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老兵(刘兴武)

　　年近六旬，时常怀旧，回眸往事，历历在目。        
人都是有记忆的，而美好的记忆总能让人有所留恋，大多人都会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更让他梦萦情牵了。然而，一个名人的经历往往是那么引人入胜，而一个平淡如水的寻常人只有自己把所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才是可以被他人“看”到的一个平凡人的完整经历。
岁月可以流失，但记忆不能封尘。       
由于撰写能力不高，在《往事》中存在东凑西拼的现象，不少文字的叙述显得很粗糙、简陋、直白，可能还会出现文不对题的怪状。正因平凡人生，因而所经历的事情也都是人间琐事，杂七乱八，只好选择有限的记忆点和图片资料来记录自己，选取一些个人经历过的主要事件和具有代表性的图片编入《往事》，尽量使赏读者能够沿着我的成长脉搏目睹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往事。
  ——兴武随笔

第一章 家 世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常听到父母提起家世，只因那时年幼，对老辈人说起的家中琐事还不感兴趣，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的记着一点。后来随着一天天的长大，才知道自己是刘家的后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家族里的成员，这些成员在家族里又都有着自己的辈分，按着辈分代代传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祖祖辈辈。懂事后就有了想知道自己身世的欲望，尤其是年近六旬时常怀旧，于是便产生了撰写自己过去的想法。但想再深层次的了解家史及其前辈们的往事时，他们又依次的先后离世，留给我们的只有儿时那寥寥无几的残缺记忆。可人们在咀嚼自己家世的时候，多希望能身临其境，能够亲眼看见前世的长辈，看见发生在家族里的一切。但岁月不可倒流，人死不能复生，只有那点早已深深的印在脑海中的记忆和幸存的几张珍贵的“老照片”可以留存下来。

一   祖父、外祖父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这个“老头”的照片，每当我用手去指着照片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儿子，不许用手指，他是你的爷爷。母亲说祖父在我刚出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所以，我对祖父没有什么印象，只有墙上挂着的这张老照片让我记住了祖父的模样。

　　祖父的名字叫刘长基（1900-1961），汉族，祖籍在北平（今北京市）仁益胡同。祖父那辈人的名字里占“长”字，父亲那辈占“佐”字，到了我这辈占“兴”字。据说，家谱共有二十字轮回，依次为: 国—苛—崇—志—晁；尚—文—恒—忠—茂；庆—长—佐—兴—汉；永—远—继—镇—尧。按照“五伏”的说法，庆—长—佐—兴—汉属于一个老祖宗，按理不可通婚。其他只是同宗同姓，没有血缘关系。

听老辈人讲，早年在“庆”字辈时，曾祖父刘庆丰，字喜山，就已经搬出了北平城，在东北地区辽宁省开原县柴河堡南沟村落了户，膝下有二子。祖父刘长基排行为次子，个子不高，但人很精明，是个做皮匠生意的，家境还可以。解放前，尚有三间半草房，三十多亩土地和常用的生产资料。生活来源靠自己劳动所得，没有剥削他人，也不用受人地租、债利等，因此在土改时，我们刘家被划分为下中农成分。1961年，祖父因病在柴河堡去世，享年61岁，葬于辽宁省开原县柴河堡南山刘家坟茔地。

　　祖母叫周玉莲（1900-1983），满族，辽宁省开原县靠山屯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嫁到刘家后，育有一子二女，即我的父亲和两个姑妈，大姑少年早逝。祖父去世那年，父亲还在部队服役，祖母与我的二姑妈刘淑荣迁居至铁岭县八里庄一起生活。1983年秋，祖母因患上大叶肺炎病医治无效，在铁岭八里庄种畜场职工医院病逝，享年83岁，同年与我的祖父并穴。

　　我的外祖父叫周文庆（1899-1972），满族，祖籍在山东。“闯关东”时来到了东北，落脚在辽宁省开原县靠山屯。外祖父多年从事粉坊生意，家丁兴旺，膝下有三子二女及八孙，在靠山屯属大户人家。1972年冬，因积劳成疾，病故在靠山公社西龙湾大队，享年73岁。

　　外祖父先后纳娶三房，第一房周贾氏为他生育三子一女：长子周振拥，农民，1974年病逝，膝下三子四女；次子周振国，龙湾生产队干部，2000年冬病逝，膝下三子一女；三子周振宇，农民，1995年病逝，膝下二子四女；长女周振霞，乳名青玉，早年离世，育有一子。周贾氏病故后，外祖父继娶第二房石桂兰，即：我的外祖母。不幸的是外祖母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万幸的是外祖母为外祖父生下一女，即：我的母亲周振云，乳名小红。

　　外祖母离世不久，外祖父又继娶了第三房朱建琴，铁岭大甸子人。朱氏没有为外祖父留下一男半女。外祖父病故后，继姥朱氏被母亲接到了内蒙古与我们共同生活，直到1975年被自己的儿子接回辽宁。那一年，我已经上了中学，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姥姥"原来是与我们毫无血亲的继姥姥。如今，老人家早已离世。                        

关于祖父和外祖父的有关情况我就知道这些。

二   我的父母

父亲刘佐卿，汉族，1925年2月11日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柴河堡一个农民家庭，无弟无兄，有两个妹妹，位居长子，从小读过书，国高毕业。15岁娶妻成亲，16岁在沈阳皇姑屯铁路机关区当过机手。后来，因兵荒马乱又跑回家乡，靠给人放牛维持生计。1946年，家乡里来了一支队伍正在招兵买马。按说，父亲是个独生子，不在被征收对象的范围内，当时只是好奇的坐在火炕上聆听着招兵人员在讲话，动员报告越讲越长，火炕越烧越热，父亲因坐不住炕只好站起身来，不料，这一动作被算是同意报名入伍了。从此，父亲便跟随着这支队伍走上了从军的道路，后来得知这支队伍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

　　1948年冬，随着东北民主联军向沈阳、铁岭一带开进，独立团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安旅，后又改编为公安军第十八师。父亲在十八师54团3营部里先后历任司号员、上士、排长，经历了“辽沈战役”参加过攻打抚顺、解放沈阳的战斗。1951年，公安军第十八师又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加作战，1952年回国。

　　这是父亲（后排右一）入朝参战时与战友合影。

　　从照片上分析，这张战友合影，应为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父亲和战友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回国时拍下的，他们胸前戴的是“抗美援朝和平纪念章”。

　　部队在辽阳休整时，父亲回到了家乡，得知前妻已故，不久便结识了我的母亲。1953年随部队驻守在沈阳市黎明机械厂。1954年春，在部队里与我的母亲举行了婚礼。1955年被授予准尉军衔。年底，部队调防到辽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五龙背镇担任沈后第二二〇医院里的会计。

　　1966年冬，部队动员一批军官到地方去参加祖国支边建设，父母响应了党的号召转业离开了部队，携一家老小由辽东半岛踏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去了那个素称“北大荒”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保安沼农牧场（现归属兴安盟管辖)。从此 ，一家老小就在这个1：500万公里的《中国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劳改农场开始了艰辛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初，父亲转业到内蒙古扎赉特旗保安沼农牧场。据说照片上父亲穿着的那件军大衣，还是那个年代里，只有转业到四平以北去的军转干部才配发。背景探出的一角房屋就是我们家在保安沼一大队住过的“干打垒”。

　　来到农场以后，父亲先是在场部财务科里做会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系“东方红派”，因挖“内人党”被“红卫兵”错批过；“文革”结束后，先后担任农场财务科长，供销科长，劳改管教支队物资库主任，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直属大队大队长，支队协理员（正处级）等职，1985年光荣离休，被内蒙古劳改管理局授予“金星奖章”。

　　父亲是一位有责任心的人，讲原则党性的干部，不图名利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儿女情长的好父亲。他的一生勤劳朴实，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自1966年至1986年，父亲与我们在内蒙古那片沼泽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终因积劳成疾患上严重胃病、胆结石、动脉硬化、肝硬化等多种疾病，最终导致肝昏迷于1986年9月16日凌晨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那块黑土地上，享年62岁。

　　再说说我的母亲，中等身材，心胸宽广，意志坚强，性格外向，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母亲叫周振云，满族，1933年阴历腊月二十八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靠山屯西龙湾一个周姓的大户人家。但她的童年很不幸，从小丧母，七岁时就孤身一人和同父异母的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共同生活在一起。没多久，朝夕相伴的姐姐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家务活全都落在了她一人身上。

　　照说：母亲出生在大户人家里，本应有一个宽裕的生活环境，但是受旧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影响，她没有上过学。那时，外祖父认为女娃读书无用，只供先妻留下的三个儿子读书，把我的母亲留在家里当丫环使。1948年，开原解放后，母亲才上了几天“识字班”算是她这一生仅有的“文凭”。

　　1954年春，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劝说，毅然离家到部队嫁给了一个比自己长八岁，且带有两个女儿的军人。母亲深知失去母爱的痛苦，他常说：自己从小丧母，没有得到母亲的呵护，就冲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也要嫁过去！这两个女儿就是和我同父异母的大姐刘兴珍（1942年生）和二姐刘兴兰（1948年生）。

　　1956年秋，母亲在安东市陆军203医院产下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即：我的三姐刘兴敏。两年后，国家为减轻负担，动员部队家属返乡，母亲带着身孕，拉着三个女儿回到老家开原柴河堡，在刘家东屋又生下一女，即：我的四姐刘兴杰。

　　母亲回到家乡那年，正赶上“大跃进”，她一边照料四个参差不齐的女儿，一边参加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靠着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走在了群众的前列，被乡亲们再次评上了开原县劳动模范。

　　母亲（前排右二）在“大跃进”年代出席开原县人民代表大会，这是靠山公社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母亲（后排右三）在迎接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与西龙湾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在一起合影留念。

　　1959年3月，母亲随军，先是在丹东市五龙背镇一家刺绣厂里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后被陆军220医院正式录用为后勤军职人员。接下来的日子里，父母带着4个女儿靠着每月微薄的薪水开始有了固定的生活。母亲来到部队从不因为自己是一名女同志而要求“特殊”过，脏活累活从不计较，她先后做过医院里的护工、洗染房里的浆洗工、被服厂里的缝纫工、保育院里的保育员，还当过一个小官（保育院托儿所所长）。她每做一样工作都是任劳任怨，每到一处都能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因此，母亲的人缘特别好。

　　1960年4月1日，母亲在安东市五龙背镇里的一座小白楼里把我带到了人世间。我的问世，是母亲为刘氏家族立下的又一功劳。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远隔千里之遥坐落在开原县东部山区里的刘家大院，那里顿时沸腾起来，因为刘家烟火又死灰复燃。但是，母亲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刘家的任何褒奖。生我那年正置全国遭受自然灾害，家家户户紧衣缩食。

　　就在这个年代里，我那同父异母的大姐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一时为拿不出像样的嫁妆陪送给大姐而发愁。为了能让刘家第一个女儿出嫁时体面些，她当掉了家私，把积攒下的那点布票全都陪送给了大姐，终于让刘家第一个出嫁的女儿穿上了新衣裳、带上新被褥嫁了出去。

　　提起大姐的婚事还有一段佳话：那时，大姐正置青春貌美，婷婷玉丽，工作在国营纺织厂的剧社里,而且还是剧社里的女一号，她们经常会有慰问荣军演出活动。当时，在五龙背荣军疗养院里有个英俊的少校军官，浓眉大眼，高等身材，这位少校军官看大姐她们演出几乎场场不拉。他叫张万年，看上了大姐，并托组织向大姐求婚。遗憾的是，此时的大姐正与剧社里的一位俊俏青年肖汉文处在热恋之中。在大姐的人生旅途中和这位少校军官只是擦肩而过。今天，我好奇的翻阅了一些军史资料，发现当年在荣军疗养院里向大姐求婚的那位少校军官很有可能就是当今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如果事真，只能说大姐没有做“太太”的命了。

　　1966年初，父母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把我们姐弟三人由辽宁带到了内蒙古。母亲不忍心把父亲前妻留下的二女儿一人留在老家，就把二姐也接到了内蒙古和我们一起生活。当时，二姐正处在豆蔻年华阶段，母亲又开始为她的婚事操起心来。二姐是个少言寡语，老实厚道的人，不像大姐那样见多识广，且正赶上“文革”闹派性、红卫兵大串联的动荡时期。母亲担心二姐吃亏上当，决定要亲自为她选个婆家。1968年，她趁出差的机会，回到了辽宁，把选婿目标锁定在了过去和她在一个支部里的自愿兵“小吴”的身上。 

　　母亲找到家住五龙背的‘大女儿’进一步打探“小吴”的底细，很快 ，“母女联手”把“小吴”的底牌摸清。事不宜迟，母亲连夜踏上列车返回内蒙，征得二姐同意后，由父亲代笔替二姐给千里之外的“小吴”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很快就收到了“小吴”寄回的求婚信。就这样，母亲再次为继养的女儿打点嫁妆把她送上了喜结良缘的新婚之路。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不厌其烦的先后为我父亲前妻留下的两个女儿操办了终身大事。细算起来，我的母亲比她们姐俩也大不了几岁，但她却视‘两姐妹’如己出。母亲常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在大姐和二姐婚后的日子里，母亲连年穿梭在东北平齐线上，不辞辛苦千里跋涉常去看望她们 ，经常把家里积攒下来的粮票和现金拿出去救济她们。那时，我和三姐、四姐还小，母亲从不向我们透漏半星点关于姊妹“同父异母”的事。

　　我们长大后，从她们“母女”间的年龄差中才发现了“问题”。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心地善良，事事为他人着想，拥有一个宽阔的胸怀，用慈母般的爱、火一样的心温暖着这个家，呵护着我们‘姊妹’五人。

　　自从1966年来到内蒙古保安沼农牧场，母亲先是被组织上安排在场部机要室话务班做话务员。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也席卷到了这个半蒙半汉的劳改农场，随之场党委被取消，农场被划归黑龙江省并成立了“保安沼农场革命委员会”。那年，父亲被措划成“内人党”受到隔离审查，因此，母亲（前排左二）也被调离场部到农场家属被服厂参加劳动。

　　进入70年代，农场来了不少上海知青，农场成立了青年连 ，母亲又被组织上派进青年连担任指导员，她与青年们生产劳动朝夕相处在一起，被青年们尊称为“周姨”。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场又被划回内蒙古并改建为劳改管教支队，同时撤销了青年连，组建了女子监狱，母亲又被组织上派往女监担任教导员。

　　1989年，母亲在这个岗位上光荣退休，被内蒙古劳改局党委授予“银星奖章”。退休后回到故里辽宁省开原市安度晚年。2011年3月8日中午12时许，母亲在内蒙古原工作单位省亲时，因心脏猝死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