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第九师特务连轶事（一）

铁马冰河

<h1> </h1><h1>编者按：大约是2007年，那时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还没有微信。我们特务连的大部分战友还没有找到，小部分战友聚集在百度铁道兵贴吧里，畅谈战友情，细述离别苦，大家思绪的闸门忽然打开。九师，连队，值班，训练，劳动，帮厨。冰天雪地练瞄靶，骄阳似火学投弹，军用馒头二米饭。那一个个年轻而熟悉的身影，那一张张亲切而温暖的笑容，仿佛又回到了连队。于是，一个个小贝壳被捡了回来。为了不让这些贝壳又一次石沉大海，重新编辑后，作为八一建军节的礼物奉献给大家。（邵闽）</h1><h1> </h1><h1> 忆海拾贝（上）</h1> 作者：一兵 细细算来，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过去了，往事如烟，似真似梦，若隐若现，许许多多的往事已经被岁月磨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晰了，只剩下点点滴滴的不连串的片断，我试着把这些点点滴滴串接起来，只是不知道串起的是珍珠还是高粱米，不过我想这也不要紧，如果是珍珠，就请收藏起来，如果是高粱米，就吃掉它。简单！ 初入特务行 一九XX 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寒北高原的赤峰市依然是寒气逼人，远远望去，山间依存着尚未消融的积雪，路旁的树木还不曾换上绿色的衣裳，这里春天还没走来。 但是，从赤峰市那从外形上看似小庙的火车站里却走来了一批呆头呆脑、战战兢兢的大兵，他们一个紧跟一个，茫然地登上一辆敞棚卡车，本来就呆头呆脑的新兵，再经寒风一吹，就更显得笨手笨脚，以至于当汽车开进赤峰市卫校的院内，有人下车时竟摔到了地上。 这里就是我们的营房，铁道兵第九师特务连。卫校的一座三层楼显然已经被征做了兵营，一楼、三楼是特务连，二楼是师政治部，从这一刻起，我们这些新兵就成了特务连的新成员。 新兵到连后首先是在新兵班里学习，学习内容除政治学习外，由于是专业分队，还有一点电学基础的内容。政治学习由王副指导员（女）为主，除时事的政治内容外，还有不许戴手表等诸如此类的规定。业务学习则是由一些老特务分别讲授。 新兵吗，谁不想上进，听课时一个个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百分之百的专心致志。不过说实话，也许是这些个新兵太笨（绝对不是老特务的问题），这业务课听得真费劲，虽说是没听懂，但是大家却装出听懂的样子，不时的还会点点头，谁也不愿意在老特务面前表现出笨，因为这样也许对下一步分班不利。 负责新兵班日常管理的是一个安徽兵，这小子连团员都不是，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子—党光辉。在部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兵见了老兵一律叫班长，这个“班长”的称谓就如同国军中“长官”的称谓一样，表达了无限的敬畏。党光辉自然是被这些新兵叫得美滋滋的，不过好景不会长，新兵们一分下班他的“班长”也当到头了。 连长指导员带队参加游行 第一次尝到饿的滋味 到特务连后不久，架线排外出执行架线任务，新兵蛋子嘛，就如同当今的农民工一样，苦活累活不使唤他们使唤谁。 于是新兵班随架线排一起出动，由大胡子连长亲自带队，架线任务从早晨开始，挖坑，立电线杆，至于布线，则属于老兵们的技术活。 新兵们争先恐后，使出浑身解数表现自己，大胡子连长背着手在土堆上一站，一声“把那边电线拿过来”，本来只需两个人的活，却嗖地窜出七、八个新兵，一个个都以百米的速度冲向目标，跑在后面的都恨不能长出兔子的四条腿来。 中午饭的时间到了，连长发了话：“干完活再回去”！已经干了一个上午的体力活，肚子有点饿，不过坚持坚持还行。 时间到了下午两点，此时表现欲极强的新兵们已经没有了表现的力气，大家凑在一起，肚子里“咕噜噜”的声音此起彼伏，已经分不出是谁的肚子里发出的声音，随着肚子里“咕噜噜”乐章的奏响，脑子里全是“呼噜噜”嚼咽场景，可谓美景配美乐。 时间到了下午四点。此时已真真切切地感到前胸已经贴上了后背，胃里象是有只真空的吸管，急切地想把周围的一切吸入其中。 终于完活了，工地离连队尚远，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而此时传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谭之家指导员已经在工地附近的一个连队为大家联系好了午饭，阿弥陀佛，谭指导员万岁！ 冲进附近连队的食堂，大家顾不上手中的尘土，立即围向饭桌，准备好的食物有馒头、军用蔬菜罐头，上佳极品！食物的数量显然是依人数准备的，但不曾想到的是它们面对的是一群虎狼之兵，一口就可以下去半个馒头，稍事咀嚼，只要嗓子眼允许通过就赶紧咽下，再来下一口（注：此时已没有新兵、老兵之分，一个德行）。 军用蔬菜罐头里只有西红柿、黄瓜之类的蔬菜，很酸。不过老实告诉大家，两个馒头下肚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酸的。 倾刻间，桌上已再也找不到可以下肚的东西了，摸摸肚子，似乎只有半饱，妈的！再来两馒头好了！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饿极了的经历，当时或许觉得倒霉，现在回想起来，福兮，乐兮。 战士们在瞄靶练习 未曾谋面的盗窃犯 这是我们到特务连以前发生的事情，案件的主角是架线排的一名战士。姓名不详、籍贯不详、入伍年限不详，这里姑且称之为某君。前面提到过，在卫校时，一楼、三楼是特务连，二楼是师政治部，而当时的部队还保留着宣传队，归属政治部，也在二楼。夜间站岗当然是特务连的事情，只要宣传队下基层演出，而又轮到某君站岗时，也不知他哪里来的本领，就会潜入宣传队宿舍大肆行窃。 到案发时，据说行窃财物上千元，那个年月，盗窃上千元就被称之为“老虎”，属严办之例。而所窃得的上千元中自然是以物为主，什么军装、架线排库房里的被复线等等，那时当兵的每月只有六、七元的津贴，要想窃得上千元的现金，实属为难某君。不消说，某君落得了开除军籍，押送原籍的下场。 这些事，我们都是从老兵口中得到的，老兵们在言及此事时最津津乐道的是某君从宣传队女兵宿舍里窃得了婴儿服装，每每言及此时，老兵们的脸上都会露出神秘的坏笑。而我们那时还是似懂非懂，不知应该跟着笑还是应该不笑，一脸木然。 连队拉练途中 盗枪大案 时间已经到了XX 年12月底，马上就要过元旦了。而我们连队也已经从卫校迁到了火车站前的一栋三层楼房，此时前面提到的那个外形象小庙的火车站已经拆掉重建了，说到那个象小庙的火车站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一九七七年拍摄的由李默然、唐国强主演的故事片《走在战争的前面》的部分外景就是在这座火车站拍摄的。各位如有兴趣可找到该片一看，此是题外之言。 这天晚上机关礼堂放电影，我们连因为是师直属连队，所以每次都可沾此享受。电影放映时一切正常，但当我们影后列队回到营房时却听到了一个消息：连部的库房被盗！要命的是库房里存放着手枪和子弹，而窃贼显然是照此下手的，我连附近的师招待所张所长的手枪被盗，我连连部库房丢失了子弹，不知窃贼是因为时间紧没找到手枪，还是窃贼已在招待所窃得手枪，到此只是要找子弹。 马上师保卫科就来进驻我连，我连每一个人都被要求说出看电影时坐在自己左边的是谁，右边是谁，并相互做证没有提前离场。 那个年代，在全国极少发生盗枪案，我连发生的案件不谛于是惊天大案。当时的赤峰市还归辽宁省管辖，七九年以后才又重新划归内蒙。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辽宁省公安厅有位放羊出身的神探，人称“马脚印”，有福尔摩斯般的神奇，据说此翁已星夜赶到赤峰。 第二天早晨，天空晴朗，阳光下，在厚厚的积雪上一行清晰的翻毛皮鞋的脚印从连部库房窗下一直通到招待所的一个门栋口，而这个门栋里住着师机关的部分家属。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明确的证据，干什么还要“马脚印”，有个“瞎脚印”就够了，无须福尔摩斯，来个“愚尔摩斯”也只需十五分钟就可以破案。为什么还要折磨我们的神经呢？ 案子还没有破，连里下达了任何人不得外出的禁令，好好的一个元旦给毁了，本来在部队元旦是比春节都重要的节日，这一天应当是有肉吃，有酒喝的，现在一切都泡汤了。 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只听说丢失的枪弹都已经找回，只是没有人被追究责任。当然这只是指窃贼的责任，我连修理所的刘化新因为当晚应该在连里站岗，而他却擅自脱岗去看电影，挨了一个处分，其实他就是不脱岗案件也会发生，此乃天降大难于斯人，认命吧。 　　帮助老乡秋收 紧急战备 一九XX年二月十三日，我正在本溪修理营执行任务，下午四点左右，谭指导员从赤峰连部打来电话，平日里待人和气的谭指导员今天象换了个人，语气异常严肃地告诉我：“命令你务必在明天早晨以前赶回来”！ 我迅速盘算了一下时间，回答到：“本溪没有直通沈阳的火车，我只能先返回辽阳，再从辽阳到沈阳，这样无论如何也没法赶上沈阳到赤峰的夜车。只能坐明天白天的火车，明天晚上赶回连里。”指导员沉默了一会儿，大概也在计算了一下时间，然后说了声“可以”。我意识到部队可能有军事行动，因为当时中越边境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此前我们也发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坦克部队向北调动。 第二天，通过火车车厢里的广播，我知道中越边境反击战打响了。晚上回到连里，谭指导员已经在工作间等着我，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是：“接上级命令，我们连组建一支先遣组，你是先遣组成员，马上做好器材准备，随时待命”。于是，顾不上吃饭，马上开始准备器材，指导员一直站在我的身边看着我准备，直到可能认为满意了才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当时的苏联和越南订有《军事同盟条约》，我们部队的任务是一旦北部边防有事，就立即向北调往通辽，先遣组是首批开拔的部队。 这以后，全连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好背包，所有人员随时做好准备。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紧张的氛围，平日里的喧嚣打闹声消失的无影无踪，整个营区变得从未有过的宁静。但只要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在这紧张的氛围之下还涌动着一股兴奋，连部不断收到下边递交的请战书，总机班班长李丽更是写出了血书。这样的举动在时下的人们眼中大概都是一种幼稚可笑之举，亦或被指责为哗众取宠之举。 当如何评断呢？让我来告诉你吧：那时我们的军容不可谓不整洁，我们的斗志不可谓不昂扬，虽然我们的装备落后，但那时我们敢和最强大的对手去拼命！去死磕！只要一声令下，即使没有空中掩护，我们也敢驾着木帆船去横渡台湾海峡！因为我们是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的军人。 随着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常态。 拥军爱民活动 流动红旗之争 检查卫生，每周一次。连里特地制作了一面小红旗，哪个单位在卫生检查中得分最高，就把流动红旗领回挂上一周。每次检查卫生，各班、台、所各出一人组成检查组，组内又细分若干小组，有检查内务的，有检查房顶地面的，有检查门窗玻璃的，有检查牙缸牙具的。 卫生检查开始了，检查组挨个屋的检查、打分。其实不用检查大家也知道要论卫生自然属总机班，一群女兵当然比男兵讲卫生。 到了总机班一看，果然没得说的，正当大家准备打分的时候，检查组的一个人突然指着门框上方说：“那是不是蜘蛛网呀？”大家围过来一看，果然门框上方有一根不易察觉的细丝。没说的，扣分！ 总分一出来，流动红旗被全连公认最散漫的修理所夺得，这太让人不服气了。 之后有人提出疑问，那个发现蜘蛛网的家伙，他原本是负责检查内务的。怎么会检查到门框上？莫非是居心不良？ 再以后就是总机班大呼其冤，因为那根本就不是蜘蛛网，而是墙上白灰里的一根细麻。不过这时发现已经晚了，此时早已是花落它家啦。 经此次打击，总机班夺旗的积极性大受挫折，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流动红旗都与她们无缘，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还是物归其主了。 小姐们都晕过去了 收放线训练本是架线排的训练科目，但上级要求一专多能，所以总机班也增加此项训练内容。这项训练的目的是为了野战的条件下快速的架设通信线路。 一天上午，总机班的女兵们又在架线排的指导下进行此项训练，谁知训练刚进行了一半，就看到一名快速奔跑的女兵一头栽倒在地上。 “邵闽晕倒了！” 话音未落，架线排战士王金宝一个健步冲向前去，迅速抱起晕倒在地的邵闽快步向营房跑去。由于王金宝的及时救助，邵闽安然无恙，王金宝同志有功！ 只是后来听架线排的其他男兵说，王金宝当时的表情全无焦急、紧张之色，倒是裂着嘴，露出一脸的坏笑。此乃传言，不足为信。 七九年战备期间，夜间紧急集合是常有的事。这天晚上又是刚刚睡下，紧急集合的哨声又响了，着装、打背包，全连迅速在操场集合完毕，随着一声“跑步走”的口令，全连列队向营区外跑去，后面的队伍还没跑出营区就听到前面有人喊“有人晕倒了”，黑灯瞎火的也不知道是谁，后来听说是总机班的李晓梅。平时每天早操跑那么远也没见有人晕倒，也许是紧张的氛围所至。 还是这个李晓梅，一天午饭，全连列队进饭堂，刚吃一会儿就有人发现李晓梅晕倒在饭桌上，又是一阵骚乱。李晓梅被抬走后，饭堂里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传言“高粱米有毒”！不然怎么吃饭还能让人晕倒？ 原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小姐们都晕过去了，晕—过—去—了！” 女兵们收放线的线轱辘（络车） 兵以食为命 “中午高粱米”、“晚上高粱米”、“还是高粱米”…… 这高粱米外形漂亮，红高粱是红中带点白，白高粱则是白中透点红，用红高粱制成的发糕，红彤彤的，漂亮极了，谁见了都恨不得赶紧咬上一口，只是色佳而味不美，到了口中粗粗拉拉的，给人以吃糠的感觉，且毫无香味。 用白高粱做出的米饭，一粒是一粒，犹如小石子互不粘连，显然是因为其中的淀粉含量极低，这对于当今那些追求瘦身减肥的人来说也许是好东西，但对当年那些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则是大大的苦也。 一个星期当中，有三到四天的早餐吃馒头，周四晚上和周日下午吃大米饭（周日两顿饭），其余全是高粱米。吃高粱米时，全连百十号人大号铝盆吃不下半盆，到吃大米饭时两大盆都不够。为应对吃大米饭的需要，人人都不用碗，而是小铁盆，一盛一大盆，赶紧吃下，再来一盆，晚了就没了。吃馒头时决不一个一个拿，而是用筷子一插到底，有几个算几个。 长期吃高粱米，摄入的热量不够，年龄大点的兵还好，年龄越小越影响身体发育。不过也有例外，修理所的技师李广，十四岁参军，按理应当是瘦弱干小，真不知这高粱米是如何将这厮养得膘肥体壮，这到应了当地老乡的话“高粱米养人”，只是只见高粱米养了他李广，却没见高粱米养了我们。看来这高粱米也会待人不公。 至于菜就更别提了，我们连地处市区，只有巴掌大点的菜地，一年收获下来不够全连吃一周的，其余的时间就靠市价买，而每人每天5毛钱的伙食费，去掉粮食钱能吃上什么？夏季里还好，有新鲜蔬菜吃，到了冬季，冰天雪地，市面上的蔬菜吃不起，连里的小菜窖里的那点白菜、土豆根本不禁吃。 于是主要的菜就是军用压缩菜，那东西抓出一把泡在水里就能发出一大盆，吃到嘴里得使劲咬才能嚼烂。好在我们那时还都是“牙好，胃口好”的年纪，亏了肚子的质量，不能再亏肚子的数量。由于缺乏维生素，很多人双手脱皮。 每周有两顿菜里带点肉，也就是星星点点，真正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如果赶上司务长盘帐，发现当月伙食费可能要亏，便会毫不留情地将其中一顿的肉腥味抹去。那时候最招人骂的就是司务长了，其实也难为他了，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一个大男人。 遇到改善伙食时，个人就看各自的本领了。修理所技师杨文波技能超群，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那种伙食条件下将自己喂成160斤的体重，虽说个头比常人高点，但体重却超出常人四分之一强。 更为恶劣的是，当偶尔吃上豆腐卤时，一张桌子就分得可怜的几块，正当大家手持餐具准备下手时，他就手指豆腐卤说：“怎么看上去跟拉痢疾的颜色一样”，趁着大家胃口倒下的瞬间迅速出击，待大家回过味来时，已经一半下去了，于是饭刚开始吃，菜就没了。 偶尔也能有吃包子的时候，夏季里还好，能有白菜馅，到了冬季就只能用绿豆煮熟搥烂做馅。每次吃完包子后，架线排的何国平就会捧着肚子逢人便问：“吃了几个？我吃了九个！” 碰上通信班的王永庆就不行了“才九个！我吃了十二个！”妈的，十二个！每个包子的直经不小于十二厘米，十二个摞起来得多少立方厘米！真不知道是怎么塞进去的！ 连队楼前的车库后面有块宽不过四、五米，长不足三十米的菜地，每年都种上点西红柿，每到开饭列队以前，数十名男兵就象排好队一样来回搜索，只要发现个头大点的，最好是颜色有点变红的就立即收入囊中。可怜那些西红柿要想长红实属不易。男兵们自然是无所顾忌，甚至还相互炫耀各自的战利品。 女兵们则不同了，总不能也加入其中吧。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天黑后再下手，总机班每天两人值夜班，去机房前就会悄悄地溜进菜地，这天晚上正巧赶上宫军庆闲得无聊扒在窗前观夜景，就发现两个黑影溜进了菜地，宫军庆大叫起来：“有人偷西红柿啦”！吓得两个女兵抱头鼠窜。 当天宫军庆明明喊的是“有人偷西红柿啦”，不知怎么传着传着就给传成“鬼子偷地雷啦”！ 人蝇之战 在辽阳时，我们的营房据说是当年日本人建的，厚厚的砖墙，高高的天花板。刚到辽阳时是大房间（后经我们自己的手改成小间），一间房住八到十人。 在东北过夏天是很舒服的事，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热，唯一让人烦恼的是午觉时的苍蝇。夏季里不能不开窗户，而当时又没有纱窗，满屋里都是飞来飞去的苍蝇，午觉时到处乱爬，喜欢谁就往谁的脸上爬，搅得人午觉都睡不安生。 要说消灭苍蝇也不是多难的事，但问题是谁来干呢？想坐享其成大概是人的天性，苍蝇拍就放在哪，谁都装着没看见，同时又都希望别人看见它。 这天上午，又到临近午饭的时间了，大家坐在床上望着满屋飞舞的苍蝇又犯起愁了。不管它吧，好好的午觉睡不好；管它吧，又让谁来管呢？ 最后还是李广出了个好主意:自即日起，每人每天午睡前必须消灭5只苍蝇，否则不许睡觉！ 有人就问了：那要是没有那么多的苍蝇，后打的人完成不了指标怎么办？好办！第一，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在大家一致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睡觉。别说这办法还真是体现了我军官兵平等的原则，到底是穿四个兜的，有水平！ 午饭后大家回到了宿舍，一开始谁都不着急，心中的小九九大概都是：要是别人把苍蝇消灭光了，自己不是可以不用费力了嘛。 可到了后来才发现，这算盘打的可是大错特错了，前面打到的都是些个“笨苍蝇”，好打！留在后面的都是些个“聪明苍蝇”，得满屋子的追着打，而且前面的人一打，苍蝇都跑到天花板上去了，个子矮的还得站到凳子上。 此时大家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落在杨文波的身上，就属他个子高，人又绝顶的聪明，聪明人对付“聪明苍蝇”，旗鼓相当。只是大家心里清楚，依杨文波的为人，是绝不会干这种买卖的，说了也是白搭。 前面完成指标的人，此刻已经悠哉的躺在床上，嘴里还不停地指点着：“这里、这里”，“没打着”。虽说是闹腾了一大阵子，但这天的午觉确实睡得舒服多了。 第二天的午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加快了速度，连平日里一向处事平稳的陈士平也是不停地往嘴里扒饭；一向喜欢边吃边开玩笑的杨文波一言不发，认真努力地吃饭；杨明厚更是第一个吃完，起身就要走，只是被告之：“我们没看到可不算啊”，这才撂下一句：“我回屋里等着”。 日复一日，吃饭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可不是长久之计。是应该想个彻底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