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969: 夹缝中的幸运

方青

方青

       文革最惨烈之时我正值八、九岁。那时，我对周围大人的印象是很模糊的，所有成年、半成年的人都从我面前被这场风暴席卷走了：大姐朝气蓬勃地去插队；妈妈一会儿搞四清，一会儿在干校。爸爸是家里唯一的当家人。其实文革前他无暇太多管我们姐妹，此时却是我和十二岁的二姐非常想依赖的大人。可惜印象中他不怎么笑，且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暗暗的台灯下。

       直到十多年后我才从妈妈嘴里找到解释：爸爸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向组织交待那不成问题的历史问题。到文革开始后，这问题的严重性自然得以翻倍。他开始了一轮新的无休无止的交待。与此同时，由于亲戚中沾“资产阶级”边的成员太多，自杀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四十多岁的他一方面自顾不暇，另一方面，作为长子又要在精神上撑起这个大家庭。不出半年，他的头发就变成了花白。

       

       大概是念了他业务强，人又诚恳的优点，黑暗中竟出现了一缕光：周恩来亲自选了一组医生去阿尔巴尼亚给霍查治病，爸爸也在其中！可是，在与这位总书记的光荣合影中，他一点笑容都不带，反而所有肌肉中都深深地刻着“赎罪”的色彩

医疗组与霍查及使馆人员 方圻后排右起第三

       爸爸能去那“欧洲的一盏明灯”，我是多么的荣耀啊。每次跟二姐去医院食堂吃饭都会感觉携带着一根支柱：
爸爸不是反动派，他是医生。

       那时的我，除了着了魔地跳舞，就是疯跑于协和南院各小楼间的甬道上：在院子的灰墙外，我享受着那“一片红”给我带来的机会。毛主席一发表最高指示，我就可把现编的语录舞从东单跳到筒子河；在院内，我能触及到的却是：小白兔住的那种小洋楼，二十年代栽种的外国树，暗红色的“爬山虎”还有那永不衰落的水曲柳地板。在这样一种兴奋和安宁的混合体当中，我怎能看得见爸爸内心中所承受的压力呢？

      1968 于协和宿舍南院

       爸爸从“明灯”那里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洋吃的”。这真是给院内-院外这块混合体又添加了一层美好的粘合剂 – 我又念到：

       爸爸不是反动派，他是医生。

       但是，根据妈妈后来的叙述，爸爸这次一回家就继续写交待。一天，他终于从医院带回了最后的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根本不看“人民”二字，只盯着“敌我矛盾”的字眼，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以至于不想碰我们姐妹，怕是给我们粘上了反革命的罪恶。夜深了，他还是一个劲地想继续自我审查。此时，从不对他提高嗓门的妈妈向他大吼：“方圻！你怎么这么糊涂？你要是反革命，那全国人都得是反革命了！”。妈妈毕竟是学文科的，比爸爸在政治敏感性上强好几倍。就这样，爸爸无法自拔的又过了很久，好在他还能治病救人，大概这就是他“赎罪”的砝码了。

        我呢，继续跳着忠字舞、“娘子军”、“芒果之歌”… … ，继续幸福于这块院内-院外的混合体之中。我的快乐是有声的，是随着时代的红色而翻腾的，而爸爸心中的痛苦是在一晚一晚的暗光下无声地度过的。

       我们家59年买了一台苏式黑白电子管电视，在文革中可是成了我和小朋友们的宝贝。翻来覆去看了八百遍的样板戏，只要一有重播，必聚到我家来再看。电视在爸妈的睡房，重播是在晚上八点，当然影响爸爸写那些无休无止的“东西”。这一天，我和小朋友们又要求再看《智取威虎山》。爸爸确实显露出非常不愿意，说是他要写“东西”。但我想到那些武打片段心里就痒痒得难忍。最后爸爸勉强同意了。

       于是，爸爸坐在书桌那边， 他和妈妈的大床上坐、跪了四、五个电视友，单人沙发上两位，乌色的水曲柳地板上排满了小板凳，朋友们个个仰着脸，杨子荣便开始 “穿林海跨雪原”了。整个屋子热气腾腾，好像没有爸爸一样。我毕竟事先知道爸爸对今晚这活动的犹豫，心中有些不安，特别是在轮到那乏味的清唱时，真觉得是白白地拖延了他的忍受时间。我不时向书桌看去，只见他双手做托腮状，老式的木台灯给他打出了一轮昏黄的光环。看不清他的双手是在脸上还是捂住了耳朵，反正是一动不动的。

       呛、呛、呛、呛，第六场，“打入匪窟”：“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好人、坏人你一句，我一词，好戏来啦！槽糕，我家苏式电视的老毛病又犯了，屏幕线不停地向上滚动，白花花的分不清哪是敌哪是我。不要紧，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早已摸透了苏修硬件的这一套：朋友们双手抓住小板凳，紧贴臀部，在美帝的弹性的水曲柳地板上一跳，再一跳，那苏修电视的接触性能立刻复苏，杨子荣的大眼睛又露出来了。呛、呛、呛、呛… …, 小翻儿、滑叉、虎跳加前空翻， 绿军装、白斗篷、红五星连为一片，哪里还顾得上看爸爸？最后是，呛 ----啧 ---呛！杨子荣三枪击毙众匪徒，座山雕一头栽地。

       朋友们真够懂事的，没等到谢幕就站起来，轻轻地把板凳放回他们熟悉的原位，安静地和爸爸说“再见”。爸爸转过身，似如释重负，但仍是客气地向朋友们点点头。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爸爸那天晚上写的“东西”是继续的交待，还是为第二天的就诊准备的案头工作。不管怎样，从他后背的剪影看上去透着专注和甘心情愿。

       我之所以能从文革中一路蹦跳过来，是因为爸爸的身份是定在了“敌”和“人民”中间的这夹缝中。为此他究竟暗暗地、诚心地付出了多少努力只有他和我妈妈知道。留给我的只是那相对幸福的童年：忠字舞、红袖章、小洋楼、水曲柳以及从未排斥过我们姐妹的朋友们。

2018.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