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嘉兴运河（二十六）：梅湾街，名人荟萃的历史文化街区

颜伟光

       嘉兴运河历史街区梅湾街，位于嘉兴西南湖北岸，由环城南路、城南路、环城河合围而成。总面积约14.7公顷，其中核心区2.5公顷。
       历史上曾有两种传说，一说嘉兴南门一带的街道形如梅花状，所以叫梅湾。另一种说法是，古人在这里种植梅花，而大运河由西向东流经嘉兴南门时，正好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绕城向北流去，故称梅湾，街区也由此叫梅湾街。
        处在江南水乡、大运河旁的嘉兴南门梅湾风光是美丽的，千百年来，这里是嘉兴古城南门区域江南水乡民居和商贸集聚区域，更是嘉兴环城运河畔名人荟萃的历史文化街区。
       这里有象征中韩两国友谊的金九避难处、莎士比亚著作翻译大家朱生豪故居、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褚辅成故居、新中国首任最高院院长沈钧儒纪念馆、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汪胡桢故居。
              一、走进运河历史文化街区梅湾街

       2019年8月4日上午，我来到运河历史街区梅湾街的时候，天空忽然下起了雨，雨落在我的脸上，雨掉进身边的湖里，只觉得犹如进入了“江南雨巷”。我撑着雨伞，徜徉在这雨中的梅湾街。
       走进梅湾街，迎面就是石板路、青砖墙、灰瓦屋，长长的小弄，古意浓浓拱桥如月，檐廊依旧。
       梅湾街沿着西南湖边有茂盛的梅树和长长的垂柳，树枝缠缠绵绵飘落湖面。红色的灯笼、黄色的酒旗随风摇摆，长长的廊边是一排排空荡荡的寂寞的美人靠，灰褐色的瓦片在八月朦胧的雨中更增添了许多岁月沧桑。间或有三、两不知来自何方的美人，在美人靠上慵懒随意地闭目休息。
        梅湾街有众多的街弄，宽宽窄窄，深深浅浅，不一而足。有的宽在五米以上，有的宽仅一米左右。有的终年不见阳光，有的却成为街区的交通要道。这些街弄就好像一根根古老的蛛丝，静静地将整个梅湾街历史文化街区联成了一张超级蛛网，连接着梅湾街的昨天和过去，连接着梅湾街的明天和未来。
       梅湾街汇集了古玩、字画、珠宝、盆景等各类店铺，还有老字号的饭店、茶馆。时尚的咖啡店、婚纱店开设在具有浓郁江南韵味的古典大宅院内。我在湖边要了一壶茶以后，一边品茶，一边微微的仰头，细细的雨丝很温柔地飘落在我的面颊上，悠悠凉凉，非常舒服。湖面在雨水的不断侵入下，泛起了蒙蒙的雾气，真的应了“江南多烟雨”的美景了。
　　 历史上的梅湾街曾经喧闹，作为“吴根越角”之地，据传，当年越王勾践献美女西施，就从边上的范蠡湖来到梅湾街下船北去的，这该是何等的喧闹，虽然那份喧闹有点悲凉。
       西施来到吴国以后，吴王果然被西施迷得不顾国事，最终被越国所灭。然而，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之后，反说西施是亡国之妇，要派人把她沉入江底。
        范蠡为了避免越王对他们的迫害，带着西施重来故地，在梅湾街边的范蠡湖隐居。西施每日妆后，将脂水倾入湖中，湖水染为胭脂色，湖里螺蛳吃了脂粉水，变成了五彩螺。后人寄托思念，将此湖叫做范蠡湖，又在湖边建起西施妆台。晨光熹微或月白风清之时，坐在台边向下凝视，似可看到西施色彩斑斓的裾，正随着湖水轻盈地摇曳，浮动。
　　 到了明清时期，嘉兴经济的繁荣发展，造就了嘉兴南门梅湾街的兴旺，因此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明清古建筑群。
        清末至民国时期，嘉兴南门梅湾街区集市兴盛，丝行街成为嘉兴土丝的集散地，所经营的土丝号称“嘉兴绿丝”。东西米棚下的米市，也在这时期达到繁盛，成为嘉兴主要米市。在梅湾街东南侧，地方士绅在一小屿上筑放鹤亭，辟建园林。供里人休憩。梅湾街、日晖桥、梓橦阁等街区。多建有高门大宅。清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状元汪如洋的后人在西米棚下营建巨宅，所谓“状元府邸”甲于一方。当时，沿街店铺相连，民宅稠密，街区集中了许多名人和富贾大户，最有名是当属徐家、沈家、黄家、褚家，加起来占去了梅湾街的半条街。
          韩国国父金九在其自传《白凡逸志》里是这样描绘梅湾街的：“这是建在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纱厂，风景极为优美。”
      “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
         翻译了莎翁巨著的朱生豪，在1935年写给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宋清如的信中，生动地述说了嘉兴南门一带的当时风光：“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便是在自己家内过的最初几个年头。当蚕桑季节，我们每(每)喜(欢)在河边数着一天有多少只桑叶船摇过，也有渔船……也有往南湖去的游船……进香时节，则很大的香客船有时也停在我们的河埠前，也有当当敲着小锣寄信载客的脚划船……也有载着货色的大舢板船……”“一到朔望烧香或迎神赛会的节期，则门前拥挤不堪，店堂内也挤满了人。”

         著名的水利专家汪胡桢回忆学生时代的嘉兴生活说：“我家住在南门饭箩（帆落）浜西头通往东米棚下的小弄堂里。……有人说，只有秀才公才可吃到胙肉，汪大男（我的小名）现在已有秀才身份，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出仕，为我们饭箩（帆落）浜增光。我们饭箩（帆落）浜东段虽有几户读书人家，但西段只有做生意的人家，今后好了，可替饭箩（帆落）浜出出名了。”
        2002年至2007年，嘉兴先后投资4.8亿元，开发完成了梅湾街历史街区，使得当年的绝代风华、流光溢彩重现。
        如今的梅湾街历史街区，是嘉兴南门片旧城改造后的统称，是融休闲、文化、娱乐、商业为一体的综合型街区。主体布局分梅湾美食城、梅湾新天地、梅湾古街、梅湾商街和梅湾商务馆五大区块街区，占地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3.2万平方米。2005年梅湾古街1.8万平方米传统民居修缮完成，2006年禾兴路以西区块完成，2007年禾兴路以东区块基本完成。整个街区以清末民初的典雅建筑为整体风格，再现历史风貌，传递历史发展的信息。
        行走在梅湾街，只见梅湾美食街、新天地、商街和商务馆的建筑，环绕着一湾碧水的梅湾布局，都是仿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嘉兴、上海商厦建筑风格。街区内三四层高的大楼，都是清砌的砖块，方框的玻璃窗，洋瓦斜顶上绽开着一扇扇老虎窗。我知道，这些都是自由资本闯进封建帝国那个时代上海风行的建筑。光影斑驳的青灰色砖墙上，镶嵌着落地玻璃长门、大窗。走进这些建筑，坐在大厅古朴的红木椅上，耳边回荡着低迷的爵士音乐，真的可以放飞自己的想象。
　　 梅湾岛、小放鹤洲原是西南湖边的分水墩和荒洲，经过改造，现在成为了江南庭院式的两个风格迥异的小岛。这里小桥流水，亭阁曲廊，古树奇石，千姿花草。2009年在小放鹤洲和梅湾花园之间，新建了梅湾桥，这座跨环城河的三孔石拱，圆圆的石拱，弯弯的桥肩，每当夕阳西下，我来到这里，看着初显的彩灯，那朦胧，那晚风，总是让我流连忘返。
　　 行走在梅湾街历史街区，让我最惊叹的是，这里还汇集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名人故居，这是嘉兴运河其他历史文化街区所比不上的。

              二、象征中韩两国友谊的金九避难处        我来到梅湾街76号，就是金九避难处了。这里是韩国抗日独立运动领袖、韩国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金九避难嘉兴时的旧址。
       金九1919年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运动。金九来到嘉兴，是缘于著名的“虹口爆炸案”。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借4月29日庆祝日本“天长节”，也就是昭和天皇生日之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羞辱和挑衅中国军民。上午，金九先生在上海虹口公园组织策划了爆炸事件，阅兵的侵华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等当即被炸毙，驻华公使重光葵等被炸伤。投弹勇士、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被拘捕后，英勇不屈就义。
       事发后，日军大肆逮捕在沪朝侨和中国人。为了保护无辜同胞，金九通过路透社发表了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自己是虹口大爆炸的主谋，警告日军不得滥捕无辜。日本对金九恨之入骨，悬赏60万元大洋缉拿金九，处境极为险恶。这时，在嘉兴籍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先生的安排下，金九避难嘉兴。从1932年5月至1936年2月临时政府迁到移南京止，金九在嘉兴断断续续住了五年。
       这在金九自传《白凡逸志》中说得很具体：“我因此暂时就住在嘉兴，跟着我祖母的姓改姓为张，名字改为震球或震。嘉兴是褚辅成( 号慧僧) 先生的故乡，褚先生曾任浙江省长，是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的大公子风章是留美的学生，在东门外的民丰纸厂任技师长。褚先生的家在嘉兴南门外．是老式房屋，并不太壮观，但看起来也是一个士大夫的宅第。褚先生把他的养子陈桐生君的亭子间暂充我的宿舍，这是建在湖边的半洋式房子，构造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丝厂，风景极为优美。晓得我的底细的人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他的寄子陈桐生夫妇而已。”
         当我走进金九避难处，见到的是民国初年建造的两开间两层砖木结构建筑，三进深，占地176平方米，建筑面积260平方米，南临西南湖。楼上为其卧室，楼下分布有浴室、会客厅和餐厅。修缮后，展厅、陈列室等设施共约320平方米。
       1934年5月20日前后，在褚辅成的安排下，金九和安恭根由严恒樊护送从上海乘火车安全到达嘉兴，先安置在西南湖畔的秀纶丝厂，不久迁居梅湾街褚辅成先生的寄子陈桐生家。
        陈桐生家，也就是今天天的梅湾街76号，房子的后进直抵河埠，南临西南湖，是一幢水榭式的小楼。这座“水榭”是陈桐生的居室、坐在窗前可以凭眺湖上的四时景色。陈桐生号和钩，其时在南门外办一小农场。
       金九来后，他把“水榭” 即砖木结构的庭院，让给了金九住。院子西面有一弄堂，直通河道。临河一屋有两居室，小屋东面一间作客厅，布置中式茶几、桌椅。客厅南角有一扇酷似壁橱的门，打开这扇门，有小楼梯直接上二楼。楼上有三面用木板挡掩的八角形窗洞，可以观察外面的动静。二楼地板还有一个机关，抽开地板，放下木梯，秘密通道就可以直通河埠，上小船撤退。
       陈桐生每天从农场回家，都要到金九那里坐一会，谈谈天。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日军在上海搜捕不到金九，就派密探沿着沪杭铁路线一带寻找。于是，褚辅成决定把金九再度转移到其子褚凤章夫人朱佳蕊在嘉兴海盐的娘家。在海盐著名的风景点南北湖畔，有一座载青别墅，是清朝进士朱少虞为其八子朱赞卿读书和养病之用。当时朱赞卿已经过世，别墅空关着，于是，身为朱赞卿侄女的朱佳蕊就把金九安排到了这个偏僻的乡间别墅里。但有一次，金九在澉浦市集上吃面时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于是，金九被迫告别载青别墅的宁静生活，于1933年夏天重又回到嘉兴，仍住在陈桐生家。
       金九在嘉兴时，东门外的东塔寺，南门外的严家浜，都留有他栖身的身影。一次他单独外出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怀疑，被抓到保安队本部受审。褚辅成之子褚凤章把他保释出来后，就找到了一位没有文化的船娘朱爱宝陪伴金九。就这样，金九假装是广东海南的古玩商，每月付给朱爱宝家十五元，若有警察来查户口，就由朱爱宝出面说明一切，金九就可以不露面。这是金九最艰难的一段经历。 后来他回忆说：“常住在她（朱爱宝）的船里，今天睡在南门外的湖水边，明天睡在北门外的运河岸，白天再上岸活动。”
        金九回忆道：“嘉兴没有山，但湖与运河像鱿鱼须似的四通八达，因此连七八岁的小孩子都会撑船。由于土地非常肥沃，所以物产丰富，人心淳厚。”
       金九在嘉兴期间，还去过海宁。《白凡逸志》中记载：“ 路上我们还去了海宁县城，参观了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在此进餐的楼房。” 当时海宁县城不是现在的硖石．而是钱塘江大潮的观潮胜地盐官。每天中午和半夜的汹涌大潮，“ 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可摧” ，以雷霆万钧之势，给观潮者极大的震撼力量。磐石堤岸边，现刻有“ 金九观潮处” 座石。
       金九在嘉兴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1933年2月，在韩国民族革命关键时刻，金九等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在南湖一条游船中召开过一次国务会议，并成立韩国国民党。从此，确立了金九在临时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南湖船上会议彪炳史册。
       如今的金九避难处，摆放了金九先生的半身铜像，陈列了金九和褚辅成的单独照片及金九与陈桐生等人的合影。据介绍，1996年韩国政府鉴于褚辅成救助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功勋，决定授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于同年9月30日在嘉兴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
            1997年1月4日，金九的哲嗣金信再度从韩国来嘉兴，率同家人到梅湾街76号瞻仰“金九避难处”。金九避难处是艰难岁月里中韩两国人民为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而结下深厚情谊的生动见证。


            　　三、 莎士比亚著作翻译大家朱生豪故居         1912年，朱生豪出生在浙江嘉兴运河畔的梅湾街，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里。他的诞生，后来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崭新的内容。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我国莎士比亚作品中最完整的、质量较好的译本。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翻译界、甚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我走进梅湾街历史街区东片，来到禾兴南路73号朱生豪故居，只见一间两层的老式木楼，清简萧疏，磊落光明。
       一楼的厅堂和房间里，展示的是朱生豪的生平事迹以及翻译莎翁戏剧的艰辛历程，分布清新而有逻辑。进门便是一张朱生豪的大大相片，朱先生英年早逝，故而照片中是年轻稚嫩的模样。两侧面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则慢慢讲述着他的生平，当然大幅笔墨是放在他与宋清如的伉俪诗词唱和、相爱相知、相濡以沫的爱情。
       走上二楼，见到的是起居卧室，老式的闺阁厢房。朱生豪先生就是在这样一间并不算宽敞、光线也不好的房间里翻译莎翁戏剧的。根据墙面上的文字记载，朱生豪夫妇也是在这里度过他们婚后短暂的两余年时光。砖檐常扫，得以清净无苔，木质楼梯似新进漆刷，故而光洁如新，只是台阶窄仄，大约还是它最初的模样。厢房里很静，尘封一段浪漫清苦的时光。屋子背面的墙上，挂的满满当当的是莎士比亚的剧集海报，亨利五世、仲夏夜之梦、李尔王、麦克白等。
       据介绍，朱生豪从小就聪慧过人，4岁由母亲朱佩霞和叔祖母启蒙，5岁入读嘉兴梅湾初级小学。9岁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初小毕业。10岁开始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诗歌。12岁高小毕业、成绩全班第一名。同年，插入嘉兴私立秀州中学初二年级，与弟弟们创办《家庭小报》。
       朱生豪10岁丧母，12岁丧父，多舛的命运，形成了他内向的性格。17岁那一年，朱生豪被保送之江大学，拿着奖学金主修国文，英语为副科。进入大学不久，他便展露出过人的才华。虽然言语不多，但很受同学追捧，进入“之江诗社”后，更是成了同辈人眼中的天才，无人不被其笔下才情所折服。大家知道他不爱说话，也就不扰他，只等他写完诗文，反复吟诵传看。
      1932年9月，朱生豪在之江大学读大四，大ー来了一个叫宋清如的女生。她是江苏常熟人，因为登报解除父母订下的娃娃亲在当地出名。她放弃嫁妆选择读书，在之江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发表了很多诗歌作品，被杂志主编誉为“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
       在之江诗社的迎新会上，他们第一次见面了。加入之江诗社要先交一首诗，宋清如非常认真地写了一首《宝塔诗》。那是一首半文半白的新诗，字数每行递增。诗社活动大多是交流旧体诗词，所以当宋清如和大家分享《宝塔诗》时，现场的气氛突然尴尬了起来。
       当《宝塔诗》传到朱生豪的手上，“他只笑了笑……但留给我的印象是亲切的。既不是嘲笑，也不是捧场。”这无言的笑，就好像是孩子在受尽委屈时听到的一声安慰和鼓励。
        三天后，朱生豪写信给宋清如，并附上三首新诗，请她指正。一来一往间，两人暗生情愫。遇见宋清如的朱生豪如同开了窍一般，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绵绵情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相识仅一年，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到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从此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鸿书爱情。漫长的别离，坎坷的生活际遇，加之战乱纷争，他们天各一方，但两个人依然笔墨往来，互诉衷曲。这个年轻人怯于言词而勇于笔端，写信收信是他最快活的事。他的信很勤，两三天一封，有时更密。宋清如差不多一周回他一封。
        但当时写这些情书只是副业，朱生豪的正经工作，是翻译长卷《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带给他最多磨砺的事业，历时2年，他辛辛苦苦翻译完9部喜剧。却没想到日军的炮火袭来，将他的公寓炸得支离破碎，两年的心血也化为灰烬。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打击，1938年，朱生豪又从嘉兴返回世界书局，咬牙坚持继续接下来的翻译工作。可才短短2年，日军侵占上海，朱生豪的译稿再次丢失。当时若不是宋清如来到了他身边，他恐怕很难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
       现在， 无论是从翻修的故居还是旧照片上的故居来看，当年的朱家经济上都是相当窘迫的。里面比较好的陈设算是当年宋清如娘家运过来的家具了，从家具的精致程度来看，宋家的确是相当富裕。然而，就是这样两个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却有着极其相似的灵魂。
       1942年5月1日，这对相恋近十年的恋人，穿着借来的礼服，在师长朋友的见证下，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老师夏承涛给他们题词：オ子佳人，柴米夫妻。相爱的人终于在一起了，再也不用饱受相思之苦。
       婚后，朱生豪仅靠微薄的稿酬维持全家生计，生活异常困苦。先是回到常熟岳父家中寓居，半年后回到嘉兴老家。他闭门谢客，一心译莎，宋清如这个昔日的大小姐洗手弄汤羹，甘为灶下婢，过起了柴米夫妻的日子。有心爱的妻子在身边陪伴，朱生豪有如神助，翻译的速度极快。
        一张榉木帐桌，一把旧式靠椅，一盏小油灯，一支破旧不堪的美国康克令钢笔和一套莎翁全集、两本字典，他全部的工作用具。那样平淡、艰辛、愁苦所结成的激情非常人所能体会。
        由于朱生豪自小体弱，加上常年伏案工作，营养不良，健康每况愈下，常患牙周炎，时常发烧，卧床半月余。而就在1943年这一年里，他译出了18部莎剧，包括莎士比亚最脍炙人口的四大悲剧。
       1945年，朱生豪的病情愈加严重。医生诊断为肺结核并发多种结核。自知命不久矣的他，悲愤地说：“早知今日，就是拼死我也要译完莎氏全集。”
        1944年12月25日，他在病床上用英语高声吟诵莎剧。12月26日中午，他示意妻子到床边来，说了声“清如，我要去了。”与世长辞，时译成莎剧31部半，宋清如33岁，儿子朱尚刚13个月。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朱生豪的翻译立即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分别出版了经整理和补齐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生豪作为第一译者的地位得到公认，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列入的唯一英语翻译家。在世界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朱生豪的成就也得到高度评价。一个英年早逝的乱世才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朱生豪的离去，给宋清如的打击实在太大，宋清如买了药想随他而去。然而，一个人有了使命，就有了活下去的勇气。莎剧还差6部没有完成，宋清如打起精神，一面抚养与朱生豪唯一的儿子，一面参与整理和补译莎翁戏剧，终于完成了朱生豪的遗愿，并将收到的稿费大部分捐赠文教事业。
       1987年，宋清如将朱生豪手稿捐赠嘉兴市政府。1992年，宋清如出演了记述朱生豪生平的电视剧，将对朱生豪的怀念永留人间。1997年，在朱生豪故去52年后，这一对生死相知的悲情伉俪最后走到了一起，合葬在嘉兴大运河畔泰石公墓。墓碑上写着：“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有爱妻陪伴的朱生豪，不再孤独。
       走出朱生豪故居的门口，我看一座雕塑。朱生豪与宋清如彼此依偎，两人像是在凝望远方，又像是互相说着呢喃情语。他们的身体长在了一起，一如他们的灵魂紧紧相拥。
            四、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褚辅成故居         嘉兴梅湾街，是褚辅成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从日本留学归来开始革命的地方，这里留下了他人生的道道痕迹。
       作为同盟会会员，褚辅成是辛亥革命的浙江籍元勋。他几乎参与了民国时期各大政治活动，有时还扮演过主要角色。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
       褚辅成故居位于如今的梅湾街西区，1937年被日本飞机炸毁。2006年在原址梅湾街76号建起了褚辅成史料陈列室。
        褚辅成自幼读书敏悟异常，深得业师赞赏，也为他日后卓越的领导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1898年，眼见“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25岁的褚辅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深感担忧。1904年，褚辅成留学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结识。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比民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两位浙江老乡蔡元培和张静江都早。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
         回到故乡嘉兴，褚辅成一方面积极办学开启民智，另一方面又通过学堂暗中联络革命志士。1906年，褚辅成又在梅湾街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又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他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强身健体，又在宏文馆成立禁烟局和“嘉兴不吸烟会”，倡导禁戒鸦片。在各地针对美国歧视迫害华工而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时，褚辅成组织嘉兴各界积极响应，当时全省抵制美货活动共80次，嘉兴就占了37次。嘉兴民众的爱国情绪因此高涨。
        褚辅成一方面积极唤醒民众，一方面和革命志士加紧行动。鉴湖女侠秋瑾来嘉兴，褚辅成和她在放鹤洲密商反清起义事。推秋瑾去南浔女校任教，以女校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发展同盟会会员，壮大革命力量。秋瑾遇难后，褚辅成到杭州参加会葬，并与徐自华等人秘密成立“秋社”，与前来会葬的同志商议革命策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因为之前做了充分准备，杭州在11月5日即顺利光复。在11月7日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上，作为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褚辅成谦辞了浙江都督一职，而就任军政府政事部长一职，统辖刚刚完成革命后的民政、财政、外交、交通、教育、实业等一大堆事务。在负责浙江政务期间，褚辅成颇多建树，尤其为人称颂的是，现代杭州的“西湖时代”也是在褚辅成主政浙江时期开始的。
         1913年第一届正式国会成立，褚辅成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代表浙江出席国会。眼见袁世凯阴谋窃取辛亥革命成果，褚辅成旗帜鲜明地在众议院反对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案，并领衔对袁世凯提出弹劾。 袁世凯随后以“串通乱党”为辞，逮捕了褚辅成等8名议员，并从北京辗转送交军阀安徽都督倪嗣冲处关押。在安徽的监狱里住了3年，直到1917年6月袁世凯病死，褚辅成才获释。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南昌后，国民政府任命张静江、褚辅成等为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因张静江未到任，相关事务由褚辅成代理，这也是他第二次主政浙江。他执行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扶助工农政策。正因此，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浙江清党中，褚辅成被指为“共产党”而遭蒋介石逮捕，后经王廷扬、庄崧甫等人营救后释放。褚辅成随后去上海，致力于上海法科大学和全浙公会。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褚辅成积极参加和支持爱国抗日活动，救援革命者。21年1月，他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4月上旬去洛阳出席会议，为抗日奔走呼号。4月29号韩国爱国志士尹奉吉奉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之命，在上海虹口公园狙击日本侵华头目，炸死白川义则大将，炸伤野村吉三等将领及日驻华公使重光葵，尹奉吉殉难，金九等被日本悬重赏追缉。褚辅成掩护金九等一行多人到嘉兴避难，匿居于东塔寺、五龙桥、梅湾街等处前后数年。并曾派子媳掩护金九去海盐躲避。使这位韩国国父一直对嘉兴满怀深情和感激。
         褚辅成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曾资助东北人民革命军领导人李延禄进行抗日活动；曾从狱中救出中共干部李剑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前方军事失利，后方民怨沸腾，国共合作濒于破裂，褚辅成与黄炎培等60余人联名发表《时局献言》，吁请各党派合作，挽救危局，并致函中共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随后不顾自己73岁的高龄，在中共代表王若飞的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达成《延安会谈纪要》，倡导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发起创建了“九三学社”。
        1945年8月获悉日本投降，褚辅成竟因兴奋过度而流了大量鼻血，从此身体日衰，3年后在上海病逝。杭州的仁和路曾改名辅成街，嘉兴环城路曾改名辅成路，以志纪念。2003年8月，嘉兴市南杨路小学更名为辅成小学。2006年5月，褚辅成史料陈列室和金九避难处一起在市区梅湾街落成开放。


             　　 五、新中国首任最高院院长沈钧儒纪念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天安门城楼留下了一张见证那一历史时刻的群体照片，有两位银髯飘逸的老人，身材不高的那位就是沈钧儒。他是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也是民盟创始人之一、民盟中央主席，他还是我国审判事业奠基者，新中国首位大法官、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故居位于嘉兴市梅湾街区南帮岸3号，建于清代。在1998年6月11日，纪念沈钧儒逝世35周年之际，沈钧儒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跨进沈钧儒纪念馆门槛，清幽的前院让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穿过前院，进入前厅，我见到的是一尊面色慈祥的沈钧儒先生的铜像。
       沈钧儒1875年生于浙江嘉兴，是典型的官宦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的知府。沈钧儒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29岁时考中进士，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进士之一。
       1905年秋，沈钧儒毅然放弃了京官之职，远渡重洋留学日本，去找寻救国图强之策。他进入了东京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法律。1908年4月毕业回国，到法部任主事。回国后的沈钧儒大力推进国内立宪运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一次次的失败，终于使沈钧儒认清了清政府假借立宪之名，行专政之实的本质。
       随着全国“保路风潮”的兴起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沈钧儒和其他许多立宪派人士一样，转而支持革命一方。1912年5月，沈钧儒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彻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与清政府决裂。
       辛亥革命后，沈钧儒先后参加中国民国、统一共和党、国民党、民宪党，试图以“政党政治”维护民主共和，从“讨袁护国”到“南下护法”，从反对南北军阀混战到倡导苏浙皖三省自治，沈钧儒为自己的理想而苦苦奋斗，即使几遭杀身之祸，他也丝毫没有动摇。
　　　   1927年，沈钧儒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培养了非常多的现代法学人才。同时，沈钧儒也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大律师之一，在全国都极有威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沈钧儒亦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然而，蒋介石却在这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众多革命者和爱国者被以“危害民国罪”关进监牢或遭杀戮，沈钧儒彻底愤怒了。
       他开始以律师身份，竭力为被迫害的革命者和爱国志士提供法律辩护，进行营救，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当选执行委员，成为抗日救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
　　 当我来到前厅左边的一个房间，只见里面陈列的是“爱国七君子”的人物石雕。也正是这 “七君子事件”让沈钧儒名垂青史。1936年11月23日凌晨，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沈钧儒一行等七个人。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宣布他们的“罪行”是：“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民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高校学生纷纷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
       宋庆龄也专程赶来营救，她说：“不把‘七君子’放出来，我也要去住监狱！”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提出八项主张，第一条就是释放“七君子”。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蒋介石最终于1937年7月31日发出了释放令。
       在在纪念馆往前走，便是后楼，上下有两层，以大量栩实生动的实物图片史料，分七个部分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史迹，反映了沈钧儒先生为祖国独立、民主、自由不屑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奋斗整整一生的光辉历程。
       1939年9月初，沈钧儒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为调解国共冲突，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第三党性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亲自致函沈钧儒、李济深作说明。
       沈钧儒收到信后，为奋斗一生的目标即将实现而备感兴奋，和李济深商量后，当即表示要积极响应。此后，沈钧儒领导民盟掀起一场支持、拥护、宣传新政协运动。在他的提议下，6月14日，民盟发表响应“五一”号召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及全国同胞声明，声明称，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民主联合政权去代替它。
        1948年9月下旬，沈钧儒与章伯钧等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在香港中共负责人潘汉年、连贯的精心安排下秘密离港，乘坐苏联货船辗转朝鲜奔赴东北解放区。在解放区，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讨论，并达成共同协议。
       1949年10月1日，沈钧儒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日当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此时的沈钧儒已是70岁的老人了，然而，他却感到自己像青年人一样充满活力，他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0岁。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六、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汪胡桢故居

       在梅湾街东区的东南角河畔一丛葱郁的树林里，掩映着几幢西式平房，那就是我国现代水利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胡桢的故居。
       汪胡桢1897年出生在嘉兴南门梅湾街帆落浜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在嘉兴求学。中学毕业后，汪胡桢考进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水利专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4年，汪胡桢回国后赴母校任教。1928年，汪胡桢受聘为太湖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为奉养母亲，他在梅湾街帆落浜买下4亩地建起小楼。抗战时期，小楼损毁。1948年，原地重建西式平屋名为“湖滨小筑”。2011年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对外开放。
       现今留存的汪胡桢故居占地约2500平方米，是一座“工”字形花园洋房，展厅内汪胡桢一生事迹在图文并茂的陈列中娓娓道来。
      汪胡桢作为一位我国水利事业的开拓者,他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的水利工程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学著作。
       1952年1月，汪胡桢主持设计并组织施工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佛子岭水库。在交通困难、施工机械缺乏、技术上有许多未解难题的情况下，整个工程仅耗时3年便全部完工。汪胡桢因此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
        继佛子岭工程之后，汪胡桢又投入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三门峡水库是黄河治理计划的第一项工程。1956年初，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汪胡桢和李鹗鼎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汪胡桢以花甲之年，付出他全部心血，晨夕都在施工前线指挥。在截流设计上，原苏联设计是在神门浅水道预建一道截流闸。1957年春，大水把已建好的一个闸墩冲走，苏联专家仍坚持恢复闸墩，汪胡桢则提出打拦石桩代替原修闸方案。该方案被采用后，既节省了时间和费用，也保证了截流的成功。浇筑大坝混凝土时，汪胡桢提出按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标号的混凝土，因而节约了水泥。

       此外，他还提出过大面积通仓浇筑的设想，当时虽然限于条件未能实现，但以后一直仍是混凝土筑坝工程要追求实现的目标。汪胡桢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继续探索寻求新的筑坝方法，曾亲自设计、计算提出了“格箱式浇筑法代替柱状法”，设想创造混凝土格箱坝和土石格箱坝两种新坝型。对高坝通航问题，汪胡桢大胆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使江船一步升降137米水位差的井式船闸的设想。
       汪胡桢本人不仅在水利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早在1935年，以他为主考，录取了严恺、张书农、王鹤亭、伍正诚、粟宗嵩、徐怀云、薛履坦等分赴英、美、德、法、荷留学，现在他们都已成为中国卓越的水利专家。
       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时，人才奇缺，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边干边学。汪胡桢把从国外带回的书送到图书馆，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书；他亲自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这个大学培养了一代新人，如曹楚生、曹宏勋、朱起凤等现均已成为技术骨干，在水利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0年，汪胡桢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理论联系实际是他一贯的教育之道，他除编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和学生的生产实践。
      1965年，年已67岁的汪胡桢，亲自带领师生，去黄河中游碛口实地勘测设计，住窑洞、吃粗粮，完成了“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后因文化大革命，工程未进行。但他为治黄事业倾注自己心血的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治学风范，一直为人们称道不已。
       汪胡桢见学院图书馆图书不多，两次慷慨捐藏书2000余册。第一次是从他浙江老家将80年来积累的1500余册藏书自费托运到北京，赠送给学院图书馆；第二次是在临终前的几天里，自己整理好几只大纸箱，他除了留下一部分工具书外，全部送给了学院。
       汪胡桢不仅是我国知名水划专家和学者，而且还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科学著作。他先后撰写了《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弇》、《地下洞室的结构计算》、《中国水利珍工丛书》等著作，编写了《重力坝的设计与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的经济数学》等讲义，主编了500余万字的大型工具书《现代工程数学手册》，翻译了《中国矿业论》、《实用土木工程学》、《水利工程学》等著作。

        经统计，汪胡桢公开发表的论文有41篇，未公开发表的有48篇，其他文章45篇。他很早就为长江三峡工程出谋划策,深入研究了大坝选型、船闸设计、水库移民等一系列问题，先后发表了20篇有关三峡问题的论文。关于水库移民，他打破常规，提出了给移民营造经济林建设、水库渔业基地及创办新工业区，使移民不仅能在新的地区居住生活而且能从事生产的发性移民思想。
       1981年，他撰写了《水电工程的经济核算》、《自力更生开发水利资源》、《开发长江三峡水利必须改革经营体制》等论文。他建议长江水利，从建设三峡水库起就应采用企业体制作为经营方针，并对成立长江水利开发公司的组织、任务、效益作了具体的规划和分析。多年来，他在水利科学上孜孜追求，在学术上勇丁开拓，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他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89年10月13日，他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政协副主席、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文章中写道：“他毋需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给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梅湾街还是一个外地文化名人经常光顾的地方，１９２８年夏秋之交，张大千从上海避居嘉善南门瓶山街。其间到嘉兴南湖，坐游船，并去放鹤洲赏梅。在放鹤洲上，张大千将带来的宣纸展开，画了松柏梅花图。
       吴昌硕曾来嘉兴，和蒲华、沈养和等坐南湖游船，并去“放鹤洲”看放养的鹤和种植的梅树。直到晚年，他画梅时，还回忆“放鹤洲上的梅花和嘉兴的好友蒲华、沈养和先生。” 　　　 　　　　
       1905年，陆费逵因主笔《楚报》抨击清庭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被通缉。经同盟会的同志帮助，逃脱清吏追捕，来嘉兴南门南湖学堂会晤褚辅成，在嘉兴梅湾街口智悟弄，与褚辅成合办“昌明书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编演京剧“抗金兵”，梅兰芳饰演梁红玉。褚辅成邀请在杭演出的梅兰芳，回沪路经嘉兴，在梅湾戏院义演“抗金兵”。
        漫步梅湾街，仿佛时光倒流，重回当年。那石板铺就的步行道，那青水一色的明清砖墙，那厚重的乌漆大门以及那雕花门楣，使我仿佛见到了这些过往名人的身影。如今，丰富的名人文化成了梅湾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大特色，也使嘉兴运河文化链更为璀璨。

后记：全国一家来家网络媒体进行了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