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h3> <h3> 1938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亲自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指出:“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此时期,武汉已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各党派领袖,文化界人士齐集武汉,全国形成抗日统一同盟,他们在各种场所宣传救国思想,从而引导我们很多的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br></h3> <h3> 当年武汉保卫战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局动荡,暂时无果,我就读的省立女子二中也受到日军的频频轰炸被迫停学,当年我16岁,对祖国命运充满了担忧,对个人未来也感到茫然。<br></h3> <h3> 九月的一天,同学们告诉我,董必武先生将在我校大礼堂作报告,我兴奋地赶去参加,会场上人已坐得满满当当。董先生身穿一袭长衫,在讲台上向我们分析目前的局势,要我们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他指出,虽然目前抗日战局十分艰难,但国家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出路,董先生在会上说:“脱下你们的学生装,回老家去,到敌人的后方去,要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那样你们将走出自己的道路!”<br></h3> <h3> 听了董先生的报告后,我回家向平日里就经常教导我“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的父亲提出了回老家红安(时为黄安)的要求,表示要到革命的后方去,去寻找自己的出路。<br></h3> <h3> 在家人的帮助下,经过一翻波折,我来到了红安,向当地乡政府报到后,住进了乡政府帮我们青年学生安排的住所,当时我只要有机会就积极的参加支前工作,做会议记录、做妇女宣传工作。1941年,我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br></h3> <h3> 那时候我们和老乡的关系亲密无间,凡是住到老乡家里的教员和学生,每周都要做到三个一:为老乡捡上一箢簊粪、挑一缸水、做上一件好事推磨、插秧,砍柴皆可。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帮助和交流,我们和老乡的亲情如同一家人,春节临近,我们为老乡们写上各式春联,上门进行慰问,如给军烈属写的对联有“一人参军功在世界、全家光荣德贻子孙”,给支前骨干写的对联有“山里老少传捷报、家中男女庆丰收”。老乡门也很关心我们,有时拎着粑粑,有时提着鸡蛋,非要塞给我们。<br></h3> <h3> 自1941年起,乡政府在窑头岗村的祠堂里为越来越多的孤儿和无人看护的孩子办起来难童小学,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语文,数学,音乐等课程,教他们识字、算术、唱抗曰歌曲,也给孩子们讲解时事,进行教育。<br></h3> <h3> 我还依稀记得当年教给孩子们的“难童歌”:东洋鬼子的大炮,轰进了我们的家,枪毙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我想起了亲爱的爸爸,想起了亲爱的妈妈,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们的老家?我们饭也吃不饱、衣服也遮不住风,破庙里住下我们这群可怜的难童。啼哭有什么用?参加了抗日军,打走了鬼子才是我们难童的光荣!<br></h3> <h3> 这所难童学校,也是乡政府抗战工作的会议室和联系点,我们一边教孩子,一边为革命工作出力,而一些领导来开会时,也总忘不了过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孩子们都感觉很温暖,两年间我已从普通教师成长为新四军创办的抗日小学的副校长,县政府委员。<br></h3> <h3> 1943年,从陕甘宁地区兴起的冬学风传到了湖北红安县,我从窑头岗小学调至县东学委员会任副主任。冬学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冬季农闲的时候组织当地群众开展学习运动,普及文化知识,加强抗日宣传,主要教学任务是教时政、教觉悟、叫认字、教算账、教抗日。当年十一月秋收完成,冬耕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县冬学委员会组织全县所有老师进行培训,要求各村都要单独和联合开展冬学运动。<br></h3> <h3> 在教学中,我们运用了顺口溜,学唱歌、实物教学、格言教学等各种方法,如为了鼓励大家抓住生产,我们将当时红安县熟知的领导李先念和陈少敏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编了进来:李师长,种南瓜,种的南瓜人人夸,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大家说着笑着生产的积极性就上来了,也学会南瓜白菜怎么写了,教学时我们还不仅教会了大家怎么打算盘,而且还结合二五减租政策进行教学,让大家都明白了这账该怎么算,这政策有啥好处,由于教学方法灵活生动,教学内容贴近生活,冬学运动受到当地群众广泛欢迎。<br></h3> <h3>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冬学”上午、下午、晚上都有课,每期有三四百人参加学习,就连下雨天大家能穿着蓑衣、戴着斗笠也要赶来上课,到了后期一所冬学就成了一支抗日宣传的小分队,大家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觉悟。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持抗战,他们有的为前线做棉鞋、纳袜底;有的抓紧农业生产,主动多交救国公粮;有的加入站岗放哨的队伍;还有的学员干脆直接参军,奔赴战场。<br></h3> <h3> 1945年10月我因在红安抗战期间动员全家腾出私塾,支援新四军第五师办兵工厂,担任抗日小学副校长等职,组织学生配合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参加政治、生产等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被国民党当局将我列入暗捕对象,奉鄂豫边军分区县长魏天一命令到武汉第九小学隐蔽在教育界开展地下工作,经组织安排我领取了两款银元,在家乡黄家寺庙经尼姑掩护我藏在柴房内,连夜逃过特务搜查,乔装成学生来到武汉开始了新的革命工作。我在鄂豫边军分区城工部的领导下,经常秘密和曾任陈少敏的秘书蔡国栋个别联系,开展反独裁、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积极准备迎接武汉的解放。 <br></h3> <h3> 1949年春,新四军鄂豫边军分区政委程坦南下在武汉第九小学看望和鼓励我,并告知我积极工作,武汉即将解放了!闻之喜讯,我把秘密珍藏在箱子里的军装拿出来高兴地在江岸民生路老品芳照相馆留下我难忘的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张照片。(注:汉皋即汉囗别称)<br></h3> <h3></h3><h3></h3><h3> 后记
时光荏苒,转眼我的人生即将迈入百年之际!这期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目睹了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巨变。
我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庆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庆。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2015年9月3日这天是我一辈子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一天,也是我人生的压轴戏。我以94岁的高龄有幸作为湖北省抗战支前模范代表,受邀赴京参加9.3大阅兵。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此次阅兵我们的乘车方队行进在受阅方队最前面率先受阅。这是共和国阅兵史上空前的壮举。由国宾摩托车拱卫在前、后、左、右,呈箭头状而护卫进场。通常情况下,只有外国元首来访时才会启用国宾摩托车护卫队,属于“国礼”级待遇。当车经过天安门时,习主席向我们挥手,观众向我们欢呼,官兵向我们致敬,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尽管通过天安门只是一瞬间,可那一幕在我心中,却是难忘的、永恒的!
<br></h3><h3></h3><h3></h3> <h3> 在阅兵现场,我看到了威武的军队、先进的装备。这是我们7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有了这么强大的国防,被欺辱的历史不会重演。与我一起并肩作战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很幸福了。我的家乡红安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摇篮,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沃土,是董必武、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今天的光荣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个英勇战士,属于红安老区千千万万个支援抗战前线的人民群众。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为前线送弹药、送粮草,转移救护伤员,立下汗马功劳!70多年前,鬼子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我在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下,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国家却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深深感谢党和政府,
<br></h3> <h3> 我生活的城市武汉,每天都不一样,今年更是喜事连连,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即将在武汉举行。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我们要以坚如磐石的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中国梦迈进!<br></h3> <h3> <br></h3> <h3> <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