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梦（下）

1968

　　（一）

在“将军班”的学习，如鱼得水、一帆风顺。

学习内容，许多都是研究性、探讨性。

虽然有布置作业，但是没有考试。教员授课，也只是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不会强加于人。大量时间，都是自己看书，自己钻研，而后集中讨论，各述其见。

其中一个课目就是：你就是战区司令，给你一张地图，海陆空包括导弹二炮都归你，让你拿出收复台湾地区的金门岛屿的方案。

没有标准答案，不评是对是错，就看是否言之有理和有无创新思维。

毕业考核，是每人自选题目写一篇论文。我选的题目是《要增强全体官兵的后勤意识》，虽然还是说后勤，但，指的是“全体官兵”，站立的高度和角度也不同。这篇文章，很快被相关杂志发表了。

　　 （二）

一年时间，两个学期，过的很快。

将要毕业时，军委江主席率领副主席、总参谋长、总政主任、总后勤部长傅全有等，接见了我们，照了合影像。

参加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百位将军大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节目录制。

临近毕业，总政干部部派人到我们队，到每个队员的卧室，逐人谈话，逐人交待下一步的工作单位和新的职务级别。许多人都是喜气洋洋的。

队里的邱政委将总政干部部的是副部长还是干事领到我的房间，政委就关门出去了。干部部给我谈话的原话是：“高部长，你的安排，提升使用是肯定的，具体位置，我们还要同南京军区协调一下。看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我也吃了个定心丸似的。

毕业了。被国防大学很周到的送上飞机，于1993年元月14日回到一师。

回到部队以后，感觉气氛有点沉闷，觉得不如放暑假我从国防大学回来休假时那么喜庆那么热烈。

高政委还是像我住校离开部队前那样，还是问我：听到军区、总部有什么消息没有？我想：我虽然是刚从北京回来，但接触的都是学习的学员，会有什么消息？在这一年里，党的十四大召开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全文发表了，军委领导班子成员全换了，张震副主席带着我们上过井冈山了，赵忠祥倪萍到国防大学主持节目出场费很贵了，等等。这些消息都不能算消息，根本不用说出来；总政干部部说我“提升使用是肯定的”，但毕竟没有肯定，也不能作为消息来说。我就回答政委：没有什么消息呢。

高政委告诉我：接到军区通知，让你今年转业。

转业？今年？马上？

先是大吃一惊，心火上涌。但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我经过以前多个岗位的磨练，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无论什么危机情况，临危不乱。宁可沉默不语，不可多说一句。冲动是魔鬼！我很快就面不改色，气沉丹田，艰难的保持着微笑，说“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如此回答，总可以吧。一下子缓和了气氛。两个姓高的，互不为难，都不尴尬。

　　 （三）

让我转业，我以前曾经听到过。我当一师后勤部长，同我一起工作的副部长，是曾经打过两次仗的浙江江山人徐日根，人很老实，和我同年入伍，我们俩关系特好。我去上学期间，由他代理主持后勤工作。就在我要从学校毕业回来的前夕，他专门打电话，神秘地告诉我，说他听到下面在传，说是上面要我转业。我听了，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

我想，总政干部部这么权威的部门，专程的、正正规规的、刚刚的、告诉我“提升使用是肯定的”，而下面基层传说要我转业，我信谁的？恐怕谁都猜得到我应该信谁的。

那时候没有把徐副部长说的当真，而现在高政委这么沉甸甸的告诉我，“接军区通知，让我转业”。这个，可一定不是闹着玩儿的。

高政委说，师里也不理解，也莫名其妙。反正只是电话通知，正式文件还没有来，继续工作，走着说着吧。

上级让师里上报后勤部长的接替方案，师里说没有方案。

　　（四）

关于让我转业的事，随着各个渠道的消息传来，逐步逐步的摸清了来龙去脉。

让我转业，是南京军区固司令员亲自确定的。固，是固执的固。

固司令员是国共两种军队都干过的老同志。很早就是我军的高级将领。

固司令员同史玉孝政委担任高级将领的资历差不多。两人同是1983年担任军一级主官；同是1985年进入大军区领导班子；同是1990年担任大军区正职。八三年固任陆军第42军军长；史任陆军第1军政委。八五年固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史任南京军区副政委。九零年固从济南军区调到南京军区，同史搭班子，一个当司令，一个当政委。

固司令员能喝酒，爱写字。喝酒除了能喝还霸道，一般人喝不过他；写字也比许多人写的都有特点，一笔一画都好似他的性格那么倔强和强势。

（下图前右一为张震副主席）

我没有去国防大学上学以前，同固司令见过两次，一次是他到一师蹲点，一次是他路过一师。两次到一师，都去视察了一师钱江农场，对我师钱江农场的建设和管理相当满意。两次都兴致勃勃的喝了酒，喝了酒写字。

他第三次来一师，可能是1992年的六月份，我已经在北京上学了，没见着。这一次他在一师也写了字，给师常委每个个人都写了字。我不在现场，也给我写了一幅叫“奋进”。我暑假放假回来，我让后勤秦参谋拿去装裱，后来也不知道弄哪了。

外面盛传的，说梁师长同固司令都喝多了，梁师长当场撕毁了固司令的字还扔到痰盂里去了，可能就是指的这一次。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撕字”这回事。后来梁师长到杭州军分区当司令后，还专门找到固司令当面对证，讨回清白。

（上图前左二为刘华清副主席）

 （五）

固司令开始盯准我，也许是1992年的12月以后。

1992年10月，中国军队系统出了个杨白冰事件。全军上下清除杨白冰的影响。同时对一些大军区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

1992年11月，史玉孝政委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当政委。

史政委11月调到广州，雷鸣球将军1993年2月接任南京军区政委。这样，从92年的11月到次年的2月，南京军区没有政委。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段，我的事情，也只能是固司令员一人说了算。

我们南京军区的另三位学员，江苏省军区的副政委陈春耕，上海警备区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执中，三师师长吴继科等，对我确实不错。个个都像大哥哥一样的关心照顾我，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关注我的职务提升问题。并且无论大小活动，都会念念不忘的叫上我“小老高”。

1992年12月，固司令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成员，将随团访问朝鲜，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送他到北京集中。

一天晚饭后，我随一些喜欢散步的学员外面散步去了。我们南京的三位老兄学员中，不知道是谁得到了固司令住在北京某某宾馆的消息，要一起去看望看望固司令。队里面车都派好了，车都到位了，但是到处找不到我。几个人又不能去的太晚，怕耽误固司令睡觉，很遗憾的也只能由他们三个人先去了。

我几年后听江执中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说，他们见了固司令，当面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没有什么事情需当面汇报，正好有机会把我给好好表扬了一番。什么年轻、聪明、经历多、任职长、特别是在国防大学学习好、表现佳，是唯一的一个正团职干部，早就应该提拔了，怎么还没有下命令等等等等。

固司令员是从待听不听的到越听越不想听。他不舒服，他想发火了。他丝毫不为全解放军只有南京来了这么一个“宝贝”而高兴，也不为我们为南京军区争了光而欣慰，反而更侧重于往“他是谁的人，他出自于哪个部队”方面去揣摩，一下子把他们原来军区班子之间的矛盾全往我身上发泄了。他说，怎么来的？他怎么不知道？查！一级一级的查！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就算他不知道，军区干部部部长就在旁边坐，他是当时的具体操办者，他应该最清楚。不过，他也清楚司令现在的借题发挥、声东击西，是什么意思。现在的任何辩解和澄清，只会是火上烧油。他作为下级，他要维护他现在的领导，他只能选择装聋作哑。

司令说自己不知道，其实也是在装聋做哑。

多少年以后，我一个战友因公出差到广州，专程去看望了史玉孝政委，顺便提到了我这个事。史政委说：他怎么不知道？当时常委都是有亲笔签字的，都是有据可查的。

（六）

我回到部队，上面要我转业，几乎一军各部队许多人都知道。尽管不认识我这个人，但都知道我这个事。去年还是前年，参加谁家的孩子的结婚典礼，有人介绍了我的名字，对方马上说，你就是那个“将军班”回来就让转业的高东海呀？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种怪事，我们下面都传遍了，谁不知道？我说你哪个单位，他说他二师的，后来改武警了。

要我转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防大学。感到惊讶的何止少数？

当时的我们学员里面，也有国防大学本身准备提升使用的一个副军级的马主任和一个正师级的李部长，也是我们队的学员。李部长还和我同班。

李部长特别热心，几次打电话来问情况。他说，这怎么行，这个，我要向首长报告。

李部长说的首长，就是指张震上将。

我们入学时，张震将军是我们的校长——校长兼政委。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张校长和刘华清将军都是军委副主席，虽然年纪都很大了，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就是在新老交替之间过渡一下，两个人资格老，用起来也顺手也放心。刘华清抓军事，张震管干部。

张震副主席当时还是住在国防大学的院子里，上班也是早出晚归，但是，已经不是随便人都能够见上的了。

李部长就找到张副主席的秘书。秘书说，哪有这个道理？要么不送来培养，培养了就不能让转业。张副主席当校长时就最反对他的学生回去就转业。让他（指我）写个材料来，我呈给首长。

就在我要准备写材料的时候，上级对一师的压力增强了。上级又决定将刚刚上任一年，才39岁的师张参谋长平职调整到江西哪个偏僻的军分区当参谋长。一个甲种战备值班师的参谋长，又是中越自卫反击战时主要方向主攻团前方指挥所的主要负责人，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要被强行调整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沟里，凭什么？为什么？不凭什么也不为什么！不愿意去就转业！

（七）

我的事，军区干部部又来电话了。师高政委学给我听。军区干部部说：转告一师高部长，没有安排他转业，不要急，正在给他找位置。

说的好像我催促他们了似的。

后来听说，是因为总政治部干部部知道了要我转业的事，打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军区干部部的回复是没有安排他转业，正在给他找位置。

随后，我们师长政委参谋长主任和我，到湖州军部参加第一集团军1993年度工作会议。张参谋长摸透了上级的底数，他决定不去军分区，自己选择转业。我也打听到，军区干部部的电话只是干部部的意思，固司令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松动。

这时候，我虽然还是按时开会，还是谈笑风生，但内心有一种紧迫感，有点焦急感。倒不是因为急于想提升而焦急，就是考虑给北京的信写还是不写？自己到底是走还是留？要是写，就可能留。要是留下了，上级对张参谋长的安排可能就是我的下场。因为即使军委总部压制着让留下，也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我也是四十岁刚刚出头，让你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呆着，上级对你的烙印已经根深蒂固了，时不时的敲打敲打你、折腾折腾你，找你煞煞气，日子怎么过！

我决定，参照张参谋长。信也不写了，谁也不问了。我——转业走人！

我既然决定转业了，就又担心起来北京那边，担心他们出面过问。我要马上告诉北京，我要转业！

当时我人在湖州。那时候的条件，要给北京打电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地方电话打不进军线。军机关办公室的电话，没有人在就锁门了，有人在还不好说这个事。再说，我定下这个决心时，是在晚饭后就要熄灯的时候，第二天上午还要接着开工作会议大会。怎么办？

晚上九点来钟，我请示梁师长，我要用车，我要赶回杭州，我要打电话。因为我们师常委家里的电话，都是能在军队内部四通八达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说什么，只要不是违纪违法，师长政委一般都会不问理由的直接同意。

晚上十一点多，我赶回一百公里外的杭州家里，拨通了国防大学李部长家的电话，我说，尽快告诉首长秘书，我的事情，到此为止。我是坚决地、死心塌地的、要求转业。

电话打通，浑身轻松。

驾驶员就在门外车里等着，我连夜又赶回湖州军部，第二天，正常开会。

集团军年度工作会议结束后，军里王政委专门约我到军小招待所。他知道军区干部部打电话的事，也知道军区固司令的态度，只是不知道我决心已经下定，我已经与北京沟通过了。

王政委特别诚恳地说：高东海呀，咱要是不去上这个学，咱利利索索就提拔起来了。上了个学，弄的名气那么大，又是牵涉到大军区两个主官之间的矛盾，谁也调解不了，走就走吧。

我说：感谢首长关心，理解首长难处，服从领导决定。

（八）

我回到一师，正常上班。

上了国防大学，本来真有机会“献了青春献终身”的，但是，上级不需要。咱就珍惜这有限的机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当务之急的工作先赶紧安排了。同时盼着上级的正式通知，随时准备撤岗离队。

转业的通知正式下来以后，刚刚到任个把月的新任一军军长陈将军带着军干部处处长从湖州军部来到杭州一师，在一师小招待所，代表组织给我谈话。

陈军长虽然到任不久，但是我们熟悉。

他原来是南京军区另外一个军年轻的副军长。很有才华，从军内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他的新思路新观点。

1985年我们一军打仗回来，部队整编，一军和六十军合并，他到一军继续当副军长，兼参谋长。

1988年8月我到九八医院当政委，89年上半年，陈副军长到我院检查身体，院长和我请他吃饭，在饭桌上他对着众人说：高东海尽管从来没有到我们首长家里来过，但是，我了解他，人很正派。

后来他就到解放军南昌陆军学院当院长了。

我在北京国防大学学习的一年期间内，陈院长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半年。中央党校离国防大学距离很近。我们饭后散步也常在两个学校之间穿梭。

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大多是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很少。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地方干部大多都回了家，或者被什么人接出去要么应酬喝酒要么外面住宿。军队干部则外面活动少、稍显冷清。陈院长经常星期天上午到我们国防大学来玩。因为他同我们三师师长吴继科特别熟，两人一起在军区司令部共事过；同江苏陈春耕、上海江执中也熟，都是同一级别的干部，在一起开会交流的机会多；和我也熟。大家又都是南京军区的。

我们队里，每星期天中午都是会餐，我们同队里说一声，就单独搞一桌，我们五个人，喝喝小酒聊聊天。

其中有一天一起吃饭中间，陈院长说：高东海，我要是一军军长，早就把你提拔起来了，不会拖到现在还没有下命令。

陈院长还真的又回到一军当军长了。他来到一军时，要我转业的事正在紧锣密鼓地操作之中。

要我转业，是军区的一把手决定的。一个刚刚上任的新军长，能够有胆量对抗他的直接上级吗？即使有胆量，为了我一个区区上校部长，去得罪一个堂堂大军区上将司令，他有这个必要吗？尽管我们感情好，是讲政治还是讲感情？

我理解他，不是他不帮忙，而是我这个事太棘手，是谁谁都难办。

我从“要我走”到“我要走”，事实上也在帮他解围，说明我还是讲大局、重感情、够朋友的。

在一师小招待所里，同陈军长的谈话极其简练，简练到不能再简练，而且谁都没有说到过“转业”两个字。因为双方都是干练人，脑子都不迟钝，讲话都不拖泥带水。

对话如下。

陈军长：什么时间回来的？

高部长：元月14号。

陈军长：没有准备吧？

高部长：原来没有准备，现在有准备了。

陈军长：有什么要求？

高部长：没什么要求，能进省直进省直，不能进省直就进市里。

陈军长转身对旁边坐着的干部处长说：高东海进省直的问题，就交给你了。有问题，找我；办不好，找你。

陈处长：是！

陈军长：还有什么问题？

高部长：没有问题。

（下图左一为傅全有军长）

（九）

我的“将军梦”，其实没有梦，只是一场游戏；一场充满趣味的游戏。也是一场快聚速散的游戏。

到地方找工作，梁师长出了大力。他找到浙江省的老省长沈祖仑同志。梁师长将我的情况向沈老省长做了汇报，老省长让拿个简历给他，省长给一个老局长打了电话并在简历上批了一行字，我工作就落实了。

当时的一师副政委颜晓宁，还自告奋勇的帮我跑过几次接收单位，主动向接收单位介绍我的情况。

直到现在，梁师长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我尊他为良师益友。

二十余年没有见到颜晓宁了，前一段在参加“硬骨头六连”被中央军委命名时、当时的连长张德胜的追悼会上，遇到了从外地赶来的颜晓宁，我说：“谢谢你”，他说“咱弟兄们，还说啥”。

 （十）

我转业后，我的国防大学的同学，即国防大学自己内部的副军级学员马主任，提升到成都军区当副主任。在去上任之前，特意来杭州转转，看看我，也代表国防大学二队队长、政委和学校李部长向我问好。他说：东海，你这么年纪轻轻怎么就要求转业呢？北京我们都知道是你自己要求转业的。我说：过去的都过去了，往事不再提起。

我转业后不久，梁师长也被平职调动到杭州军分区当司令了。按照他的才能、资历和业绩，本来都认为他是应该提拔的，而没有提拔，不知为什么。也许因为、因为我们是一师。

听说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在视察南京时对干部讲话说：领导干部之间闹矛盾，不应该拿部队出气。

到地方工作以后，没有再主动同国防大学同学联系过。只有当时的国防大学同学王华元到浙江省担任浙江省纪委书记后，知道我在杭州，托人到处找我，请我在杭州知味观酒店喝了一顿酒，当场对着一位有实权的厅长说“你帮帮他嘛”。我说，我已经退休了，没有什么需要帮的。只是想，待我女儿结婚时，王书记能作为我的同学的代表，出席我女儿的结婚典礼。但是，我女儿还没有结婚，王华元同学就因为腐败问题被抓了。几次都想去看看他，他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

（十一）

有人问我，觉得委屈吗？我说，不委屈；一点不委屈。

我曾在“将军梦”（上集）开篇里说过：

【人生没有输赢，谈不上委屈或者幸运。输赢转换一瞬间；委屈可能就是幸运。】

好朋友问我：“委屈可能就是幸运”，怎么解释？

我的伏笔是：看似对我不公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主观上委屈我，客观上帮了我。

我当时如果留下来提上一官半职，由于前文说到的：“……时不时的敲打敲打你、折腾折腾你，找你煞煞气”，日子怎么过！这是其一。

我们离开部队以后的一个时期，shehui风气急转直下。部队风气也不例外，甚至还是重灾区。个别budui出现了士兵想复员要送礼，想留队也要送礼，想入dang、想休假都要送礼。我们能看得惯吗？我们能束手不管吗？我们能管得了吗？我们能忍得住、能呆得下去吗？我们能同疯狂的腐败者保持一致和坚决执行其命令吗？什么都不能，日子还过不过？这是其二。

其三更是需要警惕。也别把我们自己估计的那么纯洁那么高尚。要是留下来，提不提升都还是管后勤，管钱又管物，高危工作圈。那个乌烟瘴气的气候里，能保证自己一尘不染？即使自己干干净净，或者为了工作或者为了个人，会不会去行贿？那种景况下，高级jiangling中，真正干干净净的能占多大比例？人家有强大关系网的，还都被判无期判十几年的，咱一没靠山二没保护伞，反而还有总觉得你不顺眼不舒服的，随便挖挖你、或者随便给你设个套，判你个三五年都是小意思。日子还会不会过？

所以，让我离开cidi，我不委屈，我幸运。

所以，我感谢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人。

感谢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