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大庆工作的那些年(六) (终结篇)

老文头

记不准是1965年还是1966年的一个冬天，政治学习的题目是《向党交心，说出我的一闪念》。意思是说出自己内心和党离心离德的一闪念，自我批判，提高思想觉悟。

一名南京工学院毕业后，曾在玉门油田工作的技术干部，在全室大会上发言说，他家只有几亩地，被划为地主成分。在东北有的贫农，都比他家的地多。因此每次填写成分都写成是小地主。还多次被告知，地主就是地主，什么时候地主还区分成大地主和小地主。

因为成分问题对党有怨气。曾经有过一闪念，如果国民党回来了，(好像是希望，原话记不清了)不会因为成分不好，升学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這后面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小。接着有人发言，比较心平气和的帮助。提出只是一闪念，要注意思想改造，否则就危险了。

过了几天，研究院在地宫开大会时(地宫二楼是个小礼堂)，还专门提到這件事。告诉大家，只要说出一闪念，是进步的表现，不会批斗或小鞋穿。让大家向他学习，敢于曝露内心中的阴暗想法。

在六室的政治学习会上，经常搞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类似党员民主生活会)。每次知识分子发言时，都必然说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职工包括老党员，只要读过大学，都不能忘记说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属性。

心里纳闷，从小都是上共产党办的公立学校，怎么大学一毕业，就成了资产阶级一份子。不断改造思想是必须的，但這顶帽子不能不戴。否则会认为思想有问题。我们后到的大学毕业生，除非被点名，极少发言。但绝不能忘记自已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這句话。

(這顶帽子从什么时开始，又是哪位领导决定给戴的，对我始终是个解不开的迷。)

还有一次，要搞忆苦思甜。有的同事说，前二年不是刚搞过吗，效果不理想，能不能换个新课题。于是提出吃忆苦饭。刚吃完晚饭不久，两个年青人就从食堂弄来一桶，掺有野菜的较甘的小米粥。食堂很难弄到小米，吃小米粥等于改善生活了。'

动手晚的没吃到，再到食堂打，告诉没有了。

第二天，我发现有个别人，没去食堂吃晚饭，很奇怪。他们告诉我，晚饭后半个小时，到室里开会，还得喝小米粥。昨晚没抢到，今天留着肚子，等着喝小米粥。不搞這活动，一年也难喝顿小米粥。

结果活动只搞了两天，就结束了。食堂的人却说，他们根本没吃着，因为抢不过這帮年青人。這是真事，不是我瞎说的。

到矿机所小工厂，开会相对少多了。因为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都是隔空批判报纸上点名的人，根本不牵扯大庆的人。只有极少部分政工干部靠边站，行政生产人员照旧，基本不受影响。

工厂一共才二十多人。有一次书记领着大家开会。有人提出书记在忆苦思甜会上，谈到从北京刚到大庆时，千軍万马齐奔大庆，人们没有地方住。大家合力挖了一个，半地下窩棚。 穿着棉袄，裹着被子，对付一夜。后来的人由于天气太冷，挖地下窝棚也办不到，只能打开被褥在地上躺一夜。

有人说书记还讲过，那时生活十分困难，吃不饱。一块上海牌手表只能换二三个玉米面窝头吃。

书记马上回答，這些话我都说过。开会时我发现会场发言不积极，为了活跃会场，主动讲了這些。可有的工人一针见血的说，你這是把大家往斜路上领。让大家忆旧社会的苦，你却忆新社会的苦，忆共产党的苦。是个立场问题。

书记主动认错，主动检查自已，看来由工人提拔上来的干部，老实实在，给我留下好印象。

记得刚到小工厂上班不久，我住在工厂后面(北面)的砖瓦结构的平房里。开春时风沙大，醒来时，发现房门打不开，推了半天，人才出来了。原来房门被细沙堵住了，到车间找把铁锹把门边砂子推开，以为万事大吉了。

没过两天，早晨醒来，房门又推不开了。這时发现坏菜了，门前的沙堆可能太大了。早饭也吃不上了，上班也要迟到了。还好，急中生智，打开窗户，跑到前面的小工厂没迟到。

年青工人看到我心神不安的狠狈像，有二个工人抽空，拿着铁锹把门前沙子，一锹锹全端到房山头了(一幢住房两头的侧面)。告诉我春天风沙大，门前沙子必须弄到离门远的地方，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又把门封住了。

我却想，四周都有房子挡着，门都被沙堆堵住了，以后這还能住人吗？好在以后再没有出现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感谢這二位，一直不让我动手，累得满头是汗的年青人。

刚到小工厂时，我还遇到一个奇怪的事。一位个子不高，有些黑呼呼的，从齐齐哈尔招来的青年工人。大家见面都叫他的外号“骑大洋马，挎大洋刀”，叫他外号还低头答应。关键是這个外号太奇怪了，又长又别嘴。這个工人具体叫什么名字，几乎都说不出来。

说起外号的来历话就多了。在一次车间会上，他说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曾掛过他父亲的一个照片，照片上的父亲骑着一匹大洋马，身上还挎着一把日本的洋刀，他怀疑父亲曾当过汉奸。后来這个照片不见了，有可能放在镜框后面了。

他家在齐齐哈尔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单位立即派出两人，外调此事。结束否定了此事。因为问题较大，又派迁第二组外调人员，通过当地公社和派出所，把装照片的镜框里外翻了个遍，又把屋内东西仔细翻了，没有任何线索。

周边老邻居看到，有些不满意。外调人员告诉這是据可靠消息，親人举报才采取的措施。邻居说老头是个老实农民，這里离县城几十里，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怎么会是汉奸呢。外调人员只能无功而返。

回来再问他，说是自己瞎编的。看到别人出身都比自己档次高，怕别人瞧不起自已，想弄个档次高的出身，没想到出事了。大家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深有体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這个外号，外号传播很快。他自知理亏，只能接受。

我倒觉得，他不是缺心眼，就是智商低。后来不知是调走了，还是回齐市做他的小工匠(顶多二三级工)，不多时间就再也见不到他。

离开這个环境，重新升始，应该是件好事。

我也没兴趣打听這个人的去向，还是少操這份心吧。

记得是1969年夏天，爱人突然来信说已请探亲假要来大庆。五七干校成立不久，没有正经事，大庆又难请探亲假，所以决定来大庆看看。其实矿机所工厂就没有六室那么多说道，探亲假回来一个才可以走一个。

和书记说过這事，第二天告诉我，条件限制，水房烧水工住的小房(实际是个旧仓房，打扫整理后，烧水工住进去了)己腾出，放置了两个单人床，让我去看看。

到了水房，看到烧水工的床挪到烧水小锅炉旁，忙上前道谢，书记马上制止了我。

听工人说烧水老头好像有点历史问题，当过俘虏。他极少和人说话，除了烧水，还负责打扫工厂周边卫生。

水房仓房本来就小，放二个单人床，几乎没有空地方了。床上被褥都摆好了。另一条被褥八成新，哪来的，书记说是工人多余借给的。真是神速呀，心里很是感激。

爱人来后，我从食堂打两份饭(食堂已没有高梁米饭或窝头，不够吃给细粮，只需交点餐卷。不久食堂又认为收餐卷太麻烦，没啥意思。早已经改成，多要两个馒头根本不收费)

一天，我抽空到附近的供销社商店，想买点水果，商店里只有几个不新鲜的苹果。忽然看到新进西红柿，说是刚从齐市运来的，很新鲜。二三角一斤，买了六斤当水果吃吧。拿回来，她说這东西在四平早己罢园了，二角钱随便装都没有人要。

好在大庆冰棍不错，听到叫卖声，吃上几根还不错。可惜是夏天，不是季节，如赶在入冬前，羊头肉.羊肉汤肯定少吃不了，管够造。矿机工厂的人没少吃，所里其它科室的人，没這福气。来這打开水时，也不好意思拿碗盛。

車间有辆三轮车，(转运工件用的，放下平板可坐人)没事我让她坐上，我练习登三轮车。开始她不敢坐，周边工人也担心，我却不怕，高中勤工俭学修飞机场，推独轮车都拿手。

她回四平时，是我骑三轮车，将她送到让胡路火车站。有的青工不放心，想让我们俩坐车上，送我们到火车站，被我拒绝了。咱也露一手，自行车不会骑，在宽松平坦的柏油路面上，骑三轮车却没问题。不到十分钟，顺利到达让胡路火车站。

记得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以后不久，各地又大办五七干校，机关干部到农村参加劳动。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下乡学生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多数初中生，甚至还有小学毕业的，也被称为知识青年，這个名称送给大学毕业生更合适。

可是我们這些一直就读共产党办的学校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界多称呼为臭老九)离开大庆和同学告别时，都是祝贺我改为工人，摘掉了资产阶级這个头衔。

在办五七干校时，四平市革委会曾致函矿机所，要求我去四平五七干校。大庆怎么会听从指挥，有点痴人作梦。后来在信中知道，四平市向所有在外地的親属(爱人)，发出过几十封类似公文，但却没有一个地方给答复。

這事是工厂书记和我讲的，告诉我矿机所遇到這么奇怪的事，有必要让工厂支书知道。书记同时还告诉我，所里还收到一封四平市盖有居民委员会公章的检举信，说我家解放前是地主。已经和所领导达成共识，不理這些事。

我是四平出生的，老家在山东。居委会主任是邻居，还是山东老乡。母亲是文盲，不知信的内容，求老乡帮忙看信很正常。不想他们记住了我的通信地址(代号为安达市让胡路农垦十六场)，为了表示经历文革洗礼，思想进步，给我安上一个末须有罪名，瞒报家庭成分。

我早就知道，成分是按解放前三年的经济和收入状况决定的。既使三十年前是地主，和解放前三年经济收入有什么关系，成分是随便可以更改的吗？這不是乱给人扣帽子吗？

书记看我有些激动，给我讲了下面一段事情。

咱们工厂一名工人，成分是雇农。二十多年前家庭是当地县里首富，农村有个大宅院，四周高墙围着，四角修有炮楼。长年雇佣长工三五十人，长槍有二十来把，多数长工都会用枪。

东北土匪多，但多数是小股士匪。虽然土匪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助，却被拒绝，多少年一直平安无事。有一年闹饥荒，土匪也没吃的，希望能得到一些粮食。答复是你有能力攻下城堡，粮食可以给你们。

有两股较大较强的土匪，商议合伙攻下城堡，拿下城堡后战果平分，伤亡自已负担。打死总比饿死强。经过激烈战斗，长工使用武器又不熟练，土匪很快进入城堡内。

财主這时只提出一个条件，不许伤害院子里任何人，东西随便拿，要什么给什么。私自藏起来的金银财宝也如实交了出来。土匪还觉得不够本，房照地契也收了上来，才退出。

房照虽然没了，但房子搬不走。卖也没人敢买，人只能回到空屋子里呆着。

地契没了，雇农照例向他家交地租。(不可能向土匪交地租，土匪也不敢卖耕地，更没有人敢买耕地。)有了一些地租收入，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這是他爷爷时的事，爷爷大病一场，不久亡故了。到了他爸爸时，早己看破红尘，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彻底成了一个穷光蛋。解放时成份定为雇农。

這件事很多人都知道，這名工人现在是孤儿，在厂子里表现还不错。没有人翻這个旧帐说事，成分是变动的，成分好坏，不一定决定人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工作表现。

矿机所工厂有台C630车床，理论可以加工直径600毫米的大零件。算是大设备了。

因为厂房是汽车库改成的，厂房比较低矮，没有吊车。较一大零件加工需要几个人帮忙，抬上抬下，装夹找正。這台较大车床只有一个年龄较大的七级工。(当时技术工人分为八级，八级工最高，月工资百元左右)

他不但技术水平高，没架子。想学什么，只要有空闲时间，来者不拒。是车工组小组长，C620一1车床上的工人都归他管。平面磨床上没有专人，有活他也能上。是个多面能手。

遇到较大的外形不规矩零件，需要卸下可自动调整对中的三爪夹盘，换上四爪大卡盘。我也能帮上忙。装夹较重零件，至少需二个人帮忙抬上抬下，自然也少不了我。

不想有一次不注意，出了个小事故。加工完零件需要二个人，将它卸下放到地面上。师傅用三角带将工件绑定，穿过扁担，喊来二名c620车床工人，帮忙抬下来。

其中一名个头矮，零件移过导轨面刮着导轨，我急忙用手推了零件一下，用力不当，左手指甲碰伤。师傅对设备保养的好，导轨若碰出坑，修复也很麻烦-。

第二天上班，老师傅发现我，左手二姆指的指甲下面，全是已经凝结的小红血块。让我马上去医院。虽然经过一夜，我始终没感到痛，也没注意到会出血，造成全是红红的血块。只好答应师傅吃完午饭，就坐公汽到萨尔图的油田总医院。

大庆总医院，规模不小。拿出工作证掛号，让我直接到外科门诊。门诊室内只有一个大约五十岁的医生，看过后从柜子取出消过毒的手术刀盘子。看来是在门诊手术呀，我忙问打什么麻醉药，打在手指上可受不了。回复是用不着打麻醉药，一会我把你的指甲都剪下来。

到了医院只能听医生的。先用剪刀剪下肉外的指甲，又用镊子试探，看指甲下的凝聚细小血块。一边剪指甲，一边消理指甲下遗留细小血块。一次只能剪二三亳米宽指甲，看着我头都有点暈。

大夫说若害怕，就转过头去，或闭上眼睛。手术中我一直没有痛的感觉。大约十几分钟后告诉我完事了。

一看指甲都已被剪掉，只在根部留1一2毫米宽指甲根。指甲部位裸露着，外面也没包裹棉砂布。告诉我少沾水，别碰着，十几天就会完全长出新指甲，新指甲比老指甲还坚固光滑，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总觉得這个人不一般。他告诉我，原先是哈尔滨一家国营医院的外科主任，大庆去哈尔滨招老医生，来油田还不到一年时间。

到這里家属没跟来，每天坐通勤火车上下班，很快适应环境，让回哈尔滨也不会回去了。

晚饭后告诉车工老师傅看病经历，他也感到医生很神奇。大约二十天后，指甲全贴着肉，长齐了，光滑整齐坚硬。

1970年初王铁人去北京开会，回来后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支援江汉油田开发任务。這次对支援队伍提出新要求，叫整体调动。例如一个钻井队的全体人员(队长和下面所有人员)，一个不缺也不许调换，全体去江汉油田。

传达完会议精神，不到一个月，矿机所开会。正式通知，矿机研究所全体也是去江汉的单位，让大家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我们只知道在江汉油田在武汉附近，武汉到油田只能走公路。由于地方非常偏僻闭塞，当地物价非常便宜，鸡蛋几分钱一个。

消息传的很快，不几天就有人来所里联系打听，有没有不愿去江汉油田，顶替所里人，想借机调往江汉。

北方人都知道武汉是中国的大火炉，有人半开玩笑的说，到那里夏天不会被烤成肉干吧。

因事先通知不得调换，只能写信告知家里人，一二个月之内可能离开大庆。

人离开大庆很容易，但工厂许多设备需包装才能外运，因而提出大量木材的需求。這时国家对东北的木材采伐，早已限令停业或减少采伐量。

不久传来消息，特批由大庆出人出设备开伐一座兴安岭的废旧小山头的木料。听说任务给了油建指挥部的一个单位。

不出一个月，汽车和吊车开到工厂院内，卸下采伐的木材，粗的少细的多，直的少弯的多，堆了满院子。

运送木材的人说，别瞧不起這点硬杂木，山好进不好出。现在地表已开化，往出运木头，费了九虎二虎之力，总算按时间要求，给你们送来了。

工厂组织人挑出粗直些木料，安装电锯。开始有些笨手笨脚，终究是技术工人出身，干的很快。书记掛帅指挥，给我的任务是挑毛病，找问题，向他反映，他来解决。使我感到困难是找不出问题。技工干劲足，适应性也太快了。

研究所几乎所有人，早已乘往南去的列車，离开大庆了。工厂书记找过我几次，索要我已在四平的档案材料。说起档案的事，话就长了。

到六十年代末期，由于文革影响，破除四旧。好多老规定都不执往了，人员调动也松动许多。在大庆技术干部调出很困难，于是写信给爱人希望来大庆工作。因为来过大庆，印象还不错。

工厂书记和研究所领导研究，讯问对方工作性质，回信告诉我说是公务员。所领导一听，這类工作不缺人，基本上谁都能干，工作不能安排。

但我不死心，找到研究院管干部的组织部门。答复是這类工作的人，研究院也无法安排工作，调进的希望根本不存在。

但他却向我透视了一个信息，一名吉林工学院毕业的，分配到四平市省农业机械厂的女同志，因爱人在大庆研究院工作，正申请调入。你们俩可以通过互换方式，一进一出，城市相同，学历一样(甚至都是一个学校毕业，她应该属于老四届)。我当即表态同意互换。

几天后电话告知，女方也同意和我对调。我的档案材料发往了四平市。二个多月后，没再听到任何消息，四平办事再磨叽，也不会没一点任何消息。

再去研究院组织部，告诉我，女方仅口头答应对调，但没信守承诺，已单独调入研究院，安排在男方科室上班己经多日了。

我调往四平的消息，四平市没任何反应。从此我的档案材料，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了音信。

突然有一天，爱人自已来到矿机所。告诉我，代来了四平市劳动局同意我调入四平的调令。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又冒出个劳动局，干部调动应该是经过人事局。一看调令上写着“必须是工人“五个大字。事情有些复杂了。

由于办五七干校，政府机关基本处于关门状态。虽然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却是个空架子。

五七干校成员不仅包括政府官员，为扩大影响，机关事业单位所有成员，也都成了五七干校成员。成天无所事事，工资照开一年多。

又决定恢复政府机构及下属各局(工业局劳动局人事局……)人事局说上面有规定，文革期间干部调动一律停止。(不知是真是假，是否真有這个规定)

四平劳动局说我们只管工人调动，因为在五七干校一年多，都认识了，才答应同意调入四平，但必须是工人，才合理合法。

拿到四平市劳动局的调令，当即坐公汽到了油田最高指挥部二号院。因为在教导队呆了一个多月，所以对二号院比较熟悉。

很快打听到组织部，原来就在战报印刷厂右侧。屋内人告诉我，领导正在印刷厂左侧小会议室开会，估计快结束了。

我直奔小会议室。在门口站了十来分钟，有人陸续走出来，我喊了一声*部长，一人停下问："谁找我？"

我当即把调令拿给他，说明找他的目的是改作工人，才可调回四平。其它人也没停畄，我和*部长在小会议门口唠了起来

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感到左右为难。对我说，从来没办过這种事，這是第一次遇见。大庆早已军管，还得和军代表商议研究一下。

我一听研究研究就来气。当即回敬他，具体事什么时候军代表表过态，都是油田干部说了算。军代表的任务是保证油田高产稳产。

我说，反正我也没事，明天上班就来。你开会我在门外等你，绝对不会捣乱影响你工作。

弄得他只好丟下一句话："我保证明早给你答复。”就独自走了。

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又到小会议室门前等了二三十分钟。出来看见我，马上招呼我到旁边告诉我结果。

他说昨天下午专门找军代表说了這事。军代表也没听谁说过，有人自愿不当干部当工人。反问*部长怎么办？

*部长说死心踏地想改工人，还说天天来。若不就让他写个自愿改工人的申请书，批复同意就算了。

军代表说就這么办吧，我知道了，真要承担责任，我也算一份。

问我对這种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当即表示没意见，很满意。还给他鞠个一个躬。

*部长笑了，让我马上回研究院写申请，研究院组织部盖章后，再回来办理调转工作手续。

回到研究院，找到组织部长，简单和他说了二号院*部长的意见，没等我说一半，就说不可能，没影的事。

后来我干脆不说了，*部长是你的上司，你们应该很熟悉，你打个电话问问，就什么都清楚了。

因为我说的有道理，他让我先到走廊里呆一会儿。几分钟后，把我招呼进屋。告诉我，我说的是实话。

他拿出印有研究院的厚信纸，让我写因工作调动，自愿申请由干部改为工人。下面写上日期签名。他在信纸下半部分，写上同意改工人，签上日期，並盖上研究院组织部公章。

让我马上到二号院，*部长在等着呢，马上就可以办理调转手续。

到了二号院，*组织部长正在屋里，看了我拿去的申请和批文。打开抽屉，找到松辽石油勘局组织部公章盖上，放入档案袋，再封口盖章，让我保管好，自已代回四平市，交给接受单位即可。

接着又从抽屉里找出印好的工作调动介绍信，写上姓名，又问我想填什么工种，我说没想好，只好空着。后面的工资级别也空闲，再下面是工资，他写了我在大庆时的工资55元。

最后又在抽屉里找了一个公章，我看印好的字是安达市劳动人事局。不觉感叹道，你這一个公章顶二个用，即管工人又可管干部。

他却说這都不够用。你知道咱们這里是政企合一，即要有企业公章，还得有行政公章。我抽匣里就一大排，怕弄乱了，只好自已保管。

回来后和小工厂书记道别。书记告诉我，哈尔滨铁路局己正式通知让胡路火车站，二天后有十节货车到让胡路，优先装运研究所的物资到武汉。本来我们的任务是一起负责压运货物，却要分开了。

在我走时，书记派二人用三轮车，把我们两人和我的被褥打包送到火车站，物品托运完才返回工厂。

因为机床必须马上包装，工厂里的工人，這两天也不能休息了，否则会影响哈市派来车皮的货车发运。

八十年代，我去过两次武汉，都没能到江汉油田看望奋斗多年的战友。仅想以此篇文章，献给健在的六十年代的石油战线上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