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的插队小组

正泓

目 录

🌾跟随父母下放农村

🌾知青小组亲如一家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丙辰龙年动荡不安

🌾蹉跎岁月苦中有乐

🌾磨炼意志增长才干

　　现在的80后、90后对知青这个称谓是陌生的，但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几乎家家都有知青，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始于1968年12月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那以后的近十年间，城市里的中学生大批的去了农村，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的有文化的青年就是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我也是千千万万个知青中的一员。

　　

🌾跟随父母下放农村

我在农村“抗战”八年。1969年11月28日我全家跟随作为下放干部的父亲去了和县姥桥公社，我清楚的记得，那天马鞍山市政府门口敲锣打鼓，几十辆卡车整装待发，每辆卡车装载的是每家的全部家当。

　　我当时上小学六年级，只是觉得要跟同学分别换新学校了，有些难过。大人们很伤感，想的是从此告别城市扎根农村，我家落户在和县姥桥公社乔山大队蔡庄生产队，午后到达目的地，生产队给我家腾了三间草顶土坯房，卸行李，支床，父母忙的不亦乐乎，我和妹妹坐在方桌上不敢下地，因为好几条狗对着我们叫还要舔我们，隔壁老乡给我们送来晚饭。刚到农村一切都不习惯，尤其是那个露天的，只有齐腰高土坯垒砌的茅坑，始终无法适应。

　　12月1日，父亲带我和妹妹去了镇上的姥桥学校（小学连初中），学校离我所在的村庄三里路。镇上的学校还是比较正规的，大队小学就要简陋许多，几个年级在一个教室，轮流上课。到了学校一问，他们没有六年级，校长说要么上五年级，要么上初一，我爸怕上初一跟不上，就让我上五年级。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就放寒假了，寒假结束，1970年初我就升入初一，马鞍山同学此时上七年纪，第二年五、六、七三个年级一起升的初一，所以我比马鞍山的同学提前一年高中毕业。

　　到学校上课，开始听不太懂老师讲的和县土话。我是在内蒙古出生的，上学前全家来到马鞍山，我所在的十七冶小学北方人多，我当时说的是带北方味的普通话，所以语文老师经常叫我领读课文。小孩学话快，没多久我就能说一口流利和县话了，在和县几年下来，我的普通话也不普通了。每天上学三里路两个来回，我的小腿比较粗，估计是那时走路走的。1971年，我上初二时，学校陆续来了几个从兵团分来的大学生，徐大经和徐大纬是姐妹俩，大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小徐老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个教英语，一个教化学；王亦佩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当然教数学，她们三个都是上海人。教物理的张益炳老师是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教语文的章善华老师和高思德老师都是大学毕业，连政治老师都是大学生。真的很幸运，在农村中学还有那么好的师资队伍。大、小徐老师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能歌善舞、会好几种乐器，她俩为学校宣传队编排了整台节目，还教住校的学生学乐器。我上初二时，组建有高中的姥桥中学，戴帽子的初中部从小学剥离出去了，新建的中学跟小学相邻，我们搬到新校舍上学，学校资金不足，课桌是水泥砌的，每个学生自带板凳。学校盖教室还让学生捡碎石和砖头，每人必须完成额定指标。初三下学期，正值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学校从学农学军到大搞竞赛，数学、语文竞赛、物理、化学竞赛此起彼伏，到11月传出要考试升高中，那年姥桥区所辖的几个公社中学就录取一个班，考试公布分数，择优录取。

这是我和妹妹在我们全家下放的村口池塘边拍的。我们站在树干上，那棵大树从塘边横着长，拍照时是汛期，水大，平常树干是露出水面的，村民蹲在树干上洗衣淘米。想去看看那棵大树长成啥样了。

　　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能考上大学以及我们那届高中班高考录取率高，也是缘于当年高中的考试入学，高一新学期开学，学校大抓教学质量，对学习抓的还是蛮紧的，上高二后，由于张铁生的白卷事件，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习又松懈了，又是学农，又是野营拉练，很多课程都没学，考试都是开卷。学校排批林批孔的节目，我写过群口词《批林批孔当闯将》、活报剧《一唱一和皆一梦》、朗诵诗《当我们高唱国际歌的时候》等等。我的“创作”始于大批判小分队。

　　🌾知青小组亲如一家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此时父亲接到了回马鞍山的调令，经询问，马鞍山的知青办让我留在当地，但算马鞍山知青。为了互相照应，我落户到邻村的父母也已返回马鞍山的女知青叶林（现在是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所在地姥桥公社油坊大队沈杨生产队，我和叶林都跟随父母来农村几年了，所以不像初来乍到的那些知青什么都不会，烧火、做饭、炒菜、担水、洗衣，种自留地，都难不倒我们，随后，我们小组又来了个马鞍山女知青名叫洪光（现在是马鞍山市120急救中心的主任）。从此我们三人组成一个插队小组，叶林最大，我最小。她俩都是一米七的高挑个，按说我净高一米六三不算矮，但跟她俩在一起我就是小矮个。叶林快人快语、做事麻利、心灵手巧、能文能武。我和洪光的性格有些相似，不温不火的。叶林干农活，除了挑担子，其他手头活，队里的农村妇女都没她手快。叶林手快到一天就能织好一件她自己的毛衣，那天下雨没出工，从早上织到半夜全妥了，我和洪光目睹全程，真呼佩服。初来乍到队里给我们8分工，一年后是9分工，两年后是一个工。每个知青，国家给180元的生活补贴，第一年拿80元，第二年拿60元，第三年拿40元。因为有这个补贴，我插队的几年间基本没向父母伸手要钱。

　　我们知青插队小组三人，左边是我，中间是叶琳，右边是洪光。

　　我们和村里人关系相处的很好，我们跟她们干一样的活，同工同酬，从不挑肥拣瘦，我考上大学，临走时，村里人把我送到公路边，依依不舍，队长派了壮劳力帮我挑行李，一直送我上船。2008年我和洪光去队里，大家喜出望外，拉着我们的手，忙不迭地抢着告诉我们村里这家那家的情况，遗憾的是叶琳没能同去，我们一直约叶琳回来，我们三人故地重游那该多好啊！

2008年5月3号我和洪光回队里，中间是原来住我们隔壁的一对夫妻，男的是队里会计，两口子对我们挺好的。

　　我们插队小组是区里的模范知青小组，我们三人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三年多，吃一锅饭，睡一个屋，干一样活。家人工作不在一起，同事回家不在一起，而我们24小时在一起。亲密无间的牙齿和舌头也有打架的时候，我们却从未吵过架，这在知青小组中是难能可贵的，三个人性格不同，生活习惯和爱好也不尽相同，相处之道就是互相包容，我们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每个人分的粮食，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和赶集买的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吃，我们三人插队早晚不同，工分不同，分的粮食不同，从家里带的东西不同，大家从不计较，也没记过账，谁的同学朋友来，都是共同招待。有人犯错，比如弄坏东西打碎碗，一笑了之从不埋怨。我们三人总是抢着干活，种自留地，洗衣、做饭、喂鸡，从不计较谁干多干少。我们干家务活是各尽其能，扬长避短，叶琳腌咸菜好吃，每次都是我们洗了由她腌。俗话说千年修的同船渡，我们朝夕相处的缘分那是万年修不来的，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四十多年，还将永远延续下去。

　　1992年8月我们三人重聚。

　　2008年11月我们仨又重聚。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虽然在农村呆了几年，但我在上学，基本没干过农活，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五谷基本能分的文弱女孩，当时不到17周岁，一切重头学。我是1975年初高中毕业后去插队的，最先干的活是挑土，开始挑的很少，多了挑起不来，放土的藤筐上的绳子乱晃悠，步履蹒跚，一天下来，肩膀红肿生疼，还磨破了皮，第二天肩膀疼的不能碰，我们就在衣服里面的肩上围条毛巾，那样还是疼，到家一看毛巾上血迹斑斑。就这样，肩膀红了又肿了，肿了又紫了，最终肩膀的皮肤变得很厚，渐渐地我们学会了挑担子，走起来也稳当了，一手扶住肩上的扁担，另一只手拉着筐上的绳子，换肩轻松自如，倒土也很潇洒。三年里我挑的最多的一次是100斤棉花秆，队里称重量分给我们当柴火的。

　　我们的生产队长叫杨大华，当时三十岁来岁，长的很瘦小，其貌不扬，他老婆跟他站在一起，人高马大、性格刚烈，他们有有两儿一女。杨队长高小文化，肚子里有点墨水，能侃大山，鬼点子多。在那批判“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就敢采取干农活计件取酬，锄草、插秧、割稻等活均按垄承包，摘棉花等活按重量计工分，曾经被当活靶子批判。粉碎“四人帮”后，他成了大红人，作为县里的典型，在全县范围到处作报告，介绍他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就敢实行计件取酬承包制。杨队长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区农技站推广棉苗钵，他率先响应，七十年代都没见过韭黄，他不知在哪学来培育韭黄的技术，韭菜割了一茬的根分到各家各户，白天地里干活，晚上全村人都在家里剪韭菜根，也是按重量计工分。天天剪韭菜根，我们的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了。但每天看着韭黄一点点的长起来，很欣慰，那年的韭黄为队里发了笔小财。正因为杨队长的精明能干，当时很多生产队一个工就几分钱，我们很自豪地告诉知青伙伴我们一个工八毛钱，他们可羡慕我们了。2008年回村时，听说杨队长前些年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自杀了，真可惜。

　　我下乡的第一年就分了二百八十斤粮食和36元钱，我喜颠颠地回家向妈妈呈上我的劳动成果，妈妈当即让我把这36元钱寄给我的奶奶，我奶奶乐得逢人就夸我，她九十几岁高龄时还跟我女儿提起此事。妈妈的言传身教使我跟婆婆处的亲如母女。

　　“双抢”是农村最忙的时候，既要收割早稻又要插栽晚稻，天天“披星戴月”，我们的杨队长那可不把我们当外人，凌晨三点半就来叫我们起床去拔秧，拔秧到天亮，回家吃完早饭后插秧，到了中午，皎阳似火，水田里的水被炎炎烈日晒的滚烫，腿都烫红了，还不时被水田里的蚂蝗叮咬，叮咬之处立刻红肿一大片，水田里还有水蛇，叶林胆大，竟敢抓蛇，我和洪光都怕蛇，她居然往我们身上扔，吓的我们尖叫。中午太阳最烈时，回家休息二、三个小时，到下午三、四点出工，外面还是很热，光脚走在泥地上，烫得直跳脚，每天晚上要干到八点半以后回家。几天下来，我们精疲力尽，杨队长依然三点半来敲门，我们不理他，他锲而不舍使劲拍门，不见回应不走人，对我们真是关怀备至。数日连续作战，我们腰酸背痛，腰简直就像要断了，弯下起不来，起来难以弯下，实在坚持不住，就爬到田埂上躺下，任凭烈日灼烤，我自岿然不动，几天皮肤就晒得黝黑，胳膊和腿都晒得脱皮。有次晚上到家，我们三人卸下门板，大门是对开的，两块门板，还有房门门板，一人躺一个，有现成的饭（中午连晚上一起烧的），困乏至极不想吃，倒在门板上就睡着了，半夜睡醒爬起来吃饭，还没菜吃，有菜也没劲烧，啊！那时要有袋装榨菜，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叶林争强好胜，干活是拼命三郎，总想争第一，她插秧的速度是全队最快的，因为计件制，社员还嫉妒她多挣工分。我和洪光的速度在队里属中等水平。我腿粗，影响了我的插秧速度，后退时腿从淤泥里拔出，腿细的话，留下的窝很快就合上了，而我腿拔出的窝合不上，还要捞一把淤泥填上，我插的秧苗老漂，就是腿粗惹的祸。有一年清明节前后天还很冷，穿着棉衣插早稻秧苗，我们不同程度都落下了病根，叶林腰肌劳损尤为严重，数年来阴雨天常犯病，犯病在床上一躺一个星期。

　　干农活也要技术，比如拔秧，两只手的小指、无名指、中指要一边拔一边旋，两只手上的秧苗拔满了，左手、右手两把秧苗捆在一起，这样插秧时，拆开来就是分开的两把秧苗，把其中一把拿在左手上，因为是旋着拔的，秧苗自然散开，左手用大拇指和中指不断分出一小撮秧苗，右手接过左手分好的秧苗只管栽下。

　　我们三人摘棉花的速度都很快，老乡教我们一手扶棉蒂，另一只手拽出几瓣棉花，我们没有照葫芦画瓢，叶林率先左右开弓，眼疾手快，两只手同时拽棉花，眼睛还要左右两边扫，我们也跟着学，队长说这样速度是快了，但有的棉纤维被我们扯断了，棉花也容易掉地下，为了速度，我们还是左右开弓，摘棉花也是按重量计工分，每人带两个大麻袋，腰里系一块大布，摘下的棉花放在腰里的布袋里，布袋放满了，去田头装进麻袋里，布袋快装满时腰坠的可酸了，布袋实在塞不下了才去田头卸下，没装满去卸浪费时间，收工时，在田头每个人的麻袋过磅，叶林总是第一名，我和洪光也能在十名以内，每人还要负责把自己麻袋里的棉花扛到队部，摘的多扛的多。从棉花田到队部最远的有两里多路，每次我们三人连拖带拽把满满六麻袋棉花弄到队部筋疲力尽。

　　我们小组三人在生产队一直干农活，知青中有的当了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会计、小卖部营业员，而我们干的最轻的活就是夏天在西瓜地里看瓜，头两年是全队妇女轮流看，1977年传说要恢复高考，杨队长发善心让我们三人一人一天轮流看西瓜，我们就在西瓜棚里边看瓜边复习。

　　1976年的冬天特别冷，洗脸水放在脸盆里，一会儿就能结冰，洗完脸的毛巾挂在家里，一会就硬邦邦的，我手上长满了冻疮，手指肿的像胡萝卜，现在还能看出外侧手腕上的冻疮疤。12月的一天切胡萝卜，手冻的不听使唤，不小心切到左手中指，指甲连着肉切掉一小块，我有从家里带去的小药箱，自己涂了紫药水，用纱布包上了，那时还没有创可贴，几天后手指感染化脓了，疼的钻心，十指连心我深有体会，只能回家，去十七冶医院看了，医生说要拔掉指甲，没法只能听医生的，指甲拔掉后，里面脓没处理干净，几天后又开了一刀，冬天伤口不易愈合，三个多月后春暖花开手指才好，但指甲长的好慢好慢，三十几年了还没长全，而且新长出的指甲很厚很丑，还是歪的。

　　

🌾丙辰龙年动荡不安

1976年，农历的丙辰年，那一年动荡不已，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跌宕起伏的一年。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还有毛泽东主席都在那一年去世，天安门事件和夺走24万生灵的唐山大地震都发生在那一个龙年。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早上从村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噩耗，我们愣住了，都哭了。那时全国人民都悲痛欲绝，我们的好总理走了，有谁能担当总理重任，后来对总理的深切悼念演变为老百姓的忧国忧民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痛恨，4月5日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全国上上下下查缴天安门诗抄，当时我也抄了许多怀念周总理的诗歌，我没上缴，我的那本诗抄本，至今还在。我还留下了报纸上的周总理照片，1986年纪念周总理逝世十周年时，各大报刊杂志都整版刊登了周总理在各个时期的各种照片，我收集了许多报纸，剪下照片，连同1976年留的照片，贴了满满一个相册。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们几个从马鞍山返回和县，在姥下河下了船，在大埂上见到一个挑担子的老农，大喊不得了了，天要塌了。原来毛主席又离开了我们，中共中央下午4点发的讣告，举国上下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继离世忧心忡忡。9月18日下午三点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们全部集中到大队部门前的空地，追悼会由华国锋主持，王洪文致悼词。我们跟着大喇叭里北京追悼会的实况广播一起默哀、一起鞠躬、一起哭泣。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定性“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双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上任，姥桥区也召开了万人大会，洪光的同学，我们公社的陈治明代表全区的知青上台发言。那时人人喜笑颜开，祖国上下欢呼雀跃，拨乱反正百业待兴。

　　

🌾蹉跎岁月苦中有乐

1975年冬天，大队组织宣传队，知青都参加，我五音不全，也滥竽充数。叶琳是骨干，能写能唱能跳，当时她还写了个剧本，我也写了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什么的，我们一个大队的宋淼，笛子吹得很好。那一冬我们排了一台节目，在各个生产队演出，后来又去公社会演，公社会演选出的节目去区里会演，最后还有节目去县里会演。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经历过是体会不到的，下地干活渴了就在水塘边用手捧塘里的水喝，我们村几个水塘的水还算清，有的村庄水浑他们也照样喝，从地里拔起的沾满泥土的胡萝卜，用手抹两下就送进了嘴里，可那时还身体倍儿棒，吃饭倍儿香。农村除了蚊虫叮咬，还有跳蚤，叮的浑身发痒起红点，我们就在床板上打农药。幸好我们下放在和县，那里没有虱子，否则更遭罪。我们住的是三间土屋，中间是堂屋，西屋是我们的卧室，东屋是大灶和柴火间。夜里老鼠乱窜，吱吱乱叫，一天夜里两只老鼠顺着蚊帐杆爬到我的蚊帐顶上打架。我塞紧蚊帐躲在被子里。有次她俩回马鞍山了，我下午偶然发现房间土墙开裂的大缝里藏着一条蛇，有大黄鳝那么粗，蛇头伸出向外窥探，长度不得而知，我赶紧去找人，等带了人来，蛇不见了，用竹竿往墙缝里捅，没任何反应。那一晚我胆战心惊，用夹衣服的所有木夹子把蚊帐接头的缝夹上，村里人说家蛇不咬人，可我还是害怕。说来也奇怪，后来再也没见蛇的踪影。还有吃棉籽油的经历，也是记忆犹新，队里分的棉籽油，不吃浪费，可棉籽油真难吃，油下锅，烟大气味卡嗓子，口感也不好。后来我们就跟菜油兑着吃。

　　知青每月去公社学习一次，还记半个工，去学习那天是我们的节日，我们每月就盼那一天，那天也是当时唯一的会友方式。通常是学最高指示，读文件读报纸，学习知识青年的典范邢燕子、侯隽等先进事迹，大家表决心，什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广阔天地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扎根农村一辈子，战天斗地干革命”、“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等等，什么口号响亮喊什么，每次学习结束回来的路上，叶琳走路快，大步流星，一下就把我和洪光甩老远，每次都是我俩到家，叶琳米已淘好下锅煮开了。在我们小组，叶琳主外，她是我们的主心骨，经常是她在自留地忙活，我和洪光做饭。外出开会也是她，大事小事都她说了算。说起我们的自留地，我们前前后后种过好多种菜，还在马鞍山买来和县没有的蔬菜籽种，现在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西红柿了，个大肉厚，粉红色的，掰开里面几乎没有籽，阳光下浅粉的瓤亮闪闪的。我们种的大甜椒肉很厚，特好吃，黄瓜那个新鲜，还有我们种的大毛豆，豆粒又大又饱满，当地叫大鼓豆，拔一株就能剥一大碗，炒好一股清香。那些都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1976年，早稻被水淹了，改种山芋和玉米，秋收时分了一大堆的山芋和玉米，我们把玉米棒磨成玉米面，玉米面做糊糊，大锅上面一圈贴玉米饼，山芋切块煮稀饭，有次我们煮了一大锅山芋，三个人吃的山芋皮在小桌上堆得像小山，几个月的山芋和玉米轮番吃下来，每人都胖十多斤。

　　七十年代的业余生活就是看露天电影，本大队和邻大队放电影，我们早早吃了饭，扛着长凳去占位子。我那时有两样家用电器，手电筒和半导体收音机，那台收音机也是我们小组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农闲时，认识的知青和同学之间互相串门，我们出去的少，很多人喜欢来我们这玩。徐金宝是故事大王，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从帝王将相到妖魔鬼怪，无所不能；刘季友嗓音好，什么歌都会唱；还有人是来借书的。我们三人都不爱打牌，我们用扑克牌玩24点，就是抽出4张牌，用加减乘除的方法算出答案24。我们经常玩的还有猜谜语，连成语，有一阵实在无聊还翻出数学书，做几何证明题，那时还不知道要高考。

我的下乡日记。

　　下乡那几年，虽然日子清苦，但我们无忧无虑，过的很快乐。我们经常在被窝里天南地北的聊天、逗乐、寻开心，我们比起老三届的知青要小许多，他们比我们心事重，怕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当时很单纯，认为只要表现好，就能招工上调。刚插队那会还时兴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汇报一天中自己的表现，还要斗私批修，指出自己要改正的缺点。后来我们小组把这些程序都偷偷免了。 叶琳还是运动健将，短跑、长跑、跳远、跳高、游泳样样好，安徽省排球队当年要抽调她，她没去，因为她不愿意把体育作为职业，在全区的游泳比赛中，她得了女子青年组的冠军，我和洪光不会游泳，有天叶琳突发奇想说要教我和洪光游泳，我们害怕，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俩推下了门前的水塘，那个水塘水很深，我俩下水就直往下沉，吓的大喊大叫，她顾此失彼，幸好不远处有人，那人见状立马来帮忙，我俩都呛了水。我们三人都后怕，如果没有那人帮忙，没准会淹死。我俩后来再也不敢下水了，至今还是旱鸭子。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吃山珍海味都不觉得好吃，那时粗茶淡饭格外香甜，有次我们锄草到午后2点才回来，因为那片地很远干完下午就不过去了。到家我们下了一大锅西红柿鸡蛋面条，饿极了，酸酸的汤面，太好吃了。每个人吃了大碗五、六碗。肚子涨了，可嘴巴还想吃。最后吃的都动弹不了。那次吃驴肉我至今记忆犹新，邻村的一头老驴干不动活了，主人杀了它，卖驴肉，我们也去买了几斤驴肉。卤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剁馅，我们找来了邻村的知青，一起包饺子，宋淼抓起擀面杖，技高一筹，擀饺子皮的速度超级快，据说他一人擀皮能供8人包，反正当时几个人，来不及包，宋淼擀完又帮忙包，他包的大肚圆饺，一次成型馅还特多，我们数天不沾荤腥，那顿驴肉饺子真是好吃解馋。

　　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后左一是宋淼。

　　

🌾磨练意志增长才干

几年的农村生活，对我们的人生受益匪浅，首先学会了吃苦耐劳，在农村我除了没挑过大粪（属男劳力干的），妇女干的活我都干过，锄草、拔秧、插秧、割稻，割麦、打场、收油菜、收芝麻、掼麦子，摘棉花、刨花生、在池塘里挖荸荠等等。其二学会了勤俭节约，那几年，衣服破了都自己补，干农活费衣服，我们干活的衣服到处是补丁，我补衣服的技术就是那时练就的，解放鞋坏了也是自己修补。刚下乡那年，就学会了做鞋，从糊纳鞋底的千层布，到纳鞋底、做鞋面，把鞋底鞋面上在一起，全是自己独立完成。我做的鞋很漂亮，有松紧口的，搭攀的，系鞋带的。不是我能干，而是我有上海亲戚寄来的鞋样。我还学会了绣花，绣过几对枕套和台布。当然也学会了打毛衣，叶琳手特快，两天能织好一件毛衣，但我打毛衣的技术一直不怎么样，每次尺寸都掌握不好，总要拆一、两回。我看叶琳会做衣服，农闲时回马鞍山探亲也学着做，用上海寄来的衣服纸样裁剪，做了几件衬衣和长裤，穿上样子很好。别人都以为我买的。那张1976年我们三人合影里我穿的衬衫就是我自己做的。后来女儿小时候各式各样的衣服裙子都是我亲手做的，而且一大半是用旧衣服改的。一条旧牛仔裤改了条背心裙，胸前和裙摆绣上贴花，一件白衬衫和一件花衬衫改了一条别致的镶色连衣裙。在美国定居的周小姗同学回国探亲，我给她的混血女儿做的连衣裙她直夸好看。我补衣服的技术也不错，只要有相同的布和线，基本能补的天衣无缝。这一切要感谢上山下乡，如果不当知青，出中学校门就进大学校门，我也许就不会这些针线活。上山下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计算工龄。有些找门路留城的人现在后悔莫及，从农村直接考上大学的，大学期间还连续算工龄，留城待业的跟我们的工龄差了好多。工龄可是计算退休工资的一个重要参数。

　　比起现在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和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当年农村的精神和物资生活极度匮乏，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我们所在的村庄虽然有电，但断电是家常便饭，我们有煤油灯，但老乡说自制的油灯省油，我们就跟老乡学做简易的油灯，用一个洗净的废墨水瓶装煤油，瓶口用白铁皮剪一个圆盖，圆盖中间钻个孔，再用白铁皮做一根小铁管，纳鞋底线编成辫子塞管中作灯芯。点燃后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的，黄色的火苗上部总是袅绕着一缕黑烟，看书可遭罪了，烟雾熏人，个个鼻孔是黑的。最终还是用带灯罩的煤油灯，中间的宽捻子，用旋钮可以调整高低，火柴点亮后将灯罩罩上，比自己做的油灯亮很多。冬天农闲村里人为了省灯节油八点多就睡觉了，他们看我们睡得晚，还说我们浪费煤油。

我们用过的几种煤油灯，右侧就是上面说的自制省油款。

　　我父母返回马鞍山时，把家里的好多书都留给我了，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书，我家书多，父母喜欢买书，1967年抄家时，那些属于封资修的书都抄走了，留下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和高尔基的书、鲁迅小说集，还有一些英雄模范的书，如《红岩》、《欧阳海之歌》等等，还有长篇小说《艳阳天》，还有一套十几本，每本1公分厚的外国侦探小说集，我带到知青小组几十本书，当时我那个两层的宝书台放满了书，那些书反复看，那本《海涅诗选》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的知青都找我借书，我考上大学回马鞍山时，那些书一本都没有收回来。

　　光阴似箭，我们全家下放至今五十年了。八年的农村生活，在我们的人生中举足轻重，用过去的话说那几年是我们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用现在的话说那几年的磨练为我们人生道路做了铺垫，当年我们播种青春的梦想，今天我们收获人生的阅历。回首往事，多少快乐与痛苦，多少自豪与懊悔，多少幸福与不幸，多少喜悦与辛酸，无不萦绕心头，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