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 一、 薅 田</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b></p><p class="ql-block"> 我参加劳动,是从薅田开始的。</p><p class="ql-block"> 一九六六年,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搞运动。在家闲呆数日,觉得很无聊。母亲对我说:岀地去吧,闲着也是闲着,挣点是点。我同意了。母亲给我买了把薅锄,我兴致勃勃地在锄把上刻了“劳动光荣”四个字。</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我随母亲岀了地。劳动任务是薅谷苗。薅田,在生产队中是妇女的营生,在一群女人中,只有我一个是男的。到了地头,妇女队长给大家分开“脚眼”,每人两垄。我紧挨母亲,只分了一垄(半个人的营生)。母亲让我和其他人一样脱掉鞋,并教我:把紧挨的谷苗间开,间成二、三寸一株,然后把苗边的草锄掉,最后用锄给垄背松土。薅谷苗是个细致活。一是谷苗稠,在二、三寸范围内,就有十多株谷苗,选择高大健壮的一株留下,周围的全部锄掉,锄完后,留下的谷苗只有十分之一不到。二是苗根细,一寸左右的小谷苗,根象细线一样,一不小心,想留的谷苗就会被带起。三是小草多,垄背的小草好锄,垄眼的小草有的紧挨着谷苗的根部,很难锄掉。我蹲在地上,按照母亲教给的方法:间苗、锄草、松土。我不敢轻易用锄,先选择主苗,然后把它周围的谷苗拔掉,把小草拔掉,再用锄轻轻地松土。薅了一阵,抬头一看,其它人己薅了二十几米,我却离开地边只有三、五米。这时,妇女队长过来,看看我笨拙的动作,蹲下来对我说:薅田要敢用锄。只见她,看准谷苗,左边一锄,右边一锄,前边一锄,手到锄落,干净利落,只剩下主苗边的几棵草,用手一拔拉,一株谷苗搞定。我按照她的样子,果然比以前快了很多。薅了一阵,我觉得腿困腰疼,再也蹲不住了,就双膝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不一阵跪着也不行了,就干脆两腿站直,撅起屁股,把腰弯下,双手握着锄把刨。就这样蹲一阵,跪一阵,撅一阵,不断交换着姿式,好容易快到地头了。到了地头的母亲和其他女人们,回过头来,三下两下,把我接到地头。我一阵头晕眼花,象一只受过伤的羔羊,朝天躺在地埂上,不想动了。</p> <h3> 休息时间女人们“疯”起来了。三、四十岁的老媳妇一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一堆,嬉嬉哈哈,谈天说地。不一会,两堆合在一起,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突然有人提议:让梁婶“吊悠悠儿”。几个姑娘不由分说,把梁婶四脚朝天按在地上,有的拉住手,有的拉住脚,吊起来,来回荡悠,最后“预备起”,扔出老远。梁婶爬起来,边扑身上的土,边说:“这伙灰鬼,对!等着。”笑着坐进媳妇堆里。“看看二梅长大了没有”。(二梅是姑娘中最小的,十四五岁)几个媳妇不由分说,把二梅摁在地上。有人把手伸入胸部,“看这鼓嘟嘟的小奶,象个小馍馍”。有的把手伸入裤裆,“长毛啦,长大了。”二梅好容易挣脱,提着裤子,满脸痛红地躲在姑娘们身后。任凭她们怎“疯”,我仍躺在地埂上一动不动。</h3><h3> 往回返了。女队长按照原来的顺序,翻过来依次把地垄分开(翻畔)”,一字排开。时间接近中午,垄背的土干燥了,锄一刨,尘土荡人一头一脸。女人们锄得更欢了,一片“嚓嚓”的锄头声。舞动的银锄,扬起的干土,“嚓嚓”的响声,也是一道风景。象一条长龙横亘着向前蠕动,更象大海的波涛向前翻滚。我仍然蹲一阵,跪一阵,撅一阵地追赶着人群。锄到半地,口干舌燥、腿困腰疼,抬头看一眼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顶上,向前望去,田野空旷无垠,“啥时候是头啊!”我索性坐在垄背歇口气。女队长过来,一边帮我薅田,一边说:不到地头不能歇缓。我只好咽一口干渴的口水,脱下衣服,蒙在头上,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薅。前面的波涛仍在向前翻滚,我却象一朵小小的浪花,拼命地追赶着。</h3> <h3> 一天劳动结束后,吃过晚饭,妈妈领我到队房记工。队房在饲养院里。饲养院是一处有上下房和东西厢房的四合院,下房和东西房全是牲口圈,东上房是队里的仓库,西上房就是队房,也是饲养员住的地方。队房有一条顺山大炕,炕上有一小书桌,书桌上放一盏洋灯。洋灯的灯罩被烟熏的黑黑的,发出昏黄的光。队房正面高处贴一张己被烟熏成灰黄色的领袖象。靠炕的一面墙上,溅满星星点点的旱烟油。队房的炕上己坐满人,差不多每人含一杆旱烟锅,整个屋子烟雾滚滚,十分呛人。队长坐在小书桌一边,清了清嗓子,简单说了下今天男劳力和女劳力的劳动情况,提岀一些缺点,并布置了明天各自的劳动任务,就开始记工了。人们依次把记工本递给坐在书桌前的记工员,有的记完工就回家了,有的还不走,还要在队房里谝一阵。我把记工本递给记工员,记工员在上面日期栏写下“6月4日”,工分栏写下“12分”。我接过记工本,交给母亲。母亲盯着“12分”几个字,一直没有动,脸上露岀复杂的表情。许久,才象收回神似地,拉着我回家。母亲当时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h3><h3> 当年,生产队劳动分男女劳力。男劳力做脏活、重活一般劳动一天记一个工(10分),女劳力记8分。我是女半劳力,只能每天记4分。年底结算时,我们队一个工(10分)的工分值是二毛三分钱。当时有一种二毛三分钱的白兰烟,一个工正好买一盒白兰烟。人们就编了一个歇后语:“受一天,二毛三——白兰(白干)。”我一天挣4分工,只相当于9分多钱。</h3><h3> 生产队在粮食分配时,分余粮户、缺粮户、市属户三种。余粮户除分给每人基本口粮外,按比例给予一定的细粮(黍子、谷子之类)奖励。人多劳为少的缺粮户,只分给基本口粮。市属户是有在外挣工资的户,分粮时,按每人应投的资金足额交齐,分给基本口粮。交不够钱的,就不给分粮。我们家属于第三种,父亲在外面当干部,一月三、四十块钱的工资,养活六口人。供两个姐姐上中学,我和弟弟上小学,生活紧巴。每到分粮时,就犯愁。母亲虽然每天劳动不敢缺勤,一年下来只挣一百五十多个工,虽然能减少一点现金,但还是杯水车薪。我挣的工分虽然少,却也能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母亲为家里又减轻一点点负担而高兴。不是为这,她怎舍得让十二岁瘦小的儿子岀地受苦呢!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