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天桥沟

丹丹

祁顶 李国栋

　　宽甸有关抗联的遗迹特别多，史志记载杨靖宇1934年至1938年在这里生活战斗达三年零八个月，直到叛徒告密不得不转本溪桓仁挥师北上。

      诸多抗联遗迹，仅双山子就占四处：即崔家大院战斗遗址、佛爷沟战斗遗址、杨洞密营遗址以及四平乡政府遗址，也就是说，这里即有密营遗址战斗遗址，还有当时辽宁省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遗址。而这些遗址又大多集中于天桥沟一带。

　　昔日杨靖宇的密营之地今已建成国家级森林公园。天桥沟，真个名副其实，深沟险壑足以隐藏甲兵十万。但在当时，杨司令和他的抗联，却在一种难以想象的困境中，顽强地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精神。

　　时临建国70周年，《航空画报》社的记者程远，李中粮先生，来宽甸还没落脚，就一头扎进天桥沟。一番实地考察后，嘱我以当地人的身份来写这个题材。

　　是的，作为当地人，我对抗联确有一些真切的了解。我的家乡八河川即与双山子紧邻，从小就听大人讲杨靖宇的故事。我的老师姚起民甚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松涛巨澜》，尽管没能出版，但故事和往事都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后来我外出求学，双山子是必经之地。经过日本人修的长达四公里的隧洞，到双山子井峪村，就会看见高悬于路边的一座业已废弃的铁路桥，就是“日本桥”。据说当时那位工程技术员同胞，用生命改动了设计图纸，使得建起的桥梁远远高出山两边对接的路基。有人说，如果这条铁路按时畅通，日本人的物资得以运进运出，极有可能推迟抗战胜利的时间。

  再走不远，就是平坨村，路边的平坨小学就是有名的崔家大院。当年程斌带领抗联一师强攻，与驻守在这里的52名伪警察发生激战，少年营22名小战士英勇牺牲。残忍的敌人将战士们的头颅铡下并拍照示众。这是当时宽桓地区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牺牲的战士大的18岁，小的才14岁。

      有关史料很快汇拢到我的办公桌上，但我还是利用星期天，从县城亲自跑了一趟双山子，冒雨走进天桥沟。

      过山门不远，就会看见山脚下矗立着三间草房，就是按当时四平乡政府的样式建的。据史料证实，四平乡政府是辽宁省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诞生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可见抗联在这里深厚的群众基础。进到屋里，自有一股冷森森的气息扑面而来。是的，这里的遗物和墙上所展示的图片，无一不在诉说着这个民族经历过一个怎样的严冬！我想到一种信仰的伟力，房前杨靖宇高大的汉白玉塑像，仿佛正支撑着这种力量。

      头上不知何时落下雨点，渐渐又大了起来。正好一辆景区的工作车开来。我的问话引起司机和车上另一个人的注意，就停下来。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开门让我上车。

     “我们带你去密营地。”车上人说。

      雨越下越大，我就上了车。

      司机姓黄，车上那位正是负责景区红色旅游项目的副总，姓何。

      雨刮器在不停刮动，玻璃上已经成了雨瀑，但黄师傅在盘旋上升的山路上把车开得婉转自如。我感觉地势在增高，甚至像在崇山峻岭间飞翔。

     “密营地海拔怎么说也有一千米，从山下到山上得半小时呢。幸亏我这车是四驱的，要不根本爬不上去。”黄师傅说。

我则计算这段路程步行得走多久。当年抗联战士打着赤脚或者穿一双破靰鞡，每天山里山外不知要走几个来回。甚至走出去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杨司令的枪法百步穿杨，山岗林间奔走如飞，就是齐腰深的雪也丝毫阻挡不了他的。要不是内部出了叛徒，日本鬼子根本奈何不了他——”何总说。

      路边不时出现关于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大幅标语，我知道何总正努力于这项工作。

      车停在一个巨大的状如蘑菇云的石柱下，我知道“杨洞”遗址到了。我看到各营的营房，弹药库，枪械库，以及战地医院，都按原样作了恢复。

      “其实杨洞遗址在四平村还有一处，比这个还大，还隐蔽。那里面的两排火炕还都明显着——”

       我知道这样的密营遗址在宽甸还有很多，远的不说，八河川就有。

      “当年的抗联战士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不断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的。”何总说。

       我想到发生在宽甸境内的有关抗联的数次战斗。我还知道佛爷沟战斗遗址也离这不远。发生在1937年秋的那场伏击战，击毙了日军少佐水出佐吉大尉陆岛元三等15人，大大激扬了抗联的士气。

“战斗中负伤的战士，包括崔家大院那场战斗中受伤的战士，也是转到这里医治的。”何总说。

       尽管大树给遮挡不少雨，何总毕竟也陪我受了些淋漓之苦。他说：“这个地方甭说日本人，就是当地人也是不大容易注意到的。如果不是内部出了叛徒——”

       又是“内部”、“叛徒”。

       我知道这“叛徒”也包括程斌，抗联一军一师师长。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双山子四处抗联遗址竟然有两处跟他密切相关。崔家大院战斗是他指挥的，刚刚提到的四平乡政府——辽宁第一个红色政权，也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但是当敌人以监禁他的母亲、兄长作为阴谋时，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他的投降仪式就在离这不远的本溪碱厂小学举行的。他的叛变给抗联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抗联从此不得不离开宽甸，北上转战至吉林。而程斌这条恶狗又一路追杀，最终配合敌寇将这团抗日的火焰扑灭殆尽。

      时穷节乃现。我们实难想象，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关头，一面是艰苦卓绝英勇抗争奋力挺直民族的脊梁，一面是卖国求荣助纣为虐。两种生命在这里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

我们知道，我们的杨司令最终就是被自己的同胞出卖，又被自己的同胞围剿杀害的。当然，他也可以活着，但面对劝降，杨司令的回答如洪钟大吕震动着一个民族有些麻木的神经:

如果我也投降了，我们中国还有人了吗?

“ 比较那个年代， 眼下活着似乎容易了许多。唯其容易，其实也更难。所以要建立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灵魂，没有力量。”何总谈他打造红色品牌的设想，我深表赞同。

      也许多了些这样的思考，下山就显得快多了，不一会就到了山底，雨也渐渐小了。 我别过何总，又转向四平乡政府遗址处。

远远又看见杨司令的汉白玉雕像，矗立在苍波流翠的背景下，越发高大挺拔。他坚毅的目光仿佛翻越长白千山，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注入一种力量，一种信仰的力量。这位来自河南的民族同胞，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用生命为白山黑水撑起一片蓝天。

而他身后的草房的门——四平乡政府的门也正敞开着，我也正想在里面休息片刻，然后再踏上征程，寻访我现实的双脚没能走到的高地，不断巩固一种信仰和支撑。

（发表于《航空画报》 2019.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