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不了情--我的影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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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1953年9月29日上海解放日报。从送到我手里起算，开始了我和清华一生的不了情。此报纸刊登了中国大陆所有高校1953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全部录取名单。那天一早，我就在家门口等送报的邮差，当我一拿到送来的解放日报，迅速找到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和房屋建筑类（我填报考学校、专业的第一志愿）的录取名单，一查，就看到了我的名字，心中大喜。几天后，我就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53年夏，我在江苏省松江一中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我考虑自已年纪还小（16岁），应多花点时间多读点书，故专挑学制长的学校填报。我的第一、第二志愿是填了全国仅有的2所五年学制的学校--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松一中高考生是由张源泉校长带到距松江最近的上海交通大学考场，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这是我们松一中高中毕业班同学合影（我在后排左7）。 高考后，得知我班被清华录取的就有7人。照片中我的右手侧，即后排左6是张慰黎，他也是我在清华水利系水八大班的同学，是我中学加大学同学情谊最长、关系最好的同学之一。

同年十月，我扛了一个大行李袋（全套被褥蚊帐）提了一个装了生活学习用品的大帆布箱，一个人到上海北火车站前广场集合，和其他上海及附近的清华新生们排着长队，顺次登上北上的火车（此情此景仿佛还在眼前，和现在的大学新生们入校、家里长辈们长途陪送到校的情景，反差太大！）。列车先开到南京站，那时长江上没有桥，不得不分成几段，每段有几节车厢，由车头逐段带上渡轮摆渡过江，到江北的浦口车站后列车再按原次序接起来。列车过一次长江竟花了二个来小时。过江后列车沿津浦路往北开，经过黄河时，在郑州黄河大铁桥上隆隆地开了很久，但看到的黄河窄窄的水面，像江南的一条小河，为此大家颇感惊奇。眼前的黄河和黄河大合唱里描绘的气势有很大的落差，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发源地--黄河流域的母亲河吗？列车在第三天的上午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清华派出多辆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斯高达大客车在站前广场接我们去学校。车队行进在北京的街道上，见到马路两边的房屋大都是矮矮、灰灰的，景色远不如上海，只有当汽车开近天安门时，车内才有了一阵惊喜的呼叫声。到校临时安顿下来后，办入校手续。每个新生在大礼堂外墙脚照个像，供学生档案及学生证、成绩册等使用。这是当年我在清华大礼堂外墙脚拍的照片，也是我在清华的第一张照片。

这是办入学手续时发给我的清华大学学生校徽。我戴了5年，白底红字的油漆已大部掉落（教师的校徽是红底白字）。

这是入校后，上一年松一中考入清华的学长带我到校内参观、边看边介绍时拍的合影。他们带我到了清华大学的心脏–校长办公的工字厅以及水木清华、大礼堂、图书馆、建筑学堂、体育馆、等各个系馆和阶梯教室，以及校医院等处转了一大圈，使我对这所在1911年用美国部分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建成、经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一所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的清华大学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我对清华的规模、档次深感满意，下定决心一定牢牢抓住这五年读书的好机遇，毕业后当一个出色的红色工程师。

这是1953年入学的同学们经化学馆前走向新大饭厅（其屋架跨度之大号称亚洲第一）去吃中饭（我在右1，我右手挽着的那位是刘大求，广东人，胆小，文革期间自杀身亡）。学生吃饭是8人一桌，主食有细粮也有粗粮，花样很多，大部分同学认为伙食还不错，伙食费由国家出（共吃了二年免费伙食，以后自费12.5元/月，但家境困难的同学仍可免缴伙食费，还有书籍、衣被、甚至配眼镜的补助。那时，国家对大学生的照顾很多。

我们水八各班的同学，相互熟悉后在指定的临时召集人主持下推选出班干部和各课课代表。熟悉校园并在学校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前合影留念。

入校后的58届新生（即1953年入校、1958年毕业的新生共有1600人，是清华历史上入校新生人数最多的一届）再要填一次志愿，以进一步分系、专业和班。我考取的土建类包括三个系：土木、建筑和水利。报建筑系的同学还要先考画画，学制六年，但从其教学大纲来看，对数学、力学等课程的要求较低；我因在中学时代对苏联第聂伯水电站和列宁运河等工程很向往，故第一志愿就填水利系的“河川结构及水电站的水工建筑专业”，并遂了我的心愿。我被分配在第一班，即水81班。那年这个专业共有4个小班，即水81、水82、水83和水84。

分班后我班男生被安排入住荷花池旁、环境幽静的二层小红楼--“强斋”，每间寝室里可住8人，5张高低床、2张大书桌（每边可坐4人），8个凳子。小楼每层有一间大卫生间和一间大洗漱间，并定时供应热水。冬天的北京很冷，强斋里没有暖气，但在每间房里装了烧煤的铁炉子取暖；我班女生有5人，因人数较少，是按系、大班统一另行安排住处。 这是同学们在清华西校门口合影。（我在后排左4）

这是我们水81班在清华的标志性建筑物--二校门（文革中被破坏，后重建）前的合影。我所在的水81班入校初期共有33人，其中大部分为国内各省考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还有3个从军队和地方来的调干生，1个朝鲜留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22人，还包括其中2人是因病休学从高班留到我班来的。入校时其余13人已退学、转校、开除、留级和调走，那名朝鲜留学生因成绩跟不上，一年后就转校了。）

这是我们小班-水八一班在清华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大礼堂（意大利来的大理石、美国来的铜门……）前的合影（我在后排右5）。

这是我们班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合影（我在后排左2；画面最右侧的是张尧山，后因准备留苏，先去学俄语，但后来因情况变化没去成，留到了下一个年级）。

这是我和水84班的何本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华表下合影。他也是我在松江一中的高中同学 ，我们一起考入清华水利系，同在水八大班。他毕业设计时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后留在北京；在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公司的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休。

入学一年后的1954年夏，清华土木系的公路、测量专业并入上海同济大学，不愿去同济大学的就并入水利系，成立“水85”班；动力系的水能专业有2个班，也调整到了水利系，改名为“水86”和“水87”班，不过其专业名后加了（水能专门化）；而水81到水85，共5个小班在其专业名后加了（水工专门化），以示区别。这样，我们水八这届后来就有7个小班，每个小班人数约30人或30人多点。可见，1952年大规模的院习调整的尾声延续到了1954年。从松江一中考入清华的7人中，竟有3人在水八：我在水81、何本善在水84、张慰黎在水86班，其余分别在电机、机械、工程物理和动力系。 这是我们班部分同学在北京市天文馆合影（我在前排右3）

水八同学游八达岭长城（我在后排右4）

水八同学游八达岭长城（我在后排左2）

这是我（在中间）和同班同学郭光中（左1、广东人，毕业后分配在水利部珠江委设计院工作，已去世），郑华康（福建人，毕业后分到內蒙水利设计院，后调水利部闽江委工作到退休）在八达岭长城上。

这是我们水八班部分同学在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中国詹天佑工程师铜像前合影（我在前排左2）。

这是我们水八班部分同学在京郊黑龙潭合影（我在左1）。

清华不但要求学生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很强的动手能力，也重视素质教育特别是体育。清华体育教研组里有全国唯一的一位一级体育教授马约翰。课程表里除安排由体育教授上课的体育课外，学生均须参加向苏联学来的“劳动卫国制”锻炼、每天下午一小时体育活动雷打不动。还组织军体俱乐部，我参加过军用三轮摩托车学习。这些对清华学生的健康和体质大有好处，我也因此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和毕业后能健康地为国家工作五十年的要求（计算到2018年，我已为祖国健康工作了六十年）。 这是我保存的通过劳卫制一级后得到的证章。

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要求是全面发展，除了要有扎实的学识、健康的身体，还要有丰富的音乐文化修养。故校内有一栋三层小楼的音乐室，每周有一次的古典音乐讲座和世界著名音乐欣赏。我喜欢参加。他们还招收男女各声部的同学进入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我经测试参加了北京市大学生男声合唱团的低音部，合唱团的指挥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指挥。 这是我的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团徽。

当年的中国是向苏联一边倒，我们每周看的电影中许多是苏联电影，读的小说大多是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静静的顿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 清华各专业的课程表都是按苏联大学的教学大纲编制，教科书和参考书都是苏联的，甚至参考的工程图纸都是苏联来的，图上的文字是俄文的。外语只有俄语一门。上课分大课和辅导课，大课是在大教室听教授（少数为高级讲师）讲课，一个大班在大教室一起听课；有的政治课或讲座则几个大班一起在阶梯教室上。辅导课分小班上，一般在小教室里由讲师或助教上课。课后如有问题，还安排有答疑时间可去问老师。平时，学生生活主要是按班为单位、学生自我管理，后来增设了政治辅导员，但和一般同学联系不多。 这是我在第二阶梯教室前拍的照片。

1954年底的一天下午，我读大二，清华选区的学生第一次参加选举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校园内一片欢庆，横幅、人群、锣鼓声声，按班集中参加投票。对于绝大多数水八同学来说，是第一次行使公民选举权，我是班上少数几个因年龄达不到18周岁、没有选举权的同学之一，但还是和大家一起参与了这个第一次民主选举活动，投票后部分水81同学在体育馆前合影留念（我在后排左4）。

这是我坐在校园里当年的《荒岛》旁的长椅上沉思照。荒岛的环岛小河冬季结冰，是我们上体育溜冰课的地方。现在荒岛及小河均已不复存在（据说原是圆明园的一部分-现在建成了《畅春园》）。

这是我们水81班同学在颐和园游玩。

这是我们水81班同学在颐和园游玩。

这是当年我用的许多书签中的一张。书签上部是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水木清华》风景照片，下部是苏联诗人”马雅柯夫斯基”的诗句。从一张书签可反映出当年在清华学生生活的一个侧面。

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前（后来建了一个新图书馆，这个就改称为老图书馆了）。

我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的路上。

我和同学赵恩荣（天津人）在当年的苏联展览馆（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前合影。毕业后他一直在天津市工作到退休。

我在北京苏联展览馆前。

这是1955年夏，我们班从在建的江西上犹江水电站生产实习（是混凝土空心重力坝，我在实习中当混凝土浇筑班副班长）后回校途经武汉，参观苏联帮助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后，部分同学在长江边合影。（我在后排右1；其中的女同学钱雪英，上海人，大三后就调到学校理论力学教研组任党支部书记，后为基础课公共教研组党总支书记，1985年因病去世；最左侧的是丁瑞甫，在反右期间当班上的团支书，因反右派斗争，和某些同学不和，毕业后，我从没有见到过他，历次校庆也没有见他来校和同学们团聚，……。）

这是我们班部分同学在武汉东湖公园的合影。（我在后排中）

这是我在清华科学馆后面的草坪上留影。1956年我读大三，学校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同学们的学习劲头空前高涨，力争获取更多的知识，毕业后更好地报效国家；校图书馆各阅览室里的坐位一抢而光，不想去抢位置的就在系馆教室和各自的寝室里自习。晚上，图书馆、教室、寝室里一片灯光直至深夜。学校推出每学年一次的“优秀学生”评选，条件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其硬指标是该学年所有课程考试成绩门门优秀--5分。那年我的各门课程除“施工机械”这门课考了个良好--4分外，其余均是5分。学校规定如只有一门课未达优秀而达到良好的允许补考一次，授课老师陈祖东教授给我的补考成绩打了5分，我成功了。

这是我和同学吴锡瑾在新建成的新水利系馆前合影。（他是水81班首任班长，同我一个寝室的同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广西南宁工作，在广西水利厅厅长岗位上退休。）

水八同学参观京郊的模式口水电站（我在中间）。

1956年《向科学进军》的好景不长，1957年一场没想到的政治风暴来了。开始时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各级党、团组织用各种方式进行动员。很快，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同学、老师的演讲也不时举行。我印象较深的是当时的清华副校长兼教务长钱伟长教授到水利系来演讲谈及教授治校问题。还有当时设在清华校园内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华罗庚教授提出的将清华、北大理工合校的意见。我们年仅20左右的同学多数是向班、系的党团组织和个人提意见，也有些政论性的文章。大鸣大放，除了会上提意见、贴大、小字报外，校刊“新清华”上也登了不少师生的鸣放意见，如教我们水文的坚持反对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对中国三门峡水电站的设计方案的黄万里教授写的“花丛小语”。我当时的感觉没有什么不正常。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击右派进攻的社论，清华校园内风云突变，反击右派的言行很快在校内展开。

我在大鸣大放期间，国家为关照大学生的健康，给在校大学生打了国产的大脑炎预防疫苗针。大概是疫苗质量有问题，清华学生中有五百多人出现了病症。不但校医院的病房住满了，化学馆的临时病房也住满了，连体育馆里都住满了患病的学生。不幸，我也是其中之一，但症状较轻。在反右派的初期，我就在校住院治疗一段，好转以后，回松江家里休养，故清华校园里反右派高潮我没有看到。

按照教学大纲的安排，我们在1957年暑假有第二次生产实习。我所在的水81班被安排在距我家所在地较远的河南三门峡水库工地实习；因我在家休养，系里同意我就近加入水87班去浙江黄坛口水电站工地实习。我在土坝工区当质量检查员。在黄坛口工地实习的清华师生在实习队领导的安排下，周末就在工地进行反右斗争，多次批判水87班里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我虽不是水87班的，对情况也不熟，但也得跟着参加批斗会。

实习结束回清华，听说清华学生中被划右派分子的竟有500多人（相当于当时水利系学生的总数）；教师中的右派也很多，政治、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哲学等教研组全军覆没，个个都是右派分子，真是难以想象；带我们去浙江黄坛口工地生产实习的胡家博老师回校后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我们水文的黄万里教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因反对修建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和在校刊上发表“花丛小语”被划成右派分子、降2级工资。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副校长兼教务长成了清华的第一号右派分子（据说他是在中央领导直接干预下才最后一个被平反的清华大右派），华罗庚--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得以幸免。 这是我在黄壇口工地实习时拍的照片。

我的水81班（除了我）全部同学在由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设计的黄河三门峡水电站施工现场实习。这是吴锡瑾、余知生合郑华康三个人的合影。以后的事实证明，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不久，上游库区被泥沙迅速淤滿，水电机组无法发电，上游两岸农田盐碱化……，工程失败。充分证明清华水利系黄万里教授意见的正确！（由此正确意见竞是划他为大右派的主要依据，实在荒唐！）此后，三门峡水电站不得不改建，扩孔冲沙，勉强运行。

这是我关系最好的同学余知生在三门峡施工现场的照片。他力学学得好，大二时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看中，要调他去力学所。是我拖了他的后腿，他没有去力学所报到。毕业后和我一样，分到湖南省工作，一直在湖南省水电设计院工作，因家庭成分问题和在校期间反右斗争有右倾表现得了留团察看处分，虽后来处分被撤销，但也一直没得到应有的重用。他是一个带出许多教授级高工的资深设总，以高级工程师退休。 在清华大学的反右后期，上面给各班划右派的数量有指标，每个小班绝大多数都划了一至数名右派分子。我所在的水81班在1957年还没有划一个右派分子，看来没有完成指标、不合上级要求，到了1958年毕业前，有人指责我水81的水八党支部委员、坚持正确意见的夏宗琴思想右倾，把她靠边站后，在我水81班上竟补划了一个内蒙籍的刘承业同学为右派分子。这样，水81班算是完成了划右派的指标，但对刘承业同学是个极大的打击。毕业后发配回原籍内蒙草原。打从我们毕业起的六十年里，我再没有见过他，他也从不回清华。据在内蒙工作的同学说，他离校后吃尽了苦头，自称是“牧牛人”，大概是对比由朱时茂主演的电影里的“牧马人”吧！后来平反摘了右派帽后，当了一个盟（相当于地级市）的水利局长。

1958年2月，北京天寒地冻。应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同学们分班分组到京郊参加水利化工作。我和几个同学被分在京西矿区的一个大山区--柳林水乡，那里山高、坡陡、沟深，石头山上草木稀少，水资源极端缺乏得难以想像。深沟沟底就是进山的交通要道，沟底的强透水覆盖层很深，一旦下雨，雨水汇流后很快渗入地下、经强透水层漏光；村民用水只靠2口深井，井水水面距地面四、五十米深，用木轱辘将绳索上栓的水桶打水，从井里打上一桶水得用壮劳力摇很长时间。村民用水按人头发水票，嫁出村的姑娘回娘家不给水票；大多数村民一生只洗三个澡：出生、结婚和死亡，年内下大雨时就是他们洗澡的好时机。

我们几个人同睡在乡政府里一张大炕上，一天二顿饭，一清早起来扛着测量仪器和花杆等，带上2个玉米窝窝头、一块老咸菜和一壶水，外出测量，到太阳西下回来吃晚饭--玉米稀饭、窝窝头或一碗“饸粩”--用和好的杂面经有一组小圆孔的铁板压出来的面条煮的。我们的生活清苦、工作繁重, 但比起京郊山区群众如此艰难的生活还是要好得多。这段短短一、二个月的经历，使我们对当时山区群众生活的贫困和中国的国情加深了理解。

这是当年我在柳林水乡政府前和乡干部的合影。我在最后的第三排，前排中是乡长，前排左是乡秘书。

在清华求学的第五学年的下学期是毕业设计。水八班承接了北京市的密云水库（现为北京市的主要供水水源）、及京郊一批中小型水库的设计，在清华全校的毕业班中结合生产实际、率先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起了先锋带头作用，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周恩来总理来清华接见了水八同学的代表。

我和其他五位同学共六人，在老师指导下承担了和十三陵水库类似的高岩口水库的设计。当时校内反右斗争的尾声还未结束，政治气氛很浓。除在学生里补划一些右派分子外，又搞拔白旗、插红旗，各项工作均要“政治挂帅”。我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一个疑问：在工地测量时，“政治挂帅”如何挂？挂在哪里? 挂在花杆上吗？这个问题被作为典型层层上报、一直报到校党委。蒋南翔校长对全校学生的报告里把我的这个疑问作为典型不指名地提出，尽管以后没人为难我，但我听了心里有数，难怪在我的毕业鉴定里有重业务轻政治的结论。

在高岩口水库的设计中，我的工作重点是土石坝的设计，由于坝址处透水的覆盖层很深，限于当时的经济水平，对这类小型水库的土石坝坝基防渗不可能用YKC大型机械作垂直混凝土防渗墙，同学们就提出用人工放淤的方法在坝前造防渗水平铺盖的方案。为了证明此方案的可行性，就在坝址作现场放淤试验。人手不够，很多低年级的同学前来帮忙。下面一组照片是当年的放淤试验现场。

这是我在做放淤试验往泥浆桶里里注水。

这是我和低年级同学在野外实验帐篷外休息。

因我们水八毕业班承担了北京市密云水库等许多水库的设计，没有时间参加当时北京几乎各行各业人人都参加（包括中央首长）都去搞义务体力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但系里还是多次组织我们去参观了大搞人海战术的十三陵水库施工现场。 这是我们水81部分同学在冬季的十三陵水库留影（我在后排左3）。

我们水81班的4个同学（我和吴锡瑾、余知生、林立岩）在十三陵水库夏季施工现场的合影。 林立岩 ，福建人，毕业后分到非水利系统的辽宁省建委系统，在辽宁省建筑设计院工作；后任院总工程师，为设计大师。

1958年7月，我们毕业了，我领到了毕业文凭，文凭上的登记号为清工字第4045号。按文凭号来推论，就是说，清华大学自1911年建校以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工科毕业生累计总数才过四千人？！

由于毕业设计承接的工程，设计工作结尾时间比规定的毕业时间拖后了很久，为此，北京市给同学们发了半个月的工资，表示一点意思。

毕业离校前每人填写了毕业后分配去向的志愿表。在当时的思想状态和大环境下，不作任何的讨价还价，同学们都填上了“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离校前，系里公布了毕业生分配的详细安排：我水81班只剩22个人，除一人留校、一名右派分子回原籍内蒙外，其余分配到了从最北的东北到最南的广东，我和余知生分到湖南省。后来得知，水八分到湖南省共有8人，其中2人在林业部门，6人在水利部门。

领到了毕业文凭意味着大学生活的结束，我对于当时学校迟迟不放行，对清华校园里过浓的政治气氛而感到压抑。学校一旦放行，就快速离校回家，再奔赴向往的工作岗位。

这是清华毕业文凭上的照片。是1958年离校时的照片，我21岁。和1953年入校时的稚嫩照片对比，5年的大学生活，我似乎长大成熟了许多。

这是发给我的清华大学1958年毕业纪念章。

1958年10月，同学们已陆续不声不响地离校，我完成了手头高岩口水库设计的所有工作、清点了自己的衣物书籍，和留校工作的水86班的张慰黎同学（他是我在松一中的高中同学，在清华毕业后留校工作多年，后调浙江省电力局任科教处长和职大校长，2015年因病在杭州去世，骨灰安放在杭州临安区西天目山4A级风景区里的禪源寺玉琳国师塔下。2018年清明节我和他唯一的女儿陈大宇等同去扫墓，看望我的中学大学的最好同学。）惜别，和他在校内的照相馆里合影留念，这也是我在清华五年求学期间最后一张照片，并把我不再需要的一双溜冰鞋送给了他。别了！清华！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5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2008年4月，清华大学建校97周年校庆来了。这是我们1958年毕业的水八同学返校参加清华毕业50周年的庆典，同学们纷纷谐配偶返校庆祝。当年留校及分配在京的同学们也积极准备接待全国各地返校的老同学。我们水81的返校的同学都被安排住在博士后的套房里。这是清华大学給我参加庆典和招待晚宴的请柬。顾校长在庆典上致欢迎词并设晚宴款待返校校友。

这是当年清华大学的顾校长在招待会上致词。

在学校的欢迎晚宴上。和清华同学也是松江一中同学的朱自庄（动力系。她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大学教书，教授退休），何本善（水84，水电部水总总工程师退休），俞国宁（动力系。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大学，后调机械工业出版社，情报研究所等单位，以正处级、高工退休）合影。

大礼堂前学生军乐队演奏欢迎曲。

这是水利系欢迎水八（含7个小班）老校友返校在新水利馆前的大合照。（我在第二排、欢迎横幅“欢“字的正下方）。

这是我的水81班的返校同学在新水利馆前的合影（我在左3）。

水利工程系系主任在系欢迎会上致词。

在水利系的欢迎会上（我在前排左3。左1是李步群，我班的老大哥，原洪湖赤卫队地下交通员，调干生）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水电学院（现已并入武汉大学），在水力学实验室主任、教授任上退休；左4是夏宗琴，部队调干生，水八党支部委员。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水电设计院工作。其夫是装甲兵司令部的于大校。

我在水利系的欢迎会上。

这是我班老大哥李步群和他的夫人孙先乐在我班晚宴上的留影。李步群在这次校庆会后不久去世。

这是我在二校门前留影。

这是我在大礼堂前留影。

这是我在清华学堂（建筑系馆）前留影。

我在校长办公的《工字厅》前留影。

这是我在老图书馆前留影。

这是我在新图书馆前留影。

这是我在西校门前留影。

这是我在吴晗（清华著名校友，文革前的北京市副市长，文革中含冤离世）雕像前留影。

这是我和余知生、章文詔（在右）在同方部前合影。章在毕业之后，分配到河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至退休。

和余知生章文詔在老图书馆前合影。

余知生章文詔在大礼堂前合影。

和余知生章文詔在工字厅门口《清华园》的牌匾下合影。

和余知生章文詔在工字厅内合影。

和余知生郑华康在清华新南校门合影。

在我们入校后第一个住处《强斋》留影。《强斋》房屋依旧，空调早已替代了煤炉。（我在右1）

和我夫人李凤珠医生在闻（闻一多，西南联大名教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亭前留影。

和夫人在新水利馆前留影。

和夫人在清华畅春园（原是圆明园的一部分）留影。

和夫人在清华园里的河边留影。

和夫人在清华大学的新南校门前留影。

校庆庆典后的次日，学校还组织毕业50周年返校参加校庆的校友们参观国家大剧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参与了该剧院的设计。

我和水84的荣丰涛（在山西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他送我一本他的专著）、包承刚（在长江科学院副院长任上退休）在国家大剧院的水下通道合影。

我在国家大剧院进口

我在国家大剧院的水下通道留影。

学校组织毕业50周年返校参加校庆的校友参观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左1吴锡瑾，上海人，广西水利厅厅长任上退休；前排中是他的夫人。我在左2）。清华大学水利系及校友参加了此公园的设计。

和吴锡瑾（中）及朱强（右）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留影。朱强是上海南模中学的1953年高中毕业生，高考后以华东大区成绩第一名考入清华。分在水86班，成绩很好 ，后任政治辅导员，退迟一年毕业。因反右中右倾，被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发配去甘肃省基层工作。苦日子时差点饿死，靠上海家中寄全国粮票才活了下来。平反后任甘肃省水科所书记兼所长。他英语出色，任世界雨水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退休后户口回不了上海、杭州，后随子在无锡落户。

我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水81的在京同学李春华、夏宗琴等精心准备安排全班返校同学和配偶游圆明园。这是全体大合照。我在右2，右1是李春华，他是因病在静斋修养康复后到了水81班。毕业后分在中国水利科学院工作，研究员退休。

我和我夫人在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纵火烧毁的废墟旁留影。不忘国耻！

2018年4月清华建校107年校庆，我们清华毕业60周年。原定回京返校欢庆。 可惜同学均过八十，耄耋之年，我水81班留校的2位，钱雪英和刘婉珍均已先后去世 ，1位在西北水电设计院退休回京养老的李士元同学也去世了，1位留京工作的夏宗琴在海南三亚过冬，只有一位在京的水科院的李春华，但年老体衰，近期多病。故如以水81小班在京接待和活动困难很大。故我们在广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同学经商议决定不回校，选择就近参加校庆。我和余知生在长沙参加湖南清华校友会在长沙碧桂园凤凰大酒店举行的庆典。这是庆典会场。

清华大学2018湖南校庆活动会标。

清华在长沙的校友有七百多人，加上株洲湘潭等地的校友加入的湖南清华校友会人更多，力量更强。这次会议由碧桂园高层等单位中有经济实力的在湘清华校友资助所有费用。凤凰酒店内装饰豪华，校庆庆典开得很成功。

从大厅走向会场的长廊。

这是参加庆典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的校友合影。年复一年，参加校庆活动的水利系毕业的老校友越来越少。这次一共来了六位。我在左1；左2是席与光，他是1959年毕业，水电部中南院水力学实验室专业总工程师。左3是艾克明，1954年毕业留苏，湖南省水电设计院原总工、原院长、原党委书记。左4是上官能，1953年专科毕业，原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 。左5是余知生，我的同班同学，湖南省水电设计院资深设计总工程师。左6，周绍铣，1953年专科毕业，原湖南省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原湖南省政协常委。

我和同班同学余知生合影。

我和水91的席与光合影。

我在2018年清华建校107周年湖南清华校友会举办的庆典会上。

2018年5月，到北京参加水八毕业60周年庆典后回来和访长的水八同学，共八人，在湖南省水利厅老办公楼前合影。左2是水84的何本善（也是我的松一中同学），左5是水82的陈月娥（《中国水利》杂志原总编，何本善的夫人）。左3是水84的胡正平，原湖南省水电设计院设总，高工。她现在已是84岁的高龄，在耄耋之年还在当广东、贵州的水电工程任技术顾问，发挥余热。左4是水84的黎洁芳，美籍，设计师，这次是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清华大学校庆。右1水85的宋友海，原湖南省水电设计院设总，享受国务院特津。右3是水85的成铮君，原湖南省水电设计院高工。我在右2。

这是2018年5月，在长沙水八同学聚会后水八同学加上配偶的合影。

2019年4月清华大学湖南校庆活动还是在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举行，欢庆清华大学建校108年。这是开会会场，也是招待宴会的宴会厅。

我在2019年清华大学湖南校庆庆典的会标旁留影。

我在会上自拍。

这是1983年成立的清华大学长沙校友会后扩大为湖南校友会的会徽。

从1958年清华毕业起算，至2019年，已有61周年了；从1953年入校起算，到2019年已有66年了。回眸我已往八十多载的生涯里，在清华读书仅5年，所占时间不长，比例不大，但极为重要。 要感谢清华，教给我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继续获取更新知识的自学能力，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的训练培养了我较强的动手能力；感恩清华，教会我坚持锻炼维持长期身体健康的好习惯，……，均使我受用终身。只要我人还在，对清华母校的情还会一直继续下去。祝清华大学越办越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出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建设人才！ 柯成椿写于2019年7月长沙八方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