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

千灯云集

编者按：凡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的名 言。江俊孙老先生的这篇回忆，真实地记录了孙中山先生为作者的父亲挥毫赠送这一墨宝的 经过.......

在我家里，悬挂着一幅题额，正中是“天下为公”四个魏碑体大字，上款是“少峰先生属” 落款是“孙文”。这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三年亲笔挥毫赠送给我 父亲江少峰的真迹墨宝，其间隐伏着父亲为中山先生事业殉身的事迹。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人间历尽了多少沧桑巨变，这幅题额，是我们珍藏的传家之宝。望着“天下为公”苍劲挺拔的字体，往事就像云海一样，翻腾滚滚， 我不由得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对我们全家的深情厚谊，望着这幅匾额，我依稀想着青年时代亲自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情景。

我家祖籍于广东潮州（今潮州市潮安区文祠镇赤水村），祖父江开俊，在潮州地方以经营钱庄为业。他为人正直，尤其恪守信用。深得同行业和客户的信赖，声誉甚佳。我父亲江少峰继承父业，对于金融事业，既热心又钻研,办事专注，颇受当时金融界所注目。
广东是孙中山先生传播革命思想最早的发源地。父亲在青年时代就受到浓郁的革命思想熏陶，尤其对于孙中山先生更是崇拜异常。记得，在我孩童时代，他就给我讲述孙中山童年好学的故事，一股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他经常说：“吾人应当追随孙先生，推翻满清，还我中华”！

我父亲有一位青年时代的好友，名薛仙舟，在德国留学毕业回国。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知己 之交，关系极为密切。虽然他不是国民党人， 但是他却竭尽全力，倾家暗中相助孙先生的革命斗争，在国外暗暗联络同情者，扩大革命力量，所以受到孙先生的器重。薛仙舟不仅学问高明，而且为人旷达，不慕荣华。他不住都市, 却甘居田舍茅屋，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有些不了解其人格志向的人，都称他为“怪人”。
父亲与他交往甚为密切，他对我父亲十分信赖，无论多少银钱往来，都委托父亲经手，暗中调遣。父亲曾屡次提及他的高尚品格。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时期，许多追随者都急迫地争功做官，纷纷搬进华丽的洋房，而薛仙舟却依然故我，穿着布衣布鞋， 过着朴素的生活。父亲曾对我讲述过一件轶事我记得最为清楚。有一次孙先生举行盛大的宴会。出席宴会的达官贵人们个个华服盛妆，将校武官，也是人人戎装笔挺。盛筵开始之后，大门口来了一个布衣，手中拿着一顶破旧的纸伞，直奔官邸。门卫立即阻挡，不许他进入。这人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名片，要侍从通报孙先生，说他有要事商讨。门卫将信将疑，名片递进之后孙先生立即从楼上下来，亲自迎接他登楼，让为上宾。满座宾客莫不惊诧。这人就是薛仙舟先生。父亲敬慕地对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不求名，不要利，一心为国家。”从他的口吻里，我发现了他是我父亲心目中的榜样。辛亥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受到了重重阻挠，为了打开局面，挽救革命，急需大量的财政支援。薛仙舟乃是暗中资助人之一。他曾屡次与父亲秘密商谈，寻求财源，父亲为此四处奔走，并提出种种扩大财源的计划。这些建议不久受到了孙先生的重视。于是，在薛仙舟的建议下，父亲被孙先生召见和重用。从此，父亲明为经营钱庄，暗中作为孙先生之信徒，为革命筹集资金，竭尽全力奔走四方。

那时，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满清遗留下来是一烂摊子。政府腐败不堪，百端待举。尤以财政陷于重重困难之境，处处受到当时的六国银行团的牵制。中山先生急于创办一家国家银行，联合世界各国的华侨界的力量，共同与之作抵抗。孙先生信任我父亲的爱国心和忘我的办事精神，乃委以筹办中国国家银行之重任。孙先生亲笔疾书写了许多信件，委任父亲奔赴南洋各地与华侨金融首领、实业界、爱国人士，招股投资，开设银行，支援中华革命。在我家里，珍藏着孙中山先生关于此项事业给我父亲的亲笔信件。譬如有这样一封，孙先生写道——

台鉴：弟前在粤时曾提议办一中西合资之银行，联合欧美最有力量银行以抵制六国银行团，而解中国财政之困难。当时以法国政府不大赞成，故巴黎之大银行家不敢发起。然一面仍尽力疏通政府，至两三月之前，已得法国政府之允许，故两月前法银行曾派两代表到上海商订章程。弟委人一面磋商章程，一面向各方面筹股本。时适沈万云君由南洋回沪，称已招得实业银行股本四五百万元。弟即与之磋商，将该股本并入，同办中西合资银行，以厚势力。初时彼满口应承，故电邀陆秋杰君，并中华银行招股人王奕友君，由星州来沪商量合并之法，后以实业银行发起人多不愿合并，弟遂欲另行组织一新行，为中西合资之基础，转思“中华”与“实业”两行在南洋招股已生出冲突，若弟更发起一新行则恐因而更甚，故不如其已。仍由中华两行各行其志而矣。弟前之赞成办银行招股者，以中国地大物博，银行愈多愈好，故实业银行、中华银行、福建银行弟皆出名赞助。欲彼有成，初不料南洋招股，皆出于同一途也。兹中华银行发起人来约，愿以中华银行作弟欲办之中西银行基础。再委江少峰君来南洋招股，弟所议办之中西银行，乃联合世界上之大资本家而成者也。将来实能为中国银行之母。其势力可通贯全球。此银行一成，必能免六国之制我肘，及救中国之穷也。有五百万现金，则能成之。今中华银行既愿以该行为基础，则宜先招足中华之股本。然后与西人议订合同，从速开办也。故今日中西合办之能成与否，全靠中华招股如何耳。望足下在南洋竭力鼓吹，以达此目的。则中国实业前途之发达，可指日而待也。并将此意转达各埠同志助力。幸甚。此致即候

大安不一
弟孙文谨启，民国二年正月二十三曰

这是一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它反 映了辛亥革命之初，国父孙中山面临财政困难 的事实，及其解决危机的对策。我父亲受命之后，与各方联系，经过紧张的准备，父亲肩负着中山先生的重托，携带了孙先生的亲笔书 信前往东南亚各国。他转辗于仰光、新加坡、雅 加达、爪哇、吉隆坡等地，连家信也甚为稀少。从他仅有的几封信里，寥寥数语，只是述说筹 款在排除万难之后有了巨大进展。信中父亲只字不提他这时已经是抱病工作的景况。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加上过度的劳累，在他回国之时，我们全家望着他那消瘦的病容，不觉震惊 万分。谁知，这时国内形势大变，野心家袁世凯 窃取了革命果实,篡夺了大总统的职位。中山先 生处境更为艰难。然而，一批仁人志士，依然 团结在孙先生的周围，父亲更觉担子沉重。这笔经过千难万险筹集的股金，一定要秘密保存， 以免落入反动派之手。在孙中山先生的决策下， 决定改变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一部分退还南 洋，另一部分先生再委派我父亲着手创建私人股份的中华商业银行。为此，父亲又顾不得治病，立即行动起来。孙先生看到我父亲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 甚为嘉许。他亲笔挥亳写下“天下为公”的题额， 其中倾注了先生的深情厚谊。先生派人送到我家之后，父亲郑重地请人裱妥，悬挂于室内醒目之处。他深情地说:“这是孙先生给友人的最高奖赏，很多人都想得到它，但先生不轻易礼赠，这既是荣誉，又是鞭策”。接着他又说： “这幅题额难道只是给我一个人的吗”？我说： “当然是给你的。”“你们看，少峰先生‘属’是什么意思吗”？我们都看不懂。父亲说“属”这里是 指亲属的意思。就是说给我们全家的。听了父亲的解释，我们才忧然大悟。我从小受父亲的教育，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非常向往，播下了倾向革命的种子。我于北京医专学习的时候，一九一七年适逢“五四运动”，我就走上街头，写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讲，我因此被反动军警拘捕，幸亏多方营救，才能出狱就学。在我的书桌里，至今还珍藏着街头演讲的照片，回忆起来，我的这番爱国热情，其源正出于受孙先生革命思想的启发啊!
一九二零年夏，我于北京医科学校毕业，回到上海，在薛仙舟的建议与安排之下，让我出国深造。父亲对我说:“德国医科发达，你应当去德国继续深造。最近期间，努力复习德语，做好出国准备。”我于是用功复习德语和其它功课。父亲也为我办理有关出国留学的申报手续。有一天父亲郑重地对我说:“最近你不要出门。”“要我做什么事吗？”我诧异地问。“我带你去见一见一位大人物，衣着要干净些。”“到哪里去呢?他是谁”？父亲抚着我的头，慈祥地笑了笑说:“急什么，现在先不告诉你，要看他有没有空呢”。我不好再追问，只是内心纳闷而已。

盛夏已去，秋色渐浓。一天下午，父亲雇了一辆马车，回家后，立即兴冲冲地对我说:“换一件衣服，跟我一起走”，我心中一动，莫非就是去拜会那位大人物吗？马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大马路，缓缓地穿过霞飞路之后，路上车辆渐稀，行人寥落，不一会儿，驶进莫利哀路(现在名叫香山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短街。西头是马思南路，东头紧挨法国公园(即现在复兴公园)。路两旁没有商店，一座座二层楼房，掩映在法国梧桐之间，显得分外幽静。马车徐徐停靠在路南29号门口（现在是香山路七号)。这是一座二层楼木结构的法国式普通居民住宅。卵石嵌墙，呈深灰色。我与父亲下车后，家人在大门口引领我们进去，从东面的正门，进入内室。一进门是一条走廊，迎面是笔直的楼梯，楼上是孙先生的卧室和书房。我们走了几步，就转身朝南，进人了客厅，我挽着父 亲坐在沙发上，家人端上茶水，请我们稍等片刻，父亲这时才悄悄地向我耳语说:“你马上可 以见到孙中山先生了。”我喜出望外，内心十分激动，在这个间歇，用心打量这里一切。这是—间正方形的客厅与隔壁一间餐厅，构成了这座楼的主屋。客厅 大约有一十四、五平方米左右。东边有一只壁炉，正南是二窗一门，可以通向室外走廊和南面 的小花园，两边是通向餐厅的拉门，北面，进门的二侧，陈放着红木茶几和老式靠背椅，两侧壁上挂着四条名人书法挂屏，与茶几等，构 成两面对称的陈设。正中有小圆桌和一套沙发。 陈设是多么简朴。在这里看不到一点显示高贵身分的摆设和照片，也没有一件表示荣华的金 玉饰品。我眼光透过门窗，但见庭院里绿草如茵，四周几棵冬青玉兰，构成一道绿色的围墙， 使得这座小小的院宅更显得朴素和幽雅。 正当我四下观望之时，中山先生穿着蓝色 的学生装，伴着二三位客人从楼上走下来，他 笑容可掬地迎向我们。在热情握手致意之后，就问我父亲近来健康状况怎样？看来，他从薛仙舟先生那里完全了解到我父亲归国之后，病 情不减的情形。父亲谦恭地说:“好多了，请放 心。”我站在父亲身后，注视着孙先生颀长的身材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一股崇敬的情绪，油然而起。他挥手示意，请我们在南面沙发坐下，目光开始移向我身上。我顿时觉得手足无措， 父亲临来时吩咐我的话语，似乎全部忘记了。我吶呐地难以启口。这时，随同孙先生下楼的几位客人，都拉开边门，走到隔壁一间的餐厅 里去商议什么事情去了。
孙先生对我端详了一番说：“听你父亲介 绍，在北京你曾走上街头去演讲，胆子不小，还吃了点苦头。这是值得的，还怕不怕”？我腼 腆地笑了一下，气氛就缓和多了。我大着胆子， 立起来，垂手按着父亲教我的话说：“蒙先生关怀，在我将要出国的前夕，百忙中接见我。能 聆听先生的教诲不胜荣幸。”孙先生高兴地走近我身边，抚着我的肩，亲切地说:“德国医学进步，值得我们学习。我国青年很少有机会，出 国深造”我表示一定用功勤学，不负先生厚望。孙先生又说:“听说有一些留学生,不用功读书，学风不正，这可要引以为戒。”我从孙先生的谈 话里觉得，他对青年在外国留学的情况颇为了 解，使我非常钦敬和惊讶。
因为孙先生早年也是学医的，所以对于怎 样学医，给了我不少指点。最后他说:“医生不仅要关心治病，还要关心治国，不但要救命，而且要救民”。我用心地听着，父亲在旁也不时插上一两句，要我记住孙先生的这番教导。
正在这时，从楼梯上走下来宋庆龄女士，她穿着淡色圆角镶边的上袄，下面系着深色的 裙子，乌黑的短发齐耳紧贴，更显得端庄娴静， 父亲与我一同起立恭迎,她含笑地让我们坐下，也是先询问我父亲的健康状况，然后就转向问 我，她勉励我勤奋学习，还问了我外文学习的 情况。她一边说话，一边将一份函件递给孙先 生。父亲深知孙先生日理万机，国事忙碌。就在我们交谈之际，已有好几位来客进来过，所 以父亲就抽身告辞。宋女士表示挽留。父亲说 改日再来，我再一次向他俩鞠躬致敬说：“我留学归来，一定再来拜见先生和夫人”他俩送我们出会客室之后，又忙于招呼其他客人了。
在归家路上,父亲再三叮咛我,要我记住这次不平常的会见。“你今天占用了孙先生半小时之久，这是非常难得的厚遇。你们青年人还不懂得孙先生的时间的价值呀!”

在一九二一年,我终于踏上去德国的征途。 开始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在我学成回国之时， 孙先生已经不幸逝世三年之久了。每当我回忆 这段往事,才逐渐地意识到那次会见的珍贵和难得。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竞然蒙孙先生接见，这是我平生最值得纪念的大事啊。
自从一九二零年起，我父亲终因在南洋得病，留下了后患。归国后，又投身于创建中华商业银行的事业中去，旧病添新疾，终于一九二七年病逝于上海，终年六十四岁。

归国后，我决心将学到的医学知识，贡献 于祖国，我长时深感中国妇女受生育过多之苦， 于是我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于上海首创节育之说，并潜心创制了多种形式的节育环。由此 引起了风波，有人在报上载文攻击。每当我工 作受到挫折,情绪消沉之时，我归家凝视着先生 的题额，不由得惭愧万分。于是又鼓足勇气，面向人生。

在生活的长河里，人们往往对于身历其境 的事件，缺乏深刻的体验和理解。正如苏东坡 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然而，当事过境迁之后阅历、知识、经验增长了，再度回忆往事，反而比当时更容易理解其 深意，原因大概是当时是孤立地看待发生的事 物。后来是将许多事件相互对比之后，从而窥见了事物的本质。我与孙先生的会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承孙中山故居的工作同志的热情邀请，有机会再度来到孙中山的故居。旧地重返，心潮起伏，不能自己。从一九 二零年到今天，岁月匆匆，迩来已有六十六载。 第一次来到这里，我是青年时代，那时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列强瓜分中国的阴影， 笼罩着祖国大地。当我今天重返这里，瞻仰故 居之时，孙先生“天下为公”的夙愿，已经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实现。我虽然已是八 十八岁之年，白发苍然，可是从这里望出去， 晴空万里。历史翻到了新的一页。中华巨龙，正在腾空飞跃，向着四化的宏伟目标翱翔。中 山先生泉下有灵，定会含笑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