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湖畔我的家

尺片量角仪

　　在重庆大学风景旖旎的民主湖畔，一条蜿蜒小路延伸的小山坡上，曾经有一座青瓦白墙绿门绿窗黄色围墙的独门小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我们一家三代七口人就住在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是危房被拆掉了，学校方面曾经找我家要照片，说这里以前是原中央大学校长的住宅，他的家人在台湾和美国，十分想念这座院落，想要这老房子的照片，可惜我们家没有这样的照片。现在那个地方已成为一条公路，原址旁边曾经立过两块碑，碑上刻有老院子的模样，可惜没有一块是当初的模样。

　　那个时期，上世纪二十年代入党的老革命郑思群是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我父亲在文革前曾经任过校领导。听妈妈说，当初这个院子是分给校长郑思群伯伯家住的，但他说我们家人口多，让给了我家住。

这个院落背靠女生宿舍，面对民主湖，既热闹又宁静。开门就能看见著名的民主湖黄桷树：与重庆城所有朝天上长的黄桷树不同，它巨大的树干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分枝分叉，横着向外延伸，浓密的枝叶低垂至湖面，显得特别有文化范儿。

　　后来才知道，它是解放初期大学生们义务劳动开挖民主湖清理淤泥时，借黄桷树的枝干用杠杆原理把湖里的淤泥运送上来，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模样。

这株黄桷树见证了民主湖的诞生，也见证了新中国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历程，因此它的与众不同成为了重庆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天天见着它的人可能不觉得，一旦离开了重庆大学，它便成为了离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到重庆大学的人，基本上都会在这里照相，怀想当年难忘的过往。毕竟这是整个重庆城最有文化的一棵黄桷树。

我家小院里的黄桷树

　　我家小院很独特。在住房与厨房之间有一棵巨大的黄桷树，高高的矗立在一个小土堆上。黄桷树的枝叶延伸着几乎遮盖了它左边的厨房、厕所和右边主房间的一半，粗壮的树根完全包围了那个土堆，土堆前面有石碑，石碑正面已风化，石碑前方有一个同样风化了的小石桌和四个石凳。小时候经常有小伙伴们来我家玩，胆大的男孩子们总喜欢去爬土堆上的大树。除了我弟弟，一般来说那些男孩很难爬上去。有一天，一个细心的男孩发现这大树的树根包着的其实是一个大坟墓！他这一说，吓得站在坟上的孩子们惊叫着全部跑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那胆大包天的弟弟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晚上不敢一个人从卧室穿过黄桷树去厕所。多年以后，那座坟墓在一个黑黑的夜晚被盗墓贼掘开，挖走不少文物，盗墓贼销赃被捉住判刑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座古墓！只是那时候我是无知者无畏，因为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人总在大树下的石头桌凳上吃晚饭，聊家常。有时候天热睡不着，就在那儿摊上凉席凉椅，听我奶奶讲故事。她讲过七仙女，也说过青纱帐，印象最深的是，她说那年也是这么热，日本鬼子来扫荡，乡亲们躲进了青纱帐……。

     以前我们家的厕所与其他家庭一样，都是大小便集中在尿罐或者搪瓷痰盂里，每天清晨集中起来拎着倒到公共厕所里去，很不方便。那时候我奶奶已六十多岁高龄，她闲不住，自己在外挑土回家，愣把我家打了三合土的宽敞前院垫了一层土，她想利用粪便种菜甚至种庄稼，被我爸爸制止了：他是个孝子，耽心一双小脚的老人家有闪失。

    有一天，我家突然来了一些工人，说要给我家挖下水道安装抽水马桶。几天后，待屋外的下水道弄好了，马桶周围的水泥干了就使用了，非常方便。那时候，我们家有抽水马桶在全校是为数不多的，好多同学还专门来我家试用过。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我父亲是校领导搞了特殊化？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原来我们是沾了我奶奶的光！我父亲在开会的时候，休息期间，原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创始人、后来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与他聊天，得知我父亲的籍贯后很惊喜，他说抗战时期他在晋鲁豫军区《大众日报》任社长、总编辑，一天夜行军时在我父亲的老家附近遭遇到前来扫荡的日本鬼子袭击，随行的《大众日报》一百多名八路军同志几乎全部牺牲，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得到了一位大娘的救助，对那里，他有很深的感情。我父亲惊讶的丢掉了烟头：原来是您！那位大娘就是我的母亲啊！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之后，匡亚明专程到了我家，拉着我奶奶的手说了很多话。他仔细地看了我家的生活环境，问了前院那堆土的来历，也看了厨房厕所。离开我家后他感谢了随行的校长郑思群把这么宽敞明亮的院落分给了我家住，并提出：老太太虽然身子骨很硬朗，但是如厕问题还是不方便，能否尽可能解决？后来，我们才在奶奶用秸秆编织的蒲禄兜里看见了时任山东省主席的康生签发给我奶奶的抗日模范的光荣证书，这才知道当初奶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可惜文革时期这些老物件都没有了。在我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之后，学校教授们的住处都创造条件陆陆续续安装了抽水马桶（过去的老房子没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

　　我家小院是淡黄色的土墙围绕着的，一道破破烂烂的已经褪色的绿色木门勉强能掩上。在那夜不闭户的年代，我家从来没有把这道院门关严过。很多年以后，我仍然会想起这一幕：清晨的阳光刚刚照进我家绿色的木窗，郑思群伯伯就身披着朝霞笑盈盈地推开我家院门，叫上我父亲，要么去学生食堂查看伙食情况，要么去操场上看学生们锻炼身体的情况。他们说起了学生们锻炼身体的场地严重不足的问题，提出了把学校农场那块地拿出来平整为运动场的方案。没有钱，就动员学生们像当年清理民主湖那样开展义务劳动。我们家离那里不远，于是我父亲就要求我们每天放学后尽其所能地去参加义务劳动。我妈妈说：他们这么小，能干什么呀？我父亲说：参加劳动只会长力气，一点不吃亏。这块场地为了纪念在文革中去世的郑思群伯伯，现在取名思群广场。

思群广场

　　我家后院紧邻女生宿舍，从小就听惯了女生们活泼清脆悦耳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女生宿舍楼上传来一阵哭泣声，大家都晚自习去了她仍然在哭，而且没有人在身旁劝慰，她越哭越伤心。当晚没有出去办公的父亲叫我母亲去看一看，什么事儿让她这么伤心？母亲回来告诉我父亲：这个女同学来上大学，本来家庭经济条件就不太好，现在家里出现了困难，无法再支撑她继续读书，她连这个月的饭票都买不起了，好像今天都没有吃饭。我父亲毫不犹豫地叫我母亲给她送钱送家里的馒头去，并要她转告那个女学生，学校有困难补助金，让她赶快申请助学金。之后学校还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调整，重庆大学的贫困学生没有因为贫困而中途退学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学校还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但是有特长的学生实行了特殊照顾。我家像这样给不认识不知道名字的学生以支助的事儿太多了。我姐姐说，困难时期，时常有人推开我家院门，找独自在家的我奶奶要吃的。奶奶总是把家里能吃的都给人家。其实那时候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富裕，特别是困难时期，我们都饿得头昏眼花的，即使后来好一点了，我们也很少有新衣服穿，我们小的总是捡姐姐或者大人的旧衣服穿，还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记得从小就大长腿的我妹妹，她的裤管下端基本上都是由三截不同颜色襄接而成的，那都是出自我奶奶的巧手：姐姐穿不了了给我穿，再接一节给我妹妹穿。妹妹那三截颜色的裤腿一度时期非常吸引大家的眼球，上街回头率超高。

     其实当时重庆大学校领导们都是这样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保证校运动队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和基本营养，校党委决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个月从26斤粮票中拿出3斤粮票交给食堂，以补充运动队员的口粮定额。当时我父亲正在病中，他带头多交了粮票。我母亲暗暗着急：家里还有这么多孩子和老人呢！但是也不敢说什么。记得那些年我们天天顿顿吃南瓜，吃得我看见南瓜就哭，还呕吐。我也吃过全身长毛还带刺的野菜，野菜的刺割嘴我也含着眼泪往下咽。直到现在我看见南瓜都犯怵，不爱吃南瓜。

    重庆大学的体工队在当时的重庆是最“牛逼”的。除了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励，更有校领导们的以身作则。记得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宋殿宾伯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杰出的指挥员，军人出身的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像个书生，但是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在他的带动下，学校成立了教职工蓝球队，取名“上游队”，意思很明显：必须力争上游！他球技娴熟，进攻有勇有谋，拿手戏是远距离背对篮筐投篮，基本上是一投一个准，无人能学，更是无人超越。校领导如此，那学生队就更是了不得！市体工队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当时的市领导多次羡慕地对校领导们说：看来真正的人才还是在知识分子里啊！那时候别说比赛，就是每天下午篮球队的训练，观看者也是把球场里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连校外很多人也来观看。球队每一个队员的绰号大家都耳熟能详，在全市篮球迷中有口皆碑。如：周白毛（头顶有一撮白头发）、康八号（球衣号是8号的前锋）、橡皮（防守如橡皮似的粘人）、周大汉（大块头中锋）……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留校了，不仅仅是因为球打得好，关键是学习成绩优异，之后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当然，重庆大学的足球队也是当时重庆体坛的“一哥”。在他们的影响下，与我们一般大的男孩子们在大学生们不训练的时候，占据了足球场，以场地“团结广场”为名，取名“团结广场青年队”，简称“团青队”。这个队伍在重庆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在上山下乡的年代，这个队伍里有好几个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小伙子破格入选了四川队，成为专业运动员，并且在全国也很有名气，有的后来还成为了四川体育学院的教授。

    我则是沾了郑思群伯伯的光，从一个弱小的孩子成为了出名的游泳者。记得小时候因为营养不良，我上学后经常头晕，开始家里人以为我是不适应学校的学习，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我是严重贫血，需要卧床休息。那时候我爸爸也身体不好，郑思群伯伯到我们家来，对我爸爸说：“你必须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了！”还把组织上每年给他配备的黄豆、白糖都给了我爸爸，要他补充营养，这一送一直坚持到文革。对我则说：“你不能躺下休息，必须加强身体锻炼！要成材，必须要有好身体！”于是，他让我去办了游泳证，经常带着我去游泳池游泳。那时候，学校只有一个游泳池，供老师和学生游泳都不能满足，因此没有办游泳证的小孩不能进去。在无数小朋友羡慕的眼光下，我跟着郑伯伯进出游泳池感到自己真是太幸运了，郑伯伯成为了我人生的第一任游泳教练。小孩子学得快，没多久我就会游了。他就要求我游距离，从百米到千米，然后又让学校的游泳队员教我各种游泳姿势。我九岁的时候，他又嘱咐游泳队的学生：不要只会在游泳池里扑腾，学校旁边就是嘉陵江，你们游泳队员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去那里游泳。并且要求他们在安全的江边，带着我去嘉陵江里游泳，熟悉自然亲近自然并且在大自然中经受考验。之后，嘉陵江石门上方相对平缓的水域一带就是我们夏天的游泳场。后来，我作为重庆市第一次横渡嘉陵江最小的运动员受到了市委书记的接见。从开始游泳后，我的身体也朝健康方向发展。以前我长得很矮而且骨瘦如柴，以至于我们小学的音乐老师王淑娴都经常“威胁”我：如果还不长高长胖点，我们舞蹈队合唱队都不要你了！但是后来我长得比一般女孩子都高，这跟体育锻炼不无关系。

     在重庆大学，除了篮球足球是大家的最爱，还有一项体育运动是很有轰动效应的，那就是学生摩托车队的表演。每次学校运动会开幕式上，当男女学生摩托车骑手头戴钢盔，腰扎皮带，威风凛凛的骑着马达轰鸣的摩托车进入场地进行跨断桥、钻火圈等表演时，全场观众都非常兴奋。因为羡慕，我很小就主动接近摩托车队员们，队长邵斌（他留校工作，最近还见过他）、队员黄和平（绰号“乌鸦”，毕业后回到了武汉，曾经任市科委主任），特别是女摩托手陈素月，身材高挑苗条，场上威武，场下却是个皮肤白皙、说话温柔的成都女孩，大家都亲切的称呼她为“摩托”。他们不仅是我崇拜的偶像，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大朋友。

大学生摩托车队长邵斌

英武的大学生女摩托车队员陈素月

大学生摩托车队员黄和平

　　学校师生们的体育运动水平总体上很高这不容置疑，文工团的演出也是高水平的。当年不仅演出过舞剧《农夫与蛇》、《小刀会》等片段，话剧演出则更是出彩。《千万不要忘记》、《女飞行员》等大幕话剧的演出在全市引起了很大反响，连专业团体都赞叹：没想到这样一个工科院校的人才竟如此之多！这些成果确实与校领导们长期高度重视学校的文化建设分不开。重庆大学篮球场旁边的广场上镌刻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就是当时学校蓬勃生机的真实写照。

     平静的民主湖每年都有一场喧嚣的时刻，那就是渔猎之时，这也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我弟弟同学马良的爸爸个子并不高，但是当他满脸严肃的穿上橡胶衣裤、脚蹬胶靴出现在民主湖畔指挥工人们捕鱼时，我们一下就觉得他好高大威猛！他站在放干了大部分湖水的淤泥里沉着冷静地指挥着大家在湖底仅剩的一塘水里撒网、收网、捞鱼，眼见着在围网的关键时刻，鱼儿们高高跃起、跳出渔网之时，工人们会在他中气十足的吆喝声中拼尽全力与鱼儿们斗智斗勇，顿时，岸上的欢呼声和工人们的呐喊声以及鱼儿拍打水面的“啪啪”声在民主湖形成了欢乐的海洋，场面非常热闹壮观。待鱼儿收网上岸后，马叔叔会认真过称、登记，然后进行分配：学生一食堂多少斤、学生二食堂多少斤……，最后剩下的是教职员工们的，大致上按家庭人数分配，每一个家庭至少都会得到一条大小不等的鱼。尽管我们父亲是校领导，但是铁面无私的马叔叔从来没有给哪个校领导家里多分点鱼。领导们更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不搞特殊化。那些年，郑思群伯伯的小儿子在市委对面的小学校上学，每周上学放学郑伯伯都让孩子自己乘坐公交车往返。当时的公交车站很远，不方便。有一次他小儿子返校时得知他爸爸要去市里开会，就提前坐在了接他去开会的小车上。郑伯伯上车看见了，毫不客气的把他赶下了车。

    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学校的统战工作。学校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校领导们都分别与一些著名的教授和民主党派人士结为朋友。我父亲的统战朋友是林诚毅，他是个法学教授，民主党派人士，林伯伯腰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但是与我父亲关系极好。他们俩都是高个子，林伯伯眼睛高度近视，走路的时候，我父亲会经常自然地搀扶着他，好多人都说他俩就像亲兄弟一样。不仅仅是他俩好，我妈妈与林伯伯夫人余阿姨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姐姐与林伯伯的女儿也成为了好朋友，她俩下乡时选择到一个生产队，同吃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父亲去世多年后，林伯伯总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日子到我家来看看，在我们家经济困难的时候，他和余阿姨会默默地给我们一些帮助。林伯伯的话语不多，但是每次见到我们他总会说：你们的父亲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为了保证教授们的基本生活，专门开了一个小灶食堂供教授们吃饭。以前的老农场太小了，专门开辟出一个大的新农场（现在的思群广场），种庄稼，种蔬菜，保障供应小灶食堂之需，让各位教授平安度过了那个艰难时刻。

    很多年以后，我们的伙伴们回忆起当年，都会提到那时候的校领导们都以郑思群为榜样，个个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工作狂。我的一个闺蜜，她父亲是留苏回来的专家，系主任，几乎每天晚上都不在家，不是开会就是去教室看学生上夜自习，害得她每晚都因为见不着爸爸要大哭一场。我们家则更是如此，晚上睡觉时见不到爸爸，待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爸爸已经出门了，这是常态。虽然父母工作都很忙，但是我们有慈祥的奶奶关照着我们。虽然我们不像新华村、四联舍、松林坡的孩子们那样天天有小伙伴们在一起玩，但是我们家温馨的小院生活一点都不乏味。和煦的阳光下，难得在家里的父亲指导着我姐姐读书，要求她在多读书的前提下读懂他出差去北京时收集买的《鲁迅全集》；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是他给我们每个孩子都订了报刊杂志，包括《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红领巾》、《少年文艺》等等；父亲还要求我们养小动物，并记录它们的成长经历。于是我们家喂了一群鸡，我们给每只鸡都取了名字，也知道每只鸡的秉性；厕所后面的小棚里还养过小兔子，草食全是我们到农场义务劳动拔草来的，兔子后来又生了一窝兔儿子，为了兔儿子们的自由，兔子父母在墙角挖出一个地道，带着兔宝宝们大逃亡，四宿舍上的女学生们惊呼：哎呀，下面有兔子！我们几个孩子出去追兔子，上演了一场人兔追逐赛。因为是老房子，家里老鼠多，我姐姐在她学校的草丛中捡到了一只小猫带回家来，奶奶很高兴：正好捉老鼠！那时候猫也是稀罕动物，同学们都喜欢得不得了，特别是母猫下了小猫以后，大家都来我们家后院的小棚里围观，家里经常很热闹。

     最吸引同学们的是我们家大大小小的泡菜坛子，有无水倒扑着的腌咸菜坛，也有泡菜坛。闺蜜们最馋我家的泡菜，说我家泡菜坛里什么都能泡、什么都好吃：泡的茄子、西瓜皮都特别好吃！其实那是因为我奶奶勤俭节约，连吃剩下的西瓜皮都舍不得丢，放进泡菜坛里，却成为了孩子们的美味零食。有好几个教授的女儿们一到我们家，首先就去捞西瓜皮吃。很多年以后，我母亲都会提到：当我家那两个巨大的倒扑在地上的腌咸菜坛子被掏空了的时候，她就会猜到是哪些孩子们来过我家了。我们慈祥的奶奶对我们这些孩子这样肆无忌惮的偷吃行为则一点都不责怪，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我奶奶始终大度的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不能把家里少得可怜的食物给别人吃，也从来不向我们妈妈告状。尽管她浓重的山东口音我们的伙伴们都听不懂，但是大家都无一例外的特别喜爱我们家这位慈祥的奶奶，多年以后都还在念叨着她老人家的好。

敬爱的郑思群伯伯

　　岁月悠悠，今天的我们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曾几何时，我不愿回到民主湖畔，因为那里曾经有过太多的美好，而一旦这些美好逝去，所有的回忆都是痛苦的折磨。但是不论我在哪里，不论处境如何艰难，我都会时常回想起民主湖畔的宁静和大学生们朝气蓬勃、青春跃动的身影，运动场上师生们活泼矫健的身姿，想起常在我梦中出现的我父亲、郑思群伯伯英俊坚毅的脸庞。父辈们走得很早，没有陪伴我们长大成人（我父亲也在文革中去世），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连住房和家俱都是公家的。但是他们留给我们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而温暖。他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现在才真的明白了。

     在重庆大学建校90周年庆之前，我来到了民主湖畔，来到了曾经住家小院的遗址，点上三炷香，回想往事，祝福学校。

     虽然民主湖畔温馨的家没有了，但是这些过往却不是云烟，曾经的美好永远留在了这里。人的生命会如同白马过隙，一瞬而过，但是民主湖畔会照样迎来送往一拨又一拨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启迪着他们崭新的世界。

我们不会永远生活在回忆里，

但是记忆里的人会永远活着。

我们亲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