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与火交织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剑胆琴心

　　剑胆琴心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经过第一到第四次战役的较量。让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经历过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腥风血雨战火洗礼的胜利之师，突然发现，遇到了匪夷所思的强劲对手。

曾几何时，那个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度，几千洋枪兵就能如入无人之境般，势如破竹，一把火把皇帝的御花园烧个精光。数万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占领天津卫，打进北京，饮马紫禁城，签下大片国土割让，巨额赔款的城下之盟。区区日本岛国，倭兵一路横冲直撞，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几乎占据了中国大部分领土。

在美国人心目中，在抗日战场上，“豫湘桂战役”国军一溃千里的表现仍然记忆犹新，似乎这就是中国军人的不堪形象。

在麦克阿瑟的眼中，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过是一群手持三八大盖的农民，根本不堪一击。还做着“饮马鸭绿江”，“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的美梦。在志愿军暴风骤雨般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下，曾经天下独步，孤独求败的以美军骑兵第一师为首的几个“王牌师”，纷纷损兵折将，丢盔弃甲，被从鸭绿江边千里大溃败，赶回到三八线以南。

1951年4月，原参加过第一至四次战役的志愿军第50军和第66军回国休整，退出志愿军序列。1951年2月，原隶属第一野战军的第19兵团第63军、64军、65军从祖国大西北入朝参战。1951年3月，原隶属于西南军区的第3兵团第12军、15军、60军也从祖国大西南入朝，成为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的新锐。

第3兵团各部1951年3月入朝，该兵团是仓促组建，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陈赓未到位，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司令员，参谋长王蕴瑞从12军调任。政治部主任刘有光是从4兵团调任。所属第12军是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第3兵团的基本部队。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二野的一只铁拳头，风头远远盖过其他老大哥部队。原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长曾绍山接替王近山任12军军长，原12军副政委李震升任政委，原36师（18旅）师长肖永银，升任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原36师(不含106团)脱离该军建制，留在国内。11军31师调入志愿军第12军序列，师长赵蓝田，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政委刘暄，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所属91团被称为“百将团”。34师（原16旅）师长尤太忠，35师（原17旅）师长李德生，同样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曾追随王近山在解放战争战场屡建奇功。

第15军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最后一批由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部队，隶属第4兵团，编入重组建的志愿军第3兵团。如果没有入朝作战，15军很有可能与其它几个军一样，被解除野战军编制，编入新组建的海、空军，或者公安军、工程建筑部队。这“神来一笔”，成就了15军之后在“上甘岭战役”的一世英名。15军军长是原9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副军长周发田，都是红四方面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政委谷景生，三十年代地下党员，“129”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第60军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最后一批由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的原第8纵队，与同门兄弟原晋冀鲁豫第13纵队（61军）、第15纵队（第62军），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别挺进大别山，进军豫陕鄂之后，留守晋冀鲁豫根据地。1948年5月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合并后，编为华北军区第1兵团。原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1949年整编为华北军区第18兵团60军，不久由贺龙率领由陕入川，60军兼川西军区。此番入朝的志愿军第60军是由原所辖179师、180师和第61军181师重新编成，所属部队从分散在川、贵山区执行剿匪任务和筑路工地上匆匆撤下来、匆匆聚拢整编、匆匆开赴华北换装。又马不停蹄地跨过鸭绿江，经过十八天昼夜兼程，长途跋涉二千多里地，仓促进入三八线以北集结地域，几乎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4月发起第五次战役。

尚在军事学院短期集训班学习的原61军军长韦杰，正在临阵磨枪地恶补现代化战争指挥知识。匆忙结束学业，改任60军军长。政委袁子钦在太原战役后由61军副政委调任60军政委，算是60军的“老人”了，原14军41师师长查玉升升任60军副军长，在五次战役打响后才急忙从国内走马上任。60军179师是有着“临汾旅”称号的原60军主力师，181师则是原61军主力师，中原突围战役中居功至伟的“皮旅”。两支部队都曾声名显赫。唯有180师偏弱，应该属于现在的“乙种师”编制。为加强实力，入朝前临时补充了西南地区原国民党川军95军大批起义部队的“解放”战士和积极参军的国内青年。

180师师长郑其贵，红军干部，入朝前刚从政治部主任位子上提拔为师长。政委暂缺，由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代理师政治委员。

比第3兵团提早一个月入朝的第19兵团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著名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攻克太原后挥师西进，编入第一野战军。血战兰州痛歼马家军，奔袭宁夏马鸿逵，迫使马鸿逵宣布起义。平定大西北后，受命挥师入朝，比第3兵团部队早一个月到达前线，赶上四次战役的尾巴。此时第19兵团司令员依然是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辖第63军、64军、65军。63军军长由原64军副军长傅崇碧升任，政委龙道全，是解放战争后期，由华北军区第8纵队22旅政委调任63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振棠，解放战争后期，由第一野战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调任第63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杜瑜华，原华北第3纵队9旅参谋长、副师长、师长一路升任军参谋长。

63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冀中纵队——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3纵队——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纵队——华北军区第19兵团第63军——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第63军。其编成中的一部分部队血脉可追溯到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第8连，和百色起义诞生的红7军之一部。是1945年9月，我军第一批整编升级为野战部队的晋察冀军区野战军（杨成武）冀中纵队。

属下三个师：第187师师长徐信，政委张迈君。前身是1945年9月以冀中军区第8分区的首长、机关和主力部队编成，1946年6月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7旅。

第188师师长张英辉，政委李真。是1945年9月以冀中军区第9分区的首长、机关和主力部队编成的， 1946年6月改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8旅。在解放战争华北战场上素以“野八旅”的称号威名远扬，惯于冲锋陷阵，拔城掠寨。连不可一世的傅作义第35军“虎头师”都将“野八旅”作为华北战场上决一雌雄的可敬对手。阵前喊话：“不是野八旅的趁早滚蛋”！狂妄至极，不可一世。不想虎头师却在涞水战役中被天敌3纵队斩首，师长、参谋长、两个主力团团长均被击毙，几近全军覆没。

为此傅系35军耿耿于怀，平津战役中，35军奉命出北平驰援张家口，400多台美制十轮大卡车，气势如虹，威风凛凛，纷纷亮出醒目横幅：“誓向共军三纵队报一箭之仇”！

不想不久35军却在新保安被包括3纵队在内的华北雄狮一举全歼。也彻底将傅作义王牌35军与华北劲旅三纵队之间的恩怨做一了断。

第189师师长许诚，政委蔡长元。是1945年9月由晋察冀军区冀晋军区组建的冀晋（陈正湘）纵队第4旅。1947年1月编入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改称第9旅。所属566团，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2营，是63军唯一一支红军基础的老团队，在解放战争西北战场就被彭总习惯地称之为“红3团”。

63军从冀中纵队起家，所部两个师部，大部分团队来自于冀中军区。冀中军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环境残酷程度居全国各解放区之首。能在如此残酷环境下坚持下来的所有干部战士都是身经百战，都是好样的。成就了以后的63军百折不挠，任何艰难困苦下压不倒打不垮的战斗精神。

接下来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开始打响，本次战役发起攻击各军除9兵团第20军、26军、27军是从1950年11月入朝，参加过第二、第四次战役，最初入朝的原第13兵团，兵团部改为志愿军指挥部，原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由志愿军总部直接指挥，第38军、第40军负责东西海岸防备美军登陆作战。第39军、第42军配属第9兵团作战。

（志愿军第3兵团代理司令员王近山）

（志愿军第12军军长曾绍山）

（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

（志愿军第60军军长韦杰）

（志愿军第63军军长傅崇碧）

第四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步步紧逼，经我志愿军数月防御阻击，各路敌军分别进至高浪浦里、连川、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一线。集结了联合国军15个师3个旅另2个团约24万人。并有加强纵深防御的第二防御地带和第三防御地带。而第五次战役志愿军的决心部署，则是集中第3、第9、第19三个兵团和朝鲜人民军几个军团（相当军）的优势兵力。19兵团从右翼突破向左翼穿插攻击，第9兵团从左翼突破向右翼穿插攻击，第3兵团中路推进，形成一把巨钳。决心以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三个师，英军两个旅，土耳其一个旅，李伪军两个师为目的……。

可以看出当时志愿军领率机关的胃口还是不小的，但恰恰忘怀了第四次战役的“砥平里之战”，我军三个师的部队围攻美2师23团（加强炮兵营、坦克营和法国营）激战三昼夜，我军伤亡惨重，却无功而返的巨大阴影。初入朝的志愿军部队更没有领教过美军现代化强大火力的威力。“美国兵怕死，不敢拼刺刀，不敢近战、夜战”的乐观情绪弥漫于人们思想中。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它却还有真老虎和铁老虎的另一面，单独强调或忽略其中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并将在实践中受到惩罚。

1951年4月22日黄昏，第五次战役打响，三八线附近数百里地段上志愿军万炮齐轰。左翼40军迅速向纵深猛插，割裂敌东西之间联系，第20、26、27军突入敌纵深20公里。中路集团在15公里正面攻击，但队形密集，未能大胆实行分割包围断敌后路，形成了击溃战。

右路第19兵团布署，63军为第一梯队，从正面攻击敌阵地，强渡临津江，切断英29旅和美3师的联系，一部阻击美3师西援，主力直插西南协同65军歼灭英29旅。64军由另一线强渡临津江，负责以勇猛动作直插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形成对美三师，美骑一师的包围圈，断敌退路，阻击援敌，相机占领汉城。65军作为兵团第二梯队配属炮31团，在另一地域渡江，由敌左翼向东突击，负责分割李承晚伪军与美军的联系，阻击敌军的增援部队的任务。协助63军歼敌。

63军冒着被美国空军轰炸的风险，趁夜暗派遣部队多路隐蔽接近江边潜伏了一个白天。战斗打响后，仅十分钟就突破了临津江防线，插入纵深15公里，割裂了美3师和英29旅的联系。

187师作为先头部队，身为师长的徐信亲自带领各团团长冒着初春的寒冷，提前一天涉水探明过江路径和江水深浅。这个打起仗来总是身背一杆冲锋枪身先士卒的师长，是在晋察冀北岳山区和冀中平原对日作战养成的性格习惯。师政委，党委书记张迈君在党委会上提出严厉批评后才有所收敛。

188师也不甘示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向敌后纵深。全军顺着撕开的防线向里冲，先是击溃了土耳其旅，接着打垮了菲律宾营，对英29旅展开了包围之势。

该29旅是英军王牌部队，所属格罗斯特营更是历史悠久，战绩辉煌，是英军著名功勋部队，王牌中的王牌。被特许在军帽上佩戴两颗帽徽（英军战斗力很强，并非软柿子捏的，据抗美援朝老兵回忆，与英军交战，稍一露头，脑袋上就会穿个眼）。英29旅先是把比利时营顶上去挨打，接着集中全旅炮火掩护拼命跑路，总算是大部得脱，但其格罗斯特营却被63军包围于雪马里地区。

63军乘夜发起猛攻，从四面渗进该营防线。英29旅派一支重坦克部队去解围，却被63军击退。美军自顾不暇，最终格罗斯特营遭受灭顶之灾。战士刘光子一人俘虏了63名英军，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1000多人的格罗斯特营只逃出39人，营长卡恩中校也被俘虏，基本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一个重坦克连、一个炮兵队。仅187师缴获各种火炮26门，坦克18辆，汽车48辆。在重创英军29旅的战斗中还涌现出188师563团“王永章智歼坦克英雄排”、“仵凤岭反坦克英雄小组”等英雄集体。188师被兵团授予“勇插分割”锦旗一面。美军和英军的70多辆坦克只逃出去十多台，其余六十多辆坦克都被缴获或击毁，其中包括英军号称无敌的70吨重的“百夫长”重型坦克。

遗憾的是，19兵团的另外两个军64军和65军动作迟缓，遇到敌军优势地空火力阻击，拥挤在江边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被敌军炮火轰炸了两天两夜，牺牲惨重。64军仅一个营和军侦察支队向纵深突破穿插。因此，63军的快速突破只能是“孤掌难鸣”，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同时也影响了整个战局的顺利发展。

与此同时，左翼第9兵团和中路第3兵团两个方向的攻击行动也未达到预期战役意图，狡猾的敌人且战且退，仰仗绝对优势的地面火力和空中支援、坦克开道，志愿军很难将被分割包围之敌全歼，形成了平面推进的击溃战。

4月28日在我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联合国军将主力撤至汉城、北汉江、昭阳江以南一线。鉴于汉江以北歼敌机会丧失，且各部粮弹所剩无几，志愿军总部于29日下达全线停止攻击的命令。至此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此时志愿军由三八线以北的涟川、芝浦里、华川一线，进逼至三八线以南议政府、加平、春川一线。

第一阶段战果的美中不足，致使彭德怀帐下诸将均感到意犹未尽，纷纷要求再打一仗。5月16日黄昏，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攻势义无反顾地打响了。

事后总结经验教训，从战略的角度看，第二次攻击行动，甚至整个五次战役都是画蛇添足之笔。介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对联合国军的轻敌，导致领率机关急于求成，不顾实际，思想仍停留在打解放战争那样打大歼灭战的老思路上。

此次攻势分东西两路，西路以第19兵团，附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于高阳、议政府、清平川宽大正面发起佯攻，摆出攻占汉城的姿态，吸引和钳制东线的联合国军主力。第9兵团和第3兵团附第39军、42军和朝鲜人民军金雄两个军团则偃旗息鼓向东部隐蔽接敌，战略意图是出奇兵包围和歼灭东线的“软柿子”，6个李承晚伪军师。16日当晚东路9兵团、3兵团突破敌军防线插向敌纵深。战役开始后，各部均有所斩获， 27军会同20军60师，将伪5师、7师击溃，歼敌5个营，20军和人民军5军团将伪3师、9师包围，歼灭大部敌军，缴获了2个师的全部重装备。12军向美2师23团和法国营发起进攻，歼敌千余人。15军44师直捣美38团，歼敌1800余人。但是东面之敌，李伪军对我军攻击采取有准备的后撤，李伪军战斗力不勘，却逃跑有术，整师的重装备可以弃之不顾，几乎赤手空拳作鸟兽散。而我军兵力密集，穿插中部队拥挤，相互交叉，展开效果不佳。加之朝鲜东部山脉为南北纵向，仅有少数纵向公路，第12军和27军主力顺公路向南插入纵深，却无法从横向兜住敌军予以围歼。

战至20日，西线之敌为减轻东线压力，开始以美1军3个师又3个旅的重兵发起反攻，第19兵团处于下风，转入防御。东线之敌美10军2个师东调驰援，阵脚趋于稳定。我军经数天激战，部队过度疲劳，伤亡很大，加之粮弹接近告罄。

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我军攻击呈现强弩之末的形势下，第3、9兵团首长均无心恋战，联名给志司去电报：“不如收兵调整部署”。彭总于21日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阐述：“现在携带七天粮，只能打五天至六天仗。因战斗中损耗，就地不能筹补。……雨季已接近开始，江河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免徒劳……”。在给毛主席发出上述电报的同时，亦下令各部队停止进攻，命各部抽出部分兵力阻敌，掩护兵团主力梯次后撤休整。5月21日，当电报发出之际，巨大的阴影已然笼罩。

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又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有效的情报来源。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除强大的敌人内线情报源源不断，还可以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听，破译敌军密码，对敌情几乎了如指掌。而对美军，以上两招都失灵了。既没有内线情报来源，美军的密码又难以攻破。知己知彼成为奢谈。敌人那么巨大的战役行动，我军各级指挥机关毫无察觉，以致疲于应付，捉衫见肘。

“星期攻势”——是对志愿军十分恰当的比喻，却很不幸地被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如获至宝地掌握。狡猾的敌人也熟读中国兵法，懂得“避实就虚”，一面收缩后撤，减少与志愿军的短兵接触，一面集中远程火炮和空中打击予以大量杀伤。这其中似乎透着我军常常采取的“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战术，在美军则被形象地称之为“磁性战术”。

实际上，联合国军指挥部暗暗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打桩机行动 ”（Operation Piledriver），准备一举夺取鉄三角的底边鉄原和金化。当敌部署完毕后，处在一线的除李伪军一个军团，基本都是美军精锐之师。掐着指头算日子，当我各兵团停止进攻，准备向北后撤之际，美军立刻以“磁性战术”对停止进攻步伐的志愿军紧逼不放。5月22日，美军在4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开始了反击行动。

敌人集中4个军13个师的兵力，由精悍的坦克、战车、炮兵组成的特遣队，大踏步地向志愿军后方穿插。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对部下发令：“让你的战车尽管向前冲，直到你碰上第一个地雷！”

曾几何时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联合国军忽然变了一副模样，整团正营规模的迂回包抄，久违了的夜战，似乎一天之间全被敌人学到了手。志愿军最初设定的机动防御线尚未成型即被敌人突破。

西线担任助攻的19兵团以人民军1军团、65军、64军、63军依次由西向东排开，63军处于东线3兵团60军的侧翼。在19兵团助攻方向唯有63军向南进军最深，而且唯有63军处于北汉江和洪川江两条江水以南，处于兵家大忌的背水作战。西线志愿军只有19兵团三个军，兵力较弱，而面前牵制的却是联合国军主力。

真是怕啥来啥，敌军识破志愿军部署，调集优势兵力，5月20日，疯狂的反扑如期而至。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在**伪军的第一拨攻击下首先溃退，23日撤至临津江以北，西线防线被撕开缺口。而此时处于进攻受阻的19兵团，几乎弹尽粮绝，又处于运动之中，没有预设阵地，根本不是早已蓄势多日，展开立体式攻势的联合国军主力的对手。64军、65军被迫收缩兵力。根据俘虏供述，美军已分两路包抄，意图将我过江退路切断，实施南北夹击。

无粮无弹的63军急令各师留一个团掩护，主力北撤。188师担任阻击掩护的563团，从攻击态势迅速撤至清平川渡口禾也山阵地。从阵地上俯瞰远处汉江江畔，一批批美国飞机在空中盘旋，将架设浮桥的设施空投下来，地面上忙碌的工兵紧张地架设浮桥。西边通往江边的道路上烟尘滚滚，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徐徐开进，形势千钧一发。

563团激战竟日死守阵地，付出惨重牺牲。完成阻击任务后，团首长严令部队“一个烈士掩埋不好也不许走，只要有一口气的伤员全都抬回去！”而位置靠前的3营7连的阵地，被敌人紧紧包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早已做好与敌同归于尽的必死决心。2营4连乘夜猛打猛冲，撕开包围圈，杀出一条血路，将7连兄弟接应出来。7连好运气，没有像电影《集结号》那样被弃之不顾。563团全团整建制安全撤至汉江以北。

排在全军后序的187师被敌机械化部队切断退路，面临身陷重围的危境，不得不脱离主力，变更撤退路线，迂回前进。

他们机智地采取白天在深山密林中隐蔽，使敌人摸不清目标，入夜奋力夺路突破重重包围圈。到了汉江边时，发现美军已提前到达，并封锁了江面。此时已近傍晚，江面灰蒙蒙一片。头上敌人侦察机盘旋，江中美军巡逻艇探照灯四射。师长徐信临阵不慌，命部队戴上缴获的敌军钢盔，毫不迟疑，大摇大摆地继续徒涉过江。镇定自如。从容不迫的187师渡江队列迷惑了美军侦察机，以为是**友邻部队，竟然轻易将他们放了过去。

敌侦察机刚飞走，江面上距187师渡江部队东侧几百米处，十几艘满载美军的舟船与187师队伍并肩渡江。双方依然是互不相扰，各走各的路。兴许是侦察机已经向船上的敌人用无线电事先通报，“在你部西侧有韩国友军渡江”。否则不论是侦察机还是舟船上的敌人发现“实情”，187师立刻会招来远程炮火、轰炸机、强击机，以及江面拦截三重打击，处于兵家“半渡而击”的凶险境况，187师全师命运堪忧。后果会比180师的下场还惨。徐信也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他将师属伴随炮兵尽数布置在南岸，并做好随时开火的准备，自己陪同炮兵，留在南岸密切观察大部队渡江情况。如果一旦敌人觉察，马上把所有剩余炮弹倾泄到渡江的美军行列中，造成混乱局面。自己和师属炮兵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89师渡江则没有那么幸运，师属炮兵渡江时，被敌侦察机发现，招致猛烈的地空火力打击。全师总共196门各型火炮，有161门被葬身江底，仅剩下35门炮，（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第一阶段战役就遭到损失）战斗力被极大削弱。

渡过北汉江后，63军奉命向铁原、连川方向撤退。途中在敌空中狂轰滥炸，和地面穿插美军机械化部队包抄的情况下且战且走。63军军长傅崇碧和战士一样徒步跋涉，饥饿使得他几乎迈不动脚步，在几位健壮的警卫战士的搀扶下艰难前行。途中军部曾与美军坦克近在咫尺的遭遇，傅崇碧亲自挥枪指挥警卫连迎战。冲破每一道美军远程火炮和空中打击构成的封锁线，部队都要遭受一场重大的损失。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后勤补给成为我军致命的短板。美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和残酷的空中绞杀战，使得志愿军后方无法给数十万快速机动、猛打猛攻的前方将士有效的粮弹补充。吃不上饭，缺乏弹药，任何部队都会丧失战斗力。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尾声， 63军从军长傅崇碧开始，只能靠盐水煮树叶、野菜充饥。军部人员发现地下埋着一罐黄豆，有人提出绝不能动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官司打到军长那里，傅崇碧一声令下：“吃，炒熟了分给大家！”政委龙道全补充：“给电台人员和伤员多分些。”

同样60军180师在突围的关键时刻，断粮数天，指战员几乎迈不动脚步，端不起枪，如何突围？有人提议杀掉牲口充饥，但是立刻被一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义正言辞所否定。“战马是我们无声的战友”，不但不能杀，必须全部松掉缰绳放任其四散逃生。最后大批饿得头昏眼花的指战员沦为俘虏，那数百头牲口也全部成为敌军的战利品，成了敌人的“无声的战友”。直至朝鲜战争停战后，依然为**的农业生产和运输事业效力。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资敌行为？有一种马后炮的假设，如果180师决定杀战马为战士充饥，最起码有一半以上兵力可以冲出敌人包围。真理稍微过一点头，立马会成为谬误。

第一阶段攻势，位居中路的3兵团，满以为居优势兵力，可以像解放战争战场上整建制歼灭敌军。不料在敌人猛烈的地空火力下倾泻下，接敌困难，攻势受挫，只能随着敌人后退前推。3兵团则又遇上志愿军老对手美2师23团，在敌凶猛的火力压迫下还是啃不动这块眼看到手的硬骨头。经终日激战，虽歼灭美3师23团及法国营各一部，俘敌副团长一名，击毁、缴获坦克、汽车二百余辆，敌主力仍然全身而退。

第二阶段攻击，3兵团作为东线集团，统一接受9兵团指挥，所属12军配属9兵团行动，被派穿插到敌军纵深达37度线，面对一触即溃的**伪军，虽说整师整师建制的武器装备丢的满山遍野，却没有抓住跑得像兔子一样快的敌人。第二阶段最终又一次打成了击溃战。

第二阶段攻击结束，配属第9兵团被作为预备队的39军，接到命令提前撤至后方，以免大部队后撤时造成不必要的拥堵。中线3兵团的撤退行动却相对迟缓。志愿军入朝之初，原13兵团指挥机关组建志愿军总部，直接指挥各军，指挥得心应手。第五次战役开始，新入朝的两支部队按兵团建制，加上原第9兵团，横在志愿军总部与所属各军之间多了一个层次。而且志司对各兵团下放权力，各兵团首长在执行志司命令时都有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专断的余地。致使在由攻转守，由守转退这一节奏变换上，各兵团出现步骤不协调。3兵团及下属各军领导认为，运输能力缺乏，伤员转移缓慢，因此决定各部暂不撤退，原地阻击北犯之敌5天左右，掩护伤员撤离。

这种闭目塞听，不了解敌情而做出的决断部署，将部队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下。可能是曾经把面前的**伪军打得屁滚尿流，根本没有将敌人放在眼里。孰不知真正迅猛穿插，将60军分割得七零八落的，恰恰是驰援东线的生力军——阿尔蒙德的美10军。

“兵败如山倒”这一客观规律，适应于一切处于颓势的军队。此时的志愿军也不例外。各级指挥员，包括兵团一级的高级指挥员，对美军反击的速度、规模和凶猛程度严重估计不足，几乎没有周密的撤退计划，也没有按志司的部署执行紧密协同，交替掩护，更没能严密控制公路要点。东线美10军由一个坦克排、一个情报侦察分队和一个工兵排组成，规模不足一个连的小规模的“纽曼尖兵”特遣队，竟然可以沿着公路畅行无阻，一路追杀，三个小时之内在中国军队东线的腰腹部向北推进了20多公里，渡过了重要的天然屏障昭阳江，并占领了江北渡口。等于在东线撤退的志愿军的腰眼上斜插进了一刀。志愿军预定的机动防御战线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就被美军在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各个分割，加上各部队之间的协同松散，没有可以沟通的通信手段，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于是造成很多致命的空隙，处于分散撤退所将面临的重重险境之中。任凭敌军随意穿插，对我进行分割包围。

3兵团15军跟在39军之后，15军的队伍使得兵团指挥部的车辆夹裹在路中前进不得。途中天上飞机、地面远程炮火封锁，路边堆满被炸毁的车辆装备。又赶上向前方运送粮食的大车姗姗来迟，堵住去路，统统被推翻在路边沟壑里。后续撤出的部队则又要面对归途中穿插上来，横在道路中央的美军坦克疯狂的炮击和机枪扫射。然而更加严重的是3兵团的电台车被敌机炸毁，导致数天时间兵团与各部队的指挥被切断，原来就很混乱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当时的战场敌情瞬息万变，往往刚刚下达的命令却不得不立刻取消修改。不尽人意的是从志愿军总部与各兵团、各军之间主要的通讯工具无线电电台经常中断联系，有时一封作战电报从发出到译制传达，需要一天多时间。朝鲜地势多山脉，无线电通信受到地形限制，加之敌空中袭扰，电台天线不敢高架，电波发射效果不佳。加上部队时常处于高度运动状态，各级电台多数时间只能保持收听状态。面临这种情况就需要各级指挥员根据战局变化高度灵活敏锐，机断处置，调整部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僵硬地执行上级命令，被动地等待上级指示，没有自己决断魄力的指挥员，必将“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3兵团接到志司的命令，60军于加平、春川一线阻敌。为此，原先作为预备队的60军在全军北撤的关头，却要南渡北汉江，逆行而上。五次战役第二阶段60军所属179师配属第12军，第181师配属第15军。接到命令时的60军手下除一个较弱的180师，只剩下300人的工兵营可以调动。60军右翼是西线19兵团63军，已奉命后撤，左翼15军也已先行撤退，60军处于背水、三面受敌的态势。明知是一部险棋的王近山坚决地发出命令。理由是3兵团尚有8000多伤员尚待抢运。话说回来，39军可以从容后撤， 15军也可以从容后撤。何以8000多伤员却被滞留北汉江北岸，要建制不全的60军填到阻击断后的位置上？当然这可能是众多马后炮和站着说话不怕腰疼的后世愤青的疑问。

60军军长韦杰急忙电令179师、181师迅速归建，179师在马铁岭以北丘陵地带布防，立足未稳便迎击敌坦克掩护的步兵的激烈进攻，以血肉之躯抵挡美军铁甲之师，为兵团主力后撤赢得了时间。韦杰原寄希望179师的阻击可迟滞敌人，保180师左翼。63军虽撤走，但西线之敌向东线出击距离尚远，遗憾的是美军的穿插推进出人意料地迅猛，179师与180师之间很快被美7师隔断。当24日夜60军终于下决心令180师撤回汉江北，可惜为时已晚。

由师政治部主任岗位上，战前刚提升为180师师长的郑其贵，显然缺乏临机决断的能力，而具有不折不扣，坚决服从上级命令的政治工作人员的宝贵品质。24日下午防守城隍堂的师属炮兵营阵地被敌坦克夷为平地，表明敌军已完成对180师的弧形包围。郑其贵依然执着地坚持把最后300名伤员撤走才能向江北后撤，失去了唯一可以免遭全军覆没，稍纵即逝的时机。

当180师上万人马涉江北渡时，美24师已封堵了其退路。友邻179师自身也遭美7师穿插分割而自顾不暇。临时归建的181师26日晚9点接到60军军部援救180师的命令时，该师与各团的无线电通信联络中断，通信员冒雨连夜徒步传令，各团接到命令，展开接应动作时，已经为时已晚。60军所有接援计划全部失败。

此时的3兵团，12军两个师也在奋力突围，31师主力团91团比180师陷得更深。更别提几天时间里兵团无线电通信联络的瘫痪，180师如果要免遭被全歼的命运唯独依靠自己了。

此时的180师经过数天殊死搏杀，以弱小的兵力火力抵御住三面之敌的疯狂进攻，消灭了一部分敌人，自身遭受更大的伤亡。怎么看180师都像一颗弃子，《集合号》中惨剧的放大版写照。

面临弹尽粮绝，军心涣散的状态，剩余数千人的队伍出现混乱迹象，三三两两开小差的，更有一些从国民党起义部队收编的动摇份子持枪投敌，甚至发生背后向团首长打黑枪的反水行为。部队尝试着几次向北突围，均因敌人火力猛烈、饥饿疲劳、惊慌失措、掉队失散、迷失道路等原因而未能凑效。

全师重机枪以上重装备丢弃无余，通信装备仅剩一台报话机。空中敌机盘旋，扩音器里响着被俘投敌人员的喊话：“我是180师540团某某，原属国军95军……你们已经被联合国军四面包围，继续抵抗是没有用的……”。180师在入朝前确实编入了一部分西南国民党地方军起义部队，此种情况也并非该师存在，解放军哪支部队“解放兵”成份少？第二野战军的标兵，战斗英雄王克勤，不就是从国民党军加入到人民军队？63军187师孤胆英雄刘光子不也曾是被傅作义抓了壮丁。关键还在于如何带兵。

180师花一个小时开了最后一次党委会，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分散突围”。最后一部报话机在与军部做最后通话后被砸毁，标志着180师有组织的突围行动就此结束，也宣告180师余部走上了万劫不复的末路。自始至终当断不断的郑其贵，这是他做出的最后一次近乎荒唐的决断。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那些从东北地区征集来抬担架的民工登时扔下担架四散奔逃，任凭医护人员苦苦哀求。还有那些随军的文工团员，更有未满成年的女孩子，他们的命运……。

最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在卫士拼死掩护下仅带少数人员脱险，而一万多180师将士或战死在荒山密林间，或充实了敌军的战俘营。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率领小部分人员在敌后周旋打游击，坚持战斗达一年之久后，最终负伤被俘。在战俘营受尽折磨依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豪迈气节，此都是后话。

同时让3兵团指挥部饱受煎熬的战况是，王近山亲自带出来的主力12军配属9兵团行动，被作为尖刀深深地插入敌人纵深。12军接到命令开始后撤归建之际，敌人的反扑如影随形，美军各部在绝对优势地空火力支持下迅速突破我军防线。24日已将12军31师、34师隔断在洪杨公路以东地区，断其退路。尤其31师突出太远，一度越过37度线。其后方的27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都已接到撤退命令，眼看孤立无援，形势更为严峻。该师91团则甚至钻进了敌人肚子里。12军与3兵团的通信联络一度中断，由于军部后撤，31师与军部也失去联系。身经百战的老红军，31师师长赵兰田果断命令93团坚守束沙里以西的阵地，坚决阻敌，以使敌军无法形成对91团的合围之势。同时派出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带几名战士，穿过敌密集炮火的封锁区，将行动指示送到91团。孤身一人侥幸冲过封锁线的枫亭，将手令转达时，正在准备向当面之敌伪3军团指挥部发起攻击的团长李长林，忽然明白目前该团的处境不妙，美军三个师部队已经驰援李伪军，四周敌我兵力对比是30比1.，稍有不慎，91团就将葬身火海。李长林，这位三过草地，浴血二十载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果断做出不追随主力原路返回，而是出其不意向东南方向挺近敌人防守薄弱的后方，走东南沿海进入大山，再从东面返回。一路上，91团冲破敌人围追堵截，途中二营和一营一连曾先后迷失走散，部队也曾被敌人包围，全团将士相互接应，边打边冲，每每化险为夷。全团千余人马，爬山涉水，押着沿途战斗中捕获的119名俘虏，抬着伤员终于胜利归队，此时已是5月29日。

东线的志愿军9兵团各部，在撤退时也遇到敌人在西线加平和东线麟蹄被分割，陷于可能被合围于昭阳江以南地区的极其被动局面。同样缺粮缺弹的27军，相比于孤军奋战的180师，实力雄厚，而且是一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早在第二次战役，就有了与美军精锐部队硬碰硬的经历，全歼了美军“北极熊团”。军长彭德清，中央苏区留在根据地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的老红军，能征惯战，九死一生。军首长当机立断，改变原作战计划，实施机动作战。所属79师、80师、81师密切协同，交替掩护，在三个方向分别展开，与敌生死搏斗。大有鬼挡道杀鬼，佛挡道杀佛的英雄气概。突破了业已切入纵深的美2师、美空降兵第187团和**伪军的重重包围，有力地掩护了兵团主力和后勤部门、伤员、物资的后撤，全身而退。

西线63军好不容易撤退到涟川，兵团的急电到了：命第63军立即接替第65军的防务，在涟川、铁原之间的宽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地区，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美军北进。志司原拟让19兵团65军在议政府、清平川一线构筑防线阻敌15至20天，以掩护3兵团和9兵团转移。未想65军打了4天就支撑不住了，甚至出现包括师部在内的整师人马溃退。65军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可以算是资历最老，传承最深的部队，在强敌面前都支撑不住。19兵团领导也深知63军此时的困境，曾经向志司发电陈述困难：“虽已令该军（63军）迅速布置，但可能难以完成志司给予的任务。” 彭德怀司令员在电话里对杨得志的回答斩钉截铁：“就是把63军打光，也要坚守铁原15至20天！”

铁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支撑，也是当时志愿军主要的后勤补给基地。联合国军把攻击的重点指向铁原，且势在必得。铁原一旦失守，必将使我军整体防御再一次被击破，毫不夸张地说，可能导致志愿军被打回鸭绿江边。

五次战役至此鏖战月余，部队减员严重，供给奇缺。在该军防御正面有范弗里特指挥的5个师5万人马， 63军全军仅剩24000人。美军配备各种口径火炮1300余门，坦克180余辆，并享有绝对制空权。63军不仅没有坦克、飞机，火炮也少的可怜，将六零炮计算在内总计240余门，不及美军零头。双方兵力、火力对比如此悬殊，却要在立足未稳，没有任何永固工事的条件下防守半个月。

面对强敌，63军采取了纵深梯次配备的方法，少摆兵，多屯兵，以减少敌密集火力的杀伤。同时以战斗小组在前沿与敌纠缠，使敌不能过早迫近志愿军阵地。在战术上，采取正面抗击与侧翼反击相结合，并在夜晚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敌人。充分贯彻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方针，避敌锋芒，击敌堕归。

铁原阻击战打得异常惨烈，正面美军是乘 “大获全胜”之余威，大有将眼前之敌一举横扫全歼之势。经常是以大群坦克部队开路，像黑云压城一样扑向志愿军阵地。

6月1日开始，首当其冲的第189师担任正面防御，在师长蔡畅元的率领下，顶住了美军骑兵第一师凶猛的三板斧。189师在撤退中，师属炮兵几乎损失殆尽，在没有重武器支援的情况下，更缺乏反坦克武器，也没有像之后“上甘岭战役”中的强大炮火支援与充分的后勤补给。志愿军官兵只好以血肉之躯与敌搏斗，很多战士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与敌同归于尽。师长蔡畅元将严重减员的189师部队像撒钉子一样，布置在一个个分散的火力点，摆出以局部分队的牺牲“玉碎”，逆敌锋芒，达到有效迟滞美军机械化部队的铁蹄。以鲜血和牺牲换取铁源阻击战役的宝贵时光。

臭名昭著的“范弗里特弹药量”疯狂的倾泻表现到了极致，美军炮火打得山呼海啸，我军阵地像被火洗了一样。美军空中优势也极度发挥，投弹扫射如暴风骤雨。

几天下来，铁原阵地岿然不动，但189师战斗减员严重，只剩余2800人，仅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被迫撤下来充当军预备队。原预备队188师被调上来，顶上第一线。傅崇碧指挥63军部队顽强死守，昼失夜反，在迟滞敌军的同时不断组织反击，不拘泥于一山头一阵地的得失，只为了总体上遏制住美军的攻势。63军平均每公里正面防线只有370人的兵力。不愧是“五一大扫荡”、“铁壁合围”坚持下来的部队，63军的战斗骨干和各级指挥员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的孤胆英雄，此时更显英雄本色。最后63军几乎将所有的兵力都填了进去，机关干部、通信员、炊事员、宣传员等非战斗人员统统上了战场。

在最后关头，63军紧靠死守阵地，恐怕撑不下去了。关键时刻出奇兵，187师将师属炮兵，并加强军属炮兵团、火箭炮兵营，秘密分散布置于阵地前沿，利用夜间，突如其来向美军阵地、宿营地一通抵近猛轰。为防止美军优势火力报复而雪藏已久的炮兵部队，一朝发泄，雷霆万钧。而被坦克、装甲车、汽车、大炮围得铁桶般的美军营帐，顿时一片火海。和当年赤壁曹营战船相连，火烧连营的效果相似。炮击引发的大批弹药、油料殉爆更使火光冲天。被打的蒙头转向的美军，想反击都找不到目标。久久醒不过神来。

此时如果63军尚有微薄之力，向当面美军迎头反击，将其狠狠蹂躏一把，必将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当徐信向傅崇碧提出建议后，傅无奈地说，你看我身边还有什么人？那就让我亲自顶上去吧！

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整整打了13天，志愿军后撤部队终于整体稳定了防线。63军奉命撤出了焦土一样的铁原阵地。联合国军的乘胜追击在铁源一下子踢到铁板上，像泄了气的皮球，停下了疯狂进攻的脚步。

此战涌现出以郭恩志为首的特功8连等一批战斗英雄和战斗集体。563团3营8连奋战四昼夜，打垮了面前“华盛顿开国第一师”发起的十五次攻击，以伤亡16人的代价，毙伤美军八百余人。郭恩志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立特等功。

563团1营1连阵地，最后仅剩下8位勇士，在弹尽粮绝，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们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全部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5人壮烈牺牲，3人负伤生还）。演绎了抗美援朝版的“狼牙山五壮士”。

在铁原阻击战中，63军胜利完成了总部交授的任务，为稳定整个战线赢得了时间。铁原阻击战63军7232名壮士倒下了，更多的指战员负伤。但“联合国军”15100多具尸体横在了志愿军阵地前。189师在顶住了美军第一波“三板斧”攻势后，所剩人马不足三分之一。第188师563团入朝时兵员为2700余人，打完铁原后只剩战斗人员266人，标准的“九死一生”。63军全军指战员的表现可以说可圈可点。因为铁原阻击战是在我军处于极端被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的战役。是志愿军“走麦城”的第五次战役收尾之战。多年来军史、媒体都不愿更多提及和披露。

近年来人们开始不断地把五次战役的“旧事”提起。尤其是60军180师“全军覆没”这一惨痛的疮疤，被一次次揭开。首先，志愿军180师全军覆没一说本身站不住脚，终究师长、副师长等领导突出重围。师机关和直属队，539团部分分队等，由于未接到重返驾德山阵地阻击命令，未陷入重围而幸免于难。五次战役后，180师经过整编充实，更换领导班子，在之后的战斗中重振雄风，一雪前耻。

另外180师主力的结局是由于多种原因促成的，事后几乎所有责难和板子都打在了该师领导身上。这确实有失公平之处。但是，志司和3兵团最后对180师首长的责难并非其“动作迟缓”“进退失据”，因为这其中上面各级领导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组织和掌握部队，采取有效的突围动作，180师领导却明显地未能尽职尽责。

同样地深陷敌人重围和分割穿插的部队不止180师，同处于东线的9兵团27军81师、3兵团12军31师、34师、都比180师插的更远，陷得更深，位置在三七线以南。当然180师在北汉江南岸滞留的时间过长，才最后导致被合围。其他部队由于领导决心正确，行动果断，经过激战杀出重围。31师91团在180师溃散两天之后（29号）才突围归队。

衡量一支部队，是否优秀，不能只看其打顺风仗时 “势如破竹”、 “乘胜追击”。更要看其在受挫、失利、打败仗时能不能“败不馁”，能不能挺得住，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需要部队有一种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意志。中原突围战役，中原第1纵队1旅（后60军181师）皮定均部，佯装成主力吸引敌军兵力，在数十倍于己之敌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之下，向主力突围的相反方向杀入敌群，成功掩护主力突围。而且全旅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成功突围来到华东解放区。让毛主席赞叹：“皮旅有功”。假若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被美军包围的不是180师而是181师，那样历史有可能会重写。

这一点180师与上述部队相比确实显出差距，让美军捡了个软柿子捏。最不能容忍的是180师最后砸掉电台，分散突围的决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部队可以分成两路或者三路突围，却无论如何必须攥成拳头，必须是有组织的行动。在人地生疏的朝鲜大山里，部队就地解散，生死由命，跑过去一个是一个，岂非儿戏！最终师长郑其贵率少数警卫人员突出重围，说明突围并非不可能。作为一师之长，把部队留在了包围圈孤身脱险，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之后郑其贵受到降职处分，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随波逐流晋升大校，离休前任军分区司令员。

180师数千被俘战士命运就更凄凉了，当时的政策比较偏激，效仿苏军对待被俘人员的政策做法，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认定为丧失革命气节，这有失公允。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讲由于右翼63军部队提前撤退，造成180师被身陷重围。前面说过我军在撤退之时没有周密的撤退计划部署，各部队之间协同松散。东西两线，3个兵团十几个军，停止进攻后，临时形成的机动防御线一天之内就被敌人撕破。加之两军对阵犬牙交错，要想每支部队都必须左邻右舍相互关照很不现实。五次战役63军、12军都是猛插分割孤军深入的急先锋，不要说左翼、右翼，就是后续部队都可能跟不上来，那仗就不要打了？

63军是西线作战之19兵团与东线第3兵团相邻的部队。20日后西线敌人的压力骤增，可以看一下美第8集团军全线反击的部署是：西线汉城正面的美第1军向东并列配置***第1师、美骑兵1师、美第25师、英28旅（由二十七旅改编而成）和加拿大旅，其正面是中国军队的第65军、64军、63军，进攻方向是涟川、铁原。中线的美第9军从西向东配置***第2师、美第24师、***第6师和美第7师。西线美第10军在洪川北侧至下珍富里的70公里的战线上，由西向东并列配置美第1陆战师、187空降团、美第2师 和美第3师，与东海岸的***第1军团策应。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处于东西线结合部的63军正面之敌兵力雄厚，且夺取铁原一线的决心坚决。假设63军为了180师免受侧翼威胁，而不服从志司和19兵团命令拒不后撤，63军命运堪忧，铁原也必失无疑。

况且志愿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是自上而下垂直网络，志司与各兵团及直属军构成无线电网，其中各兵团与志司，各兵团之间在网络中可以相互沟通。各兵团与下属各军之间构成无线电网络，各军与兵团和本兵团各军之间可以沟通。各军与下属各师之间构成无线电网络，军里各师与军部和本军各师之间可以沟通。至于非兵团所属各军之间，除完成同一使命，配属同一兵团临时建立沟通外，根本不可能建立横向无线电联系。更不要提不同各兵团、各军所属各师之间了。在五次战役后期，志司与各兵团、各军，各兵团与各军、各师之间时常中断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西线19兵团63军各师由谁来协调，用什么手段来协调与东线3兵团60军180师之间的协同？你当是连与排之间，就是派个通信员传个口信那么简单？

当时的状况是，各部队分头出击，有的部队深入穿插至敌腹地，有的部队遇阻进展迟缓，整个敌我态势犬牙交错。如果每支部队都要求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有友邻部队斥候，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这支部队就不配上战场。19兵团第五次战役之初，63军孤军深入，188师更是猛插分割。友邻64军、65军被阻隔在临津江北。照此道理，63军不要说痛击英军29旅，打得美军节节败退。当时的下场应该和180师一样被包围、击溃、被歼灭。埋怨友邻只能是无能的托辞。

部队撤退总要有先有后，交替掩护，不可能齐头并退，此乃兵家常识。不能认为谁殿后掩护，谁就是被遗弃。再者说来，60军左翼15军提前撤出那是3兵团部署，60军的任务就是掩护3兵团主力撤退， 职责所在，埋怨不得他人。怨气更不能撒在右翼的19兵团63军189师身上。60军归建的179师和181师不是也由于种种原因为180师解围失败。所以战后此事只能作为我军整体的经验教训来总结，没有追究也无法追究谁的责任。

可近日有的文章居然攻击63军置友邻于不顾，更离谱地声言应该将宋玉琳等几位63军师长送上军事法庭，说他们后来都授予了少将军衔，表示忿忿不平。此文作者是个不懂装懂的糊涂蛋，首先宋玉琳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63军188师师长，建国后入军事学院学习，1950年10月被紧急接任第66军198师师长入朝作战。原因是原198师师长黎光请假回到阔别多年的四川老家探亲，当时的通信条件和交通条件都使其无法及时归队。四次战役结束后，宋玉琳随66军回国，1951年6月宋玉琳任志愿军第68军副军长随第三批入朝作战部队二次入朝。把屎盆子往毫不相干的人头上乱扣，很是小儿科。再说了，1955年谁该不该授少将军衔中央军委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统筹大局，有彭德怀、罗荣桓、谭政等一批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元帅大将们把关，岂容尔等黄口小儿胡扯八道！

时光荏苒，六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是应该缅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指战员，尤其是那些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烈士。但我们更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以前的历史，需要总结的，需要发扬光大的 ，需要歌颂的都可以探讨、研究。但是千万不要在我军内部寻找什么可以“爆料”的包袱，来搞离间的行径。似乎倒像是美国人为了报铁原阻击战的一箭之仇，在战场上难以撼动志愿军，在这里借缝下蛆，恶意中伤，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