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训队”的那些事儿

凡夫

　　1973年12月份，我参军入伍来到了原“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第一团”。部队和地方一样，正在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新兵集中训练比往年要延长至三个月才能下连队。大概集训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团司令部通信股的郭连春参谋和特务连的张金秀连长到新兵连物色新兵，准备派往外地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在新兵连连部，叫来几个新兵，发给每个人笔和纸，一是郭参谋和张连长分别口述阿拉伯数字，由慢到快，看谁写得好记得全。二是每个人随便写阿拉伯数字，在一定时间内看谁写得多写得好。我和史连雨、李志平有幸被选中。

守备一师驻守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最北部的“大东山”至“秋灵沟”一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部队缺水少电，不具备培养报务员的条件。根据上级安排，我们被派往山西大同的69军军部通信营“报训队”参加新兵报务集中训练。一天早晨，我们三人整理行装，背上背包，带上个人的所有用品，来到团特务连，由老兵报务员徐卫国带领我们赶到“秋灵沟”集合，与全师8名新兵一起乘坐“秋灵沟”发往集宁的长途客车，再换乘火车到69军军部。这8名新兵分别是，一团：史连雨、李志平、刘满良。二团：周国栋、蒋敬华。三团：耿国亮。师直：赵月明、于斌。除于斌是安徽籍的外，其余都是河北任丘籍人。

69军军部大院属于“苏式”营房建筑，营房环境，基础设施非常好，一切条件十分优越。与“守备一师”相比是“天壤之别”。“报训队”属于临时连级单位，有自己的宿舍，在通信营三楼。有自己的伙房，在通信营大楼南侧平房。有自己的专用教室，在军司令部南侧平房，与军司令部小车队为邻。教室内有训练报务员用的各种磁带式录音机，条码发报机、自动发报机，各种耳朵、电键、交换台、监听器等设备一应俱全。

“报训队”配备队长、指导员各一名。队长叫赵玉春，河北唐山人。指导员韩俊华，河北宁晋人。共分为四个班，其中军直通信营为三个班，班长分别是张海潮（70年兵，衡水籍人）、冯艳生（71年兵，衡水籍人）、刘记录（71年兵，衡水籍人）。来自守备一师和军炮兵团、高炮团、坦克团的组成一个班，班长徐卫国（69年兵，湖北武汉市人）。这四位班长报务技术非常全面，个人素质非常优秀，工作责任心也非常强。都是准备提干的后备人才。74年度在训练我们期间，陆续下了命令，有的任台长，有的任报务主任。他们的才能和付出，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使得我们一踏入部队就受益匪浅，甚至影响一生。

　　“报训队”集中训练大概是十个多月的时间。简单的训前动员过后，紧张而有序的报务训练就开始了。用于训练收报和发报的课时大概占总课时的80%以上。而且发报的训练时间大大超过收报。除此之外，还要学习必要的无线电知识和电工知识。收报加上抗干扰收报，而且干扰强度不断加大。训练的后半程加上机上勤务用语训练。用英文26个字母，组成常用的机上沟通联络勤务用语，用电键以“嘀”或“嗒”的声音把字母发送出去，这就是联络双方都能听懂而简明扼要的的机上对话，只不过不是用嘴喊话，而是用电键说话。

到了集训的最后两个月，训练的难度不断加大，而且训练内容越来越多，学员之间的技术水平不一，逐步拉开了距离。每天一小考，每周一大考，成绩张榜公布，有的学员思想压力越来越大，个别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据不完全统计，新兵初学报务员的淘汰率大概是30%以上。一个技术全面的报务员三年才能定型。主要看发报技术，有的人当新兵发报还可以，两三年后成为老兵了，由于训练方法和要领不得当，或在训练发报的过程中，由慢到快的转换不是自然形成的，手指、手腕、手臂的协调用力出了问题，导致有的个别码发不出来，或者干脆就是发报点、划不清，“拖泥带水”。这在行内叫作“坏手”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报训队”集训过程中，有许多人和事至今记忆犹新。“报训队”负责军部大院内“水塔”的站岗执勤。这是整个营区的供水中枢，饮水安全至关重要。“报训队”新兵全天侯轮流上岗，按照执勤要求，个个非常听话，持抢笔直的站立在岗位上。有时赶上下大雨，就是淋个透湿也不离“水塔”半步。在泵房的工人师傅反复劝说下，才免强到屋檐下避避雨。这样的事情我都亲身经历过。认真教条这是新兵的共同特点。

就在集训快要结束的一天夜里，我们班出了个问题，学员于斌不见了。班长徐卫国半夜把大家叫起来，发动全班四处寻找于斌。先是到教室去找，教室灯火通明，房门紧锁，空无一人。又到营区各个角落去找，都不见于斌的踪影。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有人又返回教室，借助灯光在窗外四周向室内看个究竟，果然发现了于斌。他在窗台下边一个凹槽里摆了几把椅子，紧靠暖气片躺着呢。原来他是跳窗户进入教室的。因为训练成绩不理想，思想压力大，想利用夜间时间多练练发报，困了睡，醒了练。没有向班长请假，搞起了疲劳战术。后来他也很少与大家说话，整天闷闷不乐，精神上出了问题。班长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开导劝说他，到毕业时也没见他的精神面貌有大的改观，训练成绩也没有大的提高。

　　在那个“大批判”的年代，部队和地方一样，形式主义非常盛行，我们“报训队”也不例外。每餐开饭前在去食堂的路上要大唱“革命歌曲”。就餐期间大家争先恐后的宣读“大批判”稿子。有自己的学习体会文章，多数人是在报纸抄一段念念，应付了事。那场面非常热闹，有吃饭的，有大声念稿的，为了完成任务就是不吃饭也拿着稿子等着，甚至没等上一个人读完，下一个人就开始了。有时两个人同时念起，其中一个人不得不停下来做出让步。念稿情况有统计并在“学习园地”公布。都是新兵，谁也不甘示弱。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让人啼笑皆非。

　　我们这些新兵大都来自农村，艰苦的农村生活从小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从不乱花一分钱。当兵第一年写信比较多，为了少花钱，空闲时间到大院施工的地方拣回包装水泥用的“牛皮纸”，自己加工信封。写信偷着用训练的抄报纸。当兵前两年每年六、七元的津贴，每年我给父母寄回50元（入伍时从家中带去一部分另用钱）。这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在守备一师这几个新兵当中，我和三团耿国亮接触的最多。我们班宿舍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两排大通铺，我住边上，耿国亮挨着我，从睡觉到班内活动，我俩经常在一起。他爱开玩笑，但往往做了“坏事”面不改色心不跳，还嫁祸于人。人们在上楼梯时，往往习惯于手扶楼梯栏杆。有时我们在食堂返回宿舍的路上，走着走着耿国亮就有意识的走到前面去了，提前上了楼梯，在楼梯扶手上吐了不少唾沫，让后面上楼的人摸了一手，他到别处偷着乐呢。

有一天中午，我和赵月明、耿国亮等几个人在军部大院溜达，当转到西南角109野战医院菜园里，耿国亮突发奇想，手里攥着一把草籽，非要让赵月明把嘴张开，说看看他的牙齿是否有毛病，当他的嘴巴张开时，耿国亮顺手把草籽扔了进去，气得赵月明追着打他。象这样相互逗着玩儿的故事数不胜数。这也是训练间隙排除压力的一种方式吧。总之，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紧张而又快乐的时光。

　　时光匆匆。46年过去了，当年“报训队”的那些人们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杜队长、韩指导员和四位班长中的张海潮、刘记录，他们都在军通信营无线电连任职。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了。冯艳生提干后，由于报务技术全面且发报技术拔尖，被外交部选中，据说派往驻外机构任专职报务员了。除我们师的学员外，其他学员毕业后的情况不得而知。

我们班长徐卫国，由于一团电台没有空缺职位，被任命为师通信连报务主任。转业时带着老婆孩子回了武汉市。多年后据知情的战友说徐卫国因患癌症去世。惊闻噩耗，如晴天霹雳，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守备一师这8名学员当中，师直于斌、一团李志平、二团蒋敬华毕业后回原连队其他班排工作。几年后，安徽籍的于斌复员回家了。李志平和蒋敬华复员后也回到了任丘老家，但蒋敬华有机会到辽河油田参加了工作。

赵月明在我们这些学员当中，从报务技术到政治素质、工作能力、领导水平都有全面提高和发展，混得职位最高。先后在师通信连任报务主任、师司令部通信科参谋、副科长、科长等职（副团）。转业后到任丘市广电局任副局长。

一团史连雨先后任电台台长、团司令部通信参谋等职。转业回到了一家央企驻任丘的“华北油田”采油一厂工作。

二团周国栋先后任电台报务主任、团司令部通信参谋等职。转业后到任丘市广电局工作。

三团耿国亮先后任电台报务主任、连指导员等职。转业回到任丘，先后在任丘物价局、监察局工作，后任监察局副局长。快要办理退休手续时，因患急病不幸去世。

我的报务技术实属一般，当新兵时免强“及格”水平，始终不令老班长徐卫国满意。成为“老兵”后也没有大的长进和提高，幸免没有被淘汰。但在组织和各级领导及战友的关心关怀下，阴错阳差混了个“饭碗”。先后任一团特务连电台报务主任、团司令部通信股参谋、师司令部通信科参谋等职。转业后到任丘市税务局、国税局工作，先后任税收专管员、局人事教育科科员、副科长、科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党总支书记）、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党总支书记）等职。2015年9月退休。

　　无线电报务是部队诸多通信手段之一，从保密、快捷程度来讲，是其他通信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占据核心位置。师领导和机关对加强报务员培养工作非常重视。由于条件限制，以往的报务员培训存在薄弱环节。我们这批新兵被派往军部集中训练，是守备一师组建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最正规的一次。因此，培养出了像赵月明这样报务员出身的领导人才和几名比较优秀的报务人员，我们都是受益者。

　　人生如梦，岁月如梭。从英俊小伙到满头白发，四十几年的时间转眼之间就这样过去了。从懵懂少年到花甲老人，都在人生的道路上沿着自己的轨迹奔波和拼搏过，无论结局如何，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有些事情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才能、勤奋加机遇犹为重要，三者缺一不可。

非常怀念那段紧张而有秩序、严肃而又活泼的“报训队”时光！

愿战友们逝者安息，生者安康！

2019年8月17日于信合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