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的祖父国医大师王宥三先生（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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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缅怀国医大师王宥三先生》（原创）

我的祖父王宥三先生，原名王永槐。1901年5月生于四川达县（现改为达州市）金檀乡一个蒲姓家庭，卒于1975年11月，享年75岁。

一、青少年时代生活清贫，学习成绩优异

祖父出生后因家境贫寒，在两岁时过继给本县清代名医王仁和为子，遂改姓王。王仁和夫妇膝下无子视其为己出，但并不娇宠，倾家中财力供子求学，加之祖父自幼聪颖，悟性过人，在求学过程中勤奋努力，不负父望。祖父从小学到县中学的成绩均是名列一二。在高中毕业前夕，因父亲王仁和病逝，返家守灵，在亲友的帮助下安葬了父亲。期间遇前来吊唁的著名教育家王毓南老先生，王老先生鼓励祖父应不辜负王仁和先生的期望，继续学习深造。祖父听从教诲，戴孝参加了毕业考试。获得了全校第一的好成绩。不久又参加了赴法留学预科学校的考试，取得了川东第一，四川省第二的好成绩（几年后的1920年邓小平也从这所学校出来远赴法国求学）。但祖父因上有老母，家境不裕，只好返家，过早的承担起家中重担，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志愿。在家帮助母亲砍柴喂猪种菜之余，开始整理父亲医书医案，并自修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一年后受聘西南明达小学任国文教师。1921至1925年前后，在四川达县中共地下党的暗中支持下出任达县模范小学校长，中共领导人张鲤庭（张爱萍、魏传统的中学老师、参加革命引路人）任教务主任。在与张的密切交往中，祖父视野逐渐开阔，受到了先进的思想熏陶。为张鲤庭成立“青年读书会”，组织进步学生张爱萍、魏传统等成立革命文学团体《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开展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掩护。在看到当时军阀割据，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后，做出了自己一生奋斗的决定，从此走上了以医救民的道路。

二、继承父志，成为名扬川蜀的著名中医

祖父自小目睹聆听其父亲王仁和的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并一直自修中医不缀，但在真正的挂牌行医前还是正式拜了川东名医吴芦初先生为师，吴老先生敬佩祖王仁和的医术与为人，更是十分赞赏祖父在自修中医时对各家各派的见识和独到的领悟，在无外人时总是不以弟子相称呼，共同临证处方、研讨疑难病症。祖父广闻博见，倾家中所有购买、收集历代医家书籍与病案，在学习理论和行医实践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辨证施治和 整体观念风格。祖父28岁时的医术就已名震川东地区，1928年冬天，应原宫廷御医赵大仁的邀请为吴佩孚看病会诊。

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27年5月27日，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吴佩孚流寓四川奉节、大足、达县、成都等地，其卫队、随员也作鸟兽散，只得依附当地军阀生活。民国17年（1928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流亡达县，曾在何市区陈家大院住了半年养病。对吴佩孚的旧疾，当时的随队军医、原宫廷御医赵大仁也十分头痛。以养阴擅长的他力邀祖父前往会诊，在相商中确定了以祖父为主的医方治疗方案。同时，祖父在赵的交流中也深受启发，自感见识尚陋，遂萌发走出去考察的念头。

1933年，恰逢达县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围剿红军的战争。为躲避战火，祖父携全家经大竹前往重庆等地云游，期间与名医张简斋的高徒张锡君、朴益等结识，共磋医术。在重庆期间祖父全家受邀入住同乡好友四川军阀、袍哥首领范绍增新建不久的豪华山庄——范庄（蒋介石在抗战初期迁都重庆曾在此处下榻，我于1996年出差专门在此入住，现为重庆范庄宾馆）。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奉命向西战略转移，12月经陕南到达川北。1933年8月中旬，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红军乘四川军阀刘湘组织新“围剿”尚未就绪之际，迅速开展了仪南、营渠、宣汉三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相继建立了仪陇、阆南、嘉陵、英安、营山、长胜、渠北、达县、宣汉、红胜（罗文坝）、城口（万源大竹河）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扩大到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有绥定、巴中两级苏维埃、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与川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改为红33军。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达80000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达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革命老区。刘伯承、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新中国将帅和重要领导人曾在达县留下了深深的战斗足迹，王维舟、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魏传统等21位开国将领在此诞生，涌现了李家俊、徐彦刚、唐在刚等大批英勇无畏的革命烈士。

1935初祖父携全家辗转回到达县。与吴芦初先生合作，入股同仁药房坐堂行医。祖父当时已成为达县知名人士，不仅以精湛的医术搭救当地百姓脱离病痛，更是与红军将领结为朋友，利用自己的威信动员周边的朋友、亲属支持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在川陕苏区时期，达县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牺牲2万余人，有的甚至是全家加入红军参加革命斗争，还有10余万人参加了游击队等地方武装（至今达县仍保存有影响的革命遗址遗迹达600余处）。我父亲当时只有10多岁，他们这些达县子弟从小就接受红军、苏维埃的熏陶，并带着共产主义的火种从达县结伴出发，走向重庆、成都大城市的中学、大学，这些小学的同窗（他们自称“达县帮”）很快都成为了中共四川地下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

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成都曾代表我父亲还探访过不少当年和我父亲同期从达县出来前辈，在文革前他们大多都已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政府及单位担任着领导职务。当然这些都是残酷的白区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还有不少在重庆、成都的解放前夕壮烈牺牲，我大姑姑的未婚夫、还有我父亲的好几个同窗好友他们和江竹筠一起在渣滓洞被国民党杀害，他们的照片至今一直在烈士成列馆的墙上悬挂。

1945年达县城内霍乱流行，死者不计其数，其景惨不忍睹。祖父亲自在自家门口支起大锅熬药，他根据霍乱的呕吐、腹泻、四肢厥逆、脉微欲绝等症状，准确判断病属少阴症，应重施“四逆汤”驱除病魔。结果治愈者甚众，深得百姓爱戴。拜师学艺者纷纷云集门前，当时收的徐祖辉、刘独行、张鼎承等高徒，在解放后这几位学生都成为四川的名医。

三、善于抓住本质，辨证用药

祖父在选方用药上是“喜经方，而法仲景”。他始终认为“《伤寒论》虽有一百一十多方，但治疗的方法却有三百多法，是示其人之大法”，就是讲一方可治多个疾病。祖父在实践中经常喜用伤寒方治疗一些疾病，是因为其“药味少而精，药价低而廉，药量小而和，其效速而准”。祖父非常重视《汤液经》以五味调和五脏的精髓，虽然《汤液经》早已失传，但使用价值尤为珍贵。张仲景领悟《汤液经》制出乌梅丸，叶天士根据《汤液经》的五味调和五脏治疗肺痨病。祖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坚持按照《汤液经》的思想，抓住求本和胃气两个重要环节，兼顾体质、季节和气候的变化及精神对人体的影响辨证施治，临床效果十分明显。

“他对银翘散和桑菊饮的区别应用有独特之处，在临床上对温病初期的热重燥化病人，采用辛凉轻剂的桑菊饮治之；而对热重湿化的病人，用辛凉平剂的银翘散加芳香化湿之品治之，临床效果显著。”我的表哥李天果先生在回忆自己长期跟随祖父学医的经历时曾和我讲述了这番话。

四、对《伤寒论》的独到认识和推陈出新

祖父五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及独到的医学思想形成了个人的风格，主要是集中表现在对中医学的辨证施治上。对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以及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均能灵活运用，得心入手。

特别是对六经辨证的《伤寒论.厥阴篇》提出来本人的独到见解，为祖国中医理论的发展的承前启后起到了推动作用。《伤寒论.厥阴篇》历代医家都有注解，虽厥阴病的的症候已有结论，但病机何在？历代医家和书籍说法不一，解释模糊。祖父对厥阴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根据《伤寒论.厥阴篇》中“厥阴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蚘，下之利不止”的表述，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厥阴病与三焦五脏关系甚切，将上述理论分解为上、中、下三焦来认识，即：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为上焦；饥不欲食，食则吐蚘为中焦；下之利不止为下焦。其中“下之利不止”的“之”，应作为“虚”字来理解，全句应为“下虚利不止”，只有这样才符合《伤寒论.厥阴篇》的正症理解。

祖父以博厚的中医功底和古文基础提出了正确理解和解读，一字之解，言简意赅。他认为“下之利不止”不是服了泻下药而利不止，而正是厥阴病的正症表现。“下之利不止”的“下”不单指大便泻泄，而是指小便多的意思。厥阴病的症候表现是五脏六腑三焦的总和，古人有“蚘为厥阴肝木所生”，其病理变化为五脏不安，三焦紊乱，寄生虫在体内无生存条件，故人必吐蚘。

祖父提出治疗应湿脏安蛔，以乌梅丸主之。乌梅丸可寒热并用。其配伍方法贯穿五味调和五脏的的思想，厥阴所属脏腑就是肝，肝藏血，以阴血为主，体阴而用阳，其性喜柔恶刚，主疏泄，若肝失疏泄，三焦紊乱，故二便皆多。这就是祖父对《伤寒论.厥阴篇》提出创新的看法，不但得到同行业内的广泛认可，在给患者的治疗中也得到反复论证。祖父为祖国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推成出新做出了贡献。在去世前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常以这种思想指导临床实践，特别是治疗糖尿病，都收到显著成效。

五、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贡献

祖父母生有七个子女，四个男孩儿三个女孩儿。我父亲王恢宇，原名王能续，在家排行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父亲生于1923年，具体出生日期不详，2004年在北京病逝。解放后的简历和户口上的出生日期是1926年10月1日，我的姑姑、叔叔都知道这不是他真正的年龄，曾问其为何不写真实时间和原名，他每次都是微笑的回答：当年地下工作的需要就改呗，变来变去就把自己的原来的姓名、出生日期都改了。

父亲他自小聪颖，在祖父的影响下，他学习能力很强，在数学和语文、历史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但顽皮好动，在上小学时就因戏弄学监被迫转学，在大竹、重庆上中学时，和达县藉同学经常与三青团发生不断冲突，被学校以打架斗殴、顽劣为名开除过多次，但他又都能很快考上别的学校。1942年至1947年，分别在重庆的枝江大学、西南联大和重庆大学读书，期间因从事地下学生运动被多次追捕转学，最后被迫离开重庆。1947年又考入位于成都九眼桥的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当时是川大地下党负责人、同乡何静修为他接上了组织关系。

何静修是我父亲小学、中学同窗挚友，“达县帮”的头儿。因我祖父曾两次搭救过他性命，和我祖父成为忘年之交。在川大期间，我父亲如鱼得水，不仅我大姑姑刚从川大生物系毕业，在成都附近的一所中学当老师，可以经常在经济上资助我的父亲，而且川大有更多的达县藉老乡同学在并肩做地下学生运动工作，发小成为同志和战友。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带领青年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发展党、团员，开展护校护厂迎接成都的解放。

成都解放时，父亲在四川大学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位成都望族的大家闺秀，我母亲当时在四川大学工学院（现在的川大化学系）团总支担任宣传委员，她那时特别崇拜我的父亲，不仅是她们的直接上级领导，特别还是一位还来自曾经是革命老区的老大哥（四川地下党领导多为川东人）。于1955年的夏天，他俩在重庆结婚。

1950年成都解放时，我父亲由川大地下党直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集团军，在军后勤部川藏公路前线指挥部任总指挥助理（团职），专门负责川藏公路的前期踏勘与建设。我父亲当时还动员了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同班的二十个多男姓毕业生集体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集团军（其中包括我母亲的堂兄，退休前曾担任中国路桥公司的领导），带领这些同学一起成为进军西藏的先导部队的技术骨干——开辟川藏公路的尖兵。川藏公路通车后奉调进京，脱掉军装进入华北局、全国人大、轻工业部……我父亲走上革命生涯离不开祖父的影响和从小就受到革命老区的熏陶。

祖父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思想进步，为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白色恐怖时期，祖父的家当时就是地下党聚集、开会的场所。他曾多次搭救何静修（达县藉，离休前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副部级，曾在中宣部、中组部等担任重要职务）、荣世正（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达县籍，在渣滓洞壮烈牺牲）的性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何静修叔叔退居二线后经常与我聊天，他特崇拜我的祖父，多次提到他不仅在祖父家躲藏国民党的追捕，还是祖父把他从患伤寒重症、频临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

何静修叔叔经常对人讲述自己得到祖父救治的经历，1948年初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从川大撤退回到川东担任中共宣汉县委书记，其间因患伤寒重症，入住祖父家治疗。祖父的医术极高，他在吃了祖父的三剂中药后，就感到十分见效，当他向祖父提出腹中饥饿想进食的要求后，祖父问他想食什么，他说：锅盔夹腊肉。祖父听完哈哈大笑，伤寒的病人通常是需饥饿治疗的，笑闭，祖父给他搭脉后深思，片刻答到：可以，先一顿吃半个，第二顿再开始吃一个。就这样何静修的伤寒是王宥三大夫用锅盔夹腊肉治好的成为美谈并流传下来。何静修在祖父家躲藏、治病期间与祖父经常长谈，或谈古论今，或针砭时政，他对祖父深厚的文史功底，独到的中医理论见解，广泛的天文地理知识深表叹服，与祖父成为了忘年之交。

解放前夕，祖父积极参加迎接达县解放的工作，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利用自己的声望，动员达县地区伪专员李放六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为达县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父亲王恢宇十八军进藏时

六、为祖国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做出贡献

1952年祖父作为四川杰出中医代表出席西南卫生工作会议。在1956年夏天出任成都中医学院第一任教务长。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中医高等学府是新中国政府颇为重视的事情，更是中医界人士的热望。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建立了我国第一所中医院校-----成都中医学院。在1956年剩下的几个月，在全国相继成立了另外三所中医院校-------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相比另外三所，成都中医学院从成立的那天开始就有其他中医高校所不具备的优势：那时的成都中医学院，在内经、伤寒、金匮、瘟病领域是全国的领头羊，设有中医妇科、中医眼科、针灸推拿、中药、中医骨伤科、中医儿科、中医内科、中医肛肠、中医消化科等专业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学领域，是全国中医院校的楷模，全国纷纷来成都求教取经。连后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等多所国内各中医高等院校的老一辈知名专家和领导皆出自于成都这所学校。

当年几个中医学院成立的情况是：华西协和大学的中医系主任李斯炽教授，成为成都中医学院的第一任校长，王宥三担任教务长。祝谌予担任了北京中医学院第一任教务长，秦伯未兼任了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和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上海，程门雪、黄文东、章巨膺等协力组建了上海中医学院。程门雪、黄文东先后担任了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章巨膺担任了教务主任。这些知名医家们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祖父在成都中医学院担任领导期间除主持招生、教学工作外，还担任教材主编，招揽四川境内中医人才。由于劳累过度，加上高度近视，个人独自在成都工作，生活出现极端困难。达县县长殷国治来成都开会之际几次专程看望祖父，祖父表达出希望回达县隐居的愿望（还有其他原因，后面有述），在他的坚持下，后经达县政府和中共达县地委商议，在1957年底将祖父从成都调回达县，出任达县地区卫协主席、达县地区人民医院顾问。祖父在1975年去世前曾当选四川省和达县的一、二、三、四人大代表，一至四届达县政协副主席。

七、一生酷爱学习，受益于方法论

祖父自幼嗜好各名家之言，熟读经书，喜诗歌散文。上识天文观象，下辨人文地理，对宗教、易经也有很深的造诣。被赞誉为中医大家的同时，也被认为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一生都在不断学习，尤其在中医理论的研究方面，即不泥古，也不囿于门派之见，力求博览各派群书，继承各家之长，会群芳智慧于己，因而个人理论基础十分扎实。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祖父决定让我表哥（大姑儿子）、表姐（三叔的女儿）不再读书了（初中都停课了），就家中专职陪伴在他身边，抄病案学习中医，继承他的医术。

祖父经常对他两人讲，要“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当今学医者常偏于一法，或惯用清热之法，或拘于辛温之法，这是效先哲之法而不融会贯通的表现”。

祖父深深体会到“辨证施治和整体观”是祖国传统医学的两大瑰宝，这也是区别中医学和其他医学的准则。祖父学习理论而宗《内径》，学习辩证立法而宗《伤寒》，学习用药而宗《本草》。他对许多疑难病症都能透过现象，辨证审因，抓住本质，从而收到明显的治疗效果。

八、襟怀坦荡，淡泊名利

祖父一生淡泊名利，是一个很有独立思想、性格的人。从清末、民国一路走来，由于职业和个人威望与平日不同的人群都打交道。更与不同时代的达官贵人、掌权者也接触非常多，但从不巴结，也不与他们交朋友，均视其为普通的患者或家属，诊疗费从不免除，甚至还高。

他这种淡泊清高的性格一直影响着我们整个大家庭的每个成员，包括子孙后代。1957年他在成都不顾成都中医学院和省里领导的苦苦挽留，一味儿坚持要辞去学院领导职务返回到故里，甚至放弃了中央卫生部调他进京担任中央保健医生的机会。他当时一直向家人隐瞒了这个消息，这还是六十年代从成都他人那里传递出来。

1975年暑假，我从西安回老家看望祖父，向他求证了此事，得到他承认，并和我大概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请他进京工作，反复征求意见做动员工作。他只简单回复不去的理由有两个：本人不喜欢在大城市生活，北方的气候更不适合他；自己更喜欢给大众看病并做些中医理论研究的事，不愿违背自己的性格仅为少数人专门看病。

这是1956年祖父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第一家中医高等学府——成都中医学院教务长不久的事情，当时找他谈话的人对此意见很大，甚至认为他有些不识抬举。

1957年在祖父的坚持下终于以身体不适，生活无人照顾为由返回达县老家。对此举很多人不理解，包括部分家人。我现在回想，那次通过我与祖父的交流后，认为他老人家当时的拒绝调北京遇到的压力还是非常大，他自己不愿在权力集中的北京和省会成都工作，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行事。是否也有担心自己会落个像华佗那样的下场的原因（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像他这样的性格，祖父虽然没有明讲，可能是他心里的秘密吧），以上种种原因促使他作出了尽快返回老家的决定。

我写这篇怀念文章时曾上网详细了解到当时一些情况：中央卫生部从全国抽调8名顶尖中医名医入京，或组建新中国中医研究院，或承担中央保健医生工作，其中从四川就有4人，他们是：

蒲辅周，四川梓潼人，生于1888年，卒于1975年。我国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出身于世医家庭，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川解放后，受聘西南铁路医院，1955年奉调进京。

雪峰，四川省巫山县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3年。冉氏出生于医药世家，12岁起随父采药，同时习医。17岁开诊于故里，38岁悬壶于湖北武昌。1950～1955年曾在重庆卫生工作者协会、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工作。1955年11月奉调入京。

王文鼎，四川省江津县人，生于1894年，卒于1979年。曾经师从颜闻修学习。解放后，历任川西行署及四川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成都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1956年奉调入京。

王仆诚，四川省江县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1年。早年在药店学习医药，1903年起开业行医，以擅治小儿疾病驰誉成都，人称“王小儿”。精通儿科理论，临床经验丰富，对治疗小儿传染病及肠胃病有独到之处。1955年从四川省成都市奉调进京。

祖父是个平时很威严的老人，个人的过去外人知之甚少，解放后人民政府给祖父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高，他生前的行政级别和工资标准极高，但是他从不对外炫耀。

我祖母1965年去世后，祖父的生活由姑姑、叔叔们照应，文革开始后改由我表哥专职陪伴祖父，在他身边学医并料理老人家个人生活。他对我讲祖父是行政七级，当时我听完还不以为然，长大后才幌然明白政府对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给予了高度重视。我五姑夫是1932年的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四川通江人，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曾在刘伯承部下担任过骑兵旅旅长，解放初朝转业回达县，一直担任地委工业部长，他的行政级别十一级，但工资也没有祖父高）。祖父的行政级别是调往成都中医学院时由省里专门研究决定的，每月工资近人民币三百元。因为我七十年代初常回老家看望祖父，知道即使在文革期间，老人家都还享受每月有特供中华烟、和出远门有专用车等特殊待遇，但是祖父是从来不愿提及个人的功劳和这些待遇的。

九、晚年生活

祖父的晚年生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文革把新中国成立的社会秩序和一切生活规律打乱，四川是文革的重灾区。这十年祖父基本是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作为一名受人尊重名中医、知名民主人士，在运动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他的子女都不同程度的在各自单位受到冲击），但他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心情十分黯淡。

从1965年夏天我的祖母去世后，他就更是懒得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一般都是在家研究医书，在家接诊。文革爆发前还经常去重庆、成都去开开会，出出诊（多是省里、部队领导专门请祖父），后来谁请都不出去了，任由其上门来求诊。

在日常生活方面祖父自从由成都返回达县老家后是由祖母精心照料；1965年祖母去世由两个姑姑照料；1967年大姑的儿子表哥李天果正式退学，在家专职跟随祖父，负责老人家的起居与陪护并，正式学习中医；1970年我三叔的女儿表姐王明进也正式跟随祖父学医。

祖父在达县城中心有一座在解放时政府认可的私家大宅院，正屋为堂屋，左右两侧厢房为木质结构的二层房，前排东西厢房是套间，正院形成一个“内”字形格局，中间为一个四方天井，天井上方有隔晒防雨的活动帆布隔帘装置，东侧月亮门外为一偏侧小院，小院北边是露天花园，南侧一溜儿住房。正院三个大门双层两跨结构，正门双扇一般不开，东侧门为客用，西侧门为家用。整个大院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城里人把这里称为王家大院，与达县天主教堂毗邻。院里住着祖父和大姑、五姑、三叔、小叔4家，近30来口人。

祖父晚年的家庭生活还是十分幸福，三个子女在外工作，还有四个子女的家庭都与他同住一起，儿孙满堂，享有政府每月特殊照顾，每日生活起居规律，中午饭是表哥按时到城里一老字号饭馆的找一位老厨师往家端菜（一周七天每天有固定点好的炒菜，不得重复），晚饭是清淡量少。1972年的春节全家大团圆，在外地工作的我们家、四叔家、小姑家都回到达县相聚一堂，热闹非凡。

祖父的精神生活主要是看书，晚年整理病案的事都交由我的表哥、表姐了，他的业余爱好也就是和当地一些贤达老人家下下象棋、围棋，1972年以后连下棋都不出自家院门了，主要是文革把祖父的心情也搞坏了。

做为一名中医大家，他是一位智者。祖父学识渊博，他对《易经》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还能观天象，更是会给人观面相、手相，我就曾缠磨他给我看过手相。但祖父一般不会给人算命起卦。我的名字就是祖父起的，1959年出生的我，起名叫明非，名字起的非常有学问：既有明辨是非的意义；又因有我排在“明”字辈；更有意思的是把“明”“非”每个字拆开后可以发现左右阴阳平衡、笔划相等、字的结构对称。

祖父就是这么一位特有学问的大师。他还做过一件胆大的事，就是在文革中期，对江青一伙人的下场和文革的未来局势做出个人的准确判断与预测，在当时这可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一件敢冒天下大不韪的行为。这事仅只有祖父身边的表哥一人知道，家里其他人都不知，在四人帮倒台后表哥才敢讲出来。

祖父十分注重自己养身之道，生活与饮食十分讲究。他深得道家的养身理论和精髓，生前与一位道教大师成为挚友，几十年保持着密切交往，并且在困难时期和文革中支助过其生活经费。

祖父于1975年11月8日在家中去世，无疾而终。去世前二十多天就开始卧床辟谷，滴水不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体内浊气尽排体外，安详的离开家人步入天堂。

祖父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入家族传承下来的一只明成化年间大胆瓶内，最后安葬在达州市金檀乡蒲氏家族的祖坟墓地。我于1981年春节从部队回达县探亲时，和家人一起祭拜过老人家的墓地，那是在一个有着青山绿水的小山坳里，祖父的坟背山面水，有簇簇竹林、稻田、菜地围绕，旁不远是蒲姓人家的祖屋，常年有人居住守护。这里环境清静、优雅，风水极佳。

祖父的挚友，达县藉的著名诗人、教育家李冰如先生（著名诗人梁上泉的老师）在祖父追悼会上的挽联上写道：“忍看君逝我生离，同学倩谁品拙诗。《腐草》删刊常惠助，夔柑好吃每珍期。”“活人幸迈古稀步，建国欣逢大盛世。一幎应存千古想，精神留与后来恩。”

后记 

我在写我祖父王宥三先生，是为了把一位真正的国医大师一生记录下来。他的高尚品德、精湛医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遗憾的是作为长孙，我没有继承老人家的衣钵从事中医事业（我的同辈亲戚中已有了四位中医大夫），但我却有一个长久的愿望，写写我的祖父，这次终于了结。前一段在家清理过去的东西，偶尔看到自己收藏的表兄李天果先生在1985年为《全国名中医谱》征稿小组提供的《王宥三传略》的稿子。翻阅后发现还有很多与祖父有关的没有体现出来，就动笔在清明前夕这几天赶写了此篇回忆，由于祖父年隔已久，文中的中医药术语又非常专业，所以我写的很辛苦很累，但终于还是写完了。十分欣慰的是，能在清明节到来之际以此文来缅怀我的祖父——一位终身不求名利的国医大师。

              

          

          2013-04-01 在博联社首次发表

          2019-08-19医师节之际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