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郑君（郑福顺）与涞涿林彤县长解放战争有记》

范阳草民

　 林彤县长服从党小组长的故事

——记父亲郑福顺（郑君）等老革命解放战争的故事

父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理想信念坚定，组织纪律性就是强，党在他们心中是至高无上的。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曾以党小组长的名义，让县长林彤服从下级的意见，深入敌后，智斗敌顽。这个故事一直让我铭刻在心，紧跟党走，信念坚定，并成为指导我今生做人行事的原则理念。

林彤县长：是领导涿县（路西）人民从抗战胜利反内战，到路西涿县完全解放的县长。祖籍河北安平县林庄村（1907——1996），1923年至1925年，就读于安平师范讲习所。1925年7月至1937年l0月在安平县小学执教。1929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党的安平县议会议长，安国县长。1946年5月调任平西“涿县”县长，直到涿县（路西）解放。后带领涞涿政府人员进京接收北平，曾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丰台区委书记、北京市最高法院院长、高检院检察长、政协副主席。

　 一、路西涿县和路东涿县说。

父亲郑福顺（名 郑君、字 福顺）是老八路。1937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员王巍老师组建的路西教育界“抗日军政训练班”，追随老师王巍（朴一禹 朝鲜人）从事反日活动。1938年2月，时15岁，又跟随老师王巍，从涞涿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参加八路军并入党，王巍老师任邓华支队民运科长，后他们师生引领挺进冀东开辟雾灵山抗日根据地的邓华支队来到平西，在此等待岳北宋时轮支队期间，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任“宣涿怀”联合县长，父亲郑福顺（郑君）任县长秘书。5月，父亲同县长王巍随四纵挺进冀东，王巍任蓟县县长，郑君任县长秘书兼十六暴动总队政委。四纵挺进冀东失利又返回平西后，他们就深入敌占区与日伪斗智斗勇，统战民间抗日武装，策反敌营人员，打通平津通往平西的红色通道，为平西山里大部队筹集粮食衣物食盐药品武器等供给，创建了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涞涿人民抗日武装，创建平原抗日“涞涿”县政府。王巍：又名朴一禹，朝鲜人，化名王巍，九一八事变前在延边中学教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变后同二十万朝鲜人一同流亡华北。卢沟桥事变前，深入到北平南口，涞涿边境的村庄学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从事敌后秘密工作，动员抗战，第一任涞涿县长，党的七大代表。抗战胜利后回朝鲜，后任内阁副相、次帅，中朝联军副总司令兼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1955年因非“白山派”，作为“延安派”的代表人物定为“反党宗派分子”的头目，被金日成秘密杀害。是他当年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求出兵援朝的。

1938年2月，郑君等与王巍老师一起，从“涞涿”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参加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队伍，王巍老师任民运科长，父亲郑福順（郑君）任科员。需要强调的是，后就是他们师生，引领由115师组建，根据中央指示挺进冀东开辟雾灵山抗日根据地的邓华支队，来到平西的，在此等待雁北由120师组建的宋时轮支队，期间，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任宣涿怀县长，郑君是政府秘书。5月，王巍老师带着郑君等学生，随八路军四纵参加冀东暴动，任冀东蓟县县长，郑君任秘书兼十六暴动总队政委。冀东失利，郑君随王巍县长，又跟随四纵再度返回平西，王巍县长任八路军四纵政治工作团团长，郑君任政治工作团秘书，从此隐名埋姓，开展敌后抗日斗争。

读父亲郑福顺（郑君），就是一部涞涿抗战、解放战争革命史的缩影。我真的敬佩父辈们那深深的家国情怀，15岁投笔从戎，以身许国，舍万贯家财支援涞涿人民抗日政府的建立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一家三口人，因叛徒特务告密，惨死在日伪和蒋匪的屠刀下。家仇国恨铭刻于心，真是国家利益高过天，人民是革命者最深厚的情感。

人们熟悉的是“郑君”这个名字，因为1939年5月，父亲郑福顺任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的第一任政委。待队伍稳定后，父亲因需要协助王巍老师为山里大部队到平原地区筹集粮食等供给物资，创建涞涿县，故调离他亲手创建的队伍，接任的第二任是江西籍长征老红军，八路军四纵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政委的李致远，后任过七团政委，开国少将，河北省军区副政委。1939年11月底，肖克司令员撤销支队番号，以挺进军各支队为基础，编成四个主力团 ，即六团、七团、九团、十团，以“挺进军涞涿支队”为基础，与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一部，编为挺进军七团，“挺进军涞涿支队”组建时，三十三大队二营营长王德林就任副支队长，还给补充了一些政工干部，故当地称平西老七团为“涞涿子弟兵团”。（《涿州人民革命史》67页《平西抗战史》46页)。父亲郑福顺（郑君）是涞涿人民政府抗日武装的创建者。后还任过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县”七区区长、区委书记（1940.6—1941.6），“房涞涿县”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1941.6—1942.11）五区区委书记，新涿县三区区委书记。日伪猖狂围剿平西根据地后，平西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为“房涞涿县”，由于涞涿县一部分地区成为敌占区和大部分地区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是山区，县政府在其地盘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基本是根据地，所以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为主。父亲就任“房涞涿”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还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 ，秘密开展工作，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1942年底到1943年初，在唐县、顺平一带游击办学的“抗大”二分校就读学习，1944年10月，房涞涿三县分建，组建涿县，继任县委副书记从事敌工和情报工作。1945年5月，因前期涞涿斗争不利，教训惨痛，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使用了本地干部，任县委书记，为保卫根据地，仍隐名埋姓深入敌占区或化妆进入敌营秘密工作，对外称抗敌后援会主任 ，董一欧任抗日民主县长。这是为了符合国共统一战线形势的大局以便活动。更是由于1944年抗战本来已进入大反攻阶段，形势大大好转，由于当时的政府、县委领导不利，他们都是外域人，不懂得白区游击区的斗争方法策略，也不熟悉平原地区情况，有的书记县长是兼职只是个名分，根本没有到过涞涿平原地区，致使44年底至45年初，本来胜利在望，但涞涿确遭受日伪残酷报复，陈琳、陈辉等多名老抗战骨干牺牲，队伍叛逃的叛逃，叛变的叛变，涞涿抗战遭到巨大损失，上级很是不满意，把他们调走，才使用本地干部，董一欧任抗日民主县长，郑君任抗敌后援会主任即县委书记。

誓言无声 ，英雄无语 。以上这段历史很多人不知道，记述历史，当地党的工作中的经验胜利应当歌颂，但是惨痛教训也必须记取，这才是正确的写史的唯物史观。说到这儿，不得不说说父亲郑福顺（郑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坚持和巩固中的另一大贡献，这就是当年在党内军内扩大化的残酷“审干锄奸”运动中，以他“纯八路”的老资格，出面作证、据理力争，不怕得罪“上级”、不记撤职调位，顶住左倾路线无限扩大的巨大压力，保护了数百名“受审”的干部和骨干，包括如今大家都崇敬的一些抗战英烈。因为我们“涞涿”地区的抗战干部和骨干，大部分是由家父郑福顺（郑君）参与统战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自发的地方武装的散兵游勇、从敌占区到平西投身抗战的知识分子或被策反的伪军，所以“涞涿”干部和抗战骨干，绝大部分在审查名册，是受审对象。就连你为了获取情报，策反伪军，化妆侦查深入敌营戴过几天伪军的帽子，穿过几天敌军的军服，都有人打小报告，被叫去严厉审查，搞得人人自危，这时上级会出面告诉他们这是党的秘密，不需要你们知道罢手。这也是后来涞涿出身的干部被不明真相的领导不中用或借口被调出的口舌之一，这一诟病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当时知道这一情况和锄奸部的一些过头做法，我父亲郑君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相当不满，坚决抵制，本来抗战形式这么严峻，怎么自己人还整起自己人来了，当时很是不理解。当然也不是一味地抗争，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亲自找到坐镇平西的晋察冀锄奸部长，说理找尚方宝剑，以情动人（我们也不必指名道姓，后一些做法就是部长叫停的，他是老红军，妻子在日伪大扫荡时在平西的柏崖村被日伪戳死，他的儿子被日伪扔到开锅煮死的，他们也是革命功臣）。再就是故意把一部分最危险的干部“派到涞涿游击区去执行任务”，追问起来就说被他派到敌后去搞粮食、物品、弹药和情报去了，那些人说为他们审查设置障碍，父亲怼他们说，你们不要粮食、不吃饭啊？也就是设法把干部保护起来。这些事儿老人家在世时不让说，因这事儿牵扯到后来任职高位的领导干部，父亲说我们当时就坚信党，个别干部只是执行过程中的路线错误，他们不是坏人，再说我们个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是我的党性使然。我也是犹豫着拖了多年，认为还是有必要告诉大家好，解除大家的疑惑，弄明白我们“涞涿”的一些事儿，也就是平西抗战的最前沿和最惨酷的地区是涞涿，粮食供给靠涞涿，最著名的抗战英烈出在涞涿，怎么平西抗日写涞涿这方面的文字很少。对于锄奸审干这事儿，照任过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解放后任过公安部长的刘复之老革命回忆《在八路军锄奸部》一文中都说：随着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以及太行区党委党校开展的坦白运动，整风运动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人人都要接受审查，查历史、查政治问题，进行坦白交代。在他82岁时出版的回忆录中谈起这段历史，心绪仍然难平，他在回忆这段历史说：“这是一场搞逼供信的悲剧，自己人整自己人。不重证据，只信口供，是一种顽症，是一种历史现象，搞得不好的话，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会重复发作”。因此，当时各地分区的保卫部变为“锄奸部”，对同志审查的手段也是极狠。作为历史学者，不能只是照搬或抄录前面人写的一些记史文字，以前写史的书籍文章，对记史有贡献，但由于当时作者的局限性，很多事实是有误的，也由于当年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做奉献，不宣扬，受委屈，不解释，遭误会，不能说，咬碎牙咽肚子里，这是党的纪律，也是敌工和情报工作的性质使然。或后来写史的人找不到当事者或当事人不愿谈及以往，所以对一些情况表述并不正确或含糊其辞，也因涉及一些当事人的出身历史，我们也不便细说，故那些记史者或为了填补表述的空白有张冠李戴的现象，把历史写成小说。还有的后来的撰史者说我们访问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事儿他们说不知道。父亲说的好，要是连他们都知道了，那还叫“地下工作者”，那么多汉奸特务整天盯着我们，那样的话我们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所以不能把前面人写的文字当为铁律，更不能说他们说谁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们也是听说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者，所以更要考证纠错，补史续史，发掘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填补历史的空白。还有现在人理解当年书记县长的工作环境条件，不能拿如今坐着轿车，拿着公务员的薪金，坐在办公楼里的老板椅上办公的官员，大门口还有保安的阵势，而是各负责党交给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更没有一把手二把手的座次排列。那时的书记县长的公开职务，可能是一个小学教员，也可能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就是吃着自己的饭，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着抗日杀敌的事儿，比如“新涿”县长杨铁，公开身份就是一个卖豆腐的普通人，林彤老县长当年公开职业就是教员。1946年5月林彤由安国调来任涿县县长，为协助县长开展工作，家父郑君任他的秘书。1947年重组涞涿县时，遵照省委机构精简，只设县长一人，下设秘书一人，统一管理政府下属机构，设民、财、实、教四科，武装是县大队，父亲郑君（郑福顺）又任林彤县长的秘书，但他还有一个党内职务——党小组长。

父亲是在路西涿县，有时也称为涞涿县或房涞涿县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和解放战争，林彤县长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路西涿县或涞涿县长。

何来路西涿县和路东涿县之说呢？年青人可能不大清楚，有的历史书籍也没有讲明白，老一辈都知道，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西部涿州和东部涿州是两个县，隶属于两个地区，且属于两个“省”，路东涿县属冀中十分区领导，也有一部分属于十四分区，是当时的河北省；路西涿县属冀热察平西根据地区委领导，一度属于易水地区领导，属于察哈尔省。路西的“涞涿“地块儿是根据地，游击区，解放区，也就是“红区”，革命老区；路东及铁路沿线是敌占区，也就是“白区”。所以有的很会写文章的文人跟我说总想写写革命史，我说如果连这点基本的常识都不清楚，那你得好好调查研究，好好学习历史，好好了解知晓平西及涞涿革命的当时情况。自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失败后，国民党军一溜烟儿的退到黄河以北后，此后，我们这里抗击日寇的，只有自发的地方民间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政府的武装队伍。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涿县也被分为南拒马河畔的“涞涿县”或称“路西涿县”，也就是靠近涞水房山附近的离县城较远的涿县平原地区，抗战初期还组建过房涞涿县，是根据地和游击区。县城周围北拒马河畔附近京汉铁路两侧是“涿良宛县”，永定河附近的“涿固新”县，还有后来的“新涿县”，也称“路东涿县”，这里基本上是敌占区。八路军的政府所在地，都是在偏僻的村庄或山村，抗战时期的涿州、新城、房山、宛平以及涞水等周边县城，都是被日伪占领，是敌占区。路东路西是以京汉路大致划分的，是战时县、区分置措施，是大体划分的各抗日政权的一个活动范围。1947年12月路西涿县解放，1948年12月，涿州县城解放，直到1949年的9月，路东路西两涿县才又与其他县的地盘分离，使路东涿县与路西涿县合并为涿县。

　 二、内战的白色恐怖又笼罩涿州大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涿州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党领导的抗日政府，领导人民均分土地，镇压汉奸，准备过渴望已久的和平生活。

因为胜利，涞涿县农村基层民主政权暂时得到恢复和扩建，但长期残酷战争，使得人民期望安定，加之对党的“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理解片面，分区有些领导忘记了狼会吃人的教训，把主力部队撤回到山里整休或撤编“复员”，地方政府人员插枪分散，就地革命。也说是为了平西和晋察冀干部的交流，（余通过研究史料确认，就是为了消除山头，也就是消除肖克领导的平西根据地，与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一分区之间“一墙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把在这里长期坚持抗战斗争的县长董一欧调出平西，游击大队长肖秉林也调到外县任职，大批具有游击战斗经验的干部，被调出平西或涞涿县。

可没有想到，国民党急不可待的“下山摘桃子”，夺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于1945年11月，派“接收大员”崔世昌，从重庆飞抵涿州，就任河北省第六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命刘剑生为国民党涿县县长，并组建了1000多人的保安大队和警察大队，网罗逃亡各地的地主和“曲线救国”的伪军，组成了2000多人的“还乡团”、“暗杀团”的反共先遣军，勾结心狠手辣的新城县长王凤岗，南北呼应，一时间甚嚣尘上，阴云密布，几天时间，就枪杀和铡头村干部和农会骨干上百人。涿州抗日军民奋起反抗，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急派七十五团第一营，配合路过的冀中老六团一部，打得反攻倒算的地主武装，白天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活动。

更没想到的是，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派遣国民党正规军伙同反动军警，大肆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祸水很快淹没了涿州。1946年10月8日，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主力94军，从上海用飞机空运到天津廊坊，经固安侵入涿州境内。10日，军长牟廷芳，副军长郑挺锋派两个师的兵力，分头向西进攻。一路121师由师长戴之奇指挥，从高碑店沿高涞路攻向涞水；一路5师由邱行湘指挥，经松林店沿松涞路攻向涞水，占领涞水县城后，进而向晋察冀根据地易县进攻，同时沿北拒马河，经孙家庄、张坊向北，进攻涞水野三坡的冀热察平西红色根据地，43师（师长李士林）则由廊坊、固安出发，重兵占领大清河一带。几天时间，刀光剑影，白色恐怖，杀人抢粮，抓差拉夫，涿州全境，又遭沦陷。

　　一时间美式装备的一个军，压到涿州境内及周边各县，只有简陋武器的涿县人民武装，哪里抵挡得住。这时，反攻倒算的地主武装，有国军撑腰，更是嚣张。更可恨的是，在日伪“铁壁合围”扫荡时，就叛变投敌的原县游击大队一中队长张庆云，三中队长刘新民，区委书记范耀辉，区长孙山、郭汉勋、高金榜等败类，已成为反动势力的头目，伙同还乡团“白脖”大乡队（因他们脖子都围一条白毛巾），挨村的搜捕共产党员和民主政府人员，因他们最了解各村的情况和八路人员分布地点。有的原就是投机革命，土匪出身的所谓抗战干部，叛变的叛变，逃跑的逃跑，连县委副书记兼县基干大队政委也携枪逃的不见踪影。抗战初期涿州周围，自发组建的“抗日救国同盟军”、“联庄会”等十股杂色武装，曾被改造成平西抗日的八路军外围武装，一个在日伪扫荡时就被打垮，三个变为伪警察大队，剩下的这时也脱离革命队伍，成为国民党反共的马前卒（尽管有的49年1月随傅作义起义被收编，但这段历史是明确的)。我们村岐沟关，驻扎了国军94军5师的13团，团长是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生康步高。由于我们村有城墙，且是涿县、涞水、新城三县交界处，具有战略地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是红色游击区的中心，当然也是国军必占之地。

　　这种恐怖的局面可想而知，涿州的革命形势达到最困难的时期。我父亲郑君（郑福顺）他们十几个政府干部，不得不按照平西根据地上级领导的指示，紧急撤到野三坡的山后。那时县、区政府哪有什么固定地点啊，吃住只能又到39年底参加抗日工作，曾先后任过“挺进报”记者、平西党校校长、房涞涿县”四区区助理、区长，后调晋察冀的刘德明家（1926.3.3——2010.10.8），那地方是野三坡的山后，当时属涞水，叫泥海子村，现在属涿鹿县大河南乡。此种撤离自己战斗过的地方，躲到老山背后，人员的思想十分困惑，斗争环境艰苦严峻。

　 三、临危受命领导涞涿人民反内战。

1946年5月，为了加强党对涿县（路西）的领导，开展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正规军的有力反击，党派久经斗争考验，富有地方领导经验的老党员——林彤，任涿县（路西)县长。林彤县长是位德高望重，在涿县路西解放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县长，深受解放区和游击区人民的爱戴。是一个全过程领导了涿县（路西）人民，有力的反击地方反动势力，粉碎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从艰苦的反战到取得路西涿州全面胜利，使涿州路西成为解放涿州乃至北平的坚强根据地，功勋卓著的县长。

1993年我和父亲去看望革命老前辈时，已86岁高龄，虽然身体有些小疾，话语有些不清脆了，但头脑清晰，非常健谈，和我们忆了很多涞涿县的斗争史。说起那年傍晚和我父亲几人潜入我村，几天没吃饱饭了，藏在我家地窖里，吃的我奶奶捏的韭菜馅饺子，吃多了拉裤子的事，自己乐得前仰后翻，老人家是那么“童心”可爱。

林彤：祖籍安平县林庄村（1907——1996），1923年至1925年，就读于安平师范讲习所。1925年7月至1937年l0月在安平县小学执教。1929年8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安平县议会议长，安国县长。1946年5月至1947年1月任涿县（路西涿州）县长，1947年2月至1948年7月任又一次调整后的涞涿县长，8月，为接收北平做准备，任昌宛县长（昌平、宛平）。北平解放后，历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丰台区委第一书记，1979年3月至1979年5月，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1979年5月-1979年7月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1946年5月，林彤县长临危受命，接替董一欧任涿县（路西）县长。时正值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更变本加厉的进攻解放区，也就是前面讲到的，蒋介石调94军全面占领涞涿，白色恐怖笼罩涿州大地，全境形势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涿州和涞水县城有重兵把守，通往平西根据地的孙庄、横岐、张坊等要害修筑大的据点。国军枪逼着抓来的民工，还从松林店到涞水县城，修了一条军用公路，沿途的杨康、皇甫等多村也修了据点，我村岐沟驻扎一个团的兵力，卡住了东西、南北的要道之咽喉。岐沟所在的四区，以及邻近的五区六区，全面沦陷，成了完全的敌占区。仗着国军主力的进犯，配合新城王凤岗任司令的五县联防军和河北保安十六团，地主地痞们组建了五个大乡队，就是“黑杀团”，肆无忌惮的搜捕屠杀，反攻倒算。西古丘农会主任鲁保珍，碑子农会主任孙荣，李皇甫妇联主任李玉花，东古丘区民政助理党员村长温锡岭、民兵中队干部温元喜、农会委员汤俊青等多村党员干部惨遭杀害。林彤到平西接手涞涿县工作时，暂时转移到山里的涞涿县政府人员，只剩十几人。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坚持斗争，还要不要多年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那块土地，多数干部经过抗战的锻炼，对解放战争有思想准备；但个别干部情绪低落，对前途悲观失望；也有个别干部犯急躁情绪，喊着打出去和敌人拼了，干部思想情绪也十分复杂。分区领导和主力部队，也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击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上，无暇顾及地方政府的工作。怎么办？地方政府的工作今后如何开展，怎么开展？事情千头万绪，摆在新接任的县长林彤面前。（待续）

( 仅以此文献给建党98周年 ! )

　 四、 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 “涞涿县”、“房涞涿县”、路西涿县的沿革与四区， “路东涿县”的沿革

路西“涿县”，是日寇“三光政策”最残酷地带，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对平西，乃至整个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的人民对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这里的建制和归属也几经变换。须知晓，这种县、区置的划分，是战时措施，也就是一个大致的活动斗争范围。

“涞涿县”。1938年2月，八路军邓华支队到达平西野三坡（当时野三坡属涿县，称六区），在这里集结部队准备挺进冀东，由于宋时轮支队未能及时到达，在这里等待期间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4月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在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邦率领下，也开到野三坡，应邀绕道帮助清除土匪，也在板城村举行“诸葛会议”，把当地十路杂色武装改编为八路外围武装，共编成八个团统一抗战，其中就有著名的汉奸易县的赵玉昆，新城的王凤岗。当时抗战形式发展很好，基本奠定了以野三坡为核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但到5月，宋时轮支队开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参加“冀东大暴动”，这时把平西的防务，交给了八路军晋察冀五支队司令员赵侗（辽宁岫岩人），不久赵侗叛变投敌，给平西根据地的开辟造成极大的困难。38年10月，邓华支队在“冀东暴动”失利后，从冀东回师平西地区，因平西山区很贫穷，大部队的到来，需要大量的粮食等给养，因此挺进到房山、涞水、涿县三县边界的平原地区，这里离铁路线远，也比较偏僻，是产粮区，那时这里日伪势力也比较薄弱，并由早期在这一带从事秘密抗战活动的王巍（朴一禹）老师，组建政治工作团并任团长，郑君任秘书，展开战地抗战组织动员，后组成“涞涿办事处”，任主任，40年2月，改成“涞涿县”政府，王巍任县长，6月，为了符合国共合作统一阵线的形势，经民主选举，采取三三制的形式，改为“抗日民主政府”，王巍继任县长，郑君为秘书。1941年6月之前，一直是“涞涿县”，办公地点在涞水的郭各庄，后搬到龙安村，全县分七个区，一、二、三、六区在现在的涞水境内。涿州境内3个区，四区是韩村、官立庄、东阳屯、南北马村，松林店一带村庄；五区是兰营、百尺竿、西坛、东西城坊，里池一带；則岐沟、史家庄、孙家疃一带，和涞水境内的六个皇甫划为七区，区长董一欧，区委书记郑君，两个人都是当地人，我父亲郑君因开始就与朴一禹（王巍是化名）从事秘密活动，并任政府秘书，我的家乡岐沟一带始终是“两方面”政权的游击区，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所以也一直使用化名开展敌后活动，这一段时期，39年和40年上半年，是涞涿抗战的黄金时段 。

“房涞涿县”的建立。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5月，日伪实行了“铁壁合围”战术，疯狂的进攻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首受其害，抗日外围组织一个个被击垮，抗日军民惨遭杀害和蹂躏，根据地大大缩小，原先被统战的八路外围民间武装，投靠了日寇，成了伪军，不少投机参加抗战的干部，叛变投敌，成为杀害抗日军民的急先锋，涞涿的抗日力量急剧衰减，县、区政府抗战的骨干只剩下十几人，很难在这里公开活动，只好撤进山里。在涞涿边界，日伪还强迫民夫，挖了宽5米，深6米的封锁沟，北起房山周口店，经张坊、洛平、岐沟，到涿县与新城交界的泽畔村，全长35公里，每隔3里修一座岗楼，5里建一个据点，将平西根据地铁桶一般围得水泄不通。为了粉碎日伪的包围封锁，整合各地仅存的宝贵抗日力量，冀热察区党委决定，原来的涞涿县和房良县（房山、良乡）合并，组成房涞涿联合县，1941年6月14日，房涞涿县政府，在涞水地界的悟空寺成立了“房涞涿县”。

岐沟一带划为“四区”。“房涞涿县”分9个区，这时起，孙家疃、岐沟、北马村、榆林一带的涿州境地，连同涞水县的六个皇甫，新城县的三个中旺村，被划为四区，区政府所在地是岐沟，区委书记先后是郑君（1941.3—1842.11）、贾凤林（1942.11—1943.7）、陈辉（1943.7—1944.5）、陈世昌（1944.5—1945.8），区长是董一欧、刘德明、陈琳、王文哲，这段时间，是涞涿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那时，韩村、松林店、泽畔、苍牛屯一带是五区，区长段承，区委书记起初郑君代理，后是高文元、李志民，后铁路线附近的松林店一带划为“新涿县”的三区，这里是“拉锯区”，铁路沿线和松林店等村镇是日伪占据，附近村庄是游击队出没的“青纱帐”。这就是“房涞涿县”的由来，也是岐沟一带改称“四区”的开始。

“涿县（路西）”的建立。经过41年到194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特别是43年、44年，随着日寇大举南侵兵力分散，八路军东进坚持抗战英勇杀敌，使抗战形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涞涿抗战也由相持阶段转到大反攻阶段。房涞涿政府提出“打到敌后去，发动群众，瓦解伪军，扩大根据地，缩小沦陷区”的指示，我父亲化名姜平（郑君），主要是利用是本地人的优势，做据点内联络内线，打通关系，联亲攀友，里应外合，捣毁据点的工作，因在当时严骏的形式下，做为“秘书”一职的工作，已显得不是很重要，又被委以“敌工部长”头衔，和董一欧、贾凤林，刘德明、王文哲等干部，在41年6月，首先成功策反了驻扎我村岐沟据点的300多伪军反正，史称“伪中队长李春芳岐沟反正”，后李春芳曾任涞涿县敌工部副部长，是全国伪军反正第一例，震惊华北日伪，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为了解除日伪大扫荡时期，民众甚至有些政府人员对抗战前途认识迷茫，当时也有不少人叛变投敌，深入落实上级“打到敌后去”的方针，鼓舞涞涿军民的抗战士气，42年11月，组成了由本地人为骨干的“武工队”，即“敌后武装工作队”，先后由肖秉林（42.11—44.8）、董一欧（44.8—45.3）任队长，郑君（兼42.11—43.9）、方治（兼43.9—44.6）、陈辉（44.6—45.2）任政委，深入敌后，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的影响力和壮大武装力量，协助各区也建立了区小队，区委书记兼政委。42年的秋末，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先期出动的八名武工队员，主力是熟悉情况的四区当地人员，越过封锁沟，躲过敌据点，向敌后的家乡进发，利用亲友的掩护，秘密开展活动，几个月的活动，势力不断扩大，并开始杀汉奸，除恶霸，进攻敌伪据点，打得伪军惶惶不可终日，先后拔除了义安、孙庄、张坊、横岐、岐沟、常村等多个日伪据点，到44年8月，光复了路西涿州所有村庄，使涞涿平原和房涞山区抗日根据地连城一片。为了扩大解放区，房涞涿县政府，又在十渡召开“沟线外工作会议”，即铁路线、封锁沟，组成两只武工队，向铁路沿线的涿县敌占区，和封锁沟以南的新城县敌占区出击，城北武工队由崔光为队长，刘民为政委；城南武工队由董一欧任队长，陈辉任政委，44年5月后，陈辉不再担任四区区委书记，专门做开辟新区的工作，陈辉烈士就是在全国抗战胜利在望，深入敌后复杂斗争时被叛徒出卖牺牲的。

由于路西涿县敌后工作形式大好，已成为解放区，抗日力量发展很快，1944年10月，三县又分建，“涿县政府”在房山十渡成立后，开始是张获、石明金各只任县长三几个月后，1945年5月，由本地台中旺村人，原四区区长、实业科长，武工队长董一欧任县长，董一欧任县长后，觉得不能像个“流亡政府”的样子，就把政府所在地搬到了涿州北部境内的孙庄村，实际董一欧县长的办公地点在岐沟，因这是离他的家乡台中旺村二里多地，是他参加抗战武装“联庄会”的地方，也是从这里参加“八路”的起点。辖区是涿县西部和涞水山外靠近涿县的平原地区划为一体，称“涿县”，也就是“路西涿县”。

这时路西全部解放，抗战胜利在望，国民党接收势力还未到达，民主政府领导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锄奸反霸，减租减息，还在北边的横岐村和南边的岐沟村，搞“土改”试点，后路西的四区38个村，14个村进行了土改。但1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崔世昌到涿州，收编伪军，组建地主“还乡团”，进攻解放区，摩擦不断，但毕竟是国共和谈时期，路西控制在民主政府手中，形势基本稳定。但说是为了干部的交流，年初，当地声望显赫，主持军事的涞涿游击支队副支队长肖秉林被调走，5月，主持政府工作的董一欧县长调走。1946年5月，从冀中调林彤任涿县（路西）县长。

涿县（路西）的四区。分建后的涿县分七个区，涞水境内三个区，涿州境内四个区。岐沟、常村、北马村、东西古丘一带仍划归四区。区长先后是王文哲，刘德明、高文元，区委书记陈世昌，谢步光。这些领导大都是由涞水境内的山里派出来的。

路西又组“涞涿县”，1947年1月到1949年9月（详见后第六节）。

“路东涿县”延革。说到“路西涿县”，必须得简单介绍一下“路东涿县”的分合史，这样才能使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涿县概念，“路东涿县”是敌占区，抗日政府主要是联合县，活动在涿县东部边界。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疯狂向南进攻，日军长谷川师团37年9月18日占领涿县县城，涿州人民奋起反抗，日军变本加厉的烧杀淫掠，造成了太和庄、柳河营、东阳屯、练庄和泽畔等几地大的惨案。出于不同的目的，一时间房涞涿地区出现了十几支杂色抗日武装，较大的有五支，分别是：陈东来、周文龙的“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江东生的“华北民众自卫军”，何灿的“联庄会”，韩德义的“农民自卫团”，裴宏远的”42边乡保甲团”。还有毗邻涿县的新城，也由著名的汉奸王凤岗拉起的看家护院的武装。但那时日军只是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县城和村镇，也还没有“伪军”一说。38年初八路邓华支队开赴平西，开辟根据地，4月陈正湘、王道邦的“抗日先遣支队”到来，为了统战，在涞水板城村召开由各路杂色抗日首领参加的“诸葛会议”，这些地方武装都被编为八路的抗战外围武装组织，协助八路“破交打点”，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涞涿人民的抗战信心，这时涞涿形势大好。

抗战局部战役的胜利，也使杂色武装势力扩大，他们野心膨胀，分分脱离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为争地盘互相残杀，甚至与人民政府对立，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骨干，变为当地老百姓称的“八路变”。特别是当时涿县影响最大的“人民抗日军”副司令周文龙，1939年11月，也伙同新城的王凤岗，与住涿日军司令官小宾、日军部队长山村中佐勾结，卖身投敌，周文龙当了反共的“涿固新房联防司令部”的司令（48年随傅作义起义），住何各庄村，王凤岗为副司令住展台村（因罪恶深重解放时逃亡台湾），这时起，出现了本土汉奸——“伪军”。40年夏，日伪实行“三光政策”，对解放区大扫荡，除何灿被围困，为保存岐沟全城军民的性命，自缚缴械，押解定兴获救逃监，后到北京经商外，其余杂色武装全部投靠日寇，成了伪军。

1939年10月，冀中五地委就曾派人深入涿县、固安、新城三县边界，在新城县的平景村组建了涿县抗日政府，但由于日伪在路东涿县严酷统治的形势严峻，虽先后五次派人开辟这一地区，均未成功。41年9月，在霸县的狄庄村，组建了冀中十地委第二联合县，全称“涿固新雄霸联合县。”42年4月，冀中十地委，在任丘县的李村开会，调整划定大清河以西，京汉铁路以东为第一联合县，称“容、定、新、雄、涿联合县”（容城、定兴、新城、雄县、涿县）。43年10月至45年3月，涿县东北部又与永清、固安、安次、良乡、宛平、大兴七县组成“平南县”（即北平南部），45年3月至45年8月，再与良乡、宛平组成“涿良宛县”，办公地点在现大兴县的庞各庄村。44年10月至45年8月，涿县城南与新城北部，又组建了一个“新涿县”，办公地点在新城县的方官村。

抗战胜利后的45年9月，“路东涿县”成立。因为抗战胜利，涿县全县除县城、松林店、永乐、花园及铁路沿线外，百分之九十的村庄成为解放区。因此，冀中十地委决定撤销了涿良宛县和新涿县，把联县划为单县建制，铁路沿线及以东的涿县境地为“路东涿县”，办公地在义和庄村，46年1月，政府搬到涿县境内的刁窝村。不过46年10月，路东又完全沦陷为敌占区后，革命政权无法存在，又将良宛县和涿县（路东）合并，在宛平县的庞各庄，重新组成“涿良宛县”。涿县南部与新城北部仍为“新涿县”，直到解放后的1949年9月。

　　五、潜入四区 隐蔽岐沟 地窖聚员

林彤县长来“路西涿州”任职时，是46年5月，正值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大肆抢占地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地主无赖“还乡团”疯狂报复，这段时期可称为“伪国军”时期。

本来45年抗战胜利后，平西根据地，涞涿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势力显赫，农村土改工作如火如荼，当年叛变革命做了伪军的家伙们，如丧家犬到处躲藏，被土改的对象有的逃亡，有的夹着尾巴做人，过去做过坏事的，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镇压。但到了11月，国军接收大员崔世昌到了涿州，成了“河北省第六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网络逃亡地主和反共势力，成立还乡团性质的警察大队和保安大队，这些人可见到主子了，为虎作伥，疯狂报复杀戳。当年背叛八路投敌做了伪军的分子们，被收编为“国军”，喜出望外，可算有了靠山，这帮人更是狡诈、阴险，甚至为了表“忠心”，带头搜捕政府人员，杀害民兵和农会干部。11月以后，涞涿这里虽然还没有正规国军，但面对的是这样一群十分恶毒、残暴的“伪国军”，一时间涞涿大地，黑云密布，血腥熏天。这些势力主要是：从重庆飞抵北平，京津保地区“下山摘桃子”的雄县人，蒋介石委以第十一战区（即后来的保定绥靖公署）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的国民党上将孙连仲；涞涿东北面面对的是良乡县，是国民党接受的原八路外围武装头目，后投日的伪军联队长任县长的裴宏远（涿县田城村人）及其县警察大队；东面是廊坊、固安，面对的是原八路军冀东十四军区副司令，41年被日寇俘获，后逃出，46年又投靠国民党，被委任为安次县长兼五县联防司令（少将）的朱占奎（安次今廊坊市小益屯人），搜罗组建的联防大队；东南是新城县，是背叛八路，曾任伪涿县警备队副队长，成为国军新城县长兼保安司令，不久升任“新、固、雄、容、定”五县联防司令的汉奸王凤岗；西面是涞水，曾是伪军，后成为国军的汉奸郭桂枝的保安团一千多人；涿县城里是国民党中将接受大员，河北高阳人崔世昌，及其网罗的伪变国军的保安大队，警察大队和“还乡团”三千多人，几股势力相互勾结，疯狂占领路东涿县，进攻路西涿县，刀光剑影，杀人放火，残害抗战干部和亲属，路西解放区又成为“拉锯区”。

来到路西涿县的林彤县长，面对这样一群本土“虎狼魔鬼”，由于当时平西正规军撤编，政府手里也没有得力的武装，不得不先撤到涞水县野三坡的山里，又到刘德明家暂度。刘德明：抗战老革命，39年初肖克司令员，带挺进军到平西，司令部在斋堂镇马栏村，在离刘德明家不远的今福山口村，今属涞水，办起了“挺进报”，张致祥任社长，杨浩是总编辑，刘德明在报社当了记者，并负责印发。因常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散发报纸和宣传品，多次深入岐沟一带的游击区活动，所以后任过四区助理，区长，解放前调“晋察冀报”，解放后在河北日报做记者，……后在涿州市离休。刘家成了接待形势紧张时候，涞涿人员躲避的“饭店、旅馆”。林彤县长召集退到这里的“涿县”干部，了解、分析情况，收拢陆续寻找到这里的区小队成员和农会骨干，听从上级的指示。这时的路西涿县，属易水地委领导。易水地委：抗战接近胜利时，平西划出部分地区和一分区一部分，组成了“易水地委”，包括路西涿县，46年5月，易水地委副书记李陶庭曾带工作团，到岐沟搞土改试点，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形势紧张，易水地委撤消，恢复“平西地委”。地委指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团结奋斗，众志成城，争取自卫战的胜利”，县、区政府的领导要分别深入到各区对敌前线，由白天转入晚上，由公开转入隐蔽，打回老家去，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对敌斗争。

林彤县长深入“四区”，展开敌后斗争。经过再三考虑，林彤县长决定带领我父亲，和当年的武工小队长何才（新城县台中旺村，董一欧县长的同村人）三人，先出去摸摸底，人少目标小，之所以选择了前沿的四区，并先到岐沟村，是因为四区处于“涿涞新”三角地带，对“涞涿”很关键，郑、何二人是本地人，人脉关系广泛，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战，对地形情况十分熟悉。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他们秘密潜入四区，从青纱帐里钻出来，爬过岐沟城墙，悄悄进了姜林(郑君化名）家。这里，八年抗战是红色根据地和游击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又是离何才队长的村只有三里地的邻村，便于隐蔽，有情况方便撤退。但这时王凤岗也搜罗了被打击的地主和逃亡汉奸，在距岐沟村五里新城县地界的乔刘凡村，建立了“伪大乡”，组建了500多人的大乡队，十分猖獗。但有当年日伪时期挖的封锁沟为屏障，又有岐沟城墙为掩护，大体是沟南伪大乡势力大，沟北还是游击区，只是时不时的到各村抓人抢东西。但在各村，也网络地主反攻倒算人员，培植了“伪大乡”的保甲势力，时刻通风报信。因我们这里翻来覆去多少遍，不知哪时谁得势，本地反动势力也怕八路秋后算账，不敢明目张胆的搞欺压，但是这时的行动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他们藏在我家地窖里，我父亲秘密联络了村里曾是八路和参加土改的骨干，王振寰、李侗、肖勇义、王显民、茹瑞田，焦俊才等，与林彤县长见面并谈出个人的想法。他们见了林彤县长，又像有了主心骨，他们原来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就地革命，落实土地运动的“五四指示”，建设和平家园，没想到国民党不许，地主反攻倒算。因这里长期是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经过几天秘密了解，又联络了榆林、松林、碑资、史家庄、孙家疃、东西古丘等多村骨干，林彤县长感觉四区大多数群众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盼望“八路”早日打回来。通过几次深入涞涿边界的活动，林彤县长心里有了底，政府周围又重新集合了反內战的群众，队伍也得到扩大，村级民主政权逐渐秘密得到恢复。

　　六、县长求援班师打胜仗 局势急变又组“涞涿县”

国共和谈时期，也曾成立了涿州军调处，得到过暂短的和平，但涞涿国共武装摩擦不断。到了46年3、4月间，斗争升级，新城县王凤岗的“还乡团”团长王泽普带1000多人，伙同涿县路东“还乡团”周佳生的1000多人，血洗路东涿县，迫使民主政府撤离刁窝，这村100多户党员干部、民兵的房屋被烧毁，杀害了“新涿县”干部家属40多名，刁窝民主政府仅存在了几个月。又有涿县保安大队和警察大队配合出动，很快占领了码头、石家务、柳河营等涿县路东地区，到10月，路东涿县政府被迫迁到大清河以东。涿县路西的“还乡团”，在王凤岗新城“大乡队”和涿县保安大队撑腰下，不断进攻骚扰，但路西民主政府对摩擦，对内战的发生保持了高度警惕，军民一心，誓死捍卫用生命和鲜血解放的家乡，决定给敌人以有力的痛击。

肖炳林又请回涿县（路西）任县大队长。 46年5月，面对摩擦不断，林彤县长召集大家商量，我们不能只是秘密活动，如何才能给敌人予有力的武力反击。我父亲姜林（又化名，取了林彤县长名子中的一个字）他们几个本地干部建议，说咱们几个人大都是“文人”出身，林县长、刘德明等是教师，我父亲、何才等都是学生投笔从戎，抗战期间搞民主政权、宣传发动群众是内行，但指挥武装经验不足，父亲向林彤县长建议，还是把肖秉林队长从宛平请回来，肖队长是涿县本地人(泽畔村)，当时宛平已成为完全的敌占区，他也不好发挥优势，肖队长行伍出身，年龄也大我父亲他们十六七岁，和林彤县长同年生，有多年领导涞涿游击战的丰富经验，抗战时期在这一带很有威望。虽然我们本地几个参加革命早，但论打仗，还得是肖秉林。林彤县长说这主意不错，这任务就交给你了。1946年下半年，肖秉林又调回涿县路西任涞涿支队副支队长、涿县（路西)县大队长。

县长到十分区求援班师。考虑到当时本县武装力量不够强大，为了给涿县及对涿县威胁最大的新城王凤岗等国民党反共势力以反击，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林彤县长到冀中请军队给予支援。冀中根据地1938年由吕正操领导创立，1944年后冀中军区司令员是杨成武，政委是林铁，冀中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林彤县长的家乡安平县召开的，林彤当时任县议长，参加了会议，与军区领导熟悉并私交不错。林铁政委又是38年邓华、宋时轮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也是开赴平西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元老，对平西情有独钟，林彤县长又是从冀中派到涿县(路西)任职的，所以请求支援很快得到答复。46年5月23日，冀中派出十分区75团，与肖秉林率领的县大队、各区小队联合行动，开始对平汉路涿县境内的下胡良，至新城县的高碑店以内的6个岗楼和2个据点，发起猛烈的进攻，捣毁了铁路，一度解放了松林店、高碑店两个长期被敌伪盘踞的据点。极大的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全县军民的士气，涿县的反战武装队伍迅速得到扩大。

路西再组“涞涿县”。暂时的胜利，使涿县又见曙光，民主政权又在各村恢复，继续土改，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参军支前。可欢喜的军民，乐的嘴刚刚张开还没来得及合上，没有想到，46年10月，蒋介石急调94军，从沪空运到廊坊，前面已叙述，经固安很快占领涿县、新城、涞水，涿州路西政府紧急撤进山里。有国军撑腰，皇甫、中旺、马村、古丘和孙庄等大乡的各村逃亡地主，十分猖狂，组成“大乡队”500多人，回村反攻倒算，杀害农会干部和骨干，四区杨康村农会主任杨泉，东古丘农会委员汤俊青，副村长温锡岭，岐沟村农会骨干王显民、茹瑞田等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涿县大地，又是一片白色恐怖。

1947年1月，根据严骏斗争形势的变化，撤销了易水地委，涿县（路西）重归平西地委领导，属察哈尔省。平西地委调整建制，路西涿县和山外涞水合并，又组成“涞涿县”，政府驻地从孙庄村迁到涞水的龙安村，林彤继续任县长。

又组成的“涞涿县”下辖七个区，涞水境内三个区，涿县境内有四个区。涿县的岐沟、孙庄一带，新城的中旺一带和涞水的皇甫一带的共38个村，仍为四区。

　　七、党小组长提出建议 县长采纳 带头深入敌占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向华北、华东、东北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内战的祸水很快泼向涿州，10月8日，国民党94军的从天津廊坊出发，经固安侵入涿州境内，占领松林店、高碑店等铁路沿线重地，10日，国民党94军的两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西进攻，一路121师由高碑店沿着高涞路攻向涞水，另一路5师从松林店沿松涞路攻向涞水，占领涞水后，28日又气势汹汹的分三路向西面的易县进攻。94军横袭涿县、涞水后，涿县全境和涞水东南部落入敌人之手，涿县县城和涞水县城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涿县与涞水交界处的岐沟驻扎一个团，沿路大村建立了据点。

随着敌人主力的进犯，涞涿县的形势大变，百分之八十的村庄被敌人围在了圈内，涿县、新城和涞水的地方国民党政权，立即组建了三个县的的警备队。四区形式更为严峻，皇甫、中旺、马村、古丘和孙庄等曾被土改的地主富农们，组建了五个大乡队，共达五百多人。敌人十分疯狂，整天在这几十个村闹腾，特别是对土改的十四个村不分昼夜的翻找“八路”，抓干部，反攻倒算，抢东西打人抓人，几天时间十几名未能逃出去的区、村干部和土改骨干，惨遭杀害。就我们岐沟村的贫协骨干王显民和茹瑞田，就惨死在大乡队还乡团的屠刀下，一时间，这里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这时，反内战人民武装力量呈现敌强我弱的局面。由于晋察冀军区领导错误的理解了中央的“整军方案”，在国军大举进攻晋察冀解放区时，显得措手不及。

日本投降后，刚刚历经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中国。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然而，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双方都清楚平静只是暂时的，谈判只是双方在争取时间，为日后的大战积蓄力量。其实，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国共双方就已经在较力了。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对手了如指掌，也比蒋介石棋高一筹。早在8月9日，他就及时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1946年1月，经过长期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停战协议。2月25日，国共美三方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随后，国共双方依协定开始“整裁”军队。当然，国民党只是做做样子。在国统区，政府军不停的征兵扩军。为了应付形式，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心知肚明，因此根据这一形势，“要求各地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3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关于这方面先作精神准备，待命实施”，请注意，这里明确的是“做精神准备”。此时中央对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只是应付形势的设想，并没有说要立即执行。我军其它地区各部也都没有行动，反而华东、中原和东北各野战军名义上实行整编，实际兵力都还得到了扩大。

可晋察冀军区却先行了一步。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致电：“目前和平已定，军队需要大量缩编”。“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接着又于当月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决定全区在原有部队32万人的基础上，共编22.5万人，按野战军2、地方军1的比例，野战军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 不待中央答复，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又发出了《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结构”。

46年6月，晋察冀军区大幅复员减编后总兵力果然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比例配置不是最初计划的野战军2、地方军1的比例，而是奇怪的变成了1：3，即野战军1，地方军3。其中野战军由原来的9个纵队26个旅81个团共21万人，减少至4个纵队10个旅27个团，这其中还包括临时截留的晋冀鲁豫一个纵队（年底被调回晋冀鲁豫），晋察冀军区自己的野战部队只剩3个纵队的6个旅加教导旅，共3.5万人。这一折腾，野战军撤消了16个旅，约16万人（其中5万转为地方部队，其它人复员）。地方部队倒由11万增加到16万人。这种整编在晋察冀军区内部引起很大意见，2纵司令兼政委郭天民，3纵司令杨成武、政委李志民，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等纷纷反对。

果不其然， 内战全面爆发后的解放战争开始阶段，由于华北我军刚刚在大裁军中元气大伤，由于不断改编中的部队尚在整合中，由于刚刚从游击队升编为野战部队对运动战不熟悉，主要是兵力不足，致使晋察冀军区的我军在46年的反内战中，没能大量消灭敌人，自己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时的平西根据地兵力更是捉襟见肘，只有一个整编后不足千人的七团，还远在蔚县一带开辟新区，涞涿地区特别是御敌一线的四、五区，没有正规野战部队。1939年后的挺进军时期，本来整编有四个主力团，即六团、七团、九团和十团。不久，六团去了雁北，十团去了平北，七、九团两个主力团在平西保卫和巩固根据地。1944年初，九团又调往延安去保卫党中央，平西只留下一个七团，首任团长肖思明，政委丁盛，后期团长陈坊仁，政委李志远。可1944年冬，平西主力“老七团”又调往涿鹿西北部与蔚县一带开辟新区，但经过两次精兵整训，七团由大团编为小团，全团战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王茂全为团长。这时的平西房涞涿地区，除地方武装打游击外，没有主力部队。

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人少枪破。 据1945年10月调四区任抗联主任，后任区委书记的王敬存回忆：“解放战争初期阶段是最困难的阶段。县大队被敌人主力赶到山里，我区武工队只有十来个人，连区村边都进不了，就是在黑夜突到区里，打打不了，藏没处藏，只有在山里修整或跟县大队一起活动活动。我区的战斗力，只剩下十几名区干部了。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还能不能坚持斗争，还要不要这块地区的人民，是对这些干部的严峻考研”。

林彤县长召集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到了1947年1月，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地的严重缩小，新组成的“涞涿县”，属察合尔省平西地委领导，县政府也从涿县境内的孙庄村搬到涞水山里的龙安村。躲在山里几个月的涿县（路西）政府人员，感到十分困难，憋屈。林彤县长召集县政府干部开会，分析形势，研究斗争方式。因退到山里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经过八年抗战的老革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加之几个月过去了，国民党正规军向西面南面的易县涞源徐水定兴方向进攻，四、五区的兵力有所减弱，大部分人说我们还有几十个人，组成当年的“武工队”，打到敌后去，和敌人拼了，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两个赚一个。林彤县长是冀中来的，那时他们那里我军力量很大，他对武力打出去也有所倾向。

党小组长提建议， 县长采纳。我的父亲当时还是他到涿县时亲点的政府秘书，还有个衔是城联部长（化名姜林），没有发言，他指着我父亲姜林（郑君）的鼻子说，去解救你的老家，你怎么不说话，怂了？亏你还是党小组长呢！呆了一会儿父亲说，我坚决反对硬拼，咱不就剩这几十个人了吗，连大乡队都对付不了，还敢和正规军较量。林彤县长问，你说怎么办？父亲说：您要承认我是党小组长，那咱就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办法是你们领导要“御驾亲征”，给干部和群众鼓舞士气，再就是先不要武斗，而是“文斗”，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孙子兵法》的第一部分“战略运筹”《始计篇》，我们先要作第三篇《谋攻篇》之功，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取各种手段，谋求以智攻城获取，兵法篇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县长说你那这么啰嗦，都什么时候了，我当老师的不比你当学生的读的书多，饶什么舌头，直说。父亲说，大叔，（因林县长1907年生人，比父亲他们大17岁，平时都这样称呼他）我说了怕你们不听，兵法说了的力度大。再说国民党的主力找的是我军主力，没把我们看在眼里，我们正好借机开展活动。我的建议是：学习当年我们的敌后武工队，带上传单，贴到各村，撒到敌人的据点，先来个“精神战法”，让老百姓知道“八路”还在，就要打过来了，我们这样也震慑一下那些大乡队，还乡团。林县长说，大家举手表决，结果都举了手，这就是林彤县长采纳了党小组长建议的故事。

调整涞涿县、区政府机构，加强地方武装力量。根据会议确定的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深入到村，了解敌情，创造条件，依靠群众，重新扎根站脚，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反击国民党占领军的主要任务，和“广泛开展游击斗争”的战略方针，重新设置了政府机构和区划，各区领导也进行了调整。四区由陈世昌任区委书记，王文哲任区长，辖岐沟，西庄头、古丘、北马村，涞水地界的皇甫一带村庄；五区调贾凤林任区委书记，高文元任区长，辖孙庄、马踏营、东西城坊到边各庄一带村庄，；六区是青岗、胡良和仙坡一带村庄，区委书记是杨峰，区长潘纪文；七区是兰营、胡同口和百尺竿一带村庄，区委书记李如秀，区长王文彬。一、二、三区在涞水山区地界。为加强武装力量，充实作战实力，将县大队更名为“涞涿支队”，韩子英任支队长，肖炳林和张德顺任副支队长。各区组建“区小队”（武工队），由区主要领导率领，绕过敌人据点，深入到村，宣传群众，组织力量打击敌人。

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干部，分别深入到各区，同区干部一道深入到敌后。1947年的3月，初春的天气依然寒冷。但本着斗争方式由白天转入夜晚，由公开转入隐蔽，组织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要求，县委书记陈洪新到五区，县长林彤深入到对敌斗争最激烈的四区，了解敌情，发动群众。

　　农历二月初一的夜里，林彤县长带着政府和四区干部共九人，冒着风雪严寒，绕过孙庄敌人据点，沿着孙岐路（孙庄到岐沟）躲躲藏藏地向南摸进，一直走了四个多钟头才来到了前铺村，敲了几家原先堡垒户家的门，都不给开门，没人理会，只好去找 保长张汉清家，经再三商量，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安排到另两户贫农家，熬过了半夜一天，经研究，决定九个人分三组行动。林彤县长和秘书郑福顺（郑君），治安员何才一组去中区，是东古丘，杨康、岐沟和新城地界的中旺一带。区委书记陈世昌一组是去西区，是西古丘、孙家疃，史家庄和涞水地界的皇甫一带村庄；区长王文哲一组去东区，是新房子、北马村，榆林，碑姿一带村庄。

林彤县长一组的中区，夜里经东古丘，过杨康村，摸到岐沟村北城墙下的护城沟里，观察动静。观察几刻钟后，朦胧中没有看到城墙上有哨兵游动，只有狗的叫声不时划破夜空，传出城外，城外孙家柏树坟里，也不时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三个人大着胆子摸到城墙根，不敢冒然走北城墙唯一的城豁子，只能钻过满是野生的荆棘丛，爬上城墙，往村里望去，没有灯火，除了天上一些零零碎碎的星光外，整个村子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从北城到郑君的家，有百十来米的开阔地，当时这里还是庄稼地，但稀稀拉拉的有几处玉米秸垛，是百姓堆放的过冬的柴火。他们爬下城墙到城里，借着玉米秸垛的掩护，一垛一垛的挪到北院墙，翻墙到院里，因家里人知道父亲他们是“八路”，不知啥时就会回来，所以不敢养狗，也时刻在警惕之中。到窗子下，以暗号用砖头连敲三下三次，奶奶知道是儿子回来了，开了门三人进到屋里，不敢点灯，三人蹲到灶台前取暖，北方冬天夜里，都是在灶堂里填满棒子胡儿烧炕，锅里有热水，一人喝了一碗暖和多了，虽后把带来的传单藏到院子的柴火垛里。然后回屋问我奶奶和妈妈，不是咱村有一个团的驻兵吗，怎么没有啊？家里人告诉说，外来的兵前一段住满了村，可没多久说走就走了，逼着征用的民夫和大车牲口等，都向西涞水城那边去了。咱村那几个大乡队的，不知道啥时候白天会带着几十个人回来折腾，你们三个人要小心啊！晚上他们都躲到沟南（日伪时期挖的封锁沟）乔刘凡大乡队去住，也怕你们不定啥时回来弄死他们。

　 八、造势撒传单 一夜十六村 群众受鼓舞 “白脖”吓破胆

为什么四区一时间没有了国军主力，原来是国民党94军主力，都集结于涞水，向西进攻易县我解放区，寻我主力决战。

因1946年9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而华北国民党军相继攻占承德、集宁和张家口后，得意忘形。甚至傅作义点名叫阵，在《奋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野心勃勃的《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引起全党全军的愤怒。从1946年11月3日起，敌94军先头部队361团、363团就攻占涞水和易县交界的南北桥头、二十里铺和门墩子山一带，我三纵司令员杨成武，指挥3纵部队出击，拉开了著名的“门墩子山战役”。敌被阻击后，并没有放弃攻取易县，企图与敌53军会攻涞源。11月13日又分两路再攻易县，这次94军投入了第5师的全部和121师的362团为南路。北路敌第53军由中、下车亭经永阳、居士从北向易县进攻。我晋察冀军区火速急调第一、第二、第四三个纵队，从察南赶到保北，一部钳制敌北路第53军，另一部集中主要兵力，力图歼灭进攻易县南路之敌94军的4个团，12月，又拉开了规模更大更惨烈的第二轮“门墩子山战役”。故此，涿州四区境内基本没有94军主力部队，他们也没有把地方武装放在眼里，在这里，猖狂的也主要就是各“大乡队”。就这样，为我“涞涿”政府人员出山造成了空隙。

知道这情况后，林彤县长心里有了底，说今晚会比较安全的，睡觉，三人上炕蒙头大睡了。奶奶坐在炕边守了他们一晚上，还是天刚刚亮就叫醒了他们，说还是得小心点。一人喝了两碗粥吃了一张玉米面饼，就到院子用柴火秸秆弄了个窝棚，研究行动计划。说咱人少白天不能出去，咱就夜里到周围村和据点贴传单去。

按照行动方案，四区东、中、西的三个行动小组，在四七年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夜里，把准备好的几百份传单，以“快突进、快粘贴、快撤出”的神速战法，凭借人熟地熟，到各村后迅速把传单贴到胡同口、大街道的墙上和保公所的大门上，甚至贴到了“黑杀团”队员和反动地主家的大门上。就是一个夜晚，各突击小组和动员的民兵骨干，贴遍了四区所辖十六个村庄，其中突击到了涞水地界的皇甫乡的六个村和沟南新城县的台中旺、李中旺的两个村。年已四十岁的林彤县长，精神抖擞，腿脚特别地利落，也跟着一夜跑了几十里地，同志们很受鼓舞 。事后各队都没有再返回突击地，而是按预订方案，疾速撤回山里。

宣传品虽然不重，但作用不小，振奋了群众，威胁了敌人。天一亮，群众见大街小巷，到处是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标语，仨一群儿倆一伙儿地议论起来，“几个月没有八路的消息了，一夜突然来了这么多”。“听说区干部们回来了，但没看见，今天看来不光是区干部，连八路军也来了”。（因为抗战时期的习惯，当地群众还是称人民军队为“八路”）“国民党、黑杀团抢了我们的粮食，财物，杀了打了我们的人，我们要去告状，让共产党消灭这帮强盗，给我们报仇”。这一行动，人民高兴，敌人惊慌，一些伪村长、保长见到这些标语传单，赶忙送到大乡队，警备队去报信。各大乡长闻之吃惊不小，他们只知道有几个区干部秘密来过几个村庄，万万没有想到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他们深深感到共产党的威胁，不知哪天被挨宰。想想他们欺骗群众说“，共产党的县区干部已被消灭，八路军也被打垮”竟是假话，编造的欺骗群众的谎言再也不灵了。使他们疑惑的是这些宣传品有共产党政府印制的，还有八路军的。国民党涿县县长刘剑生得悉报告，急忙把几个大乡长和警备队长叫到城里，详细了解“八路”活动情况后，指令伪孙庄、南马的大乡和松林店警备队，要加强侦破和搜捕，并要和主力部队取得联系，还联络了新城的王凤岗“伪国军”政府。宣传单攻心战，搅的他们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罪恶极大的伪保长村长和大乡队员，夜里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都躲到沟南的大乡去住。群众知道“八路”回来了，敌伪也知道“八路”回来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拼命三郎，这就是这次行动的最大收获。

　　这次深入敌后的行动，并不是很顺利，困难很多，行动还是相当惊险的。一是前一阶段国军的侵入，地方还乡团伪大乡队的残酷杀戳，群众心中没了底，一般村民不敢接收和接近“八路”，只有被害家属盼着八路早日打回来报仇。二是因为涿县、新城、涞水的伪政府对四区十分重视，是因为这地区是涿涞新三角地带，紧靠高碑店和松林店，平保铁路南北通过，松涞公路和高易公路（现在的112国道）东西穿区而过，是敌94军进攻易县的补给运输线的枢纽地带。敌94军在向西进攻前，召集涿新涞三县的头目就开了联防会议，让他们重点守护这一运输的铁路和公路，因此沿途成立了十几个大乡队，兵力也主要集中在附近，联合护路。

危险和牺牲时刻存在，到敌后行动的人员都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的。林彤县长的中小区，在夜奔新城县台中旺村时（董一欧、何才同志的家乡），走到村街中，狗就叫了起来，他们赶紧贴标语。因这里离高易公路只有五里，四区一带的村庄比较密集，一般村与村三几里远，王凤岗的乔刘凡大乡队听到狗的叫声不正常，知道有了情况，先是冲着这里打了一通枪，紧接着就听着有十几个人大喊着向这里打了过来，村里和周围村子一片狗叫声，治安员兼林彤县长的警卫何才是本村人，地形熟悉，说不慌，咱向北面的岐沟撤，带着林彤县长等人撤到村北封锁沟边，跳了下去，先把林县长用肩膀顶上大沟邦，几个人互相拉扯着都上了沟北。因台中旺、李中旺与岐沟之间，隔着那条日伪时期挖的深四五米的封锁沟，知道过了沟就比较安全了，果然，大乡队追了一阵子，又乱打了一通枪，大晚上的也不敢冒然过沟。过了沟大家也松了口气，没敢再进村，顺着岐沟城墙继续北撤。区委书记陈世昌他们西小区的行动更是惊险，还和敌人遭遇交了火。区长王文哲他们东小区，因为没有去有大乡队的南马村和离铁路线近的泽畔两个村，进展还是比较顺利。各行动小区都按预订计划完成了战斗任务，撤回到山里。

这就是著名的革命传奇史记：县长带头，深入四区，造势撒传单，一夜十六村，群众受鼓舞，“白脖”吓破胆的“八路”攻心战行动。这次行动被曾在平西《挺进报》当过记者的刘德明区长，以“小小传单显神威”为题，写了报道发表在日本投降后，改版为冀察军区机关刊物《群众报》上。

这次行动之后，林彤县长很高兴，说虽然惊险，但收获颇丰。接着政府人员报告情况，总结经验，准备下一步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7年7月，配合军区，适应形势的需要，成功把县大队改建成分区“独立团”，我县大队长肖炳林曾任独立5团团长 。1948年1月，有力的组织了岐沟村民，协同曾美将军的独一旅打赢了“涞水战役的岐沟狙击战”，击溃了前来攻打岐沟的敌暂17师第2团和新骑4师，粉碎了企图挽救侵犯涞水之败军的阴谋，为歼灭敌35军的两个师，迫使军长鲁英麟自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打得傅军龟缩北平再无反手之力，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了基础。组织全县人民筹粮制衣做鞋，组织民工担架队，有利的配合野战军打胜仗，为迎接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涿州土地是培育英雄的热土，涿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革命的精神永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