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之枢机

岳南飞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之枢机

文 / 岳南飞

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体系里，世界应该有两个，一个是耳闻目睹、变幻无常的现象世界(或叫可见世界)；另一个是永恒不变的、感觉不到却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的理念世界(或叫可知世界)。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的原型和基因，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

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是永恒变化的，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怎么理解呢？在我们的现象世界里，例如水变成气，气上升形成云， 云遇低温变成雨，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向地球作自由落体运动，雨在下落过程中可能经历：气――水―― 雪――冰――雨。这是可见世界里水的变化现象。水永恒处在这种变化的动态之中。但是水的这种现象，是受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支配着。如液态水要变气态，必然要通过蒸发过程；固态水要直接变成气体，必须经过升华的过程；这个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个规律，这种主宰万物的无形力量，老子把它说成是“道”，耶稣把它说成是“上帝”。所以说，现象是变动不居的，而道却是恒定不变的。

所以，永恒变化的现象中包含着永恒不变的道。最近，我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现象、去寻找历史现象隐藏着的永恒的道。于是，从变化无常的历史现象中，感悟出许多永恒不变的东西。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拨开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去寻找那个永恒不变的道；以此来指导现实，书写未来的历史。本文拟就如下几个至关重大的问题谈谈深层次的认识，奢望能益于时事。

(一)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香火不断，全都得益于中华祖先“大一统”的智慧和政体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最古老灿烂的四大文明，依次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笔者把古巴比伦文明列于第二，是因为苏美尔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时间是公元前4000年，这大概是两河文明的开始；而古埃及文明是开始在公元前5000年。前三大文明，之所以都冠以古之定语，因为她们的源头都已断裂，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见完整形象了。只有中华文明，才延锦不绝，香火不断。

古埃及文明，其主要标志是古埃及人最早创造了“像形文字”。历史学家这样结论：文字记录的历史起源于埃及人发明的书写术。尼罗河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摇篮。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7世纪，古埃及人创造了第一个辉煌的人类文明。他们在农耕技术、农田灌溉上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擅长建筑，他们建造的神庙甚至是后来雅典卫城的模板；他们发明了时间的计量；当然古埃及人最伟大的贡献是发明了文字。我猜想，我们中华文明发生在西周时期的“河图”与“洛书”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不是与古埃及的“像形文字”有关联呢？

古埃及文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层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古埃及文明的消失和灭亡呢？公元前343年波斯帝国灭埃及，公元前332年希腊半岛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侵入埃及，灭波斯王朝，结束了埃及延续三千年之久的法老时代，古埃及文明亦随之淹没于历史之中。看来外敌的入侵是其主要因子，当然还有自然灾难，譬如尼罗河改道等等。

古巴比伦文明，又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的意思是“两条河之间的国度”，这两条河，一条叫“幼发拉底河”，一条叫“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都穿插在中东地区，它的中心地就在现在的――伊拉克。但是这种文明的根基在这里早已毁迹、断裂。全都是因为几千年来，战争不断，人民代代都苦于战乱，文明早已不可传承。

古巴比伦文明的消失，固然是外族入侵，但主要的原因笔者揣测是不是自然灾难，造成沙漠化，从而导致经济、社会退化而至呢？这种情况是弱不经风的，是容易被外族人侵占，容易被外族文化所同化的。

古印度文明，亦是发源在印度河流域。这种文明也曾对人类作出过较大的贡献，但是这种文化太脆弱了。史书上说，古印度的土著文字是写在树叶上的，叫“迦叶文字”。所以古印度文明是毁于自身的先天不足。自然要被世界先进文明所同化。直接原因，可能是英国的殖民化。

考查世界历史，有一个现象是很奇怪的，像埃及、伊拉克，它们都是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古老文明的原址，为什么现在总是累遭外族侵略、累遭恐怖主义势力的侵袭呢？引人深思啊！

在四大世界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有近7000年的历史。我们可大概地估算一下，从尧舜开始，这是大概是在公元前4000一5000年，之后夏商两朝约各历600年，周朝历时800年。这几个漫长的时期，中华文明都是大一统的政体和社会组织形式。东周后期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历时550年。之后秦统一六国，秦之后，两汉都是大一统的政体。东汉末年，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大分裂阶段，历时350年。之后又进入隋唐大一统兴旺时期。唐末社会大动荡，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是第三次大分裂时期，历时70年。之后，从宋朝开始，中国就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稳定政局。

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大一统的思想已经在国民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笔者在写作这篇文稿的前两天，曾经散步到了天河区的棠东路毓桂大街，去参观了一个宗族祠堂，叫“達孝蘇公祠”。跨进祠门，就进到前大厅，北墙中央悬挂着一个巨幅牌褊――继述堂。两旁悬挂巨幅楹联：

继遗风唱大江东去声浪恒远；

述忠烈仗汉节北行世代流芳。

参观这个祠堂，笔者是有收获的：它让我认识到大一统的思想精髓已深入到亿万中华民族的心中。“继遗风”，继什么遗风呢？就是要继“大一统”思想的遗风。建一个祠堂，就是为了统一本姓宗族。一个宗族尚须一统，尚须团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须大一统、大团结。

从中国古代历史来看，战国七雄的连横合纵史，实质上是一部统一派和分裂派斗争的历史。苏秦和张仪是两位领袖级人物。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曾自认为学识才华都不如苏秦。那为什么在连横合纵的历史大较量中，反而张仪胜，而苏秦败呢？

苏秦是合纵同盟领袖，他执行的是南北纵向轴上的魏、赵、韩、燕、楚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御或秦或齐强国，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合纵派实质上是分裂派。他们是想维持战国各国割局分裂的现实。

而张仪在秦国执行的是连横方略，即“事一强以攻众弱”，以达九州一统的目的。所以，连横派实质上执行的兼并统一方略。张仪执行的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代表了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方向。张仪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苏秦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在笔者看来，张仪的学识和才华都要比苏秦强许多；这样看来，苏秦只有小聪明，张仪却有大学识。故历史的胜负，从一开始就已定局了。

楚汉相争，项羽为什么败？他逃到乌江时对天长啸：“天要灭我，非战之罪也”。后人感叹：“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你项羽失民心，败亡早已定局，过江东又有何用呢？项羽说的也没错，确是天要灭他，只是他不可能意识到。因为，他推翻秦二世后，执行分封制，把中国分割成众多诸侯小国，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实质上是分裂了中国。本来秦始皇已统一了大中华，你项羽现在又要中国回到战国时期诸雄争霸、长年战火绵延的老路上去。这是项羽在开历史的倒车，你项羽就失去了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民心。刘邦是历史伟人，他看清了历史前进的方向，顺应了伟大的历史潮流。故楚汉相争，胜败早已定局，人们只是按照历史的剧本，各演各的角色而已。也就是笔者常说的：人们的一切行为，纷繁复杂的一切人事，在其开始之初就已有定论，人们要做的只是尽人事去实现那个早已存在的定论。

(二)斯巴达的兴衰，蕴含着野蛮与文明、富庶与贫穷、血性与懦弱的深刻历史关系，值得中华民族深思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指公元前五世纪初(前431年)开始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长达30年的争霸战争。因为斯巴达城座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历史学家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从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两个种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层次上来讲，实质上是野蛮对文明、贫穷落后对富庶先进、血性对懦弱的战争。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最南端，伸向地中海，近似于四面都环水的小岛。它是亚、非、欧三大洲边际贸易的桥头堡、中转站，岛国多良港。在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下，雅典城邦的经济社会和文明程度很快就昌盛起来了。因此，雅典，它位于地势高高的平原上面，可以感受到从海面吹来的阵阵微风。雅典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转发达的条件下，总是在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因此，雅典人创造了最先进的人类文明。世界第一所大学诞生在雅典――雅典学院。在笔者记忆里，雅典学院应是柏拉图创始，亚里士多德完善、至巅的。因此，雅典诞生了许多世界级伟人。如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百科全书式学者亚士多德、力学之父阿基米德、民主之神伯里克利等等，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希腊文明。

斯巴达，一个位于四周环山的峡谷底部的落后城邦。因为高山的阻挡，他们几乎和外面世界隔绝，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新的事物和思想。雅典城中有着繁忙的生意往来，是一个贸易之城，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大城市。斯巴达则仅仅是一个军营，人们个个都是全副武装，人人都崇尚武力，大家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在这次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即历史上有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几乎失去了它所有的年轻人，由此造成雅典元气大伤。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人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向斯巴达宣告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惨败而收场。

这里还要专门摘录一些有关斯巴达人的介绍，以此来加深对胜利者的认识。

在斯巴达，母亲用酒来洗刚刚出世的婴儿，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考孩子的体格。孩子小时从来不用襁褓或绷带，母亲们也不把好吃的食品给孩子。另外父母还会有意训练孩子不怕墨暗、不怕孤单、不爱哭闹的品质和习惯。孩子长到7岁，就要送到少年团队里去参加体育锻炼。孩子们总是剃光头，整年赤脚走路，穿着极其粗糙单薄的衣服。晚上睡在干草上，斯巴达人认为，舒适的床会使孩子们变得懒惰。每年，男孩子们要在神坛前举行一鞭打仪式，一种外人看来很残忍的仪式。只见孩子们跪在神像前，挨个被鞭子毒打，并不许大声喊叫和啼哭求饶，越是忍得住鞭打的，就越被认为有毅力。斯巴达青年到20岁开始军营生活，受10年的正规军事训练。30岁后可成家，住在自己家里，但必须每日出操，直到60岁才可结束军事生活。

相传有一个斯巴达儿童，在上学路上抓到一只活狐狸，怕老师发现，便把它藏在上衣里。上课时，狐狸开始对着男孩的胸部乱抓乱咬，尽管疼痛难忍，孩子却一丝不动，结果活活被狐狸咬死。

这就是斯巴达人，斯巴达城邦成为公元前五世纪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带的军事强国，确有其必然的成因的。在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是胜利了，但他们由于缺乏文明，胜利也难以为继，不久就很快衰败了，仅仅昙花一现。

历史的表象纷繁多变，但是历史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它留给人类许多需要认真吸取的深刻历史启示：野性中天然含有血性的基因，文明中天然潜藏着懦弱的人性；血性总是懦弱的克星，文明常常充当野性的牲品；但是人类历史总是趋向淘汰野蛮，民族的昌盛总是偏爱带着血性的文明。冷兵器时代是如此，高科技时代亦如此。智慧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当政的领袖们定能从中悟出历史兴衰之枢机。

(三)阪泉之战留给华夏子孙最重大的历史启迪是：谁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且胸怀远大、志负雄韬，谁将是历史的赢者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阪泉之战就是中国上古炎黄之战；炎帝就是神农氏。根据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炎帝其实已经很优秀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有三项伟大的贡献：

       一是他教会人们耕种。这很了不得，因为在炎帝之前，人们是靠打野兽、采野果为生。学会耕种以后，人在自然中位置就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宰，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很了不得，他跟瓦特发明蒸汽原理、伏特发明电、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一样奇妙、伟大。

       二是发现了火，使人们由生食变熟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自身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三是尝百草，发明了中草药，使中华民族避免、抗御了无数次的瘟疫死亡危害，使中华民族得以健康地繁衍。这一功绩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年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为什么会输得那么惨呢？除了斯巴达人的血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当时雅典发生了一场瘟疫。在这场瘟疫中，雅典人死亡了五分之一的人口，就连雅典的伟大领袖、民主之神――伯里克利，也死于这埸瘟疫。这样看来，神农确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炎帝神农氏这么伟大，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呢？这是因为黄帝所统领的部落发明了青铜器，也就是发明了金属冶炼术。用现代语言来讲，黄帝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先进生产力作用下，黄帝部落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如此，再加上黄帝这个人本身就胸杯远大、志负雄韬，一心想一统华夏。

       同一时期，炎帝所统领的部落，还是在广袤的原野里进行着石耕火种的原始农业，还是在那老地方过着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封敝生活。在战场上，黄帝的军队使用的是金属级别的长矛大刀。炎帝部落的将士所使用的武器，仍旧还是石斧加木棒。如此悬殊，胜负在开战之前早已定数。

       所以，我们说：阪泉之战留给华夏子孙最重大的历史启迪就是――谁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且胸怀远大、志负雄韬，谁将是历史的赢者。

 (四)实事求是地讲，中华民族也有一些先天不足，我们要勇于承认，并且还要像女娲一样勇于补天

认真考查我们民族的系统发育过程，发现我们有三大先天不足的基因缺陷：一是至圣先师们的哲学思考方向有偏差；二是当政者对百家争鸣的选择有编差；三是儒教的灵魂天然缺乏血性基因。

       (1)哲学思考的方向有偏差

       我看了唐加文先生一篇史学论文，认为他讲的有道理，这里引用一下他的文章段落：“古希腊哲学家在希腊海边思考的时候，印度哲学家在恒河岸边打坐，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岸边感叹逝者如斯乎。而且他们的使命似乎上帝早已给他们作了分工：希腊哲学家主要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主要思考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主要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不管诸子百一家哪一家，他们都不太注意去考虑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如鬼神，民间信仰到处有菩萨，有鬼神，但你看诸子百家哪一家都闭口不谈。”

       我们最顶礼膜拜的圣人，他们都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忽视人与物、人与神的关系。这样就使得整个民族在思考自然科学技术的基因就有先天不足的缺陷；使得整个民族的灵魂深处敬畏天地的意识就有淡薄的病态。

       (2)当政者专制的偏差

       前面，我们说中华民族至圣先师们的哲学思考出现了偏差，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也不尽然如此。

       后来的情况已经完全违反了孔子的本针。本来仁义道德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几千年后，人们把“仁义道德”作为面具戴在头上，人性就异化了。更甚者，人们把圣人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研究“窝里斗”的学问。现在看来，还是老子伟大，他要人们清静、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也就是顺应那个永恒不变的“道”，即顺应自然规律。

       这里说明，我们的至圣先师，还是有至圣的圣人，不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哲学思考出现了偏差。这里的原因则是统治专制的利己主义所致。这种现像是从西汉开始的。始作俑者还是儒学大师董仲舒，是他向汉武帝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封建专制的危害。

        (3)灵魂，缺乏血性基因

       我们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孟圣人，他们的理论确实很好，确是人类理想的顶级文明。但是，如果站在国家意识层面考虑，儒家思想就有血性基因不足的先天缺陷。

       

       (4)历史上像女娲一样勇于补天的人

       笔者根据自己的认知，按照时间序位，列数如下数位伟人，认为他们是勇于补天的人。

       第一位是秦始皇

       秦始皇专心致志，一生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兼并六国，实现中华大一统。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国体都没有脱离他设计的“国体轨迹方程”。

       始皇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焚书坑儒”。笔者私下认为，统一中华还不是秦始皇特别值得彪榜的历史奇绩，因为早在夏、商、周时中华就大一统了。但是“焚书坑儒”，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奇观。

        秦始皇当年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狠心，并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做出这样使自己永负暴君恶名的行为呢？笔者大胆猜测，当年秦始皇肯定是洞察到了诸子百家，特别是用儒家学说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无血性可言。秦始皇“焚书坑儒”，无论其原始动机为何，他都客观上起到了弥补诸子百家血性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秦始皇无愧于勇于补天第一人。

       第二位是北魏孝文帝

       公元前五世纪，中原北方大地曾被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着，这个民族叫鲜卑族。这个朝代叫北魏，北魏孝文帝即鲜卑族后裔拓跋宏。拓跋宏是一位不得了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少数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主要进行了五项改革：

      (a)废除鲜卑语，所有官员都学汉语。

       (b)不准穿鲜卑服装，鲜卑人必须统一穿汉服。

       (c)迁都洛阳，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彻底摆脱游牧旧习。

       (d)实行“均田法”，从游牧文化彻底转换成农耕文明。

       (e)鲜卑族与汉族通婚，造成血源相通。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伟大历史功绩，唐加文先生曾如此评价：“我们的诸子百家好是好，有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了。光有他们能不能搞成一番伟大的光明事业呢？不可能。因为他们缺少生命力，缺少强悍的力量。这一点鲜卑族给予了。鲜卑人在拓跋宏的带领下，他们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语言，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服装，但是他丢不掉的是马背上的雄风，他们丢不掉的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这一点一旦加给我们的儒家学说，加给我们的诸子百家，中华民族的先天不足就立刻得到了补充，中华民族就立刻强大无比起来了。”

       所以，笔者把北魏孝文帝列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二位勇于补天的人。

       第三位是清末光绪皇帝

       笔者把光绪皇帝列为近代中国勇于补天的人，不是光绪办成了什么大事，而是秉承不以成败论英雄。笔者从内心感受到了光绪想补天、想校正至圣先师的偏差，同時感受到了光绪灵魂深处有一种血性的基因。

       笔者建议诸位去读一读光绪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演讲。这篇即席脱稿演讲，精彩绝伦，光芒闪闪。

光绪说：“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满口仁义道德无法挽救一个国家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就凭光绪这些闪光的思想，故笔者说：光绪无愧是近代中国勇于补天的人。

最后，笔者借梁公之豪气，以志本文之主旨：“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2019年8月16日于天河

　　注：此文《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之枢机》，2017年12月9日成稿于天河，2019年8月16日修改于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