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和高阳擦肩而过

幸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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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我父亲的忌日，三十四年前，也就是1985年，父亲离我而去。那年我16岁，少年丧父给我的人生涂上了一抹灰色，成了我生命中最暗淡的一段时光。多年来我极不愿提及这一段过往，它改变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命运。往事如昨，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泪水依旧涛涛地奔流着。

~1~ 快乐的童年

70年代的农村，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文化生活都很落后。那时没有电视，少数家庭拥有一台收音机，就足以让人羡慕的了。每天听着单田芳，袁阔成或刘兰芳的评书，便是人们最美的精神食粮。弟兄姐妹六人之中，我是最小的一个，都说天下父母疼小的，记忆中父亲很疼爱我。每天从生产队里收工回家，他会高高地把我举过头顶，或让我骑在背上在土炕上爬来爬去。小时候，每到夜晚便和爸爸钻在一个被窝里，躺在他的臂弯里，看着屋顶的房梁，在他的故事声中入眠，那是一种最好的陪伴。父亲很会讲故事，每次总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民间故事、二十四孝、三字经、弟子规……似乎他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父亲讲的故事或幽默诙谐，或机智勇敢，或深含哲理，潜移默化中滋润着我的童年。

~2~ 我的家族简史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少年时期(解放前)曾在北京三爷爷家开的布庄学徒，解放后曾在张家口的庞家堡铁矿工作，曾任五矿后勤总务。当时矿里给工人蒸的米饭由于量太大，常常出现夹生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尝试小碗蒸饭，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的事迹还上了《工人日报》。后来由于家里母亲带着孩子实在困难，而父亲又不愿意托关系将母亲带到矿上，他便放弃在矿上的大好前程，选择了回家务农。

回到村里，他做过生产队保管员，队长。还是方圆十里八村有名的厨子，谁家婚丧嫁娶都请他帮忙。特别是娉姑娘的家摆大席，席面讲究，一般是八碟八碗，更讲究的十二八大席。一般厨子是做不出的，非得请父亲不可。记得每次父亲拿着围裙，夹着厨刀和颠勺回来时身上那个香啊！那时是纯劳忙，没有任何报酬的。

记得小时候父亲总说，我家的坟地不同寻常，绝大多数坟地走向是西北~东南或东北~西南，而我家的坟地基本是正西~正东，属倒葬，据说是我爷爷专门找风水先生看的。说是头枕三台“五印浮图塔，脚蹬烧车淀，是人丁兴旺，出人才的风水宝地。说也奇怪，原本我的太爷、爷爷和我的父亲连续三代都是过继到北院的，自打我爷爷找风水先生堪舆后，到我们这一代果真人丁兴旺，姐弟六人中，男丁多达四人，而且个个上学时学业突出。大姐、大哥毕业时正处于文革时期，错过了机会；二哥赶上了恢复高考，考上了保定师范，成了第一批幸运儿。三哥和我的学业也都非常出色。家族的兴旺或许源于祖上的荫庇，但我们学业的优秀则是与家风家教、父母的远见以及哥姐的榜样作用密不可分的。

~3~ 第一次挨打

记得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三哥、老姐围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业，然后背起筐去地里割猪草或拾柴禾。上小学时，我的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每个学期末领着奖状回家时，路上遇到大人询问考了多少分时，我总会自豪地回答:一根筷子俩碗(100分)。可是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中考试，我数学只考了75分。回家后母亲问过分数，生气地左手夹住我的头，右手顺手抄起窗台上的一根洗衣服的棒槌，朝我的屁股打去，一边打，一边数着:“1、2、3……24、25”。我有点儿猝不及防，这是我第一次挨父母的打，应该也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几下只觉得火辣辣地疼，但我没哭，后来母亲似乎是没劲了，其实是心疼了，越打越轻。

母亲打完我，风似风火似火地拽着我，跑去村西头魏淑霞老师家了解情况。到了魏老师家，魏老师告诉母亲，由于升入四年级接连换了两三个数学老师。到乡里组织期中考试时，还差一个多单元没有讲完，所以孩子们的成绩都不高，75分还是班里的最高分。母亲听魏老师讲完，搂着我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抚摸着我的屁股说:“打冤了我们年年(我的小名)了”。见母亲落泪，我才抱着母亲的腿，一头扎到母亲怀里失声抽噎起来，委屈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

~4~ 父亲初病

大约是1981年中秋节，父亲作为三队的队长带社员去地里分秫秸，和本队一个想多分多占的社员发生口角，回家后气得饭也没吃，就气呼呼地躺下，等母亲叫起他时，发现父亲口眼有些歪斜，身体一侧有些不听使唤，到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了脑血栓。那个年代，对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治疗方法。听说中医针灸有一定疗效，母亲带父亲去看，父亲说晕针，死活不治。就这样每天父亲吃着大活络丹、小活络丹等中药维持着治疗。那一年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了母亲的肩上。那时候大姐已经出嫁，大哥也已结婚分家各过，二哥刚刚毕业参加工作。1982年三哥参加高考，老姐参加中考，我参加小考。那年三哥虽然名列全乡第三，但还是名落孙山；小学一直名列第一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的初中。本村的恩师杨老师接到通知书后，高兴地第一时间送到我家。记得杨老师走后，父亲叮嘱我不能忘记教过你的老师。

由于当时的家庭窘境，三哥和老姐放弃复读。我在一中住宿读初中，深知母亲的艰难，省吃俭用，每周回家带些干粮和炸酱或蒸咸菜去学校。记得刚升入初三，由于长期吃干粮和咸菜，我得了胃病。回家后痛得更加厉害，当时，农村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母亲拉起板车一路小跑，送我到乡卫生院看病。路上，看着母亲被风吹散的苍白头发和微驼的背，还有被汗水浸湿的衣服，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5~ 吃油条

从此母亲不许我从家里带干粮，初三下半年，有一次周五学校食堂改善伙食，中午炸油条，两毛一根。本来打饭就十分拥挤，当时一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打饭打饭浑身是粥，满脸是汗。这一改善伙食，场面更是拥挤不堪。看着争先恐后的人群，摸着兜里所剩无几的饭票。那天中午我没有打饭，和同学借了辆自行车回了家。平时周末回家，父亲总是佝偻着身躯，双手拄着拐杖在门口翘望。这次周五突然回家，在门口没有看到父亲。父母问我怎么今天回来了，我淡淡地说，中午食堂只有油条，买了油条晚上和明天早晨的饭票就不够了，我没舍得买。父亲患病后本来情绪就易激动，听我说完，竟失控失声痛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我们年年没钱买油条。”我安慰了父亲几句，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又回学校上课去了。

第二天，星期六中午回家，在门口依然没有看到守望我的父亲，进屋却看见地面上有一只被摔碎的和面盆和洒了一地的面粉，母亲正在收拾。原来是父亲打算和面给我炸油条，怎奈手脚不听使唤，把盆打碎了还洒了一地面。母亲悄无声息地收拾着，眼里噙着泪花。星期天早晨，睡梦中一股诱人的香味传来。我穿衣起来一看，母亲正在爸爸的指挥下炸油条。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打转，散发着一股股幽香，直逼我的味蕾。虽然母亲是第一次炸油条，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

~6~ 中考失利

初中我各科的成绩还算优秀，尤其是数学。考前张增民老师从两个班中挑选了几名同学参加全县的数学竞赛，其中就有我。我还是陈永皋老师无线电兴趣小组的成员，语文就更不用说了，同学们都说我是班主任梁肖眼里的红人，初中三年我一直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早日工作，我决定报考师范。临近中考，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已卧床不起，看着瘦骨嶙峋，眼窝深陷的父亲，他虽然说不出话，但他那期待的眼神，分明在叮嘱我要好好考，一直以来我都是他的骄傲！看着形容枯槁的父亲，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师范报答父母。中考那天，二哥和三哥来看我。叮嘱了我几句，就行色匆匆地说要去马家寨。我猜测一定是爸爸的病情加重了，因为早前我就知道马家寨的表兄给父亲打了口棺材，二哥和三哥想必是去那里拉棺材了。进场的铃声响了，我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那场考数学，是我的强项。试卷发下来，满脑子里是父亲期待的眼神，稀里糊涂的考完数学，下场后同学们聚到一起讨论做题结果。同学们说的好几道大题我都没见到，原来8页的试卷，不知道怎么搞得，我只做了6页，有2页的大题竟然没做。中考成绩下来，总分我只考了462.5分，平时总考100多分的数学，因为少做了两页，这次只考了78分。

~7~ 父亲病逝

农历六月二十八日，父亲怀着不舍走了，年仅57岁。他没有等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安排完父亲的丧事，煎熬的等待录取结果。祸不单行，或许是命中注定，我没有等到梦寐以求的师范录取通知书，而和我一样考了462.5分的一个同学却接到了高阳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我怯怯地去招办问，工作人员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打发了回去。涉世不深的我只得在家傻傻地等着，但直到高中开学也没消息，我只得去读高中。记得入学第一天，遇到了陈永皋老师，他见到我，诧异地问我:“贺昌，你不是考上师范了吗？”我回答说没见到录取通知书。陈老师是一个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且一身正气的人。他听我说没接到录取通知书，便破口大骂:“这不谁又弄什么猫腻呢？我给你去问问。”年轻气盛不谙世事的我，当时只是负气想：不要我拉倒，读高中，将来我考大学，于是我拦住陈老师。

当年的中考，有人说我可能被别人顶了，也有人说可能是通知书中途丢了。至于到底怎么回事？成了一个永远的谜。而那年我的班主任梁肖老师恰巧被调到淀南南冯中学任校长，假如他不被调走，或许他会知情。

~8~结束语

好在“一切苦难终不能持久”，人不可能永远跌落在不幸的漩涡里，雨后总会见到彩虹。暮然回首，曾经的那些苦难，或许早已幻化成与众不同的刻骨铭心的经历，这又何其不是我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呢？往后余生再忆起那年那月，我定会向人笑着说起！

2019-07-30发表于《雄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