此，总是会有漏网的坏蛋与我们为敌。半夜起来抓这些吸血鬼，已经不足为奇了。甚至正在上课时，突然会感到大腿与椅子结合部发痒，用手一挠，两大片风疹块赫然在目。把课椅放在篮球场上暴晒，然后用铁丝将躲藏在缝隙中的臭虫一一捅出来，用拖鞋将它们碾成一条条血印，方解心中之恨。每个学期放假回家，妈妈都不让我的行李进家门，在门口放上一个大澡盆，把所有的被褥都拆开后，扔在盆子里用开水浇透，实不相瞒，开水都会变成红色的！

　　我们班上有位女同学叫许秀珍，是位县委书记的千金，眉清目秀、文文静静的，不显山不露水，十分低调。她经常把自己碗里的肉挟给我，说不爱吃肉，我没心没肺的照单全收，连句谢谢都没有。打篮球的时候，她总在球场边上加油喝彩，我们哥几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天马行空。突然，我被对方球员狠狠地撞倒在地，顿时感到右腿膝关节一阵巨疼，许秀珍跑过来试图将我扶起来，但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校医来了，诊断为骨折，需要急送医院。候家良借来了一辆三轮，同学们七手八脚的将我抬上车，匆匆忙忙地驶离了学校，苍茫暮色中，我突然看见许秀珍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水，我的心也莫名其妙的砰砰乱跳……

　　三轮在昏暗的灯光下疾驶，候家良已经浑身是汗，但他还是沿着海府路埋头蹬车。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到害怕。我已经15岁了，时间在不经意间飞逝，我该何去何从？我自己也不知道。再过几年，我就是要长大成人了。成年人，要承担许多责任，就像爸爸，像校长、像吴满财班长一样，我能挑得起来吗？此去医院，后果如何？会残废吗？我可不想当中国的保尔。一路上，我胡思乱想了许多许多，却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将是结束我中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许秀珍。

　　在海口海军四二四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根据X光片，诊断为胫骨骨裂。并给我右腿打上石膏，用红蓝铅笔在石膏上写下：1966年8月6日。

一个多月以后，我出院再次返回母校时，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面目全非。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垃圾堆，老师们都给关进了牛棚，女老师还被剃了阴阳头。教室的门框上，贴着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绝对如此。同学们要么回家去当逍遥派;要么戴上红卫兵袖标出去大串联，“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中学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