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红灯记——壮志凌云》唱段（演唱者：康良）

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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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背景音乐: 沪剧《红灯记——壮志凌云》选段。

原唱为沪剧艺术家、表演家袁滨忠先生。

本篇演唱者：康良。

本图为袁滨忠、凌爱珍、韩玉敏在沪剧《红灯记》中的剧照。

　　袁滨忠（1933年-1967年），1950年师从著名沪剧演员筱文滨学艺，进文滨剧团（后改名为艺华沪剧团）。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为了演好角色，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为演好《红灯记》中李玉和这一光辉形象，他多次到铁路上海站向扳道师傅求教。曾任杨浦区第四届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爱华沪剧团艺委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备受折磨，于1967年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18日平反昭雪。

袁滨忠在学艺时刻苦钻研，进步很快。至1955年已成为剧团主要演员之一。他的表演深沉细腻，唱腔融合了筱文滨和王盘声的特长并结合自身嗓音条件有所发展，故既有“文派”、“王派”之长，又自成一派——“袁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袁滨忠的戏路很广，他先后在《梁祝》、《桃李颂》、《青春之歌》等剧中担任重要角色。1959年参加上海市沪剧界著名演员会串《雷雨》时，他演周冲颇受赞赏。60年代初期，他主演了《年青的一代》和《红灯记》，分饰林育生和李玉和，更为观众注目，成为沪剧界有影响的青年演员之一。1964年11月，袁滨忠随爱华沪剧团团长凌爱珍等6人赴北京向中国京剧院学习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接见并作了亲切谈话。

这两个戏的演出为袁滨忠和韩玉敏日后的长期合作开了个头，打下了基础。但艺华沪剧团人才济济，名角不少，袁滨忠毕竟年纪轻，资格浅，在团里平时正式的演出中只能演演配角，要在那里脱颖而出，不是容易的事情。恰巧那时著名沪剧演员凌爱珍决定离开艺华，组建爱华沪剧团，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

凌爱珍看过袁滨忠和韩玉敏主演的《梁山泊与祝英台》，觉得他们很有希望，就向当时担任艺华团长的王雅琴提出来，希望把这两个小青年带去，并讲明白日后要好好培养他们，让他们挑大梁。其实王雅琴也很看好袁滨忠和韩玉敏，认为有培养前途，但考虑到爱华团新组建，更需要年轻的人才，为了沪剧事业的发展，决定放他们俩一起去。现在看来，凌爱珍独具慧眼的伯乐相马和王雅琴顾全大局的割爱放行，都使人感动。要不是两位沪剧老艺术家的这一举措，也许不会很快有袁滨忠和韩玉敏这对黄金搭档的脱颖而出。

凌爱珍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很有章法。她不是拔苗助长，而是循序渐进，讲究水到渠成。袁滨忠刚进爱华，只演一点贺客、过路人之类的小角色，后来才逐渐让他演有名有姓的人物。但她一直关注着，希望他在演出实践中增长才干。



1957年实行剧目开放，爱华沪剧团演出了不少西装旗袍戏，凌爱珍这才开始让袁滨忠和韩玉敏在《少奶奶的扇子》、《恋爱与阴谋》和《碧落黄泉》等剧目中分别扮演男女主角，逐渐成为剧团的台柱，在各种演出中挑起了大梁。这也是他们俩在爱华合作的起步。这和他们过去在艺华团演的《鸳鸯泪》和《梁山泊与祝英台》不一样，那只是以学员身份在歇夏季节临时加演的实验专场，和剧团正常演出担任男女主角是有区别的。

由于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他们俩联袂主演的戏越来越多，在传统戏《拔兰花》里，分别演孙福泰和李金姐；在现代戏《桃李颂》里，分别演陶国祥和李慧英；在《苗家儿女》里分别演卡良和迈香；在根据蒲仙戏《团圆之后》改编的《父子恨》里，分别演施俏生和柳氏；在《年青的一代》里，分别演林育生和夏倩如；在《南海长城》里，分别演区英才和阿螺；在《红灯记》里，分别演李玉和和李铁梅。凌爱珍经常为他们主演的戏当配角，像《年青的一代》中的夏母，《南海长城》里的钟阿婆和《红灯记》里的李奶奶。

经过长期的艺术合作，袁滨忠和韩玉敏成为当时沪剧舞台很受欢迎的一对黄金搭档。 这种合作对他们艺术上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爱华一天演两场、三场，平时空余时间，两人就一起商量如何塑造人物，如何把唱腔搞得好听。由于彼此了解比较深，台上配合自然比较默契。有时韩玉敏出点子，说这里我少唱两句，袁滨忠总是很乐意。他的唱腔比较花哨，韩玉敏尽可能帮他托一托。有时台上出现意外情况，还互相补台。这样的合作，彼此都感到少不了，分不开，一些青年观众也非常喜欢看他们俩合演的戏，称他们的合作是牛奶加咖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经历了十几年，两人一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促进。韩玉敏学戏比袁滨忠早，出道也比袁滨忠早，他们的合作，开始阶段是以韩玉敏为主，由她领跑的。后来袁滨忠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1959年沪剧界明星会串演出《雷雨》，凌爱珍以过人的魄力，推荐袁滨忠去演戏里的小少爷周冲。

袁滨忠演得十分出色，又是和这么多沪剧大明星同台演出，因此一下子红遍了上海，很快成为沪剧舞台最引人注目的优秀青年演员。在他们的合作中，领跑的人逐渐变成袁滨忠。他们俩的合作非常融洽，一直坚持到袁滨忠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袁滨忠去世后，韩玉敏更感到这种合作的可贵。在她以后的艺术生涯中，再也没有遇到像袁滨忠这样相称、相配的搭档。

袁滨忠原名袁俊，江苏苏州人，他于193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里弄尽头的小阁楼里。由于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被生身父母送走，从此寄人篱下，易名改姓成为袁家继子。好在他天资聪慧，曾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教学质量很高、要求严格的寄宿制学校。中学时代的袁滨忠读书勤奋，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文章。如念完中学读大学，他本应成为一个作家、学者或者工程师。但命运坎坷的袁滨忠却因为养父临时的辍学决定，不得不告别校园。

1949年他拜养父老友、著名沪剧艺人筱文滨为师，从此走上了学戏的人生之路。 　那时袁滨忠只有14岁，是筱文滨关山门的最后一个弟子。筱文滨的学生都是“滨”字辈，他给这个学生起名时，再加上一个“忠”字，这就是袁滨忠名字的由来。袁滨忠在八仙桥居安里筱文滨寓所举行了拜师仪式，他的抱徒师是申曲前辈艺人王筱新。当时学艺，老师没有时间专门来教，主要靠自己看戏领会，在实践中摸索。袁滨忠随老师进了艺华沪剧团，也是主要靠自己看演出，偷着学。由于他嗓音条件比较好，人又生得端正，再加上肯用功，在学戏的青年中比较引人注目，老师常叫他跟韩玉敏他们一起去唱电台。

韩玉敏和袁滨忠都是苏州人，又是同年出生，但比袁滨忠早两年进艺华，拜著名沪剧演员王雅琴为师。当袁滨忠拜师学艺时，她通过唱电台，已经初露头角，小有名气了。很多人说，韩玉敏小妹妹唱得不错，点名要她唱的也不少。袁滨忠进艺华后，也是通过和大家一起唱电台，开始得到了一些实践锻炼的机会。那时团里名角多，年轻人进来时间不长，参加舞台演出不多。平时即使上台，也只能演演跑龙套角色。只有在歇夏时，以学生为主唱戏了，才有机会演主要人物，韩玉敏在《白毛女》的青年版中演过喜儿。她和袁滨忠合演男女主角的第一个戏是《鸳鸯泪》，接着还合演过《梁山泊与祝英台》，一个演祝英台，一个演梁山泊。韩玉敏至今还记得那次袁滨忠因为演上主角，十分兴奋，还闹了笑话。首演那天，戏要开场了，袁滨忠却还没有来，大家急得到处找他。当时没有手机，呼叫也呼叫不到，正在为他团团转的时候，这位老弟满头大汗地奔了进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来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背台词，背着背着乘过了站，结果到了终点站才发现错了，又拼命地赶过来。出乎意外的是这件事不但没有影响演出，那天剧场效果还特别好。因为梁山泊这个角色要求演得忠厚老实，袁滨忠那时不太会演戏，刚到台上反应比较慢，正好是一付呆头鹅的样子，演这个角色正匹配，观众不仅不责怪，反而对他英俊的扮相和清亮的嗓音印象很深。大家开始知道这个年轻小生的名字叫袁滨忠。

爱华沪剧团是个集体所有制的区剧团，实行自负盈亏，因此演出十分繁忙。一个月往往要推两个剧目，平时日夜两场连轴转，星期日还要加早场。正是这样频繁的演出实践，使袁滨忠得到很大锻炼。再加上小团没有专职作曲，唱腔要靠自己琢磨，袁滨忠年纪轻，有追求，总想搞点新东西。这样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观众印象中，袁滨忠的表演总是给人以非常清新的感觉。他塑造人物注重内心刻画和感情抒发。他扮演范国强、卡良、周冲、林育生和李玉和尽管身份不一、性格迥异，但都有血有肉，亲切动人。他的唱腔融合了王盘生和邵滨孙的长处，如《雷雨》中他唱的那句“我从来不当你佣人看”，就是直接从邵派唱腔中化用过来的，经过他崭新的处理，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

袁滨忠的有些唱腔，借鉴了王盘声的王派，但他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有所发展。如果说王派以滋润甜糯见长的话，那么袁滨忠的唱腔显得清脆明亮，舒展自如，与擅长下旋音调的王派相比，他的音域比较宽，经常往高处走，有时发声达到很高的区域，仍应付自如。 　袁滨忠的唱腔，不仅有潇洒飘逸的一面，还有柔中带刚，刚柔相济的一面。在《红珊瑚》“岛遇”中“波涛中葬英雄大海争光”一句唱，他一反过去沪剧唱腔的传统习惯，努力体现出人格豪迈激昂的感情。《桃李颂》中他一气呵成的四字句，最后落到高音，给人全新的感觉。《年青的一代》“读遗书”中，他唱“千万不能忘根本”这一段，更亮更突出，“忘根本”三字达到全曲最高音，高亢激越地表现了当年革命烈士崇高的精神情操。而在《红色娘子军》中“如释重负心舒畅”的演唱，他把音乐过门也融化到唱腔中，使整个唱腔显得更生动丰富。



袁滨忠在《苗家儿女》和《雷雨》中的唱腔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两个戏的唱腔处理也花费了不少心血。《苗家儿女》“分别”中唱到“让我在树王身上刻下我心意”时，多次用鼻音来修饰，形成一种特殊的韵味，听后使人久久难忘。在运用传统曲调时，他从不墨守成规，总是千方百计推陈出新。《雷雨》中他演周冲唱的那段“飞向我们的新世界”，用的是寻常的流水板，但是转调甩腔时都加以变化，尤其“像海燕张开翅膀飞”一句放慢节奏，运用时起伏的长长的拖腔，使人感到如清风吹来，精神振奋，仿佛看到了海燕在飞翔的画面。 　袁滨忠的唱腔不仅融合了沪剧邵派、王派的特点，而且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演唱手法。在《父子恨》“法场”的戏里，他糅合了越剧的表现手法。在《朝阳似火》里他还把淮剧高腔用到沪剧中来。在《红灯记》“刑场”唱段里为了表现英雄人物李玉和的精神风貌，他大量借鉴了京剧、昆剧和评剧的曲调，使整个唱段呈现出恢宏磅礴的气势。

袁滨忠在繁忙的演出实践中逐渐实现了自己艺术上的升华和飞跃。他塑造的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他创造的一曲曲优美的唱段，在沪剧观众中引起强烈的震撼。人们惊喜地发现，一个崭新的沪剧艺术流派正在形成、发展。当时观众迷恋袁派艺术的程度令人感动。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毕春芳回忆，有一次他们合作越剧团在瑞金剧场演《白蛇传》，观众中忽然有人发现袁滨忠也来看戏，于是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地都去围看袁滨忠，场子里顿时乱了起来，戏无法再演下去。越剧团的领导只好把袁滨忠请到后台说明情况，打招呼请他离开剧场，戏才得以继续演出。

著名电影译制演员童自荣说，那时每当爱华沪剧团演出散场，剧场门口总会有大批中学生戏迷簇拥等候着，为的是一睹袁滨忠的风采。他自己通过听广播，也成为“袁迷”的一员。以扮演电影《51号兵站》男主角小老大闻名的著名电影演员梁波罗和曾在舞台和银幕上多次出色地塑造过陈毅形象的著名话剧演员冯淳超当时因为喜欢袁滨忠的唱腔，和他结识交了朋友。他们至今仍难以忘怀这位才华横溢的沪剧青年演员，几次参加纪念袁滨忠的演出活动。童自荣还满怀深情地在《文汇报》上撰写了题为《世上曾有袁滨忠》的长文。

袁滨忠在艺术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深受观众喜爱，在生活中也找到了一个和他情投意合的知心伴侣。在举行纪念袁滨忠逝世38周年的演唱会时，一个素不相识的沪剧女观众把她精心编织的长长的羊毛围巾送给袁滨忠的夫人郑威娥。她是照袁滨忠生前喜欢的那条格子围巾的颜色和式样，用了很长时间编织的。这份不寻常的礼物，郑威娥捧在手里，感受到了那份浓浓的情意，心里觉得温暖欣慰。

很多人都以为郑威娥因为喜爱沪剧才爱上了袁滨忠，其实并非如此。当时郑威娥是个高中学生，喜欢看越剧，成了越剧迷。一个越剧演员的生日聚会中遇到了袁滨忠，两人在这个偶然相遇的场合交谈了起来，谈得很投机，以后就慢慢地开始熟悉、交往、相爱了。

郑威娥是一位出身香港爱国富商的名门千金，当年为了让孩子熟悉祖国大陆，经受更多锻炼，父母千里迢迢送她来上海求学，就读沪上一所中学高中部。这位富家小姐能够爱上一个戏曲演员，确实很不容易。由于门庭悬殊，郑威娥家里一直不赞同他们的爱情，而在当时“左”的思潮下，也有朋友担心女方这样的背景会给袁滨忠带来麻烦。袁滨忠对郑威娥说“我不管你的家庭，也不管人家怎么说，我看中的是你的人。只要我们感情好。”郑威娥深深地爱上了有追求有抱负的袁滨忠。在一个深秋的雨夜，不顾家里父母的反对，毅然抛弃一切，孤身一人来到袁滨忠居住的小搁楼，开始组织了小家庭。现实的生活也许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美丽和浪漫，靠袁滨忠的演出收入，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特别是有了三个孩子以后，每天的菜钱都要掐指算了又算。可是至今郑威娥深深怀念着，这段时间充满温馨和阳光的小家庭生活，成了她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这一段生活也给了袁滨忠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他以高涨的热情投入沪剧舞台更多角色的创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突破。正当他艺术上不断趋向成熟，满怀激情地向更高的目标冲刺的时候，一场猛烈的风暴却无情地袭来。袁滨忠遭受残酷的迫害，直至被剥夺年轻的生命。他去世至今已经41年了，作为他的亲人，郑威娥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

那天告别的情景，郑威娥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冷月凄风的寒夜，她劝他到别人家躲一躲，他却生怕连累别人，连累妻子和三个孩子。当时他已意识到这一去可能永远回不了家，在郑威娥给他围上围巾时，他忍着眼泪说，“万一我不在了，你就改嫁吧，不要带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过一辈子。”妻子听了心如刀割，对他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离开你。”她还记得，那天走的时候，袁滨忠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却一遍又一遍地端详三个孩子，特别是才出生十个月的小红，然后依依不舍地走上了那条不归路……

袁滨忠带着他对妻子女儿的眷恋，带着他对沪剧艺术的挚爱，离开了世界。郑威娥以柔弱的双肩，面对种种迫害，并独自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艰难地把三个女儿抚养成人。后来她带着孩子们赴香港与父母家人团聚，并在境外创出了一番事业。由于对曾生养哺育了她夫君袁滨忠的黄浦江畔的这片热土难以割舍离弃，两年前上了年纪、被人称为“袁太”的郑威娥叶落归根，和小女儿回大陆定居沪上，还在徐家汇附近开了一家装潢很艺术化的饭店，日子过得安宁滋润。生活在变，时代在变，世界在变，不变的是她对袁滨忠刻骨铭心的爱。41年过去了，她始终孤身一人。她说没有忘记，在离别那天曾对袁滨忠说过，我永远不会离开你。至今，他的骨灰盒仍放妻子卧室的五斗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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