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的故事

孺子牛

                        我上学的故事（一）

        

        如今无论城市与乡村，出身贵与贱，经济富裕与贫困，在对待子女的上学之事，可谓是高度重视，愿倾家庭所有财力而培育之，希望其将来能成“人上人”。为让孩子上所谓的好学校，另买学区房者有之；请客送礼托老师多多待见自己的孩子者有之；为使被限定时日难以报名的孩子堂而皇之入学，托权力机构更改出生日期者有之；更有甚者，孩子的预产期为九月初，不惜要孩子他（她）妈于九月之前挨上一刀，破腹将孩子硬生生地提早几日来到人世间，为今后免得迟一年上学而提早七年作好准备者也有之……总而言之，为使孩子上所好学校、早上学、能让老师待见，家长使出浑身解数，奇异手法不一而足。

         已入古稀之列的我，遥想当年入学之事，真可谓是既严格又稀松。我的出生日期是共和国开国大典礼炮声响起之前的半夜里，九月卅日深夜。家住四牌楼小学（现在是胜利小学一部分）斜对面，家门口到校门口真可谓是数十步之遥。1956年我八虚岁，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母亲觉得我应该上学了。当年的八月下旬某日，母亲手持户口本，一手牵着我，满怀希望地到四牌楼小学办理我上学的报名手续。结果，递上户口本后便被办事的老师退回说，月份超限期不能报名。六十多年前有关儿童入学的出生日期的规定也是很明确，执行也是很严格的。八月卅一号前出生、年满七周岁始能入学。至于所属学区的限定就不存在相关的规定，只要你自己喜好，到离家较远的学校也可去上学。也没有“学区”之说法。母亲的祖父1910年代是“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校”（金一中前身）的国文教师，曾任“县督学”，其父亲（我外祖父）高中毕业，也曾在中学任教。其叔父“金中”（金一中前身）师范部毕业，是四牌楼小学（前身是火神庙小学）的开拓者。抗日战争时期，外祖父一家为躲避日寇，长时间逃避到乡下亲眷处，我母亲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那时的首都—南京城里就读，所以在乡下期间曾任过乡村小学的代课教师。母亲受家庭文化的影响，对读书之事是非常重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我八岁时，大弟四岁、小弟才出生两个月，母亲一人带三个孩子也够烦的。所以，母亲迫不及待地要让我上学，以减轻照顾孩子的压力的愿望十分强烈。四牌楼小学报名不成便牵着我到“塔下寺小学”试试。塔下寺小学位于离我家穿过一条不是很长、名为“道前营房”的小巷（文革时期连同柏树巷一起改称“红军巷”）走下去数级台阶，走过“东岳庙”（后改建为“文化馆”、“文化用品厂”、“冶炼厂”、最后是“电子仪器厂”）大门口便是“塔下寺小学”，校门前有十几级台阶，坐北朝南。新中国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只有环城小学是仿照苏联学校试样新建的外，其他小学基本上是由寺庙改建的。那时同一年级往往仅两个班，称甲班、乙班。出乎我的意料，塔下寺小学居然收下了我，安排在丁班。是塔下寺小学规模大于其他学校吗？不是的，学校虽然收了四个班的学龄儿童，其实也只有两个班的教室。另两个班怎么上课呢？原来，学校是这样安排的：甲、丙两个班半天在学校的两教室上课，乙、丁两个班分别借用附近居委会的房子学习，另半天两两对换。当年的塔下寺小学的校领导真是为民着想，仅此一举便解决了近百名学龄儿童的入学难题。此时四牌楼小学的校门在柏树巷里（后来改称红军巷），还没改建在解放路上，不然，我每天上学都会路过四牌楼小学大门口，心里真不知会是何滋味。明明家门口可就学而不得入，反倒要去远处就读。

       一年级上半学年，我丁班与乙班校外场地是借用如今将军路东段、修缮了的“永康考寓”东边，通往鼓楼里转角处的楼房（现已拆除）底层学习。下半学年是借用坐落在“桂林巷”的四牌楼居委会的空房子学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新中国建国尚不足十年，居委会的房子一般是没收有钱人家的空余房子，往往是失修多年的“危房”。房子属于木结构，墙是竹子编成涂上黄泥，最外层是石灰。多处墙体已破损或根本没了。我们在此学习的课间活动时，有同学在墙体上钻进钻出，整幢房子靠柱子撑着。教室只占用整幢房子的三分之一左右空间。一年级下半学年是二月至六月末，正当六月学期将要结束的一天上午，轮到我班在“桂林巷”学习，江南的六月正值梅雨季节，那几天雨下个不停。课间活动时，我们学习借用的房子轰然倒塌，全班同学和老师（除几个同学跑到门口大路上玩耍之外）几乎都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当时，我只觉得一声巨响后，头部重重地撞在地面，人便被东西压住，稍微挣扎几下倒有了一小空间，但一条腿尚不能抽出来。忽然，见到一道亮光，并听见噪杂的叫喊声，是救援人员赶来抢救了。由于房屋是木结构，除了瓦的分量较重，樑、柱子和橼子都是木质的。救援人员分别扒开或掀起倒塌而压物，同学和老师纷纷从废墟中爬出来。毕竟是八、九岁的孩子，只听见一片哭声。我被一来救援的叔叔抱起，准备去桂林巷口对面（横隔解放路）高园巷内的卫生院（后来的金华广播站所在地）检查伤势。小孩是怕到医院去的，我 没觉得有很疼痛的部位，家离此处并不远，就哭喊着要回家。抱我的叔叔只得按我所指位置送我回到家。

         所幸房屋倒塌并未致学生死亡，仅有一同学下巴压坏和一同学的腿部骨折，还有几位轻微受伤。我额头上仅一由撞击所致的肿块，无大碍。由于出了这次房屋倒塌的意外事件，我们丁班因此而“肢解”，大部分被分别转到环城、后街、四牌楼等小学，也有留在原来学校插入其他三个班级中，我理所当然被转到家门口的四牌楼小学。这次转学是由学校办理的，我转入四牌楼小学二年级乙班。不久，我母亲发现我和同街的几位“吵死鬼”（金华方言）同班，觉得肯定会对我有负面影响，非要将我转回塔下寺小学，没想到还真被我母亲弄成了。可想而知，那时小学生转个学校读书是件极易之事，只要双方学校同意便行。读到三年级下半学年，我又想回到四牌楼小学读，当然还是母亲出马，没过几日，如我所愿，我又转回家门口的学校，与同街的几位“吵死鬼”不在同一个班，此后便一直读到六年级小学毕业。

       值此共和国七十华诞之际，与共和国仅一日之别的我写下该文献给今年九十七岁而终的母亲。

                                         201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