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

孙东旭

　　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可生命，却只有死，或者活。

提笔难落，门铃一声声敲打脆弱的耳膜，总是刚想写点记录时就会有门铃声响起，可想而知门外的人心急如焚的状态，缓冲门的玻璃窗口，人影来回晃动，各种姿势交叉重叠，蹲着的，坐着的，走着的，站着的。看的清的是手足无措的动作，看不清的是隐隐约约的泪水和故意隐藏着的悲痛。

他来的时候，还可以说话，总是向着身边人叙述自己的光辉历史，比如年轻时挣了多少钱，比如曾经的冒险现在想来还是热血沸腾，若是没有其他话题，最近几年数十次的住院也是他喋喋不休的谈资。他总是累了就睡会儿，醒时旁边有人就接着说，没人就闭目养神，也许是往年的住院经历，让他习惯了医院监护室的氛围，嘈杂的环境看不出对他的影响，尽管时不时监护仪发出刺耳的哀鸣。

如果不看化验，不看检查，不去关注监护仪屏幕上那时而规律时而杂乱的波形，也许他就是一个顶着比较大啤酒肚的，幻想着能通过运动就把肚子变小的中年人。

可是他走动不了了，腿的严重水肿局限了他的行动能力，能做的似乎只有动动脚趾，腹部彭隆的像是过度充气的皮球，肠管漂浮在腹水中，B超下的影像像是在游动，而他的心脏，甚至连吃完一顿饭的时间都难以支撑。

能动的只有头和手，疾病让他仅仅能坐在床上，连平躺下去都是奢望，可思维却无比清晰，叙述起从前的故事总是神采奕奕，眼中有光，想必他也在怀念那些健康无病的日子，那些上得了高山，去得了深海，寻得了世界的日子。

传言他是为了心脏移植才来的，毕竟他主要是心脏的毛病，毕竟这里有成功的经验，毕竟他也才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的人，正直壮年，若是农民，健康的他应该在田间地头劳作，挥汗如雨却精神抖擞；若是工人，健康的他应该在广阔大地建设，迎着烈日却斗志昂扬；若是商人，健康的他应该在生意场上奔忙，谈笑间就有百千万进账；若是官员，健康的他应该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施展才能与抱负。若是健康，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精彩。

可是此刻的他，却只能半卧在监护室那张宽不过一米的病床上，身上手上缠绕着数不清的线，颜色各异的的接头连接着旁边和老式黑白电视机大小差不多的监护仪。不同的是，电视机里播放的是别人的人生，而监护仪里显示的，却是他的人生。

传言始终是传言，心脏移植最终还是没有做，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选择。

尽管用尽了手段，他的病情还是每况愈下，主管医生再次谈到心脏移植，家人也在极力劝说，可是他又一次拒绝了，还是因为他还在读大学的儿子。

他很少谈及妻子，可对儿子总是赞不绝口，从如何聪明到如何努力，都能讲的头头是道。他说儿子成绩好，个子高，爱打篮球，但是他更欣慰的是儿子说毕业了会回到他身边工作，更方便照顾他。他似乎记得儿子从小到大发生过得每一件小事，留意过儿子每一次细微的变化，他总说孩子还小，还没成家，以后还有许多需要用钱的地方，他要给儿子留点，不能都花在自己身上。

也许他是心存希望，认为自己可以挺过这关，更也许是他是看的开了。看病的这些年，积蓄几近掏空，如今花的都是八十多岁父母的养老钱，可是老人已老，孩子却还小，本来应该是家中顶梁柱的他，如今却成了最大的累赘。他不想另外再给这个家增添更大的负担，于是只能选择了对自己残忍。

监护室毕竟不像影视剧里，皆大欢喜的画面终归不是太多。

他插了管，脏器不断衰竭，身体机能极度恶化，家人也遵从他的意愿，尽管悲痛，却也没有再提移植，最终他的生命在他最近几年最常待的医院里终结，所有苦痛化为一盒骨灰一纸证明，终究都烟消云散了。

想起他儿子在他最后的时刻看他，静默无声，只在临走的时候声音嘶哑着说的那句“这都是命啊”，红肿的眼睛说明了他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值得的吧，毕竟他爱着的人也是真的在爱着他。

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可生命呢，却只有两种，活着，或者死去。能好好活着，谁想死呢？惟愿架上药生尘，但求世间人无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