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之十九 “九四”逃难记 作者：郭志杰

Laotata

一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夜，以“革命左派”自称的菏泽“四部”出动“文攻武卫”棒子队数百人，袭击了菏泽一中北校区，妄图用暴力摧垮一中“八一八”，进而威吓整个“八一八”派不再抗争。“文攻武卫”是“四部”设立的专司武斗和打砸抢的暴力组织，专门打压不同观点的群众，在社会上名声很臭。每当他们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地走过，群众都会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面对社会舆论的非议和批评，它们竟然搬出江青的讲话，胡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据传，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某代表团时说：“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1）
        当晚大约十一点左右，棒子队就要开到一中校园时，在同学们的再三催促下，我和李永良被迫离开校园去逃难。永良是高十六级四班的同学，“八一八”的创始成员。他性格刚强坚毅，为人豁达坦率，艰难险阻面前从不屈服，而且愈挫愈勇，是我们组织里最具战斗力的红色敢死队队长。有他作伴外出避难，我踏实许多。我们首先来到西城孟宪科家中稍作停留，孟是菏泽县配件厂工人，可靠的造反派战友。永良想法找来一辆颇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准备骑用，因为是辆轻便车，没有加强的前保险叉，我怀疑它是否能禁得住两个人。但是，紧急关头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用它了。
        为什么非要逃走呢？大家分析，“四部”为了夺取权力，谋取一派的私利，急于排除消灭异己，已近乎疯狂的状态。“七一八”武斗“红总”垮台后，“八一八”成了他们实现野心的唯一绊脚石。济南“三大部”八月二十九日“血洗鲁大（山东大学）”，（2）又给菏泽“四部”作了极坏的榜样，他们消灭“八一八”的决心更大，手段会更狠。如果抓住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轻则毒打关押，重则会有生命危险，不能硬碰，走为上策。目的地选择兰考，除了地属河南省、利于躲避外，主要原因是兰考县同情和支持我们的群众组织“卫焦”派控制了全县的局势，去那里安全方便。
        离开孟家，出了西关，野外一片漆黑，看不清道路。我俩暂时不能骑行，推着自行车，走上通往东明的公路。去兰考有两条路，南路经庄寨、堌阳；北路经东明县城。听说北路刚改造升级过，比南路宽平好走，因此我们决定走北路。
        推车走了一段，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能分清天空和大地、路面和两边的植物了。我们俩一人骑车，一人坐在后座上，速度也快起来。天晴得很好，没有月亮，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发出微弱的光，照出前进的道路轮廓。除了公路，整个大地一片混沌的黑暗。午夜时的田野里只有秋虫在鸣唱，还有自行车摩擦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遇见任何路人和过往的车辆，深夜仍在荒野里奔走的，是两个逃难的革命青年。
        夜渐渐深了，疲倦、瞌睡开始袭来，我们俩头脑昏昏，眼皮打架。前面骑车的掌握不住车把，几次差点拐下路沟去；后边坐车的打盹，几次掉下车来。没办法！我们顾不上已经走了多远，是在什么地方，只好停下来休息。路边的绿化带里种着一溜蓖麻棵，有一人多高，枝繁叶茂，正是个隐蔽睡觉的好地方。我们俩把自行车推到蓖麻棵下，平放在地上，一人枕着一只车轱辘，身子躺在路沟的斜坡上，呼呼大睡起来。为防止熟睡中自行车被人偷走，我们把胳膊伸进车轮的辐条里别起来，姿势虽不舒服，但仍睡得很香。
        天亮了，公路上有了过往的汽车和行人。喇叭声把我和永良惊醒，我们坐起来，舒展一下别得酸痛的胳膊，揉揉惺忪的眼睛。四下里一看，才知道茂密的蓖麻棵把我们遮掩得很好，从公路上不专门弯下腰来察看，很难发现路边有人。我们俩推起自行车，在满天朝霞的映照下，继续匆忙赶路。
        不一会，到了公路边上的一个集镇，有牌子显示是东明县的东明集，已经过了东明县城，离兰考不远了。此时我们俩饥肠辘辘，想找个地方弄点吃的。谁知从大街北头走到集南头，到处关门闭户，连行人都没见到几个。我们只好忍饥挨饿，继续前行。大约在九点多钟的时候，兰考县城那一片青灰色的建筑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

        兰考是河南省的一个穷县，与菏泽地区的曹县、东明县接境，因为出了一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而闻名全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兰考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卫东林”，保卫毛泽东、林彪的意思；另一派是“卫焦”，即保卫焦裕禄。前者支持县委书记周化民，反焦裕禄，认为焦是假典型；后者支持县长张钦礼，保焦裕禄。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封军分区介入地方支左，旗帜鲜明地支持“卫东林”，将“卫焦”打成反革命组织，逮捕一千多人，张钦礼也因支持“卫焦”被抓进监狱。危急时刻，“卫焦”的一些群众逃到曹县、东明县避难，得到同情和帮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河南省支左部队时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兰考“卫焦”属于“八二四”派），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周恩来还单独接见了刚从监牢里要出来的张钦礼，指示他回兰考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卫焦”派冤案昭雪，翻身控制了全县的局势。我和永良就在这时到达兰考。（3）
        我们找到“卫焦”司令部，向接待的人介绍了菏泽危机的情况，提出需要帮助度过难关。“卫焦”很同情我们，说“卫焦”和“八一八”有共同的命运，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何况菏泽人民曾经掩护过逃难的“卫焦”群众。他们安排我和永良住进县招待所，并愿为我们在兰考的活动提供方便。至此，一直悬着的心才安稳下来。
        兰考县招待所在南北大街路西，空旷的院子里，几排低矮的平房是客房，伙房在大门南边，盘着圆筒形的大灶，烧拳头大小的煤球做饭。条件不算好，客人也不多，所里的工作人员待人很实在。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东明县驻兰考木材转运站的段继和，他是东明“八一八”成员，很熟悉兰考的情况，后来成了我们的好帮手。永良在九月六日又骑车返回菏泽了，我们都不放心学校里的同学们。在等待菏泽消息的那些天里，段继和陪着我到兰考一中等单位去了解运动的情况，和“卫焦”的下属组织座谈，还去县城北面的沙岗上拜谒焦裕禄墓。墓地很简朴，一块不大的墓碑后面，是用水泥密封的长方形墓，周围栽着尚未长大的泡桐树，其他什么建筑也没有。我们没带花圈，只在墓前默哀，表达对这位领导干部榜样的敬重。
        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和段继和正在县城的南北大街上，忽然对面走来一个穿军装的男子。我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大吃一惊，这不是菏泽军分区的参谋王景龙吗？他为什么会来这里？追捕我吗？我本能地把脸扭向一边，不想让他看见。就在擦肩而过时，我忍不住又瞄他一眼，虽然没看多清楚，仍然觉得就是王景龙。那人正低头走路，并没往我俩这边看，是不是发现我们了不敢肯定。回到招待所我们商议，不管是不是王景龙，为防万一应减少外出，待永良回来后立即离开兰考。暂时不能回菏泽，那就先去开封。九月十九日，永良回到兰考，我们告诉“卫焦”的同志想去开封，并把打算在兰考设立“八一八”联络站的想法提出来，他们表示支持。二十一日，我和永良就去开封了。

三

        兰考县隶属于开封地区，兰考“卫焦”就是开封“八二四”的下一级组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开封师范学院部分学生在礼堂开会，喊出打倒院长的口号，宣布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名字就叫“八二四”。至一月夺权风暴时，“八二四”已发展成为跨行业的一大派群众组织，成立了总指挥部，下有工人司令部、红卫兵司令部等多个分支，并且响应中央号召夺了地委专署的权。军队介入支左后支持了另一派，将“八二四”打成反革命组织，大肆抓捕负责人，周恩来表态后才重见天日。
        我们去开封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办理，只是暂住些时日，等待机会返回菏泽。因此，我们没去“八二四”总指挥部，直接到开封师范学院找院里的组织联系。他们安排我俩在食堂就餐，住在学院的体育馆里。拉一张训练用的垫子铺在篮球场的地板上，每人一床被子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同样睡在体育馆地板上的还有一些人，大都是下边单位斗争激烈、来师院寻求帮助的。
        在开封，我们仍然四处走走，了解当地运动的情况。印象深刻的是去看了武斗死难者的墓地，在一个院子的角落里，几座土坟无声地躺在那里，新鲜的黄土说明刚堆起来不久，几个破烂的花圈随便扔在地上。人们匆忙地从旁边走过，甚至顾不上看它们一眼。我感到凄凉，第一个冒出来的感慨竟然是庆幸菏泽的多次武斗还没有打死人。
        几天后，我们感到再这样待下去已没有意义，河南虽可避难，但对菏泽的事情他们却无能为力。既然暂时不能回去，不如趁此去一趟北京，了解一下北京运动的动向，或许还有机会向上反映菏泽的情况。我们向“八二四”提出去北京，因为没钱买不起火车票，请他们帮助，他们很快送来两张车票。刚要走时，有消息说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郑州设立了联络站，还有一个写作班子编印《鲁迅大学》报。我和永良临时决定，放弃去北京，先到郑州找山大主义兵了解情况，看他们对山东全省运动的形势和下一步走向有什么分析和看法。虽然我们在二月逆流中因为“山工联”吃过亏，反逆流时曾注意和山大主义兵保持距离，但是，现在王效禹的打压又把我们逼到了一条路上，不得不走到一起。时势如此，别无选择。
        到车站换票时，又退还了几块钱的票价差额，这对囊中羞涩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四

        郑州控制局势的是“二七公社”，它和“八二四”、“卫焦”是观点相同的一大派，运动中的经历基本差不多，也是在周恩来对河南问题表态后才得到平反、恢复活动重新占据优势的。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被王效禹的支持者暴力打散后，能在郑州落脚并开展活动，说明“二七公社”是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我和永良到郑州后，首先去郑州大学找“二七公社”的下属组织“郑大联委”（郑州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他们说山东大学的人住在郑州粮食学院，我俩就去了粮食学院。
        山大主义兵在郑州粮食学院驻有几十个人，主要从事编写、印制宣传材料，带回济南散发，以示打不垮、人还在，斗争在继续。他们定期编印《鲁迅大学》报，既阐明自己的观点，也有北京传来的高层动态，外省区的情况。还编印了一本《血染战旗旗更红》的小册子，揭露“一三一”镇压“山工联”的真相，呼吁为山工联彻底平反。他们中有一位我认识，是菏泽一中高中部十三级毕业生张振和。我大哥郭志豪读高中时和他同班，我经常去他们班里玩，因此熟悉。振和学兄在山大中文系读大一，是主义兵里的骨干，《鲁迅大学》报的编辑。他乡遇故知，我们都很高兴。张振和简单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帮助我俩安排暂住事宜。为了方便和他们联系，我和永良就住在粮食学院。
        在粮食学院里，我和永良遇到了刘成卜，他先于我俩到郑州，找到山大的联络处，也住在粮院。刘成卜是高十五级三班的同学，“八一八”创始成员，不但口才好，写作水平也很高，是我们组织里的笔杆子。我们三人在张振和的办公室里见面了，都很感慨。成卜说，九月四日棒子队袭击一中时，他并不想逃走。几位同学劝他，说你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是骨干，知名度很高，抓住你轻饶不了，还是躲一躲吧！就在暴徒要进校园时，成卜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慌忙翻过墙头逃出，一路辗转到了郑州。他正感到孤单要离开时，我和永良来了。
        在郑州的那些天里，我们和“二七公社”有几次联系。参观了他们举办的控诉二月逆流受迫害和保守组织罪行的展览，看了坐落在郑州大学校园内小树林里的武斗牺牲者墓地，旁观过“大戏霸”常香玉的批判会。那天我们外出路过河南人民剧院，正好文艺界在剧院门口的大街上批斗常香玉，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在外圈根本看不见被批判的人，只能听高音喇叭里的发言和口号声。批判会结束时，还当众烧毁了常香玉演《花木兰从军》时的戏装和道具。
        接触更多的当然是山大联络处的人，尤其是张振和。我们参加过他们的会议，有过多次交谈和讨论。大家共同关心和忧虑的当然是山东运动的形势和走向，抗争的前景和结局。身在河南，自然也会拿山东的情况和河南作比较。基本的共识是：山东的运动自二月逆流开始就走入歧途，以“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为代表的真正的老造反派受到打压，至今抬不起头来，根子在王效禹和“二三”夺权。王效禹的反逆流只准打压保守派，不准“山工联”翻案，而王效禹和省革委又得到中央的批准和支持，这是我们的斗争面对的最大困难。河南“二七”公社的经历和“山工联”差不多，二月逆流时也被镇压了，但是军队支持的“十大总部”夺权中央不承认。因此周恩来一个讲话就翻过来了，“二七”公社重夺控制权，才有今天的形势。山东要解决问题，靠王效禹和省革委不行，只能寄希望于中央表态，我们的斗争就是促使中央转变态度的重要因素。至于能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没有底。

五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和永良、成卜确定离开郑州。永良要回到兰考，去落实设立“八一八”联络站的事。我和成卜打算去北京，想直接观察政治中心的运动现状和动向，回去向我们组织的核心层汇报，以便更好地把握斗争的策略和方向。
        时间已到九月下旬，天气变凉了。我们一身单衣，早晚已感到有点冷。要去北京，必须在郑州解决保暖问题。没别的办法，手里还有几块钱，那就去商店里买吧。我和成卜去了一家较大的百货门市部，有一样秋衣秋裤比较合适，但是价钱不低，买一套还剩点钱，买两套就把口袋掏干了，只好买一套。服务员把衣服包好，要付钱了，才知道还得交布票。我们哪有布票？正尴尬时，旁边的顾客小声说：“商店门外有人卖布票。”我们急忙走出去，见大门外窗台下有三四个人，站在那儿看着进进出出的人群，面无表情。

我走过去低声问：“有布票吗？”答：“有。”

几个人围过来，我问：“多少钱一尺？”答：“某毛钱。”我们买了几尺布票，到柜台买下一套红色的秋衣秋裤。回到住处，我和成卜每人一件，他穿上衣我穿秋裤，过几天换一下，我穿上衣他穿秋裤，我们俩真成了伙穿一条裤子的难兄难弟。
        离开郑州那天，我们三人一起去火车站，我和成卜先坐车赴北京，永良稍后独自一人去兰考。在“卫焦”司令部的帮助下，他和段继和很快就设立了“山东菏泽八一八驻兰考联络站”。就绪后，联络站暂由段值守管理，永良返回菏泽了。不久，在他的策划和运作下，“八一八”红色宣传队访问了兰考，在兰考一中等处公演，慰问和答谢“卫焦”的革命战友们，受到热烈欢迎。
        我和成卜在北京却不顺利。和去年来串联时相比，北京冷清了许多。从表面上看，大批判，夺权，运动还在正常进行，实际上领袖和决策层的思维和部署已开始转向，由乱转向治，转向稳定和收尾了。毛泽东计划一九六七年全国完成夺权，一九六八年春天最迟秋天召开九大，三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根据他的指示，中央在国庆节前后接连发出一系列文件，决定全国停止串联，学生一律回学校复课，按系统实现大联合，不准抢夺武器弹药，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维护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护外国使领馆和侨民，等等，这些都是要恢复秩序、走向正轨的意思。（4）当然，高层的动向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从这些面向基层和社会公开的文件已见端倪。
        我们对那些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材料不感兴趣，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还愿意看但莫名其妙，从各种首长讲话中看不出对我们有利的动向。到北大、清华等大学去，他们都在忙着消灭对立面的斗争，不再关心外面的事情。我俩有些失望，而且在北京连暂时解决温饱的地方都没找到。有一天晚上，我们竟然在中山公园里过夜，和衣睡在一块大石板上，夜里几次冻醒，白天整天筋骨酸痛。于是，我们决定结束逃难，返回菏泽了。

注释
       1、《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菏泽一中“五四”纵队翻印，1967.7.22。
        2、《山大文革琐记--15》，“翻案兵”翻案往事（上），望岛佬贴在山大校园平台上，2011.2.22。
        3、《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陈健，2014.7.13。

        4、《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三十六章“在全面夺权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12。
                     (201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