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亲历的四十七军调防

戎马生涯

《我亲历的四十七军调防》

作者：沈大和

四十七年前的五月，我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调防陕西关中地区，结束了在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后，一直驻防在湖南、广西二十余年的历史。

从1970年5月部队调防至陕西，到2017年五月，时间整整过去47年。47军，47年，数字是个巧合，为了改革强军的需要，47军番号已不复存在，但历史是永存的。

现将我所亲历和知道的调防情况，做个简要回顾。

北京传来“第一号令”

1969年10月18日，这天正好是我值班，到晚上9点半左右，突然接到广州军区作战部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通知，做好记录准备。尔后，在电话中对各野战军、省军区值班参谋逐个点名。此时办公室所有人都已下班，只有我和公务员小陈在值班室，我让他等候不要休息。

点完后开始正式发通知：“通知的标题：‘林彪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至今还记得号令的主要内容：一是指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为防止敌人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命令全军各军、兵种进入一级戒备；二是提出要重点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的防务；三是要求部队加强战备训练，有针对性的突出打坦克等临战训练。

《号令》长约20余页，以近似速记形式记录约四十分钟。接完通知，深感情况重要，来不及整理，首先让公务员小陈叫刘恒善处长立刻到作战值班室，同时电话向张哲参谋长扼要报告通知内容。参谋长听后让我马上报告韩曙副军长（当时主持战备训练日常工作），当我报告韩副军长后，让我带着号令到他家里去。

这时已晚上十点多了，刘处长首先到了值班室。

到了韩副军长家，听我把号令大致内容汇报后，为争取时间，当即让我用他家的电话通知其他军首长，以及正、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马上到军作战室召开紧急会议，并报告黎原军长。而后我随韩副军长赶到作战室。

23时左右，领导们全都到齐，韩副军长首先原文传达了《第一号令通知》，为落实号令，根据通知要求，经过简单讨论，决定即刻组建军前进指挥所和基本指挥所。

前进指挥所由胡伯华副军长率领，带部分军直属分队，于19日拂晓前拉出省委机关，前往浏阳方向。基本指挥所由韩副军长负责，暂留原地待命。作战值班室于次日（19日）转移至省委蓉园招待所三号楼地下室，黎原军长主要负责省革委会的战备工作，同时兼顾军基本指挥所的领导。趁着开会的机会，我将速记的号令逐句填充完善，散会后，才正式抄了一份可供首长传阅的号令，因不宜打印，后将手抄稿存保密室。

会议结束后，将接到《第一号令》后的处置情况，向广州军区作战部做了汇报。随后通知全军各师、军直各炮团，自19日零时起进入一级战备。

收拢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第一号令》下达后，我军进入战备状态。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部队自1967年初奉命担任“三支两军”工作，参与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部队除141师外（之后与127师换防广东韶关大坑口、翁源地区，再后进驻长沙和常德洞庭湖西湖农场），驻防湖南的部队大部已离开营区，分散到“三支两军”第一线，驻地分散，任务繁杂。

根据号令要求和广州军区指示，军立即召开了各师、军直各部队军政主要领导会议，传达了《第一号令》内容，通报了军成立前进和基本指挥所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立即收拢部队，边收拢边进行以打坦克为主要内容的临战训练。

10月下旬，我军先后秘密接收了从北京疏散来的叶剑英元帅，还有几位大军区老首长。根据军区内部通知，叶帅先安排在长沙，为安全起见，军首长安排叶帅住进省委蓉园招待所八号楼，不仅选派了一名广东梅县籍战士照顾首长，还安排军后勤部孙家裕政委，专门负责叶帅的安全与生活保障。后因原广州军区某领导不同意叶帅住蓉园转到湘潭，由于安全因素，又再次转到进驻岳阳的141师师部驻地。同期“疏散”来的还有原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南京军区参谋长（名字记不得了），都未有工作人员随行。秦基伟司令员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由军警卫连派一个班护送到141师422团，该团当时在常德市洞庭湖西湖农场搞生产。

11月中旬，军区作战部电令，隶属我军代管的127师归建43军，各部队沿铁路线部署，当时称作：站在临战的起跑线上。具体部署，139师师部仍驻衡阳不变；140师师部驻长沙市南郊暮云市；141师师部驻岳阳市。所属各部队分别进驻城陵矶、临湘县、新墙、桃林地区。军基本指挥所驻长沙市候家塘黄土岭的原解放军政治干校。

组织部队进行装载训练、

编制列车调运计划

1970年1月，军区正式电令我军做好调防的准备，迅速编制《列车调运计划》。对此，一是各部队迅速成立装载指挥所，负责部队进行火车模拟装载试验；二是由作训处指定专人编制列车调运计划。

装载训练是当时战备训练的一项新的重要训练内容。特别是各种重型装备、特种车辆等，怎样又快又稳地装上停在轨道上的车皮，各部队想尽办法，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经过反复试验较好的解决了既方便又安全的装载方法。

军首长考虑到干部战士大多数是南方人，为适应新的地区生活环境经与地方革委会协商部队还带了一定数量的大米及建筑用木材，在不能增加车皮的前提下人员装载试验时，棚车底层放木材、木材上面放大米、大米上面放铺板、铺板上面坐人。充分利用棚车的空间。

编制列车调运计划的任务，处里交由老参谋周美华和我具体负责。列车编制方案十分复杂，和平时期调动一个整军，全部用列车装载，这之前还从未有过，无现成经验可循。编制《列车调运计划》，首先要搞清全军各部队人员编制、装备种类及数量，根据人员、装备数量计算出所需各种类型车皮，再将不同种类车皮按部队建制编好列车组，还将列车编组落实到全军各部队各个具体装载点。全军共编制计划73列，3500多个车皮（具体数字记不得了）。每趟列车都用表格形式标明车头、中间的车皮数、车尾，注明车皮的类型和吨位，如同把每趟列车缩小成在一张表格上，各级指挥员通过表格，便可一目了然知道每趟列车编组情况。经过近三个月加班加点地工作，前后历经三次大的修改，到四月上旬终于完成任务，报军区作战部和军交部正式批准。

接受战备调防检验

为检验部队贯彻号令进入战备的情况，广州军区对我军前指进行了一次检验性拉练和演习。

141师部署岳阳地区后，已前出湖南北部，随即军前指迅即对该师的部署进行检查。一天，军区作战部左克斌参谋在电话里向我透露，说军区前指已抵达湖南衡阳，可能要对军前指进行拉练演习。我马上报告胡伯华副军长，他立即意识到情况紧急，前指机关人员都分散在141师各部队，一时很难召回集中。接到军区拉练的电令后，根据胡副军长指示，通过141师各部队，马上通知所在部队的军前指人员，就近搭乘一切可利用的交通工具，以最快速度赶回长沙。在胡副军长带领下，昼夜兼程赶赴衡阳，终于全员按时到达军区指定位置。广州军区前指组织了陆、海、空相关人员和近二百余车辆组成一个庞大的考核组，早已集结于衡阳。一到衡阳，胡副军长指挥前指人员按军区前指预案有条不紊的进行了处置，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拉练和演习任务，受到了军区首长和考核组的好评。这次对军前指的检验性演习，从想定内容到情况设置、评价标准等，都有很强针对性，实际是对我军即将调防的一次预演。

再见了，湖南

1970年4月，接广州军区通知，韩副军长率张似松等先遣人员乘飞机到北京受领调防任务，先行前往陕西，为部队调防打前站。此时，根据中央的决定，黎原军长回部队随军队调防，湖南省革委会的工作交由华国锋同志接任。

调防组织非常严密，调往什么地方，直到发车前，除军首长和作训、通信、机要三个部门外，其它人员都不知道，保密工作十分严格。

为了缓解沿途车站车皮调集拥挤，四月下旬，发车先由岳阳的141师开始，尔后依次是140师、139师、军直的序列进行。发车时间均选择黄昏后进行。

1970年5月8日上午，最后一列调防军列（基本是客车）静静停靠在长沙黑石铺货车南站。站台上人头攒动，这是军首长、军机关专列，省革委会主任华国锋、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等省领导亲临车站送行，留在湖南继续工作的刘善福副军长、李振军副政委等老同志也来了，与军首长一一握手道别。

火车缓缓地驶离站台，我们挥手告别。

再见了，湖南！

二零一七年五月 孙赤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