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牵梦绕永远难忘的护国寺117号大院

剑胆琴心

剑胆琴心

——仅以此文献给当年居住过护国寺117号的离世与健在的叔叔、伯伯、阿姨们，和曾经朝夕相处的童年发小们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大军开进这座古老的都城。作为华北军区机关的干部，我父母也从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所在地 ～ 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村，来到这座昔日乡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繁华大都市。

家乡的民谣曾传唱：“来到天津卫，大米干饭我吃他一个足。到了北平动物园，我就看看大老虎。” 这些冀中农民的朴素愿望，到我父母这一代终于开始梦想成真了。

父亲回忆，刚进北京时他们曾经在铺稻草的地铺上睡过几个月。以后慢慢稳定下来，办公室、营房宿舍逐步定位。华北军区和以后的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1964年以前的办公地点，集中在西城区定阜大街3号。就是原清末“再封”庆亲王奕劻，也是满清王朝最后一个世袭罔替“铁帽子”王爷的府邸。

日伪时期，庆亲王的后人将此宅院卖给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这里作为“伪产”接收。后国民党空军北平地区指挥部设立于此。

解放大军进城后，将此院从国军手中接收过来，作为华北军区机关办公地。东院为司令部占据，西院加盖了一座办公楼，政治部在楼里办公。往北是在原被焚毁的王府戏楼基础上重建的一座礼堂，供军区机关开大会，周末、节假日放电影、演节目的场所。

（当年庆王府院里是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地，现由北京卫戍区后勤部占用）

（原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办公大楼）

（刚进北京不久，华北军区召开的一次大会）

随着部队正规化的脚步，与和平年代享受幸福生活的需求，围绕在定阜大街3号附近，从什刹海、航空署街、厂桥大街、护国寺大街、平安里大街、新街口大街这一带，曲曲折折的胡同、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星罗棋布地分散着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家属宿舍。

西城区这一带从满清到民国，云集着数不清的王宫贵胄、达官富户。千篇一律的老北京四合院比比皆是，一座座红漆大门和绿漆小门脸的大小院落鳞次栉比。门前立着两座小狮子或小门墩儿的，都是些有头有脸或殷实富足的主儿 。

解放后，北京城不乏大批逃走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地主恶霸、官僚资本家，跑了和尚留下了庙。加上日伪时期汉奸伪产和日军占据的地盘，经国军接收，几年后一转手全归了解放军。最早进北京城并从此扎根的华北军区自然近水楼台，干部家属陆续搬进了这一带大大小小的空置院落，虽说住的分散，拥挤一点儿，但总算是安居乐业了。

我是1950年8月在北京出生的。我在北京的出生地点是李阁老胡同（即现在的力学胡同）。大概在1950年底到1951年初我家搬入护国寺大街117号（现为18号），这一住就是13年。

护国寺大街117号院概况

117号院不是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它虽没有王公贵胄的府邸那样豪华，却也比一般的院落精致、气派、面积大得多。

117号位于护国寺大街中段路南，朝北开启的广亮式红漆大门，显示出院主人即富且贵的品级。门前有半间进深，大门两侧两座抱鼓石，上面的小石狮，是我们童年时最忠实的“坐骑”，早早儿被一帮光屁股孩子厮磨得黝黑锃亮。童年的印象里，大门两侧还曾经安放着两座高高的上马石，在我记事时就被移到西跨院的草丛中，所谓“高高”无非是相比我们这些毛孩子，记得攀爬上去十分吃力。原先高高的门槛，为了进出自行车方便，早就被锯掉了。建国初期，大门前总有一两个持枪上刺刀的战士在大门前站岗。据老人们说，在五十年代初的一天夜里，有人潜入大院，在翻越当时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林接彪（后张正光居住）的小院围墙时，被警卫员发现，还开了枪。在敌我斗争还十分严酷的年代，提高警惕也是很必要的。

1956年拍摄电影《祝福》中有一个镜头，在一座大宅院的大门前，一个地主家的小少爷出来放鞭炮，祥林嫂乞讨来到门前，慈祥地看着自己曾经伺候过的少爷。据说这组镜头就是在117号院的大门前拍摄的。演小少爷的就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车小彤，电视剧《亮剑》中刘伯承的扮演者。

大门西侧是传达室，也是全院最繁忙的房间，出来进去的人们都习惯地在信袋中翻找，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这里有曾经是全院唯一一部公用电话机，利用率极高，铃声响个不停。传达室看门的员工是一位姓齐的中年红脸汉子，据传老齐也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农村老党员，还是华北军区某位首长的“担挑儿”。在前院，经常能听到老齐扯着嗓子喊人接电话，有时还要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后边院里去传呼，万一赶上军情大事给耽误了，老齐也担待不起。

大门的东侧是一排平房，住着几户人家。长条型的院子里种着几棵枝繁叶茂的枣树，每逢夏日，青里透红的大枣沉甸甸挂满枝头，招引着孩子们望眼垂涎。

传达室正对着的一排七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上，穿过一道门廊就进入了本院主要的建筑 ～ 三重穿堂相连的大四合院。这三座四合院都座落在石台上，比西边的跨院、偏院高出六七十公分。院内房屋也建在高台之上，东西南北房正中有四座台阶，要下五级台阶才能到达铺着方砖的院子。每处台阶两边都有两行长条石像滑梯样子铺设，幼年时在上面打出溜儿，长大些能够一步跨越五个台阶上蹿下跳，自豪地感受着“飞檐走壁”的感觉。院子挺宽敞，小时候，大人们就在院子里学骑自行车。

院子的四个角分别有四座天井状的十来平方米大小的四方院，每个小院也都有稍窄的台阶通向主院，西边两座小院各有一座小门下台阶通向西偏院。往南穿过又一座门廊可通向第二进院。第二进院与第三进院没有过道沟通，须绕过西偏院，进入冲西开启一座小门，才可进到第三进院。

(上图为老照片，1952年笔者的母亲在院里学骑自行车)

一色青砖磨缝、灰瓦桶、高屋脊、硬山式的前朝老屋，高大敞亮，透着冬暖夏凉。春夏秋三季，屋檐下劳燕纷飞，燕语呢喃。

第一和第二进院的南房同时也作为第二进、第三进院的北房，堂屋正中可以南北两面开门，使三个院贯通为一体。南北房和西房均前出廊，畅廊外侧廊柱间连着一排长条凳。门窗、廊榭、墙饰，虽没有王府那般五彩缤纷、雕梁画栋，其木雕造型和吉祥图案也不失朴素大方。早先许多精致的木雕花装饰，因年久失修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在建国初期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

四面门廊正中粗粗的立柱上各挂着两块木质竖匾，上书字体苍劲挺秀的对联。我只记得我家住的第一进院北房的那一幅对联，内容是 “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其它对联内容记不清了。第一进院的南房朝北的畅廊上还有一处类似戏台功能的机巧之作。四根粗廊柱上分别装有四座彩绘的木门，权作戏台的幕布，打开木门，好似拉开帷幕。“戏台”虽不宽敞，请戏班子来唱个堂会、折子戏绰绰有余。因为我在第一进院居住，所以描述相对详细些。

后面两进院也基本上大同小异。第二进院里的核桃树和海棠树始终被孩子们密切惦记着，到了收获季节时，爬树采摘的、杵着竹竿子棒的、扔石头砍的，把个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大树打得光秃秃的。第三进院院子中央坐落着一个巨大的石质水缸，是青石还是汉白玉我没有印象了，可供养金鱼用，该院的南房还建有地下室。

这三座大四合院是原117号院的主体建筑。院子主人的身份至今是个迷。传说是一个官宦之家，兄弟三个，一人一进院。肯定不会是等闲之辈。分析抗战后很可能也是伪产，被国军接收。要不怎么能落在华北军区的手里了。

四合院房屋的室内装修也是古色古香，屋内木质窗棂、墙壁精雕细琢着各种吉祥图饰。最值得称道的是屋中那原配的明清硬木家具。在刚进城的大老粗们眼里，这些又重又笨的家什即占地方又不实用。尤其正房堂屋里的长条案、八仙桌、太师椅、以及形形色色的红木花架、茶几、圆桌、绣敦，很不被人待见。刚搬进院里的时候各家都想方设法挪出去。本来很挤的空间摆一对紫檀花架，还不如放把椅子，或木箱实用。暂时闲置着的屋子被塞得满满的。我家东边王庆骐伯伯搬来较晚，屋里的红木家具和电影、电视剧里布景一个样，整套乌黑油亮的家具上镶着琳琅满目的螺钿图案。当时家具统称“营具”，搬到西山大院时各家各户都有几件类似的古旧家什。但以后调出北京的干部都将所有“营具”全盘移交，一件都没带走。那些家具现在流落到哪家，都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除了三个大四合院，西侧有一长溜偏院。从传达室西边一座穿门进去，一排排平房分割出几个小些的院落。最西头把角有一座汽车库，可放一台轿车，车库门直通向护国寺大街。穿过偏院的一排排平房，第三座四合院西侧正对着还有一座独立的院落，院里立着一座假山，假山上的太湖石造型奇特，几十年后，这些奇石被北海公园如获至宝似的用卡车拉走了，这都是后话。院里还有水池、凉亭、花坛、石桌石凳之类，以前应该是这所大宅子的后花园。花园北侧一排西洋式房屋，与整个宅院主体中式建筑显得格格不入。这座花园和洋房后来被一道围墙圈起来，以后成为军区政治部领导张正光的独门住宅。

听说这座院的西北角以前是本宅院主人的祠堂，以后被拆掉，改建成老北京最常见的那种老式蹲坑公共厕所。附近有个地下室，不过我没见过。据住在附近的比我年长的发小回忆，那地下室积水很深，水面漂浮着国民党大檐帽、纸币等等。在张正光家小院门口的通道，五十年代初期经常积水，施工疏通下水道时挖出过一捆捆油布包裹着的枪支、弹药，还有炮弹，一辆美国大卡车装得满满的。

再往南大院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坐南朝北的三层灰砖楼。共有两栋门，第一层和第三层是东西通透的筒子楼，唯独第二层每栋有三套单元房，三个单元共用一个厨房和水龙头。当时这座灰楼鹤立鸡群般地俯瞰着附近一望无边的平房，十分扎眼。在那个崇尚“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年代，能够住在“洋楼”上，不失为一种奢侈和幸福。此楼是北京解放初期拆掉原先的一片平房建造。楼的东面开了一座大门，成为117号大院的后门。通向东铁匠营胡同，拐弯抹角可以直插到平安里大街（现平安大道）。现在那栋灰楼依然健在，只不过湮没在大厦林立的闹市区，显得灰头土脸，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五十年代初期，干部住房面积没有十分具体的规定，高级干部住好一些的房子，像黄作珍、丁莱夫、王之平这些干部55年授少将军衔，1955年至1957年都授一级解放勋章，1951年的级别应该都在准军级以上。都在大四合院住一排正房（南房或北房），也就四、五间房。范普权、白儒生、夏侯斌这些55年授大校军衔，51年应该定正师级，在灰楼上住简易单元房超不过四间。他们以后陆续搬走，调整为大一些的房子。

像我家，属于华北军区机关里的老科长，住进院子最早，当时我才刚满一岁，也就住了第一进院北房靠西一大一小两间房。以后孩子多了，才又增加一间。父亲60年代初期调为二级部副部长（副师级）以后，住房条件也没有随之改善，直到1963年搬出117号院。

随着机关干部不断升迁、成家、添丁进口、家属子女随军，机关编制逐步增加扩充，院里的房子越来越紧张。117号院究竟有多少间房，住了多少户人家现在可能没有人能说清楚。

（上图为笔者的父母抱着周岁的他在院子里留影）

117号大院都住了些什么人

护国寺117号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宿舍。居住的大多都是军区政治部机关家属随军的干部。也包括少数未婚或家属未随军的单身干部。最早搬进去的三个大四合院中，南北正房居住的都是政治部二级部领导，师以上干部，东西厢房和把角的房屋居住团职干部。后面灰楼三层的单元房里居住也是师以上干部，筒子楼里居住团以下干部。西跨院平房也是居住团以下干部。许多干部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职务升迁房屋也无法调整。搬进117号大院最早期职务最高的要数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55年后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开国上将朱良才，住在第二进四合院南房，不过居住时间很短就搬走了，我还不记事，所以毫无印象。

（当年父亲科里的干事孙志强叔叔抱着笔者在117号院子里拍照）

连接车库的屋子里住着司机老严师傅，他以前给军区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开专车，后来给张正光开专车。张正光伯伯五十年代初搬进院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后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住在“花园洋房”的独院里。他是55年授衔后护国寺117号大院内唯一见到的一位少将。小时候我们常闯到小院里捉迷藏，夏季八一建军节小院里经常摆上桌椅开个茶话会。张正光伯伯很平易近人，每天上班下班从门前路过，见到我们这些小不点儿也要逗几句。

五十年代初期在117号院的住户，很多以后陆续搬走，原因是工作调动。许多我都不记得。因为我刚满1周岁就被送进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幼稚部，而且是两个星期回一次家。和家里走动比较多的人家才有些印象。

比如胡忠伯伯是1951年7月调任空军第17师副政委后搬走的。父亲经常回忆起他，他是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机关的老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老党员。我父亲1947年调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时，他是干部科科长。当时政治部门不设干部部，只有一个组织部干部科，权利很大。他享受师级待遇，刚进城时就穿呢子军服，过了两年，好像是1953年左右，团以上干部才发呢子军服。以后“三反五反”运动中胡伯伯因涉及干部福利费，被打成“大老虎”，连降了好几级。授衔授勋都受到影响，好在保留了军籍。我父亲提起此事就感到十分惋惜，认为胡忠工作能力很强，不跌跟头一定会前途无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他原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的老搭档史进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帮忙，老首长聂荣臻也发了话。最后重新做结论，原处分过重，恢复了职级，但一切来的晚了些。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戴秉孚伯伯1951年任志愿军第66军196师政治部主任，朝鲜归来后接胡忠的班，任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搬入117号住，我父亲给他当副手。两人都是原冀中军区干部，关系很融洽，无论上班还是业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一年左右戴秉孚调任69军28师政治部主任，搬出117号大院。临走前戴伯伯一再提出要我父亲一起去69军，还给他当副手，无奈军区政治部不放人。七十年代戴秉孚任第69军政委，60年代晋升大校军衔。1981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我1968年内部征兵曾去大同投奔过他。

（上图为当年居住在117号大院里的女主人公们）

孙明远伯伯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两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合并前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刚进城时还是单身（应该结过婚），同事们热心地给他张罗对象。我父亲母亲同一个村的老乡刘素勉阿姨，当时二十出头，在华北军区机关门诊部工作，与我母亲是同事。大家一撮合，两人喜结良缘。1951年华北军区第20兵团入朝作战，孙明远调任第20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不久搬走。孙明远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离休前任国防科工委第25基地政委。上述几家都是在我记事前搬走的人家。

从我记事以后，和我家同住在第一进院北房的是梁奉山伯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上校。他五十年后期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国务院林业部林调局副局长。他爱人是个军医，上尉军衔。梁伯伯圆脸，胖胖的，和蔼可亲。他家当时没小孩，所以见到我们总是总是笑眯眯的。因为我常年住校，梁伯伯什么时候搬走的我都没有印象。同时北房东边还住着一位中校，瘦瘦的名字叫不上来，好像当时只有一个小女儿。

不久王庆骐伯伯接任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搬到梁奉山和中校叔叔腾出的房子，王伯伯是原高级步校的干部，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来。平山县人，抗战前入党。他家四个男孩，老大苏海、老二苏江、老三援朝、老四援增。院子里一下子显得热闹多了。苏海比我们大四五岁，后考入哈军工。王家直到1964年才随北京军区机关搬到西山八大处。我家是1963年下半年提前搬走，没有进西山大院。以后我到西山大院去玩时遇到过王伯伯，那时他已佩戴大校军衔，应该是1963年或者1964年晋升的。七十年代初王伯伯调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一直住在太原，再没见过面。

同院南房（同时也是第二进院北房），住的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张志杰，后接曹中南的班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70年调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以后调回北京军区任工程兵政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张伯伯是陕西西安人，满脸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总是军服笔挺，气质庄严，不爱说话，脾气温和。家里两个孩子都比较小。我的印象他家是特有钱的主儿。家里经常购置新奇物件，比如很时兴的舶来品收音、电唱一体机，最早就摆在他家。我父亲总是跟风效仿，不久也买了一台一样的。50年代末期电视机出现在国内市场，张伯伯家早早买回来。那时电视机不是等闲人家买得起的。节假日晚上，父亲经常带我去张伯伯家看电视。尤其是春节“笑的晚会”节目令人捧腹，是如今春节晚会的雏形。张伯伯家的电视机让我度过了许多愉快难忘的夜晚。

第二进院的南房（第三进院北房）早先的住户是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夏侯斌，老红军，1955年授大校军衔，取消军衔前提升为行政8级。六十年代搬进来住的是陈思诚伯伯，时任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陈伯伯身体不好，搬进院就基本病休，以后住进北京军区最早的东大桥干休所。恰恰是身体不好，休息早的陈伯伯如今依然健在。老人家今年97岁高龄，肯定长命百岁。他们是双胞胎兄弟，都是抗战前参加革命工作，1988年一起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成为佳谈。

第三进院南房住的是接慕湘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陈英（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而且住进慕湘住过的房子。陈英伯伯也是知识分子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在华北联大学习时，他就是联大党委秘书、青委书记。我父亲提起陈英伯伯就说，人家一到礼拜天就往琉璃厂跑，每次回来都不空着手。看来陈英爱好收藏字画是早就闻名的。以后陈英伯伯升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住进了独家小院，在煮鹤焚琴、斯文扫地的“文革”期间，有条件将一大批受迫害不得志的老书画家请到家中切磋丹青水墨，使他家成为名燥一时的“积翠园”。 经过30多年积累，陈伯伯保存了从唐宋至今的大量名家书画珍品，件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瑰宝。陈英夫妇将605件价值连城的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福建家乡人民。福建省政府拨出专款，在风光旖旎的福州西湖之滨，精心设计修建了积翠园艺术馆，陈英也被誉为红色收藏家。他家一个女孩三个男孩，老三东征是八一学校1967届初中毕业生。现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117号院内真可谓藏龙卧虎。

我们第一进院西房住的是尹明玉叔叔，我父亲在军区干部部当科长时曾是我父亲的副手。后升任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七十年代初任陆军第65军政治部副主任、65军副政委。我们两家住一起的时间最长，关系最亲密。尹叔叔年轻时是标准的美男子，总是人还没到，爽朗的笑声就已传至耳边。也是一口冀中乡音，听着就亲切。夫人蒋振书阿姨也很漂亮，毫不输过尹叔叔。他家老大爱军，比我大三岁，是院子里的孩子头，在院外也是我们的主心骨。后来在司法部系统工作，曾任中国律师协会副秘书长。老二志军蔫坏，主意多，小时候惹祸没少挨尹叔叔揍。如今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赚得钵满盆满。小妹爱玲，八一学校小学一年级的“小豆包”，尹叔叔蒋阿姨的掌上明珠。我家搬离117号院时她还是个爱哭的小丫头，在我印象中还保留着眉清目秀的小模样，额头上总点着颗小红点。

东房住的是张明波叔叔，也是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张叔叔结婚晚，50年代初期东房还是单身宿舍，以后单身们陆续成家，东房腾出来张叔叔搬进去。张叔叔人很幽默，笑眯眯的，一口浓重的肃宁县乡音。六十年代末与尹叔叔同期升任军区法院副院长，七十年代初同期下到陆军第69军任政治部副主任，但是却止步不前，没有提升到军一级。很多年后听我父亲念叨过一句：“张明波咋就跟戴秉孚（69军政委）弄不到一块儿去”。症结原来如此。

（五十年代我父亲与科里的两位副手尹明玉、张明波合影）

同院还有两户人家，住在院子把角的房子，都是组织部、干部部少校副科长、科长，一位是韩耀勤叔叔，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纪检委办公室主任，一位是杜寿仁叔叔，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8分部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进院西房住着齐路安伯伯，河北高阳县老乡，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科长，1960年任炮兵第14师副政委，1970年任北京军区炮兵副政委。大女儿齐晋军是我们66届三五班的，儿子齐建军在政治部幼儿园和我弟弟一个班，以后也在八一学校上学。我们每次去后院走穿廊都要从他们家门前路过，所以也是很熟悉不过了。二进院东房则住着后来任我们八一学校党委书记的孙乃东，当时他在干部部任科长，后历任65军任干部处处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政委。

后院灰楼上的住户。同班同学白建中家就住在东边门栋二层单元房，他父亲白儒生，陕西延长人，红军干部，时任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65年升任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因为得罪了位高权重的黄永胜，毫无道理地被发配到山西省军区任副政委。调走不久，北京卫戍区就升格为正兵团级单位，职务明显受到影响。白儒生伯伯也是老实人，只有逆来顺受。1958年他家搬走了。小时候白儒生伯伯是我家的常客，60年代每逢春节也常来家里走动。

同一个门栋单元房还住过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的张雨霖。他们家有六七个孩子。因为是直政部的领导，军区礼堂演电影、看节目，他总先要上台讲几句话，诸如布置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寒暑假组织孩子活动安排等等，事无巨细都是这位张伯伯出头露面。我们八一学校也分归直政部领导，所以他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我们校园。1961年张伯伯调任陆军第65军政治部主任，196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粮食部、商业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党组成员。

二楼还有一位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波。刘波叔叔本姓隋，参加革命后改的名。两个儿子隋春风、隋春明，分别是八一学校64届初中毕业生和65届小学毕业生。后刘波调任陆军第63军189师政委，1966年升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是沾了“杨、余、傅”的挂捞，远调江西省军区任副政委。后来赶上杨成武、李志民两位上将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政委，作为老部下的刘波自然被重用，任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叔叔有个侄子名叫隋春发，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副科长，1964年晋升少校军衔。也是117号住户。1970年调任63军188师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我在188师通信营当兵，一眼就认出是117号的老住户，当时隋叔叔（辈分有点乱）对我是关爱有加。

灰楼靠西边门栋二楼住的三户人家，一户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的梁济民。梁叔叔的孩子梁黎明比我小一岁，八一学校67届初中毕业生，白净文弱，不大和我们这些“疯”孩子合群。梁叔叔以前是地方干部，1947年才转入军队，到了军队如鱼得水，属于秀才类型的干部。1964年调任陆军第21军政治部主任，原本仕途一路顺风，历任21军副政委、政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可惜至此戛然而止。如果不调入总政治部这种是非之地，升任大区副职应该是手拿把攥的事情。

另一家住的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的石仰天。石叔叔是山东人，原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志愿军回国后，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4年调任陆军第63军187师政委，1966年回军区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68年被江青指名道姓认定为“坏人”。那可是蛇咬一口入骨三分哪！石叔叔深陷牢狱达八年之久。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平反出狱。1979年任天津警备区副政委。由于身心遭受了极大伤害，不幸于1983年过早地离世。

第三户住户是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理论集训班副主任的刘敏。刘敏伯伯是抗日战争前参加革命的师范生，建国初期华北军区总医院第一任政委。1955年授上校军衔。不知何故，以后改做理论研究工作，这在当年可是风险系数极高的行当。也正是因为理论观点的分歧，被打成“右倾”。降职到63军188师任政治部副主任。后随国防部第10研究院集体转业到地方工作，任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81年北京军区为刘伯伯彻底平反。但是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刘伯伯的孩子刘之强是八一学校68届初中毕业生，与习主席从八一学校小学一年级直至1968年，九年同一班级。入伍后和我是一个部队，一个连队的战友。

住在灰楼一楼的何同禄叔叔，是直属政治部保卫科的科长。老伴张志瑞阿姨是大院家属委员会主任。走家穿巷的大忙人。何叔叔一口浓重的平山口音，是晋察冀军区机关的老人。据父亲讲在阜平县城南庄时，毛主席住在晋察冀军区，主席喜欢到村边水塘游泳，身为晋察冀军区直属政治部保卫股股长的何叔叔，形影不离地提着大肚匣子在周围转悠。何叔叔家七个孩子，大女儿嫁给王庆骐伯伯的大儿子苏海，王、何两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结秦晋之好是顺理成章的事。

灰楼西侧平房小院里，王远叔叔是护国寺117号大院最早离世的干部。早在1958年6月，北京市军民组织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时候，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少校副科长的王叔叔因劳致疾，心脏病爆发，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4岁。此事当时在院里引起很大的震动。好好的一个人，那么年轻就走了，大人们无不扼腕叹息。王远叔叔的大儿子王开国和我一个年级，比我大一岁。不爱学习，1965年就入伍当兵了，相比来说我们都是新兵蛋子。

院里几个年轻的单身干部，平日里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印象最深的谢文连叔叔，当时家属未随军。下午下班后从食堂回来，常在院里走东家串西家，军装褂子搭在肩头上，前后各吊着一块金色上尉肩章，遇见孩子就没个正型，只要他一出现，身边立马围起一帮孩子，整个一孩子王。以后谢叔叔在北京军区政治部离退休办公室副主任任内离休，去世很早。

用了那么大篇幅介绍，但还是无法将117号大院的住户说清楚，只能略述一二。

大院里最热闹的日子发生在1955年9月，大院里主人公们原先解放帽上缀着的铜质珐琅红五星八一帽徽和胸前缝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标识不见了。代之以55式军服、大檐帽、军徽图案圆形帽徽、金光灿灿的肩章、宽宽的棕色牛皮铜扣武装带，斜拉着吊带。叔叔伯伯们个个精神抖擞，面貌焕然一新。领口袖口都刺绣着金线图案和红色裤线的将校藏蓝色礼服，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以后持续到1957年，授勋工作陆陆续续展开，记得那段时间里，不时有叔叔伯伯们穿着新式军服，金色肩章，雪白手套，捧着两个或三个色泽鲜艳的小方盒（盒里装着勋章）。神情凝重却掩饰不住涌上眉梢的喜悦。那一刻共和国的开拓者们，尽享党、国家、人民赋予他们的无上荣誉。

我父亲当年的授衔肩章、领章、帽徽、武装带、军服等等经过，一场浩劫，以及数次搬家，基本遗失了。以后我在潘家园、报国寺等古玩市场陆续淘来许多旧时记忆中的老物件，弥补了一部分遗憾。

（多年以后，我在网上高价拍得一枚建设十三陵水库纪念章，就为怀念同学王开国的父亲，117号大院英年早逝的王远叔叔 ）

（这是一枚1956年颁发的扫盲先进奖章，据父亲生前回忆，当年北京军区成立扫盲领导小组，组长由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袁升平中将挂帅，家父做为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干部调配科科长，任副组长，组长与副组长差距太大些了，可能不是个什么美差，因此没人争）

（建国初期至授衔前解放军帽徽）

（建国初期至授衔前解放军胸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

（1955年授衔后解放军佩戴的帽徽，上图为大檐帽配用，下图为解放帽配用）

（1955年至1965年使用的肩章，左图为大衣肩章，右图为军服肩章）

（1958式军衔领章，1965年取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

（1955年授衔时配发的武装带）

护国寺大街117号院的周边

提起护国寺大街自然忘不了京城闻名遐迩的护国寺。寺院在大街的西头路北，距117号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在解放初期庙里就已经没了香火，仅存山门、大殿及少数建筑。每逢初一、十五的护国寺庙会才会让老北京人记起还有这么一处庙宇。庙会热闹非凡，与现在时兴的龙潭湖庙会、白云观庙会、地坛庙会有很大区别。相同的是卖吃食的占据很大比重，各种老北京风味一应俱全。我们家的老保姆是个地道的老北京人，小时候常带着我和弟弟去品尝“豆汁儿”，那种发馊的怪味道，我始终都接受不了，奇怪的是我弟弟却喝得有滋有味。我对那锃亮硕大的龙嘴铜壶中滚烫的开水冲泡的油茶情有独钟，喝完以后还把碗底、汤匙舔个干干净净。北京小吃的种类繁多，无法一一介绍。现在名震京城的老字号“护国寺小吃店”，就是由护国寺庙会的食品摊儿演变而成的。

（茶汤龙嘴大铜壶）

（如今享誉中外的护国寺小吃店）

庙会里各种五花八门的演艺节目也是一大特色。空地里搭起帐篷，用布幔或竹席拉起围栏，进口处有人把着卖票。能盛个三几十人就是块“场子”。也有的撂地儿练活儿，围起一圈人，“有钱就帮个钱场，没钱就帮个人场”。只见一个个“场子”紧挨着，好似进了迷魂阵。就听得满耳边吆喝震天，锣鼓齐鸣，丝弦悠扬。搭台唱大戏的、耍猴儿的、变戏法儿的、摔跤练把式的、以及琴书、鼓书、评书、相声等各色曲艺弹唱。来自各地的民间草根艺人、草台班子、三教九流，纷纷粉墨登场。

口味儿不同的粉丝们熙熙攘攘，各取所需前来捧场。这里可以说得上是民间艺术的“万花桶”。票价五分钱左右，市井小民还消费得起。与老北京的天桥市场，模式和类型大相径庭，北京城南城北交相辉映。可能是人口数量原因，那时的庙会没有现在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感觉。

（上面一组老北京护国寺庙会的历史照片）

在这里有时能看到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小时候花钱看过一个“双头人”展演，幕布拉开，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孩坐在台上，肩膀上真长着两个脑袋，一模一样，挺俊秀的，眼睛眨巴着，面带微笑，不知是真的怪胎还是在装神弄鬼。

小孩子们最流连忘返的是一种叫“拉洋片”的节目。拉洋片的车子旁总围满了好奇的孩子们。艺人推着辆车，车蓬像个大箱子，箱子两边各分布着数个小窗口。花五分钱可以趴在窗口上探究里面的灯光图画，其中描绘着许多古今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艺人手脚并用地打起了锣鼓家什，嘴里念念有词哼唱着戏文台词，适时操纵画面随时更换调整，变换若干个图景后，一段故事说唱完毕，五分钱也消费殆尽。想接着看，再交五分钱您哪。

寺庙最北边的一条胡同里，墙根儿摆满了坛坛罐罐，这里是蛐蛐儿市场。一群群大人孩子围成一堆一堆，现场围观着蛐蛐儿打架。这些好勇斗狠的昆虫，俩公的凑到一起势同水火，必定掐得你死我活。胜利一方振着翅膀奏起凯歌，失败一方缺胳膊短腿，萎缩在角落。花几分钱买回一只，装在卷好的纸筒中。不想花钱可以自己逮，天黑后，院墙角落，蛐蛐吟唱此起彼伏，循着声音用树棍从墙缝中轻轻抠出来加以生擒。唯一的条件得有手电筒，经常为此把电池耗光，招致家长痛骂。

护国寺庙会在五十年代后期销声匿迹，年纪小的发小们可能都没啥印象。以后想逛庙会，就只能等到过年去琉璃厂一带的厂甸庙会，倒是挺热闹，但论风格多样，与护国寺庙会相去甚远。

值得安慰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在护国寺庙里盖起一座“护国寺电影院”。电影的吸引力对孩子们更是无穷的。国产片一张票一毛钱，译制片一毛五或两毛，寒暑假有儿童专场，五分钱门票，挺便宜，但都是些反复上映的老拷贝。

（老北京拉洋片）

（现如今的护国寺大街）

五十年代，护国寺正对面，路南矗立起一座绿色琉璃瓦歇山顶的高大建筑，这就是在当时享誉京城的人民剧场。提起当年的“人民剧场”，那人气绝不亚于今日的国家大剧院。它可是中国京剧一团、京剧二团常年排练演出的场所。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经常在此献艺，引来无数戏迷捧场。隔着一条马路，一边是人民剧场高雅的阳春白雪，一边是护国寺庙会民俗的下里巴人，护国寺一带的居民不出街即可雅俗共享，一饱眼福。

（如今人民剧场变化不是很大）

幼年时，家里老保姆经常在夏日傍晚抱着弟弟，牵着我来到人民剧场东侧的胡同里。那里正处于人民剧场侧楼化妆室的窗户底下。仰望室内灯光下，演员们上妆、卸妆，全部行头披挂齐整前往舞台，或从舞台下场，人来人往，五彩缤纷，全都展现在窗前。窗根儿底下聚集着一大群男女老少，就为了不花钱看看热闹。

长大些，父母偶尔带我们看场戏，当然要选武打戏份重一些，热闹的戏，如《杨门女将》、《佘赛花》。剧场也举办假期儿童专场，戏码大多是《闹天宫》之类的猴戏。真要给孩子们演一齣《贵妃醉酒》，那场下得有一半儿打瞌睡的，剩下一半在过道里撒欢儿。舞台上锣鼓喧天、旌旗招展、刀光剑影、花花绿绿的脸谱变幻、长长的雉鸡翎飞舞、五颜六色的靠旗翻滚、目不暇接的跟头把式，这样的场面才能吸引那些屁股早被课凳磨出茧子的假期学生们的眼球。

护国寺大街最西口北面把角，是一座名为“妇女商店”的大型综合商店，售货员基本为女性，就此命名。商店经营服装、百货、食品、蔬菜、副食一应俱全。商店兴起在五十年代中期，现今早就改换门庭。妇女商店对面有一家小门脸热带鱼店。大大小小玻璃缸，五光十色的“孔雀”、“红箭”、“斑马”、“神仙”拖着长长的美丽的尾鳍在水中漫游。我父亲一段时间迷上养鱼，时常带上我们光顾这家小店。至今我家还养着热带鱼，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

护国寺大街中段路北，是一家 连环画租阅店，当年我们管它叫“小人儿书”，这里让所有孩子牵肠挂肚。屋子里摆着二十余个板凳，连环画封面撕下来，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贴在四面墙上。小读者们可以根据封面和编号索要自己中意的书。在店里阅览，两分钱一本，拿回家看需缴纳押金，好像租期一天要五分钱。这里一年四季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

（“小人书”书摊）

我和弟弟曾经是这里忠实的读者，以后开始自己买书，积攒书。附近的新街口新华书店，学校附近的海淀镇新华书店都是我们淘书的宝地。家里给的零花钱基本上都“投资”在购买小人书上。渐渐的拥有了上百本图书。假期里把书摆出来任院子里的孩子们翻阅，不过不收分文，只图个心里满足。1969年以后我们哥俩都参军入伍。 “文革”中被无情批斗，谨小慎微的父亲，硬是把我们苦心积攒的近二百本小人书全部卖到废品站。其中包括文革前出版的全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西游记》等。如果保存到今天肯定价值不菲。粉碎“四人帮”以后，新华书店重新发行旧版图书，我连忙把再版的所有中国名著、国外名著、民间传说的连环画全部买齐，弥补一下曾经的“遗憾”。

117号院斜对过有一家小副食店，我很小时就开始提着瓶子去那打酱油。柜台里还摆放着糖果、豆类、冰棍儿、汽水，净是些让孩子们垂涎欲滴的美味。117号院的孩子是店里的常客。谁兜里要是有个毛儿八分，没等捂热就会交到小铺老版手里，换回些转眼就消失在嘴中的吃食。

还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吆喝着卖芸豆，煮熟的五香芸豆五分钱一小碗，包在纸包里零着卖。最坑人的要数吆喝着“有破烂儿我买”的小贩，用“破烂儿”换糖果，专糊弄不懂事的孩子，嘴馋的就偷偷把家里的东西翻腾出来换个仨瓜俩枣儿。常常见到家长追出来把东西讨回，拽着倒霉孩子后脖领子回家再算账。吆喝卖小金鱼的每天都从门前招摇而过，扁担一边一个木盆，盆里金鱼活蹦乱跳，围着看热闹的孩子众多，买的却很少。

护国寺庙东边有一家澡堂子，打小儿我父亲时常带着我们哥儿俩前去光顾。老北京的澡堂一人一个铺位，干净的枕头、褥子、毛巾被，一应俱全。洗完澡，沏壶茶，可以宽心地闷上一觉儿。穿上厚厚的木底儿拖拉板儿，满堂响彻呱哒呱哒声。我的小脚丫踩进去勉强可以拖着走，走不了三步必定其中一只会被甩出去。走进浴区，扑面的水蒸气，如坠迷雾。大人们跳进热水池舒心地享受泡澡的乐趣，我和弟弟每每被父亲连哄带呵斥地拽进热水池。所以至今我依旧保持在澡堂泡热水澡的习惯。定阜大街机关后院儿有一座澡堂，设施相对简陋些，凭洗澡证可以每星期洗一回，小时候，军区机关的孩子把那澡池子当游泳池，在里面胡乱扑腾。大一些了，院里一大帮孩子暑期结伴步行，到什刹海游泳池游泳，这才晓得游泳池比起澡池子要宽敞多了。

（《三国演义》连环画）

（上两图均为老北京澡堂子照片，来源于网络）

（上图为1960年画家宋步云绘制油画《什刹海游泳场》）

从117号大院后门出去，拐弯抹角可以通到平安里大街，平安里大街路北两座独特的西洋仿古小楼，以及小楼往东的高台上一大溜平房，全是原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宿舍。北京市著名作家，《血色青春》作者王山的父亲是原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兼战友文工团政委王前，当时也住在战友文工团在这一带的宿舍里。以后王前调出北京，家没有随大流搬到西山大院。因此王山在WG期间，没有“大院子弟”相伴，始终独自一人混迹于西城这一带，“沦为”“胡同串子”，与“小混蛋”之辈等为伍，曾在“江湖”号称“单挑一只虎”。这段生活经历，为其日后撰写《血色青春》堆积了厚重的素材。

平安里大街在老北京应属皇城脚下，往东不远就是北海后门。但在五十年代，这一带还显得挺荒凉的。当时往北海后门的路上，路南是一大片空旷的堆料场，一堆堆花岗岩、萤石、黄铁矿、黄玉荒料，还有许多废玻璃瓶、试管等等。堆料场对面是座玉器加工厂，黄玉荒料就是他们厂的。堆料场也没人看守，我们常偷偷地爬上石堆，翻检好看的石头。我上小学自然课的时候，很多矿石标本都是在此采集的。不远处平房住家的孩子不断吆喝着：“有人偷石头了！”吓得我们一溜烟跑回大院。进大门后，还喘息未定地回头看一看有没有人追过来。

护国寺大街东口路北，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的宅子，也是一座红漆大门，带车库的院子。解放后直至去世前，梅老板就居住于此。如今开辟为梅兰芳故居纪念馆。护国寺大街上还居住过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名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1959年12月溥仪特赦释放后曾短暂居住在位于人民剧场东侧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宅院里。实际上那是他弟弟溥杰的宅子。117号大院对面路北，还有两座独门独院的大宅门，带车库，一座居住着我党隐蔽战线的元老级人物吴德峰，另一处据说是上将陈伯钧。

（上图为位于护国寺大街的梅兰芳故居）

（上图为溥杰的小宅院）

护国寺大街往西与新街口大街相连，穿过去正对着是宝产胡同。往东与德胜门内大街相连，往东衔接着定阜大街。前边说过定阜大街3号就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而大门开在德胜门内大街路东的是军区礼堂。德胜门大街南口路东一个长条院子，现在厂桥街道办事处所在位置，当年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机关门诊部所在，小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爸爸妈妈常带我来这里瞧病。

护国寺117号的节假日

做为常年在八一学校住校的学生，只有在节假日，护国寺117号才真正属于我们。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实行大小礼拜制，只有“大礼拜”，军区才开班车接送孩子。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元旦阳历年、寒、暑假放假也开班车接送。一年里我们能在家与父母团聚，与大院里的小伙伴尽情玩耍的日子集中在这些宝贵的节假日中。

到了小学四五年级以后有能力自己乘公交车回家了，才脱离了“大小礼拜”的梦魇。五六十年代护国寺到海淀八一学校交通没有现在通畅。五十年代初期要在西直门换乘一种后屁股挂着烧煤炉子的老式汽车。以后发展为有两趟车，一趟要到平安里坐331路公交车，直达中关村，从中关村走回学校，另一路要在护国寺西口乘无轨电车到动物园，换乘332路公交车，黄庄站下车，或海淀镇下车走回学校。

周末礼拜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过节还可以多在家呆两天。印象最深的就属国庆节。一大早，院里的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搬着小板凳来到新街口大街马路两侧，提前占好地方，抻长脖子等待着。阅兵部队的各种机车队从天安门广场受阅结束后，顺着长安街右拐经过西单、西四、出西直门返回营房。那时没有电视直播，要想一睹解放军阅兵部队的雄姿，只有守在返程阅兵队伍的必经之路，新街口大街一线。这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十点多以后，南面方向开始人声鼎沸，马达轰鸣由远而近，人们不约而同念叨着：“过来了，过来了！” 打头的的嘎斯69吉普车上指挥员大檐帽帽带紧勒着下巴，打着标准的举手礼，军姿仍然那样严整、一丝不苟。先是乘坐卡车的徒步方队人员，紧接着陆续出现的牵引车拉着各种口径的大炮、高射炮、探照灯，还有喀秋莎。车身、炮身刷着暂新的绿漆，只有车轮毂是雪白的白漆。重炮的履带牵引车马达发出刺耳的哒哒声，履带碾在柏油路上嘎嘎作响，马达排气孔喷出阵阵刺鼻的白烟。离得太近，吓得我们捂着耳朵把眼闭上。履带车刚过去，自行火炮和坦克车又过来了，更是声震如雷，实在有些不好玩儿。由于队形变窄，所以通过的时间还挺长。不过1959年以后阅兵式被取消，再也没有机会亲眼近距离观看国庆阅兵的“场面”。

晚上，华灯初上，急忙扒拉两口饭，由大人领着步行往北海、景山方向去，离天安门近些的地方，可以更清晰地观看绚丽多彩的节日礼花。

（以上各图为亲眼目睹五十年代特色的阅兵装备）

（网上下载一张1953年天安门燃放烟花的老照片）



每年的春节都是在寒假期间，117号院和所有的中国民众一样，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妹三人一人提着一只红红的纸灯笼，点上蜡烛，与院子里的小伙伴们聚齐。暗红的灯笼光映照着一个个欢快的笑脸。很快爆竹声开始响彻云霄，那时烟花爆竹“当量”比较小，从没听说谁家孩子放爆竹被炸伤过。最粗的爆竹称为“麻雷子”，一般是红纸包皮，一般由大人或者胆大的孩子燃放。稍细一些的牛皮纸包着的大路货，称为“二踢脚”，又称“两响”。大人们把“二踢脚”拿在手里放，小孩则放在地上，一手捂着耳朵，一手拿着香烛，小心翼翼地去点炮捻儿。还有一种固定在一根细杆儿上的花炮叫“窜天猴”，可以飞得老高，在半空爆炸。高档一些的“炮打灯”，与二踢脚的区别就是飞到天空爆出一团烟花，爆出两朵烟花的为“炮打双灯”。“拉”一挂鞭炮也是必不可少的，粗一些的鞭炮叫“钢鞭”，威力大。细一些的叫“小鞭”，适合小孩们燃放，炸在手里也就是熏黑了，“不伤手的 ”。此外还有 “黄烟炮 ”，点燃之后冒一会黄烟才炸响。“摔炮”，是甩出去，碰在硬物上炸响。

“烟花”的种类比较单一，主要是“老头雌花”。一种外观塑造成老头形状的泥坨子，内装黑色火药，药焾在头顶上，点燃后喷射火花，喷放时间和高度依据坨子的大小。焰火颜色单一，比起现在五花八门的烟花差远了。但是每每回忆起一群大人孩子围成一圈，“老头雌花”火花飞扬四溅，孩子们兴高采烈拍手蹦跳的情景，心里都洋溢着一种暖暖的温馨。还有一种叫“耗子屎”的烟花，用泥做成老鼠粪便的模样，细细的、弯曲的、两头尖，内装火药，点燃后冒着火花，毫无规律地四处乱窜。“滴滴金”则是直隶一带最流行最便宜的烟花。花花绿绿的纸，包着火药，捻成纸绳，底部固定一根细竹棍，点燃头部，冒出火花，随着手臂挥舞，画着弧，在夜间好似一滴滴金花飞溅，最适合幼童和女孩子玩耍。

大年初一一早，燃放又进入一段高潮。北方人习惯放“五更”炮。天还没亮，附近爆竹响起，各家孩子们从梦中惊醒，一骨碌爬起，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夺门而出，加入燃放队伍。此时父亲也会像小孩子一样兴奋，陪着我们，亲手点上几个大炮仗，还不忘拉上一挂长长的鞭炮。

手里的烟花爆竹放完后，大家都到院子里废纸屑中寻找未燃响的炮仗，通常都有所收获。把“死捻”（未燃放）的炮仗撅折了，露出火药，点燃后嗤嗤冒火，动静不大，也算是一种“雌花”。

放完爆竹吃过饺子，各家各户大人们开始走动拜年。范围有时不止117号大院，方圆几里地内，大街小巷遍布军区机关的宿舍，都是机关的老同事，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老礼儿却是不可被忽略的。每逢大年初一，大人们照例成群结队，挨家串户，“过年好！过年好！”纷纷拱手抱拳高声互致问候。

（春节期间拉一挂鞭炮是必不可少的）



（那个年代过年放老头呲花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



不管是年节、假日，到军区礼堂看电影、看节目是必不可少的。从117号到德胜门内大街的军区礼堂步行不过十分钟。礼堂是原庆王府的一部分，冲西开启的一座大红门，进门一个小院落，穿过走廊，礼堂前还有一座稍大一些的院子。礼堂能坐几百人，比八一学校的礼堂还小，也显得寒酸。带靠背的长条木椅子，摆成三行，不对号入座。一般星期六晚上照例要放映电影，凭发给每家的一张电影证入场，由于场地原因满足不了司政机关所有家属，于是划分哪一场是司令部专场，哪一场是政治部专场，两个部的电影证颜色不一。回回都是一大群家属孩子早早堵在门前等候，大门开启，一窝蜂涌进去，争先恐后抢占座位。我的同班同学郑晴晴，他爸爸郑维山的警卫员每次都挤在最前边，一个大当兵的在孩子堆里非常扎眼。一手还拽着一个小不点。每次都是他跑得最快，把孩子安顿在座位上，再多占上几个位子。我清楚地记得，他最早是上士军衔，后来改成封着黄边，一条黄杠，没星的准尉军衔。

影片开演之前都要教唱革命歌曲，好些歌我都是在这里学会唱的，比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真是乐死人》。逢年过节战友文工团的演出助兴是必不可少的。因场地限制，无非是些小型的歌舞、杂技、曲艺等。高元均的山东快书脍炙人口，常常博得满堂彩。大院里孩子几乎都能模仿山东口音念上一段：“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随后享誉艺坛的歌唱家马国光、马玉涛、贾世俊的独唱节目也是颇受欢迎的压轴戏。

军区礼堂还经常在节庆之日举办联谊舞会。把礼堂里的椅子挪开，腾出场地。当时干部家属会跳交际舞的少，于是请来文工团的团员，有时邀请隔壁辅仁大学的女学生来加强舞伴阵容。“蹦嚓嚓、蹦嚓嚓”，大喇叭放起悠扬的乐曲。男宾女宾们翩翩起舞。我们这帮小不点儿们混在舞场里上蹿下跳地起哄，或者活跃在各个茶座上，东抓一把瓜子儿、花生，西抓一把糖果。以后搞“反修防修”，舞会一律停办。代之以游艺联欢会，大人孩子老少同乐，竞技游艺的同时还能赢取奖品，给节日增加一份喜庆，其乐融融。

德胜门内大街南头路西厂桥一带还有个大操场，北京军区体工队住在这里。天气允许的条件下，经常在此露天放映电影，方圆数里范围内的家属接到通知，纷纷搬着马扎板凳赶过来，可以解决礼堂容积不足的矛盾。那个年代，中国不论城镇、乡村、企业、部队，露天放映电影是很普遍的、很受欢迎的群众娱乐活动。

军区在办公区里还有一座小礼堂，能容百十号人。发一种特殊的电影证，原则上是司政每个二级部发一张，可以带家属。每周放映“内部电影”，大多是尚未公演的译制片、香港片。我父亲60年代初期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这个部门是新建制，原先的军区直属政治部一分为二，分设司令部政治部和政治部政治处。所以我家也有幸拥有了一张这样的电影证。

寒暑假117号院里有些双职工家庭，军区机关食堂特殊照顾机关干部子女可以入伙。我们家有人做饭，但我们却执意也要去食堂就餐，无非是要凑凑热闹。一到开饭时候，院里大大小小一群孩子拿着军区大院的通行证去食堂就餐。我记得机关食堂分三等灶，机关战士、基层干部大灶食堂，12元/月标准。中层干部中灶食堂，15元/月标准。机关二级部以上领导小灶食堂，20元/月标准。孩子花多少钱，吃哪个灶，自己定。当然没有一家家长舍得花钱让孩子吃中灶的。这帮孩子人在大灶就餐，眼睛却直勾勾地觊觎着小灶里的美味。

我打小就在寄宿制学校集体食堂就餐，假期也混在机关官兵食堂就餐，成人后参军入伍，十八年吃部队食堂，算起来吃了半辈子集体食堂。

吃完饭，也不会立刻离开军区大院，总要在办公区东游西逛，四处瞄瞄。那一天我和弟弟在政治部办公楼里游荡，忽然发现两个干事模样的叔叔从走廊中几个麻袋里翻找着什么，最后每人手掌上放着几枚证章、徽章，一边讨论着回到办公室。我们趁附近没人，每人匆忙伸手在麻袋里抓了两把，裤兜装得满满的，撒腿跑回家。到家后把我们的“战利品”摊在床上，加以清点。大大小小国民党的徽章、奖章、证章琳琅满目，最多的是一种圆形的青天白日徽章，狼牙徽的周边一圈写着“中国国民党某某省党部”字样。其中一枚最不起眼的证章，窄长条状，银白色，正面无文字标示，只有简单的花纹。背面却赫然标示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字样。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很不经意地随便送人或丢弃了，总之，一件也没留下来。



（那个年代，中国不论城镇、乡村、企业、部队，露天放映电影是很普遍的、很受欢迎的群众娱乐活动）



（我打小就在寄宿制学校集体食堂就餐，假期也混在机关官兵食堂就餐，成人后参军入伍，十八年吃部队食堂，算起来吃了半辈子集体食堂）



五十年代后期，大院里曾兴起集邮的热潮，首先从大人开始，很快传播播给孩子们。传达室的信件袋成为我们觊觎的目标，经常找借口去传达室翻检信件，偷着将纪念邮票撕下来。为此看大门的老齐短不了脸红脖子粗地呵斥几嗓子。不过从传达室斩获的邮票大多是普通邮票，比较常见的“小陆军 ”、“ 小工人”、“小海军”，价值不高。

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集邮册，大家凑到一起交换邮票，互通有无。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大家集邮册里的“军用邮票”最常见，如今价格不菲的“黄军邮 ”、“蓝军邮”之类，当时在我们圈子里并不稀罕，也没人待见。最热门的要数外国邮票，苏联邮票最常见，匈牙利邮票则最受推崇。我父亲手中有一套匈牙利水果邮票，精美绝伦，被大院里大人孩子公认为珍品，常有人慕名而来，欣赏之后无不交口称赞。我们当兵走后，那些邮票也无影无踪了。

九十年代，一次我在集邮市场偶然发现同样的这套邮票，二话不说赶紧买回来，那可是个弥足珍贵的“念想”啊！至今集邮爱好依然保持，算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传承。

（流行于五十年代的军邮邮票，如今价格不菲）

（就是这套匈牙利邮票曾经风靡全院）

暑期的117号院里，是一年之中孩子们最“疯”的季节。房顶、树上、煤堆、柴房、犄角、旮旯，没有我们去不了的地方。实在闲得没事就去捅马蜂窝，老房子马蜂窝特多，哪个屋檐下、哪个廊子里、哪棵树叉上有马蜂窝，全都被我们侦察得一清二楚。然后挨着个捅掉，美其名曰“为民除害”。当然会有“牺牲”，我脑袋上就曾被马蜂蛰了个大包，爱军他姥姥用黄酱给我抹在患处，很快就不疼了。

“打游击”是玩的最频繁的一种游戏。分成两拨人，人人手中拿着五花八门的玩具枪，有时还把大人的大盖帽扣在头上，以拉虎皮做大旗。有追有逃，有攻有守，有“八路军”，也有“国民党”，有“指挥员”，也有“卫兵”。嘴里不停地发出“叮叮”、“咚咚”、“当当”的响声，模仿着各种“武器”“开火”的动静。有时换上“冷兵器”，玩具“红缨枪”、木头刀、甚至棍棒。我父亲练太极剑，从刀剑铺买回的老式宝剑，几乎和我们一样高，也被偷偷地搬出来显摆。这样日复一日地上演着“战争大戏”，却永远不知疲倦，也不知乏味。

下雨天，看着铜钱大的雨点由天而降，孩子们激动地尥着蹦儿，站在屋檐下、廊子里避着雨，嘴里齐声高唱：“下雨了，冒泡了，王八戴着草帽了。”雨停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挽起裤腿艰难地在水中跋涉。就像现在很时髦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不过别让家里大人看见，否则一顿打是免不掉的。

暑期快结束了，家长检查暑假作业，才发现基本没咋动笔。于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每天加班加点赶写作业。此时意马心猿该好好收收了。暑期结束，学校开学，八一学校的学生乘坐班车，被集体圈回校园，那些在石家庄七一学校、天津红光小学等外阜上学的也早早启程返校。开学后的护国寺117号大院顿时消停安静下来，大人们也可以安下心来去上班，去工作。

（上图为院里的小伙伴，从右数第一为笔者，次为笔者的弟弟，第三为王庆骐伯伯家老四援增，第四为尹明玉叔叔家的老二志军）

　　

以后的护国寺117号

我们家在1963年底左右搬出护国寺117号。1964年北京军区在西山八大处新建办公区和营房。办公条件和家属居住条件大为改善，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包括117号大院在内的城里军区司政机关干部全部搬进新营房。住房标准也规定的更严格。区分为师级干部（上、大校）楼和团级干部（少、中校）楼。117号的住户大部分都搬进各级校官楼。护国寺117号大院除张正光伯伯居住的独院没有搬走，一直延续至今。其余住房全部腾空，移交给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

现在的护国寺117号大院早失去了昔日的风貌，原有的大小院落，老旧房屋全部拆除，盖起了楼房。连门牌号都换了。不少原先居住在这座院里的曾经少年，在两鬓斑白的年纪重新回到曾经的117号院，但是永远也找不到哪怕是依稀的样子了。

护国寺大街117号院的居民，生活在老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圈子里，享受着正宗的老北京四合院文化。家家户户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谁家的炉子上炖着肉，谁家的煤火上蒸着红薯，满院子的人家都能享受飘逸的香味。谁家收音机或电唱机传出马连良、梅兰芳字正腔圆的唱段，都会引来左邻或右舍忘情的和声哼唱。夏日傍晚，大人孩子搬着马扎、板凳坐在院里，摇着蒲扇，泡沏上一壶酽茶，天南海北摆起龙门阵，大人们讲述着青纱帐中、山沟里打鬼子的故事，孩子们双手杵着下巴，听得聚精会神。冬日雪后，大人孩子争先恐后，拿着笤帚、煤铲、簸箕，一切可以除雪的工具，院里积雪瞬间清除。多家公用一个公用水龙头，大家就着伴儿上公共厕所。虽说不如现在的单元楼房卫生、方便，但那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和谐，是离开117号大院以后，再也无法寻觅的。

护国寺117号院同时也是一座军队大院，几乎清一色的军人家庭。无处不洋溢体现着军队的习惯养成，军队的步骤节拍，军队的情操氛围，具有典型的“大院文化”。不同的只是没有部队营房的门岗和正规严格的营区规则。117号院与周边市井社会毫无界限的融会贯通着，用现在时髦的语言，非常“接地气儿”。他是“大院文化”与老北京“四合院文化“的融合体，具有十分的特殊性。

从襁褓之中的1950年底到1963年秋，我在此生活了13个年头，在充满了幸福、快乐、幻想、憧憬的13个金色的年华里，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深深地烙在我的心田，一生一世挥之不去。以至年过花甲的今日，我还时常在梦乡中来到我家当年居住的房前屋后辗转徘徊，推开家门，喊一声：“ 爸、妈，我回来了……. ” 。魂牵梦绕，永远难忘的护国寺大街117号大院！

　　2010年10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