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节儒才——王亚朴

福建@魏联

　　九十三个春秋，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且可能要从史书中才能探寻到九十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情。然而，作为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来说，走完九十三年的风雨历程甚感慰籍，因为将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事业连在一起，已演绎出充满正能量的红色人生。他，就是长江支队的英雄王亚朴。

        

特立独行    弃笔从戎

王亚朴，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黄河岸边的濮县姜堤口村（今为河南范县），那时正是中国陷入战乱、黑暗的时期。王亚朴自幼家贫，慈爱的父母为爱子的前途着想，日耕夜作，节衣缩食，尽力把他送入乡村私塾。时读时辍，生活的艰难使童年的他深知父母供他读书之不易，故而他不负期望，勤奋好学，时得老师（地下党员）崔汝梅的器重、鼓励和资助。1933年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范、朝、濮三县联立乡村师范(学费全免)。在校期间，王亚朴和濮县同学祖化石、孔子凌等一起参加了乡村师范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他常向同学借《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进步书籍阅读，思想上受到了许多启蒙，加入反帝大同盟。

1934年初，师范党组织遭破坏，转考入滋阳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与同学孔繁阁共同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向同学传播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不久，由徐光俭介绍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冬，响应“一二•九”学生运动，罢课闹学潮，遭通缉，离校任濮县杨集小学教员。1936年3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获悉濮县共产党非常活跃，就从聊城派了一个刽子手张德馨为清乡司令，带一个团的兵力到濮县清剿，王亚朴正参加范县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时被捕。5月，解往山东省军法处拘留所。经韩复榘审讯后无结果，转押"国民党山东省反省院"。在"反省院"针对有人想写悔过书的思想，他主持了“是否该写悔过书"的辩论，并在狱中散发了《假投降就是真变节》的传单，号召大家绝食斗争。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1937年2月，王亚朴等人获释。后随崔介到临沂，在兰陵乡农学校任事务员，积极为《鲁南日报•笔端》写稿。

1937年5月，经段雪笙（曾任郭沫若的秘书）的指引，毅然离开家乡和父母，只身奔赴陕北云阳镇红军前方总部，参加红军。在援西军任政治部宣传员期间，他一面学军事，一面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政策。7月底，援西军在镇原县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取消援西军番号、开赴陕西三原改编八路军、待命参加抗日战争的命令。此时，王亚朴坚决要求上前线打鬼子，得到批准后，加入第八路军129师769团。8月15日，援西军完成了改编任务，开赴抗日前线。

       出师维社稷    平寇立奇功

       1937年10月10日，王亚朴在七六九团担任文化干事，随师进抵太原。当时，经雁门关南侵的日军已占领了代县、崞县等地，正向忻口攻击；太原已处于晋北、晋东两路日军的钳击之中，晋察冀边区已沦陷为敌后。七六九团担任一二九师先遣团，到达代县以东、五台山脚下，按照命令打住脚步，住了下来，寻找机会，打击敌人。不久，八路军发现驻地西方，敌机起落情景十分令人惊奇。经过侦察，发现滹沱河之西代县阳明堡有一日军机常敌机忙着起起落落，为的是配合所谓的忻口会战。于是，陈锡联团长开始谋划攻打阳明堡飞机场的计划。

      10月19日，副团长汪乃贵、三营营长赵崇德和各连连长、指导员，化装成修建飞机场的民工，混入飞机场内部侦察。返回部队后，团部立即召集三营班以上干部开会以及全连人员会议，做战前动员。王亚朴在驻地群众中也进行了战斗和支援部队以及救护伤员的动员。当夜，主攻部队开始行动。王亚朴随团指挥所行动，任务是带领民工担架队救护伤员，并随时听从政治处主任调动。晚11时，团长陈锡联发出战斗命令，经一个多小时激战，炸毁机场上的24架飞机，歼日军守备部队180余人。取得八路军一二九师奔赴抗日前线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8年3月，王亚朴担任七六九团干部教育副股长、股长。参加了响堂铺伏击战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1940年，他要求下连队，到战斗第一线，遂即担任七六九团一营教导员。他与李德生营长一起先后参加了白晋战役南关战斗、武安沙河战斗、百团大战扼守狮垴山，主攻关家垴战斗。

      1941年8月，一二九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为配合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粉碎敌人的封锁，决定发起邢沙永战役。31日午夜发起总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公司窑大部分敌人已被我七六九 团一、三营消灭，但藏在村西头碉堡内的一股残敌，仍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一营营长李德生同教导员王亚朴，立即重新调整部署，命令一、三连从正面进攻，三连从右侧迁回，向残敌发起猛烈的攻击”。

        “9月6日晨，……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的1营教导员王亚朴，最先发觉日军退却之企图，于是大声喊道：同志们，鬼子要溜了，追击前进！王教导员话音未落，部队就呼啦啦地冲了过去，一直追击到刘石岗，又打死了一批日军。陈旅长考虑到此次战役的目的已达到，同时还要防止日军主力前来增援，于是命令1营停止追击，撤离战场。”(《何正文将军忆录》：邢沙永战役)。

      1942年5月，日寇集中三十六、四十一师团等部两万多人，对太行山北部地区进行“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主力。5月22日，七六九团一营营长李德生、教导员王亚朴率部掩护旅、团机关突围，一营伤亡约20人，完成任务后向根据地腹心地区转移。此时，一二九师主力大部转入外线作战，仅有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一部分和掩护部队未及转出。24日，师部电令三八五旅，决定指派由七六九团一营经安窑底向小全方向快速机动，进至南艾铺、十字岭地区，担任掩护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突围转移任务。

       25日后半夜，一营到达偏城的南艾铺。突然接到了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指令：“769团1营和团特务连一起担负起保卫总部的任务。你们先布置警戒，如果敌人合击南艾铺、十字岭，一定要坚决阻击，掩护总部安全转移。具体任务要等到把冀西游击队杨秀峰处敌情弄清楚后才能做决定。”

       由于周边敌情不明，天又快亮了，机关、部队不便在白天转移。为了扩大南艾铺地区的警戒范围，掌握敌人动向，并阻滞其向南艾铺前进，以便争取机动时间，七六九团团长郑国仲命令一营营长李德生率一、二、四连向南，拓宽正面，搜索前进。遭遇敌人，就阻滞它。又令教导员王亚朴带三连，在十字岭构筑工事，直接警卫总部。其他方向由朱德警卫团和十三团的一个连负责。

　　

　　接受任务后，王亚朴回到连队进行简短动员、布署，3连立即按地图上指定的位置出发。十字岭是靠近南艾铺最高的山梁，海拔1300多米。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数十里，副岭呈南北走向，两脉山体就在这里天然交叉在一起，状似一个“十”字。一条羊肠小道自南艾铺曲折斜通山顶，山顶上有路通北艾铺。控制了这座山，南、北艾铺一带就成了“活棋”，退守自如。三连选择距南艾铺约4公里处的一个制高点，作为连的防御主阵地。副指导员申国栋带一、三排，在此构筑工事；副连长李中基带一排，下到山腿一个小高地上，构筑工事，作为前进阵地，控制三道沟口；构成西、南、北三面布防，控制南艾铺村西北绵延十多里长的十字岭高地，以阻击敌人掩护转移。

清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党校、报社、银行等单位由驻地麻田、山庄分别转移到达南艾铺、窑门口一带。此时，王亚朴带着上级首长的指示从团部返回，他告诉大家十字岭阻击任务的严峻性(因为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庞大，近万人，骡马又多，而警卫部队却很少，只有朱德警卫团和七六九团一营以及十三团的一个连)。王亚朴强调说﹕ “三连是有着光荣历史的红军连，总政治部曾授予模范连称号；1939年曾调作朱德总司令的警卫连，护送总司令与卫立煌会谈往返洛阳；这次一定也能坚决保卫总部的安全。” 全连立下决心誓守阵地，绝不让敌人靠拢，构成合围圈。(根据《李基中回忆录》整理)

　 早上8点，南方十多公里处枪声不断，一营长李德生率部与日军交战了。过了一、两个小时，天空突然出现几架敌机，在南艾铺上空盘旋。6架敌机随后俯冲，投弹、扫射，沟内浓烟升腾。敌机俯冲几次后，飞走了。

上午10点左右，枪声越来越近，形势所迫，总部首脑机关只好撤离南艾铺，直向十字岭。由于，非战斗人员多，统一行动转移目标会更暴露，待到夜间突围已不再可能。于是，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彭总率总直机关和北方局，由郑国仲率七六九团掩护，从西北方突围到太行二分区；罗瑞卿主任率野战政治部，由野政警卫连（实际只有两个排）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六分区；杨立三部长率总后人员由后勤警卫队掩护，向北面突围，各路均配一名作战参谋、一部电台；决定作出后各路人马立即按指定方向突围。

　 十字岭正面的敌人对三连阵地发起进攻。日军从山腿的两侧往上爬，三连(全副日制武器，九挺机枪)依托工事，居高临下，勇猛顽强打退敌人。约十多分钟后，敌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退下去的鬼子又如疯狗般地向山头阵地扑来，王亚朴指挥战士们用机枪、手榴弹打击敌人。很快，敌人丢下许多尸首，再次逃了下去。

        午后，又有一队人马走上山来，他们排着一路纵队像平时行军的样子。教导员王亚朴见状，大声喊道：“怎么这样慢慢腾腾？快，快向那里走！”

奇怪，这支部队和别的部队不同，竟然不听“命令”。为首的一人反而向王亚朴走来，笑着问道：“你看见13号了么？”(13号彭总的代号)

王亚朴回答：“没有看见。”

他又问罗瑞卿、杨立三等首长的情况，王亚朴说： “不晓得”。

王亚朴见他非常焦虑和不安，仔细一看，不由一怔，才辨认出是左权副参谋长，立即向将军敬礼。

左权环顾十字岭的前前后后，又询问王亚朴的职务、部队番号和三连部署情况后，脸上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说：“你们的部署和决心很好。告诉同志们，坚守这个山岭很重要。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山下，丢了这个山岭不堪设想。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没出去，就不能撤退！只有人员都转移出去，才是完全的胜利。”

王亚朴坚定地说：“是！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底。请首长尽快离开这里。”随后，左副参谋长微微笑一笑，点点头，才向通往北艾铺的山里走去。

左权始终和最后面的突围部队在一起。无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信心倍增，士气大长，“太行山压顶绝不动摇，誓死保卫总部安全转移”的口号不时在空中回荡。(根据《宋永珍回忆录》整理)  

　 “战斗坚持了大半天，3连伤亡十几个人，子弹快打光了。大家相互鼓励，没有命中把握，不扣板机，真正做到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为了阵地的稳固，将2排从主阵地调到1排阵地，增强防守后劲。不久，又打退敌人几次进攻。” (《宋永珍回忆录》)   

     下午三点钟，大部分人员已分路突出重围，彭、罗、杨等首长也跳出敌合围圈。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向十字岭发动了猛烈攻击，左权和部分突围人员冲到第三道防线时，壮烈牺牲。

     黄昏已至，血色残阳。十字岭上3连阵地，6架敌机轰炸了三个小时，地面敌人多次进攻抢夺十字岭，被一一击退。总部和地方机关陆续通过山垭口。十字岭东北方向漆远渥政委率警卫排与大羊角方向进攻的敌人浴血奋战，漆政委头部受伤，仍坚持指挥作战。东面出现了空缺，罗瑞卿主任把阻击任务交给了一百多人的朝鲜义勇军，他们只有一挺机枪，敌兵力超过他们好几倍。战斗中陈光华等几个朝鲜同志英勇牺牲。他们顶住了敌人的疯狂火力，至到总部转移。随后与3连互相掩护，由南向北撤出阵地，一起跳出敌人包围圈。从麻田转移到南艾铺的十几个党、政、军、机关单位，成功突围出去了。（根据《华山回忆录》整理） 

    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后，李德生率领的三个连队转入庙山庄打游击。王亚朴按照团参谋长何正文路过十字岭时的指示：“如果口子被敌人封住了，你们连就在这一带打游击。” 率领三连转移拐儿镇以西地区，单独活动，寻机打击敌人。

　　当队伍到后板峪村时，村民们见到八路军很热情，用野韭菜包饺子，前来慰问三连战士们。左权的牺牲引起了整个部队极大悲伤，激发起了三连战士们炽烈的报仇心理与坚韧的战斗意志，个个求战心切。由于，十字岭阻击战中减员，全连只剩七、八十人，弹药几尽，区、村干部和民兵将手中的子弹无偿地送给连队。

      5月29日拂晓，王亚朴率三连抵达苏亭北山东寺垴，在沐池编村干部和民兵的大力配合下，了解到日寇在区域内补给线的运输规律，进行了周密部署。次日，三连会同民兵在东寺垴、东窑沟之间设下埋伏。当日下午1时，栗城日军三百余人押民夫两百余人及两百余匹骡马大量辎重，进入我伏击圈。三连及民兵利用地雷、滚石和打排子枪等手段，给敌以重大杀伤。直到下午3时，敌人得以调整部署，向伏击区反扑，敌众我寡，在胜利完成重创该敌的预定任务后，我三连和民兵早己撤出战场。苏亭伏击战，击毙中佐副司令官1名、毙伤日寇140余名、骡马80匹；缴获物资大部。

　　战后， 七六九团一营主连，受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通令嘉奖表扬。刘伯承师长称赞此次战斗是“军民合作的模范战例” 。

    1943年，根据中共太行分局温村高干会议精神，太行区继续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八路军一二九师奉命，成立太行军区第八军分区，并将第四军分区所辖第二团，第三军分区所辖第七团划归其建制。王亚朴任第二团政治处副主任。

　 不久，调入太行军区第八军分沁河独立团副政委、政委。参与指挥强攻沁阳城的战斗以及焦作战役，并攻入城市腹地，为解放焦作铺平了道路。接着，在豫北战役中，配合陶国清率领的二团一举攻克博爱城，与敌激战三个昼夜，全歼敌保安师八十三团和清化保安联队，毙日军千岛中队长以下93人、伪军200多人、生俘日军35人、伪83团少将团长等683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受中央军委及太行军区的通令嘉奖。(《陶国清将军传略》)

　 1945年10月，沁河独立团扩编为太行军区4军分区第45团，张显扬任团长，王亚朴任政治委员。第45团在本区各线组织小型战役、战斗，与地方抗日武装一齐对敌积极活动，围逼与拔除日伪军据点、碉堡，扩大解放区。 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王亚朴历经无数次的战役，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贡献

        1946年底，编入新组建的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仍为第四十五团)，先后参加了豫北攻势和林县赵家厂攻击孙殿英新五军的战斗，以及豫北1947年冬季攻势及解放清化的战斗。

1948年5月，华北军区成立后，太行军区归华北军区建制(为二级军区)，王亚朴调太行第五军分区任政治部宣传部长。

1949年随长江支队南下福建，担任第三大队军分区副司令员、华东南下服务团第三大队大队长。入闽初期，先后担任南平专署副专员、泉州军分区副政委。

  学政勤志    传书育人

      1950年底，王亚朴调任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协助市委较好地把握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工作，探索宣传工作和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总结出一些在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经验。与此同时，他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注重宣传工人的优秀表现，提倡深入工农兵生活。在贯彻文艺结合政治中心，为工农兵服务上做了不少工作。尤其，1951年厦门市开展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较大规模演唱、展览共19次、演出、展出73场，观众、听众约8万人，其中有歌舞《一九五一颂》、歌剧《鸭绿江边》、话剧《美帝暴行图》、方言短剧《捐献飞机大炮》。此外两次规模较大的歌咏竞赛，参加歌咏队员一万多人。组织推动各种表演、广播、展览、南乐演出……影响较大的是1951年元旦的“抗美援朝文艺晚会”。当时，文艺工作者热情高，参加排练、演出、教唱等活动，无报酬、无餐饮、无补贴，大家一心一意讲“奉献”，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同时逐渐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在工作中更培养了工人、教师文艺骨干，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基础。（根据《厦门市文联成立初期活动纪实》整理）

        仅1951年中，市文联主编的《厦门文艺》出版14期，文协主编的《新文学》出版了28期等等，这些出版物，在指导文艺活动，推动文艺创作，开展文艺批评、扩大文艺与人民群众联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王亚朴对文艺批评十分重视，先后在《厦门文艺》上发表两篇文章《从“一九五一颂”谈文艺创作问题》、《应该重视文艺批评》，肯定厦门文艺界开展的文艺批评是可贵的、有意义的，有成绩的，但也指出存在的问题：第一、还没有解决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和目的性，有的在批评中忽视了“事”，而机械地重视“人”；第二，没有从各方面动员文艺工作者参加这有益的批评工作；第三，文艺批评的开展面狭义浅，没有在开展批评过程中使整个文艺界受到教育。中肯的评价博得文艺工作者的赞许，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收到很好的效果。

        王亚朴除了专司宣传工作外，还注重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深得各方面赞誉。他曾兼任厦门大学兼职副教授，福建省文教委员会秘书长。

     1953年，王亚朴先后调到国家建委编译出版局、建工部技术情报担任副局长、1956年又被调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师院、华东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从此，他把激情凝注在高等教育事业，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而努力工作。

     王亚朴回到他熟悉又陌生的学界，开始新的人生旅程，同时又标志着他著书立学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的他年富力强、富于缜密的理论思辨和深厚的文化功底、富于正义感与责任心，又有过十多年党委领导工作经验的智者，担纲起华东师大领导的重任，意味着华东师大注入了一点新的血液——包括理念、思想、经验。王亚朴深知贯彻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管理好学校的关键。因此，他一到华东师大，首先深入院系细致调研，摸清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其次参阅相关人事档案，再与每个教师个别交谈。在做人的思想工作中，讲求方式，听取意见，体惜下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纠正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左”的偏差，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他不仅经常走入教室听课，还亲自登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常与师生们一起讨论与制定教学计划，强调学校的教育方针、任务、培养目标，就是“以又红又专人才培养为根本”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真才实学”。

        然而，在1958年 “大跃进”中，崇尚实事求是的王亚朴不愿随波逐流敢于讲真话，发表“全民大炼钢炼出的是‘豆腐渣钢’”等言论，以及对学制改革要求符合“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精神，各地千篇一律地采取了缩短学制年限的做法，持不同意见，而被错误地定为“严重右倾”。接着，随后的“文革”，王亚朴更是遭受莫名其妙的批斗和打骂，隔离审查。在逆境中的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硬是挺着脊梁做人。仍然坚持学习，潜心教育研究，并自学世界语、心理学(1965年，由中国心理学会创办的第二个会刊《心理科学通讯》开始改在上海出版，编辑部设在华东师范大学，由王亚朴任主编 )。

       前后二十年的沉重、迷惘和愤怒，王亚朴人生中最宝贵和旺盛的时光，就这样在批判、斗争和打骂的恶浪中流逝了。1976年“文革”结束，峰回路转。1979年，教育部批准华东师大新建心理学系，他兼任系主任。1981年，《心理科学通讯》复刊，再任主编。他为推进了华师大心理学的学术科研进程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王亚朴对世界语亦情有独钟，早年在“狱中”就开始自学这门语言。1980年，他与有识之士组成上海市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先后历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名誉理事、上海世协顾问等。他积极从事世界语的学习、宣传、推广和运用的义务活动，尤其是1981年湖北省世界语协会承办第二届世界语年会时，因长期的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解放还相当困难，湖北省世协会只好委托黄石市世协会承办。由于，会议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正当组织者处于“杯弓蛇影”之中，黄石市武装部来电说：“接到武汉军区首长的电话，有位首长(王亚朴)到黄石参加此会”。并商量派车、食宿事宜。王亚朴的到来，给了与会者壮了“胆气”。年会上，王亚朴发表了《世界主义和世界语学习》之论文。他的和蔼、平易、学问博得与会代表们的尊敬与称赞。(参阅张丹忱：夹缝之中开奇葩)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王亚朴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也为其提供了大舞台。1982年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大举办高校干部进修班，以提高高校管理水平、提高办学效益。王亚朴受命主持其事。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王亚朴有切肤之感受，深知管理是科学，管理是效益。他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管理学的资料，心中激起层层波澜，深深地体会高等学校管理一系列问题是当务之急的研究课题。于是，他领衔组织了14位有志于高校管理研究的中青年，全心全意地扑到这项工程中。经过艰苦奋战，不仅高校管理研究班顺利开班，而且“高等教育管理”一书正式出版。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组织大家从国内外450多种书刊和报纸几百万字的资料中，精心选遍了60万字的《高等教育管理文摘》。他在集中全力编著大部著作期间，还忙里偷闲撰写论文，先后发表了《关于解放初期我国社会性质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革命两步走》、《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高等教育与小康目标》、《高等教育与生产力发展》、《论高等教育领导管理体制—双规制》、《世界语和世界语主义》等20多篇论文。这些著作曾获优秀图书奖、优秀著作奖和优秀论文奖等。还担任大型工具书《辞海》的编委工作。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人们思想上的倾斜，也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课题。1986年，华东师大教育管理学院决定举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班，请王亚朴主持。于是王亚朴又把精力倾注在班上，和有志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者一起，编著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一书，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论、教育论、组织论和方法论的体系，特别是他明确提出高校是精神文明的基地的观点，深受人们赞同。不久，他所支持编写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一书，于1988年在安徽出版被评为优秀图书一等奖。专家评论说：“适合时代需要，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建立了新的体系。”1989年，该书又被上海市教委指定为高等教育管理者的必读书目之一。他为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理论研究。

       同时，为了适应新时期教育科学人才培养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需要，王亚朴虽年事已高,仍身体力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又开始思考关于高校管理的“全面”的构想，义无反顾地决计再研究编一本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课题：“高教论”。组织有志者在一起，经过奋战，终于出版了《高教十论》。《高教十论》虽然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理论问题，但它涉及到学科理论、教育哲学理论、高等教育专业理论和体制类型理论，无疑都是当前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每论各有新意，为提高高校办学效益，大面积地培养高层次建设人才提供有益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几十年来，王亚朴为把这所高等学府建设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社会主义新型师范大学，几乎把全部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这所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初心永不忘   本色方能久

1983年，王亚朴离休后，学校领导出于多方面考虑要他出任华东师大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组织观念很强的王亚朴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而且以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和高度的热情关心支部工作和离休干部，他不辞劳累地走访了40多位老干部，受到组织和同志的一致好评。

在担任离休支部书记时，虽已年迈体弱，但他仍不顾自己的一切，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家人劝他应注意休息，别做“拼命三郎”，可他十分固执，说“不这样干，事情无法完成。属于我的时间不多了。”特别是当他突发脑梗塞，心肌梗塞、咽喉溃疡三病齐发，经医院精心医治转危为安之时，还是躺在病床上，一边吊针、一边修改书稿，见者无不为之动容。出院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借助放大镜操作电脑键盘，为书稿润色打磨。由于眼疾而看不清屏幕上的文字，看不见鼠标的滑动，又常常造成错误指令，使得花费多日心血打好的章节被删除。但他仍然顽强地咬着唇，一个一个字重新打起。 王亚朴如此拼命正缘于他所言 “凭党性、凭人心，把心力尽到最后一刻”，与疾病斗争，和生命赛跑！晚年的他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八路战三狼——豫北抗战旧事》以及《余热集》。

　 王亚朴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从思想上，学习上和经济上帮助贫困青年。红军长征胜利60年之际，国家发给他4000元，他却加上自己积蓄的2000元，凑足6000元，作为贫困青年的学习费用。对青年人的关怀，使青年学生学到了不少东西。华东师大学生王永伟说：“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珍藏不尽的财富—革命经历，优秀品质，高风亮节。”还有一位大学生钱静敏锐地捕捉到了王老师身上所闪耀着的乐观向上的品质，感受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国忧民精神。王亚朴晚年关心下一代的热情，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敬重。王亚朴曾多次被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分子，1988年，先后荣获国家和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参阅上海关心下一代门户网站《王亚朴九十春秋风云路》)

　　王亚朴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党员，他始终不谕地坚持理想和信念，作为一个亲历十字岭战役的老八路，他深深地缅怀为国殉难的左权将军。1984年，年事已高的他和欧致富、辛嘉功等老将军翻过重岭，爬过高坡，艰难跋涉十字岭。他们步履蹒跚走上左权纪念碑的台阶，颤颤巍巍地举起黄色菊花，一边鞠躬一边高喊：“左将军，我们来看您了！” ，老将军不轻易落泪，此时泪洒碑前。在场的党史研究工作者、媒体记者以及观众无一不为之动容。老将军们的一言一行仿佛与在场群众进行精神的对话，告诉大家今天的幸福，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啊！告诉大家革命的精神需要年轻一代人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直到永远。

2009年11月19日，王亚朴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走完了九十三个春秋的风雨路程，他把毕生精力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作为一个老红军、老党员始终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始终不谕地坚持自己的尊严与良心。他崇高的革命品质和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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