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不为人知的婚姻真相：结婚63年，分开只用了一天

初学

84年前的那个7月，钱钟书和杨绛结为夫妻。他们的婚姻被很多人称赞，可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结婚时，人们都希望白头偕老，可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个人要先走……没有谁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就对身边的那个人好一点吧。

1935 年 7 月 13 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苏州庙堂巷举行。这是当年最热的一天，新郎、新娘都穿上了正式的礼服。新郎穿的是黑色西装，因为太热，西装上的白色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结婚照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显得狼狈不堪。

领圈被汗水浸透的那位新郎，正是钱钟书，新娘是杨绛。 两人对婚礼的这一幕记忆犹新，钱钟书甚至把它写进了《围城》中。 那一年，钱钟书24 岁，杨绛 23 岁。

钱钟书在《围城》中将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可他和杨绛却是例外。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把它念给钱钟听。钱钟书当即回应：“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自那时起，他们只有生死，再无别离。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前世的爱人。”杨绛和钱钟书恰恰就应了这句话。

1932年，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了钱钟书，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初次见面钱钟书便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紧张地说道：“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钱钟书被她“颉眼荣光忆初见，蔷薇细瓣浸醍醐”的淡雅别致所深深吸引，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一见钟情定终身，真实地发生在了他们两人的身上。这一遇，便是66年的陪伴。

1935年，钱钟书和杨绛走进婚姻的殿堂。冰心说：“他们是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和幸福的一对。”世人提起两人的婚姻，也总说他们是珠联璧合，门当户对。其实两人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钱钟书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杨绛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婚姻职业自主。杨绛记得，她结婚那天磕了无数个头，拜完长辈，又拜祠堂的祖宗，还得进厨房拜灶神。她倒不觉得苦，只是担心父亲若知道她结个婚得磕这么多头，还不知道有多心疼。她说：“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婚。”

两人婚后的7月，钱钟书考取英国庚款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那时杨绛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自家这位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她下定决心跟丈夫一起去英国。 钱钟书与妻子杨绛结了婚到英国牛津求学。他们离家远处，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些战战兢兢。但有彼此作伴，尚可以相依为命。钱钟书初到牛津，就磕掉大半个门牙。他用手绢捂住嘴走回去，杨绛见他满口鲜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婚后，杨绛才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上，知道丈夫是怎样的“拙手笨脚”。

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手抓，全然没有做学问时的那种潇洒劲。杨绛本来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嫁给钱钟书之后，心甘情愿做起了小家庭的总管家兼“老妈子”。钱钟书对生活事务一窍不通，她就将家里的活全部包揽；钱钟书总是闯祸，她就全部替他解决。怀孕住院期间，钱钟书只能一个人过日子，每次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我做坏事了，台灯弄坏了；我做坏事了，墨水染了桌布；我做坏事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回应他的，总是轻描淡写地“不要紧，我来弄。”因为爱，她用无尽的温柔去包容这个大孩子。钱钟书对她所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她出院后，果然将钱钟书做的种种“坏事”一一化解。

从此以后，她的“不要紧”三个字成了他的定海神针，只要有她在，一切都不要紧。托庇于杨绛的处处不要紧，钱钟书才得以安安稳稳地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杨绛说：“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

许多人常常感慨，再深厚的感情，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就如《围城》里在开篇时，所写的那样：“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与钱钟书却着实从琐碎的婚姻生活中，完美跳脱出来。他们懂得彼此，也会相互包容。1942年，杨绛创作的《称心如意》话剧登上舞台，钱钟书坐不住了。他对夫人说：“我想写一本书，你支持我吗？”

杨绛不但支持，还催促他快点完成。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只希望钱锺书的作品能早点问世。曾经的名门小姐，心甘情愿做了“灶下婢”，没有一丝抱怨。钱钟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爱是需要学习的，与杨绛成为夫妻后，钱钟书慢慢也学会了体贴人。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就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为夫人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泡了英式红茶，给她悄悄端到了床上。杨绛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后来，钱钟书将做早餐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热牛奶，煮鸡蛋，烤面包，一做就做了一辈子。

1947年，《围城》问世。

钱钟书接受采访时说：“这两年我的夫人为我付出了许多，让我专心写作，帮我拦了外界很多干扰，这本书应该属于她。她在我眼里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钟书曾用一句话，形容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他们的家很朴素，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女儿阿圆常说：“我和爸爸是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三个人在一起平淡的生活，也充满了无穷的趣味。

时光静静流逝着，可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战争像突如其来的飓风，把他们连根拔起，然后恶意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们成为时代的孤儿。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战争之前，他们沦陷上海。钱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他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苦。只是柴和米，就并非易事。

贫困与疾病总是相连的。钱钟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次病；女儿阿圆从小体弱多病，念书念得断断续续。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杨绛与钱钟书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他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战争胜利后，他们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每次外出归来，总有许多研究，种种探索。二人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了许多人，许多事。1949年夏，钱钟书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携带女儿，踏上火车来到清华。钱钟书担任教授，主要指导研究生，杨绛则兼任教授，自称”散工“。因为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校同任教授。

彼时的阿圆已经长大，到清华后，她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杨绛看到初中学生开会多，考虑到女儿好不容易刚养好病，因此让孩子休学，功课由她自己教。可惜好景不长，安顿的日子没过多久，1966年便迎来了“文革”。那段时期所带来的群体狂热，使钱钟书夫妇的命运，变得如同一朵长河里的浪花，无论是反抗还是低吟，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他们被革命群众“揪出”成了“牛鬼神蛇”，身心经受了莫大的冲击。可漫长的十年间，他们相依为命，任何人、任何事都没能将两人分离。

他们有自己的处世原则，钱钟书的名言是：“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如果我们无法拥有言论的自由，我们至少还拥有沉默的自由。1977年，“文革”结束，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自从迁居北京西城区的三里河寓所，他们好像长途跋涉之后，总算可以安顿下来了。那年，钱钟书已经67岁，杨绛66岁。

两人每天在起居室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写作。阿圆回到家，三个人就在院子里散步，把玩石子。他们都不愿再四处奔波，只想日常相守。1990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播出，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赶来，想要一睹钱老的风采。向来喜清静的钱钟书，当然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大门，为他挡客。钱钟书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件，但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回信，他称“还债”。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人世间也不会有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杨绛与钱钟书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我们终究还是走上了古驿道。”杨绛在《我们仨》书本的扉页写道。杨绛在“古驿道”上的相聚相失，指的正是钱钟书最后住院直至逝世的日子，古驿道如同从尘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黄泉路，那艘船便是丈夫所住的311病房。1994年夏，钱钟书住进医院。杨绛每天去看他，送饭送菜。在丈夫生病期间，也是阿圆病危前夕，杨绛来回奔波，四处操劳。三人分居三处，其中的心酸无法用言语形容。

 

钱钟书、杨绛与女儿钱媛
当钱钟书在病中时，她向老天祈祷：照顾人，他不如我，我只愿比他能多活一年。深受疾病缠身的钱钟书，每天都强打着精神，张开眼又闭上，他很倦怠，话也懒说。杨绛虽然天天见到他，却觉得他离自己很遥远。没过多少时日，阿圆终于先走一步，离开了人世。杨绛告诉丈夫，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我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肠挂肚，以后咱就不用牵挂了。”杨绛口上说着不必牵挂，心上却牵扯得痛。钱钟书默默点头，却闭着眼睛。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钱钟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自己的妻子，却讲不出话来，也没有哭泣。杨绛自己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睛，潸潸流泪，把胸中那个疙疙瘩瘩的硬块，湿润得柔软了些。

钱钟书与女儿钱媛

她的手是冰冷的。她摸摸丈夫的手，手心很烫，脉搏急促，钱钟书又发烧了。自从失去女儿，杨绛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颤颤巍巍地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即将离开人世的丈夫相聚。彼时的钱钟书已经骨瘦如柴，他已没有力气说话。短短一年后，88岁的钱钟书也永远离开了杨绛，那是1998年12月19日。这位老人只记得那一晚，丈夫强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她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钱钟书用尽所有力气道出一句：“绛，好好里（好生过）”，之后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临终时，钱钟书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两人一起携手走过六十三年的风雨路，无论两人在国外求学生涯，还是文革时期的改造都没能把他俩分开，这一次分离则是阴阳两隔。杨绛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三里河寓所，变为只是旅途上的客栈。往后的家在哪里，她不知道，她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杨绛与女儿钱媛

87岁的杨绛送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儿与丈夫，他们三个走散了。北京三里河寓所，只剩下杨绛一人，以前热热闹闹的“家”，变成了旅途上的客栈，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人一个一个走掉，走得很远、很久。留在里面没有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院子里的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她曾感叹：“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钱钟书离世时留给杨绛的最后一句话是：“绛，好好里”，这句话支撑了杨绛往后余生的18年。

 

晚年的杨绛，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之后，于三里河寓所里过着孤苦隐士般的生活。她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世事悲喜皆为过客。她说：“有他们的地方才是家。”此后便深居简出，写了纪念亲人的回忆散文《我们仨》，晚年在回忆中找寻家的足迹。往者弗成留，逝者弗成追。缺少了亲人的孤清岁月，再坚忍也是凄凉。每日，杨绛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中外文书稿，有7万页之多。

2007年，她以96岁高龄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其中写道：“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离世，享年105岁。她早年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写下了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终于“回家”了，这不是谢幕，而是他们仨的团聚。

钱钟书在世时，杨绛做过一个梦。梦中她与丈夫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名的巷子里。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钱钟书突然不见了。她四顾寻找，大声呼喊，没人应答。喊声落在旷野里，没留下一点依稀的回声。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她的孤凄，“钟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梦醒后，杨绛发现钱钟书在她旁边睡得正酣，她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就撇下自己先走了。

后来读到《听杨绛谈往事》，看到这句话：“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两人生前对彼此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与至爱阴阳两隔前的最后关怀与不舍。“绛，好好里”“你放心，有我呐！”半个世纪来，钱钟书与杨绛琴瑟和谐，淡薄名利，从学生时代一直携手走向生命的终点，彼此相伴了63年。年少时的一见钟情，苦难时的相依为命，行将就木时的生死离别，这条路漫长而艰辛，难以与外人言说，那是真正的生死相依。年少时与君相好，曾相约白头到老。 可走到分别的渡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越是美好的婚姻，到最后越是感伤。如今他们仨，终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了。

愿有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白头

文字/北方女王

编辑制作/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