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包铁路三等站

新右卫萌

二0一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酷暑未消。儿子午阳小学毕业了，以前我总叫他的小名，这一毕业，就长大了，以后就称人家大名吧。想让他从繁重的课业中得到些休息、放松，便带他回了父亲家郭磊庄镇。午饭后，我喊上她们娘俩去火车站转悠，我也好久没去过了。

我出生的这个镇子，是围绕着京包线上的一个三等火车站发展而来的。1909年，京张铁路竣工。詹天佑为赶修延伸的张（家口）柴（沟堡）段，驱车来到了郭磊庄旧村考察建站。因紧靠古城河，摆不开站台和道岔，就挪到村西南四里旷野建站，便有了郭磊庄车站。有了站，旅客乘车，行李、包裹托运，整车、零担货物发运等功能就为小站拉动小镇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小站就没有小镇。我从小就在这里玩耍，长大。

                京张铁路的起点北京

      1912年9月孙中山在张家口车站

车站的客运业务，已停运了好几年。

我们今天走运，票房的后门开着。里面停着几辆小汽车，停运后的售票大厅变成了铁路职工的车棚。小时候觉得高大空阔无比的票房，没想到现在数车就能塞满。只有墙上的列车时刻表和“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站上车！”的警示牌，还如昨如故。

              郭磊庄车站票房后门

              已停止使用的票房

我的小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会儿的冬天身上衣物单薄，显得格外冷。能有件军大衣穿就是让人分外眼红的时兴享受。放学后，没处可去的孩儿们就聚集到了点着两个一米多粗大火炉的票房，玩“骑毛驴”。一人贴墙而立，有人弯腰将头顶在站者的肚上作毛驴，其它孩儿们助跑、起跳，一个个像炮弹发射似的骑在了毛驴的腰上，然后和立者“金刚猜”（即石头剪子布），赢者骑驴，输者被骑。一伙穷孩子，大冬天还跳哒的满头大汗。要不就是玩“挤旮旯儿”，一排七高八低、有的嘴上还挂着“脓带”（鼻涕）的孩子，贴着票房刷了油漆光出出的墙，朝一个方向使劲挤。被挤出的人就自觉补充到队伍的最后边，身上一会儿就不冷了。其实这都是经济匮乏年月，好动孩子们的御寒小发明。在娱乐稀缺的时代，我们常常玩到半夜也不回家，质朴憨爽的笑声能塞满整个空旷的票房，好像能把它舁起来。

              类似骑毛驴的跳马

         

出了票房，前面曾经有个花坛，我也是此时才想起了它，可见它不见已多年。西边是一溜站房，还神奇地保持着1909年修建时的模样。“郭磊庄车站”黑色楷书繁体字竖排着嵌在东南墙角上，房檐头上士兵一样矗立着的雉堞中间是醒目的方形站牌，窑洞式砖拱下原来安着绿色中式木制门窗，现在变成了白色的塑钢门窗，上棕下黄的外墙涂料有多处翘起了皮。这和青龙桥、张家口车站一样的营造制式，都是当年詹天佑突出国人自主修建铁路、耀我国威的中国式表达吧。

                     青龙桥车站

车站的建筑，以前就是镇子重要的景致，也可称标志。我做学生时，孩子们都爱来这里拍照留影。那时，这里就是小镇的头脸。

           郭磊庄中学初中毕业生合影

             兄弟姐妹们在车站合影

我指着站房，向妻儿滔滔般讲述着它们的过往。

从小住在这里的人，从车站受益最多，怀恋也最深。那会儿穷困，平时没什么机会坐火车，只有逢年过节时，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才舍得花几毛票钱“上口”（去张家口市）“下堡”（去柴沟堡）采购货物或外出走亲戚。日子过得也很紧巴的父母，不想让我们兄妹过年时难堪，也扎挣着从这里坐上火车外出置办些吃食、新衣。每到这时，就成了我一年中最美的期盼。“牡丹”缝纫机、“松鹤”黑白电视机、“长江”双卡录音机、我的第一身“套服”（西服）第一双雪地鞋都是火车给倒腾回来的。

站房往西有个小院，变化好像不大。西边半圆型的围墙栏杆刷着绿漆，我竟想不起小时候它是什么颜色,只记得出入需穿月亮门。东边黝绿的爬山虎已密织出一堵葱葱郁郁的墙，搭起了个躲避大日头的绝好凉棚。过去院内靠墙有一株大樱桃树，一到夏天，细碎的叶子影影错错，沉甸甸的果实压得枝条耷拉到了墙外，殷红的小果很是吸引孩子。樱桃在那年月的小镇是个稀罕物，母亲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如今院前长了棵杏树，绿荫如盖，粗壮的主干上琥珀色的杏油圪丢圪垯，晶莹剔透，有的团屈紧贴，像一块块凝炼的秋梨膏，有的细长垂落，如挰糖艺人拉起的糖丝，缕缕欲滴。妻儿兴奋地掰了好几块，说是回去当琥珀。

再往西走，停着一辆装载机。年方十二的儿子童心大发，三两下爬上了驾驶室平台。他不知那是用来装煤的车，还雀跃着“挥斥方酋，指点江山”。下来后，身上弄了不少的煤黑，引得爱人玉玲噗呲一笑……

这笑声就像少时听到的广播剧《哦！香雪》，一群少女放学后，在只停靠一分钟的小站上，稀罕地看火车时发出

“格儿、格儿”的笑声。那是少女不带混浊的清脆雏音，不知怎的，一想到车站，就回荡起这声响。

儿子的爬车，又让我回到了小时候。我们这些小“车站人”能从站台上一跃而起，一手抓着刚启动火车的车厢爬梯，另一手还惬意地挥舞，嘴角洋溢着神气，分明早把自己当作了铁道游击队员。一些顽眼的“球弹子”（对小孩子的蔑称）们还靠山吃山，去要、去偷火车上的西瓜、面包铝，甚至让派出所的找到了学校。

手摇栏杆，手搬道岔，手提信号灯，调车时挥摆的红黄蓝小旗，还有钻火车时圪挛着腰、八叉着腿从车厢底快速通过，或从两车挂钩处像猴儿一样手脚并用、蹬拉提拽翻越而过时的场景，都随着蒸汽机车喘着白气，冒着黑烟，在“哐当、哐当”震耳的呼啸声中，从车站驶出，渐行渐远，绝尘而去了。

我发现了两个门楼一样已被封闭了的建筑，少年时的“闯关大冒险”自然就到了嘴边。上小学时，这两个“门楼”的地下是防空洞，我们叫它“地道”。一放学，胆子大的孩子凑成一群，也舍不得用手电，撕几块油毡点着，就从东面门楼沿着狭长幽暗、黑黢黢伸手难见五指的阶梯下了地道。里面有十多公分厚的墙壁和水泥门，隔成了逶迤曲折的通道和房间。黑暗中每打开一道门，都头皮发紧，凝神屏气，不知迎接自己的是什么。明明怕得厉害，却要哆嗦着去打开。地下还渗着积水，垫几块半头砖，就突突胆胆地过去了。西尽头变成了直立上爬的出口。刚爬上来，刺目的阳光逼得人睁不开眼，鼻孔被烟熏成了两个黑洞，感觉像从阴暗逼仄的地狱爬回到了敞亮煦暖的人间。

我力竭词穷，尽力讲得有趣生动，但儿子表情依旧淡然。是啊，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险记，原本就不属于他。

站边多了以前没有的“京包线郭孔自闭电抗器”，停靠的车厢上依然写着“载重、自重、容积、换长”这些熟悉的字眼。道岔间的站台上，还立着那块两柱托起的水泥板站牌。 

    记得求学时乘车回来，从车窗一眼瞭到站牌上这不能再熟的站名，早早地，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到家了！”开始透过车窗逡巡前来接站的母亲。

就在这站台，乘车外出走亲访友，总让我满怀欣喜，目送亲人乘车离开，又惆怅不已。

当我跨过道轨，想走近给站牌拍照时，远处传来了刺耳尖厉的普通话斥责声，“你们是哪儿的？赶快离开！”

这个小站不再停车，站内的铁路职工也没有了本地人，回来看望它的老男孩在被厉声驱赶。

赶紧回头跟妻儿说，“赶快走，回家！”

没了乘客，车站就是个冷清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