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学生涯

土生花木

　　我是一名普通的山村人民教师，属牛的，在教育“大田里”默默“耕作”了数十个春秋。

一、事业迷住了我

“人民教师我爱当，任重道远有希望。教育事业竭力干，做好园丁真荣光。”这是我的心声，所以我对教育事业就这样执爱。

1971年至1980年我属于民办教师，当初的工作报酬要到年底才有，要经大队(村)干部和学校领导多方面评定，我几乎每年都享受“标兵”工分。1980年底顶替为公办教师，工资十分的低，每月只有25元人民币。1981年秋，上级(县文教局)调我到公社(乡)中心学校任教导主任，兼职多，什么少先队总辅导员，教育工会主席，还担任一个高年级的语文教学等。虽然工资低，但我没消极，倒是起劲地把各项工作做好。我总是这样认为:教书是党和人民给我的一门职业，又是一种有趣的社会活动，当然我就应该全身心地把这门工作做好。

　　教书难，育人更难，尤其是小学教育就难上加难，但我没被“难”字吓倒。而想到彭端淑《为学》里所言:“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我们只要有决心去为，再难的事也能攻克。事实证明，我书念得少，是在“文革”初期初中毕业的，但靠爱心，恒心，坚定不移的意志，并采取“现买现卖”的手段，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并且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因而，我所任教的班级学科成绩都比较优异，几乎个个学期统考成绩名次都是全乡前茅。

学生像朵朵盛开的鲜花，我在他们之中，自然感受到春天花香般的温馨。由此，我遇到几次可以转行的良机，但总舍不得离弃。譬如:1980年顶替时，完全可以顶上行政部门，结果分到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但我坚毅地辞去了，仍然留下吃粉笔灰，后来受到很多亲友的责备，但我从不遗憾，也不后悔。1989年又有转行机会，一是有人登门找我去当时很吃香的粮食部门，二是县政协要我去当秘书，大概是我对职业的感情太深了，我依旧坚定了教书的信念。因为我觉得干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二、学校就是我的家

小时候在学校念书，长大后又回到了学校教书，因受学校生活的熏陶太深了，所以爱上了学校。

　　平日里在学校备课、上课、批阅学生的作业，课后，和学生一起活动，有时和学生谈心，有时给学生讲故事……学校生活真是丰富多彩。自从调入中心完小，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尽管远离学校，但我的时间观念很强，上学总比别人早，回家比别人晚，回家前总少不了学校里外查看一遍，若有财物在外，就立即收拾好，为着学校的事，放弃了不知多少星期日，往往传统节日也未休息。1988年5月16日，这天下午下着倾盆大雨，河水猛涨，当天放学我组织全校老师护送学生回家。中心小学靠河旁的教室及教工宿舍有被洪水冲倒的危险，身为副校长看到此情此景，心情焦急十分，默默地思考:“天已日暮了，要全体教师站在河旁来守着观察水情呢？还是……”心里真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最后自己作出决定:“老师们都劳累了，衣服也全淋湿了，还是让大家去休息，我自己留下来仔细观察水情，若有危险，再叫醒老师和住宿学生。”开始我撑着雨伞站在河边观察，夜深了，凉风瑟瑟，有时进屋坐坐，尽管疲劳了也不敢睡着。电灯熄了，点了三根蜡烛，点完了蜡烛就抄起手电筒去仔细观察水位，到底水是涨了还是退了。自己早些天着了凉，咳嗽不止，肚子又痛，搽了清凉油也毫无作用，只好忍着疼痛，看了又看，一直观察到第二天凌晨，看到雨停了，水也退了，心里才慢慢平静下来。

　　组织上调我到哪里我就舒心乐意地去哪里，我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校长，无论在哪所学校，我都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学校管理者后，每到一所学校，首先抓好该校的环境卫生，然后整顿校纪、纠正学风，最后狠抓提高教学质量。在中心完小带领师生栽树种花美化校园。捡石担砖改建校舍，教室有漏，带领老师上屋顶捡盖，用水困难，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为了扩建校园、添置教学设施，总是尽量节约经费，把学校的财产看得比自己的还要贵重，决不容许任何人侵害。

三、师生情深

我爱学校生活，更爱孩子们的朝气，它能使我老年的血管奔流着青春的血液。在学校优美的环境中，每天充溢着活力。

　　我当老师，严格要求自己。上课、集会严肃认真，下了课，和学生有说有笑，时间长了，我了解学生，学生也了解了我，因而学生对我既敬又怕。

我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不驱赶差生，记得1983年春，学校对罗学玉、诸国平等几位双差生作出了处分，有的留校察看，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但改正不大，学校准备放弃，劝其退学，但我坚决不肯，当时个别领导和老师有反感，我说:“他们还年幼，只要我们老师不厌其烦，多动脑，耐心教育，他们一定会有进步，要么，就我来教。”结果，学校真的让我带班教。后来，我仅用了一年时间，这几位学生从德、智、体诸方面大有好转，有的还当上了班干部，而且都考上了初中。他们学校毕业后在社会上“混”得很好，他们每每遇见，都会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总还有个别学生家庭生活较紧张，学校为了提高入学率、巩固率，对那些眼看就要失学的孩子的确心痛。比如，中心小学的陈嘉兴，父母都逾越花甲，父亲是个终年多病的残疾老头，母亲是个双目失明的老妇，又没兄弟姐妹，别说交学费，连一家人的生活都得靠政府救济。看到诚实的学生将要失学，我立即把这事提到校委会讨论，然后，作出了帮助解决其学杂费的问题。使他安心念完了小学。在下坊小学也有此类情况，比如:陈兰香、胡发秀等学生，我带领老师登门上户苦口婆心地请她们返校读书，至于经济困难，我们学校想尽办法给予解决，后来又重返了校园。

有的并不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是其他原因造成辍学，有的是家长重男轻女，或学生本人受“读书无用论”等影响。比如下坊小学的李春梅，就是家长重男轻女。对她，我单独上门请了三次，好不容易才做通其家长的思想工作，结果其父母才让她重返了校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三年后考上了师范，她当上老师后，她本人与其父母见了我总要提起此事，并道上感谢之语。

　　四、五年级的学生，学校规定要住宿，刚从父母身边来到学校过独立生活很不习惯，就拿夜寝盖被子来说，不少学生熟睡后常掀被子，我当值日固然要去查寝，我没当值日也常常会去各个寝室查看，熄灯后，学生是否全到就寝，当发现有掀了被子的，悄悄帮其盖上。1982年冬的一个深夜，五(2)班女生寝室陈四英从上层床上摔下来，把一只胳膊跌断了，我最先闻哭赶到，忙把她捧起，立即唤醒她的班主任刘东成老师，然后一起把她送往骨科医生家救治。

　　冬天，每天夜晚要求老师要严格查寝，杜绝火灾。春天到了，雨水多，时而山洪瀑发，往往要接送学生，最难忘的是1988年5月16日，这天下雨特别大，我和江德才老师扶送船形一路的学生回家，很多路段、桥梁被洪水冲了，学生又多，好几个地处要弯很远，还要爬很高的山，又有几处要过河，可是河水深，水流急，我们撑着伞背着或牵着学生在风雨中摇曳。快到大屋场村的一处，从荒山上扒下来要过河，河面上的木桥被洪水冲了，在一处找到了有根杉木挖了个凹的渡槽(水卷)，我们只好从河面上的水卷中小心翼翼的扁着脚慢慢地走过，当我抱完最后一个学生时，自己的脚一滑，险些掉进了急流。

平日里，也有学生突然发病或其他情况。如1973年在下坊教书，四年级的王承茨，上课突然发高烧，我急速背他去看医生，然后背着送他回家。

　　学生需要老师的关心、体贴，但老师也能得到学生的尊爱与帮助，譬如:1983年接近放暑假，由于天气太热，工作太忙，我突地中暑，师生立即把我送进医院，老师和学生还买这买那前来看望。每当学生毕业，总要赠送日记本或其他物品作纪念，春节到了，往往有学生赠送贺年卡，简直像彩蝶般飞来。新年里，有学生提肉、酒等礼品前来拜年。

小小的孩童，只有几年甚至很短时间的接触，就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因而，使我更爱天真活泼的学生，更爱我的职业。

四、魂系教学

我常想:“我的工作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就该用毕生的热情和智慧献给党的教育事业，将所有的爱倾注于自己面前的全体学生。”正由于有这种思想作指导，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总是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备课、上课，还是批改作业都很认真。备课，除了认真看资料、参考书，还要反复看课文(教材)，掌握其内容，必要时还在教材中圈点旁注，有时为了写好一个教案，总得花上几节课的时间，结合学生实际，全方位地把课备好，乃至书写等都很讲究。光备好课还不够，在上课时我有机结合，灵活发挥，光有充分的内容是不够的，还要有很好的表现形式。说来还要承蒙上级组织和领导，多次派我到外乡、外县、外省参观、考察学习，因而就把别人的经验运用于自己的教学之中。在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山村的孩子并不笨，只要我们教师有爱心，又善于研究新方法，运用巧妙的教学手段，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成绩就会明显提高。我的讲课形式多样，譬如我的“哑课”(无声有色课}，深受学生喜欢，教学效果又佳，既能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总之，我时时注重兴趣致教，因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布置作业也讲究实效，总严格学生“三按”，(按时、按量、按质)完成。批改做到认真仔细，对个别差生进行耐心辅导。

　　无论当普通教师还是教导主任或校长，总要坚持任主科教学，这样，既不丢生业务，又能使工作有说服力，不但上，而且尽力上好。我就往往拣差班上，不断提高成绩，尽最快时间把考试名次跃入榜首。教书和种田一样，自己承担的教学班，就是自己的“责任田”，这块“田”的收获怎样，决定于承包者。任校长后，因公出差开会时间时而都有，自己必须先安排好，从不让学生无所事事。在中心完小，老师较多，不少老师和领导劝我别任班主任，我果毅地回答:“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好意，党和人民赋予我这份天职，今天作为学校负责人，更要亲临教学“前线，争做一名行家里手”。

　　在平日纷繁的事务中，我慢慢养成如何处理各种关系，注重主与次，公与私。如:1983年春插，农忙假结束，我家的早稻还一口田未插，次日要开学上课，家中缺少劳动力，为了不误教学工作，我就率领全家大小，冒夜把它插完。这晚天空没月亮又无星光，我就把屋内的电灯泡牵至大门口挂在一棵树枝上，借着远远的灯光一直插到深夜十二点。又如:我长子科学从小患先天性腮腺炎，时而脸部出浓流血，我想尽办法找了很多医生治疗，总未根治，对于这样常常复发，家中人经常催我向学校请假，带他到大医院去治疗，我总说学校工作紧，没时间，就这样一拖再拖，一直拖到1987年秋的农忙假，才把他带到兴国，赣州，吉安等地医院检查，医生确认根治没把握，最后直奔南昌口腔医院才动手术。该院医生规定没这么快出院，可我惦念着学校要开学了，学校的很多工作在等我做，于是，只好找医治主任商量，好容易才得到批准，勉强提前出院。

　　当教师仅管爱校如家，但谁都有个小家庭，我不是两肩挑两担，而是搁了好几个担子在肩上。农忙时为了把家中农活干好，早上出工劳动回家，一看钟表，若是时间不允许，就饿着肚子上学，确保教学，到了学校仍然振作精神上课，肚子空空，但精神满满。

我无论上主科课还是副科课，总是坚持好45分钟教学，尽力上好上活，让学生满意，受益。

为了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总要定期举行文艺表演，我总自告奋勇地出来组织并指导学生进行排练，演出的节目深受师生和观众的夸奖。

五、疾病染身顽强搏

我生来骨架瘦小，正如人们所说的:“好一个书生相。”虽然这样，但我教书的精神与劲头却挺足。

七十年代初，开始患牙病，经常剧烈疼痛，痛起来面青脸肿，痛得连饭也不能吃，但还是坚持教学。“牙痛不是病，痛来真要命，上街拔颗牙，险些丢了命。”1990年5月13日，因为早些天牙痛发作，后来痛得难忍，就摘星期天去街上找牙医拔除，拔后乘车回家，糟糕，拔牙处不停地冒血，家中人看到这种情景，立即请来医生打止血针并用药，采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法止住，几分钟就冒出一大口鲜血，后来只好端脸盆盛血，医生和家人在床前忙碌了个通宵。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无法止住，他们全吓倒了，我自己也失望了，医生对我家人说:“就看这一招了，如果还止不住，就得立即送往县医院抢救。”他一边说一边用镊子夹了一个鸡蛋大的药棉团，蘸上酒精硬塞住那个洞，幸好三、四个小时之后血终于止住了。

这日是星期一，自己是中心小学副校长，主管全校工作，当晚学校要开例会，没电话，学校不知我有什么情况，然而，我决定要去学校，家里人再三劝我，阻止我，但我总三番五次地对家人说:“你们别担心，我能坚持住……”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家里人。

下午四点多钟了，天不停地下着小雨，老伴帮我推出自行车，并送了一大程，我一路摇晃骑车，一路头晕眼花，在夜幕降临时分才到达学校。

　　1983年秋季开学前夕，我左腿生疮，半个来月寸步难行，整天整夜躺在床上，后来被领导知晓，公社(乡)分管文教的书记和凌校长特意骑自行车到我家看望，并商谈了下学期老师的调配和开学工作等。快要开学了，腿还没好，我心急如焚，那时我担任中心完小的教导主任，十个教学班，近五百名学生，于是抄起笔杆，坐在床上对新学年的教学工作进行设想，对老师的任课安排在工作日记本上描划着。

到了8月28日，脚稍微能移动了，但腿还是不能顶力，29日吃过早饭，我要孩子妈用自行车扶送我去学校，她怎么也不肯，我只好再三请求她:“求求你帮我我一次……如果我不先去安排好课，是会影响全校工作的进展。”

“早几天夏书记和凌校长都说要你安心把腿治好，学校的工作别惦挂。”老伴说。

“是呀！”我说，“既然领导这样关心我，我的腿又好了些，如果不去，对得住领导吗？”

我们争辩了许久，她对我这“固执”无可奈何，只好用自行车扶送我去学校。

　　由于有牙炎，然后引起口腔炎，加上爱好唱歌，每周至少要担任两节音乐课，我多般教高年级语文，范读课文与讲课较多，再说集会与校会讲话经常，这样对嗓子日益危害，后来染上了咽喉炎。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咽喉炎自然加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剧痛时，吞口水都很困难，上课怎么办呢？当然，“人到山前自有路”，因而，迫使我想出了“无语有色课”(哑课)，可以说，我不论是牙病还是咽喉病，都从未少给学生上课。

　　后来的几十年为何还能给学生讲课，当然是药吊住了我的生命。如咽喉炎而言，起初用洋果泡茶喝，再服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然后服草珊瑚含片，草珊瑚含片服得最多，其纸片足足能镶嵌一个房间，后来又服喉症丸，喉疾灵，黄氏响声丸等。吃药花费的钱也无法统计，反正每日用药像进餐一样，无日不少。

疾病还未夺走我的身，心爱的教育事业也没有抛弃我，因而，我一直和可恶的病魔顽强地斗争着。

六、埋头苦学图个啥

“不辱此任多读书。”作为一名教师，不读书就不能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不能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文化大革命冲断了我读书的良机，随着当时的“四个面向”把我推向了社会，推到了贫穷落后的农村。当时乡村缺少老师，公社与大队及“五七”干部三番五次地登门请我去大队(村)完小任教，我生产队(村民小组)劳动力少，总不肯放我出去，各级干部多次和生产队长做工作，并召集社员大会，最后免强才放我去教书。只读了初中的我走进了学校，当上了“孩子王”。

刚进学校，看到其他教师会写会画又会话，真是敬佩十分。然而，自己暗暗下决心，不断加强文化自修，尽量多“喝点墨水”，为给学生“一杯水”创造条件，并虚心向老师们学习。教学之余，不是看书就是练字，我总认为:“当老师是不简单的职业”。为了练就一张嘴，一手漂亮的字，(粉笔、钢笔、毛笔)能写出比较像样的文章等，我就制订了个学习计划，还附有自学安排表，嵌入办公桌的台板下，平日对照安排表，严格坚持执行。

　　1973年参加了吉安师范举办的中师函授学习，次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但教学受到冲击，而且函授学习也被中断。然后，全凭自己的好学精神，不光看教学用书，还大本大本地啃古典小说，又认真琢磨了《中、小学语文基础知识》等书。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因而书法、唱歌等多方面都得到了进步，到七十年代末，完全可以胜任小学大循环教学。

由于当初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的压力是最大的，往往迫使要去看书，因为常常要应付各种考试，我记得每次考试成绩都较佳。八十年代初，我以91分的高段语文成绩获得了小学教材教法合格证，1986年又参加了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考试，我考了政治、语文、数学、教育学、心理学，是全乡第一个获得证书的。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已经取得了小学专业合格证，本当就够了，但我为了更充实自己，对知识的渴求简直成了“烟客酒鬼”，从而产生一股新的念头，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高等自学考试，当时不仅我的老伴反对，她说:“你真是八十岁学吹……”而且学校里的老师也有闲言冷笑的，但这一切都没泼冷我的心，而倒是信心倍增。

在自学中，往往为了强记某个名词、概念，自己采用小本本抄摘或小纸条默写的方法，常常揣在衣兜里，一有空，掏出来读一读，特别是饭前饭后，睡前，醒后，总要先默背或默写一遍，尤其是考前的一个月，这更是忙碌得不亦若乎，加上四月和十月正是农忙季节，既要不误教学、农活，又要挤时间看书学习，这只好加夜班，常常夜深人静灯熄就点着蜡烛或煤油灯继续孜孜不倦地专心看书，摘笔记，做试题等，一坐甚至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才睡觉。

　　像我只读了初中的人，说实在点只念完初一的课程，要攻大学的知识，的确是够难的，但我总牢记“有志者事竟成。”和“如果你是玫瑰，那一定会开花的。”通过付出不少心血换取了《哲学》、《写作》、《中国革命史》三门单科合格证书。遗憾的是我报考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停止考试了，后来加上四个小孩分别念小学、中学的了，每年要花费不少钱用去智力投资，本来家庭收入微薄，因而没能去转其他专业学习了，至今还很后悔。

　　为了圆个大学梦，1990年又报名参加了“中亚函授学院和香港东方函授学院联合办的政法係(实用民法专业)”的学习。1991年获得了中亚函授学院的结业证，同年，又获得了香港东方函授学院的毕业证书。当时为什么参加这个专业的学习？因为中国是个法制的大国，生活都要以法律为准绳，教育也要依法治教，所以报此专业进修很有必要。

　　除了这样定型，有系统地学习之外，同时还订阅了不少报刊杂志，如:《语文报》、《自学报》、《自学考试报》、《江西教育》、《散文》、《语文学习》、《写作》、《中文自修》等，另外还阅读了《大学语文》、《逻辑》、《形式逻辑学》、《文学概论》、《法学概论》、《政治经济学》、《学校管理》、《教育政治法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基础与行政法教程》、《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史记》、《古诗.文观止》……

　　在数十个寒暑里，确实熬了不少自学苦，但又享受了自学甜，我埋头苦学到底图个啥？很明了，并不是图文凭，而是为了有水平，更是为了我面前的学生，其实，也的确是为了自己，使自己在教学中显得一身轻松。

七、荣誉激励着我

生活中时而听人说:“要荣誉，爱面子的人是一种虚荣心作怪”。其实，并不一定，而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名誉观”，要用唯物辩证法对待名誉，它是一种动力，能促人奋进，没有名誉心的人是个麻木之人，他(她)不可能进步，而只会倒退。

我是薄脸皮好面子的人，无论做什么，总是小心加谨慎，尽心尽力。正符合我心里所想的:“我和祖国同姓，又和新中国同龄，更同祖国的性格，一向忠诚老实。”所以在中学时代，同学们都热情地称呼我“中国老表”，每每听到这称呼，真是打心眼里高兴，自豪地说:“我从小就具有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事业的思想”。

　　从任教，记不清究竟得了多少张奖状，多少奖励品。我刚跨入教坛，第一学期就荣获了一张教学奖，这张彩色的奖状鼓励了我，次后，每年至少要获一张奖状，全是人民公社(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颁发的。1981年调入中心完全小学后，因为做的工作更多，成绩也更为显著，所以1982年被推选出席了县首届优秀教师表彰会。1985年再次出席县优秀教师表彰大会，同年还荣获了“省优秀教师称号”，和省人民政府赠送的纪念册、纪念品。从而，我对党的教育事业更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那么，荣誉就接踵而来。1986和1987年连续评为乡优秀共产党员，1986年又被评为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并出席了县“少队”工作会。1987和1988连续两年评为乡工会积极分子，1989年暑假出席了县第十届“工代”会，1989年荣获了县教育局颁发的小学高年级语文讲课奖。1990年又获得了三门高教自考单科合格证，1991年获得了中亚函授学院结业证书和香港东方函授学院毕业证，并评为该院的优秀学员。

　　我的名录荣幸编入了《中国当代百业人才汇编辞典》，1995年又获得“跨世纪青年作家诗文大赛”佳作奖及证书，还有纪念品和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汇集《跨世纪青年作家诗文精萃》。1991年把我的名录编进了《永丰县教育誌》和《永丰县誌》人物篇。1997年，我的散文《山妹子烹荷包》获武汉市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百年归”征文赛优秀奖及证书等，又获首届“渤海杯”精短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并获得证书等。同年，我的童话《奇诧的对话》也获首届“渤海杯”精短文学作品大赛三等奖，并获荣誉证书，又获“未来杯”文学作品大赛奖。1997年我有八首诗词编入于《当代诗人诗作精选》，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98年我的《游少林寺》等三首诗刊登于《’97中国诗文选萃》，由远方出版社出版。1998年我的《冬季的枫叶》刊登于《中国诗群.中国诗词选萃》，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1999年，我的《我爱十月》刊载入《时光的底片.文坛精英录》，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我写的《中秋月饼》获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颁发的全国第三届语文教师范文写作比赛三等奖。1983年和2007年分别获永丰县教研室颁发的县、市小学生“核心杯”作文指导三等奖和二等奖。

　　为了教好学生，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自己一定要起表率作用，因而多看书多练笔，多写文章多发表，这样，既能激励本人又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所以我尽量挤用“三余”时间练写各种体裁的文章。譬如写生活感言、警句、格言、随笔、散文、游记、小说、童话等。再报名参加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习及参加文学笔会和文学研讨会等，不断地充实自己与修炼自己。因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94年起我的诗文等就逐见报刊和登载书中。散文代表作有《洗衣码头》、《山妹子烹荷包》、《忆洛阳》等，小说代表作有《竹楼寨的哭笑》、《婚变》、《外乡女人》等，童话代表作有《奇诧的对话》、《鸭子与白鹤》等，诗词代表作有《游少林寺》、《四登庐山》、《世纪文学星座》、《钟国友诗词选》与《生日賦》、《中国新时代经典诗词选集》等，警句与格言有百余条被登入《人生格言经典》、《中国共产党人格言宝典》、《中国当代人生格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优秀格言选集》、《中国当代人生格言》(第二卷)、《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共和国建设者(智慧格言宝典)》、《中外哲理名言》等。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红旗出版社、《求是》杂志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等二十余个出版社出版。我的名录辞条已编入《中国当代百业人才汇编辞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华夏英杰》、《世界著名华人艺术家辞典》、《中国世纪专家传略》、《世纪优秀专家人才名典》、《大地之子》等二十余部书中。荣获了很多奖状、奖品、奖章和奖匾。

　　在教坛中，我虽然付出了艰辛与汗水，但是享受党和政府给我的太多。过去的荣誉只能说明“昨天”。是的，荣誉激励了我，但我会牢记，绝不能以此为老本，而要把它当作最佳的精神补品，继续激励自己，使老年的血液继续豪放奔流，为社会献出微薄之力。

　　在教坛中的数十年，我就是这样平凡地工作与生活的。这辈子我干了我最喜欢的事，愿下辈子再做个山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