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首歌

仲原（刘豫生）

“想当年，井岗山上飘红旗，linb紧跟mzx。爬山涉水闹革命，建立红色根据地……”这是40年前曾流行一时的一首颂扬linb的一首歌。这首当年我并不喜欢的歌，甚至到后来我又曾憎恨过的歌，不知为什么，我越想忘了它，越是忘不了。那年，那首歌，曾经给我带来过痛苦，带来过灾难，带来了那段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40多年前暮夏的一天，辽北铁法煤矿中学，突然学校广播站通知全校师生到主楼西侧的阶梯教室开会。我和同学们嬉笑着进了会场，还没等坐稳，就听主持会议的gx队袁队长对着麦克风喊到：“刘豫生！到前面来！”我一听是叫我，也没多想起身来到前台。只见袁队长一声令下，四、五个hw兵的战士瞬间将我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情景让我愕然，在场的同学也惊呆了。袁队长首先宣布我父亲的罪行：“刘凤安，男，46岁，煤炭部第十七工程处（铁法）建材厂职工，我校二年二班刘豫生之父。经我校zgz查实，刘凤安解放前系国民党吉林省保安司令部骑兵第一旅上校军需主任、国民党员，是铁岭地区最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宣读完了父亲的罪行，又将我的罪状列举了10余条，什么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打、砸、抢等等、等等，反正当时给坏人定罪用的那些词几乎全用上了。然后，宣布对我实施“铁的”无产jj专z，彻底交代问题。
我被专z了，把我关在已经被专z了不知多久的校长张丙良和教导主任等人一起，每天重复着做几件事：背颂“ls篇”、写交代材料、吃饭和睡觉。

一天，我们班的同学把我带回班里召开pd会，让我交代问题。望着那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脸蛋，一双双冷峻而幼稚的眼睛，我知道情况可能不妙，于是我极力为自己辩护。我说，我才17岁，怎么能知道父亲的过去？我一向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向团组织靠拢，怎么能反党、反社会主义？至于那些事得用事实说话呵，不能因为饥饿和高年级同学弄死两只野狗，就算坏人了吧…？我的争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同学们更加义愤了：“刘豫生不老实！打他！”“打死这个fg命的狗仔子！”同学们开始动手了，第一个打我的竟然是我班比较崇拜我“文才”的一个女生！一番“武d”之后，又一轮“文g”：“刘豫生！你说！你是不是曾经领着一条狗，唱过一首歌”？我说：“我不记得了。”“不老实还得打！”我当年由于营养不良，身体非常瘦弱，身高只有1.45米，真怕挨打，于是就说：“我记得，我记得，那天，我领我家的狗，唱…唱…”“唱什么？！”我当时真的想不起来，也不知道应该说唱什么，灵机一动，随口说出：“唱，唱‘linb紧跟mzx’”。“好啊，你终于承认了！再打，让你不老实！”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将我送回关押处，继续交代问题。

这回，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被专z，为什么招批d ，决不单单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同在一个学校，高我一年的哥哥就安然无恙！我害怕了，我想起了“文g”开展的两年来，我亲眼目睹过被武d、批p致死的不下10余人。就在几个月前，我家邻居一位姓季的叔叔，也是因为在砖厂工作超额完成任务，受到gw会的表扬，得意忘形的他篡改了那首曾脍炙人口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mzx的恩情深…”的歌，他竟唱出了“天大地大不如俺的头大，爹亲娘亲不如俺老婆亲…”被群众揭发后，这个转业军人出身的山东汉子，差点被专z机关打死。联想我的问题，要远比这位季姓叔叔严重的多！这领狗唱歌的事我是真有呵，什么歌都唱过，而且绝对不止一次。我恐惧了，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指使我违心地写下了那份检查：“……我是反革命分子的狗仔子，我恨伟大mzx，更恨敬爱的linfutongs。……我把自己比作伟大领袖mzx，把狗比作敬爱的linfutongs，真是痴心妄想，罪该万死……我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请求专z机关宽大处理……。

两个月后，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们班全体同学安排到距铁法矿区十余华里、当年条件较好的法库县冯贝堡公社插队。而我因“问题严重”则被分配到百里开外、那个穷山辟壤的法库县包家屯公社北土城子大队落了户。
报到的那天，我背着一个很小的行李、拎着个破旧的脸盆，站在大队部里的门口，听着大队gw会主任和六个小队长研究我的去向。几个小队长谁都不肯表态要我。会议僵持了很久，七八个人一支接一支地卷着烟抽，大队部的房间内弥漫着浓浓的、低劣的烟草味。忽然，一个坐在桌子上的人蹦到地上，嘴里骂道：“妈的，我不怕！”指了指我：“你不是能反党吗？看你能反哪去，跟我走！”我随他出了大队部，这才看清，他不仅是个跛子，而且还有一只残疾的眼睛。他就是北土城子第一小队的队长杨有生。我跟随杨队长向一队的所在地走去。村子里的人听说来了一个“小反革命”，都出来看热闹，许多孩子还不时地用土块和石子向我投掷，我左遮右挡，总算到了小队部。

第一小队原有知q8人，4男4女，他们都是我校初三的学生，先我一步到达此地。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安排，一是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便于管理，二是这里条件艰苦，便于改造。小队根据大队gw会的意见还特地指派一个男知q“监管”我。这名知q虽然比我大一岁，政治上比我成熟多了，外表威武英俊，还曾是我校hw兵的团长呢。他对我提出了约法三章：一要比别人早起晚睡；二要少说话多干活；第三条最重要，那就是不许我唱歌。头两条，只要我努力，还能做到，这第三条不让我唱歌，很难做到。那个年代，那种环境，除了歌唱，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好在“监管”我的那位知q没过多久就调到了我们班下乡的冯贝堡公社去了，失去“监管”的我，在历经了两冬两夏的的苦难岁月，逐渐融入知q和贫下中农的集体中，在大家认可我的同时，我们还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时至今日，我依清晰记得，在离别那片热土时，公社高音剌叭传出表扬几名知q的名字：“黄桂芳、隋凤生、刘豫生……”。我当时虽然还是不敢唱歌，更不敢、也不愿唱那首忘却不掉、又不堪回首的歌，但40年前的那首歌给我带来的那段特殊的经历，很长很长时间让我无法向人启齿。如果说那段经历能给我一点安慰的话,就是贫下中农的质朴与公正，给了我一生奋斗的勇气和力量。
摘自 仲原文集
注：该文被《共和国知青》一书收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仲原为这部书的编委

左为监管我的知q，右为作者仲原
分手时我们在县城留影 至今48年再没见过面

那年仲原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