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立中学是我人生重要起点一一纪念高中毕业60周年 (59级卞庆祖)

吴兆苏

　　我1953年进民立中学初中，后直升高中，1959年高中毕业。大学是英语专业。我一辈子从事美国研究、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等三个领域的工作。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我两次赴美国任职共9年。第一次是1977年至1981年在驻美联络处和驻美使馆工作。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后不久就访问美国，使馆领导决定我作新闻联络官，参加接待工作。期间，我身挂级别较高的证件，可在一些重要场所自由活动。1979年1月29日上午，美国政府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邓小平访美仪式。小平同志乘坐的贵宾车刚停，卡特总统就跨步上前，与小平同志热情握手，我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场景。

1979年1月31日下午，邓小平在布莱尔国宾馆接受美国三大电视台的联合采访。在这场“破天荒”和“史无前例”的问答中，小平同志满满自信，坦率果断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还会继续下去”的国策。我也在只几米处，身临其境。亲历了的这两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同时，还经历了中美关系中一些重要事件，例如，作为使馆代表全程陪同习仲勋率中国省长团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中国高官团访美。

作者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合影

　　80年代末，我加入民间外交队伍一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未完全脱离美国工作。本世纪初退休以来，先后受聘于三个在京智库当研究员，公开发表了关于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文章40余篇，近30万字。还经常参加研讨会，直接或间接地为外交决策“建言献策”。非常幸运，我既是中美关系建立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蜜月期”的见证者，又是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这种情况不多见，因为70年代在美国工作的很多老人已经逝世，而健在仍做研究的极少。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为国家为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那是与民立中学6年学习密切相关的。

民立中学的6年正值我青春成长期。民立中学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而且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民立中学的政治氛围良好。由于老师的教导和学校的各种活动，我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积极上进，誓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慢慢明确了政治上努力的方向。工作后继续要求进步，还加入了党。改革开放前，我在英国和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努力站稳立场，抵御在花花世界中包括“美人计”的各种形式诱惑。在长期的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工作中，牢记维护国家利益和时刻把祖国放在第一位的根本信念。

民立中学的教学既严谨又全面。语文老师传授的中文基础和对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视和运用，让我毕生受用。数理老师的教学，使我逐渐养成思维缜密和逻辑清晰的习惯，对长期研究写作很有用。至于外语，50年代民立虽教授俄文，但民立历来英语强项的传统，仍激发对外语的兴趣，推我走上学英语和搞外交的道路。

在音乐方面，民立中学有架钢琴，我常去“摸”，记得音乐老师周日在家教过我掌握音乐节奏等。音乐成为我一生爱好，以至用上在民立学到的音乐基础， 在高级外交活动的余兴节目中“妇唱夫弹”，留下了美好长久的回忆。在美国工作时常去外地活动，都是我讲话后“妇唱夫弹”，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新形象，一时传为佳话。

1985年至1989年我偕夫人韩文君去驻美使馆工作，这是第二次前往美国常驻任职。8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与前驻美大使韩叙友谊深厚，所以他破例经常来中国大使官邸做客。为衬托友好欢乐气氛，韩大使提出要使馆外交官表演几个小节目。韩文君原是女高音歌唱演员，自然可以发挥作用。而我这个音乐爱好者会拉点手风琴，也就作为伴奏滥竽充数了。我们先后三次亲历韩大使宴请老布什的活动。1986年12月23日，时任副总统的老布什应邀偕夫人一行十余人，来到中国大使官邸过圣诞节。在那天晚上，活动的高潮之一是我们“妇唱夫弹”。当我们演唱中国民歌《敖包相会》时，老布什问是不是专门请来的歌唱家，使馆人员回答说，韩女士是外交官卞庆祖的夫人。老布什听后很高兴，带头鼓掌。他临走时握着韩文君和我的手说，歌唱得很好，今年圣诞节过得愉快极了。第二次是1987年元月5日，老布什邀请韩大使夫妇等到他副总统官邸作客，还特意提到，“别忘了请那对会唱歌的夫妇也到我家来，我和家人喜欢听他们唱歌”。1988年12月22日，候任总统老布什再次来到中国大使官邸，同中国朋友共庆圣诞佳节。韩文君用英语演唱了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艺术歌曲《圣诞之夜》，声情并茂，受到欢迎。此时有人注意到大家欣赏“妇唱夫拉琴”时，老布什夫人芭芭拉竟被中国人能用英语演唱这首圣诞歌而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个夜晚，在中美外交史上也值得存有记忆，《人民日报》以“腊月欢聚韩家村”为题发了一篇特写，美国和海外报刊也作了报道。

　　夫人韩文君为布什夫妇等美国客人唱歌

左起：葛绮云(韩叙大使夫人)、布什、布什夫人、韩文君、韩叙大使、卞庆祖

话题回到民立，民立中学校风端正朴实。学校日常教育和组织去农村、大炼钢铁等社会活动，很好地磨练了年轻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精神。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下放锻炼是常有事。1965年我去厦门一万米外的青屿岛下放一年。青屿岛0.06平方公里，是一个无饮水、无用电和无居民的“三无”小岛，周长仅800米。全岛坡陡坑深，还有峭壁，最长的一条平路也只七八十米。这个炮兵连没有营房，官兵都睡在潮湿坑道里。全连日常活动，除了上下坡抬石头、修筑工事碉堡外，就是应对三千米外国民党二担岛的炮击和防其“水鬼”(二担岛官兵)偷袭的军事训练。我这个近视500度的新兵在“优待”一星期后，就单独荷枪实弹站岗放哨了。说实话，开始的日子，每夜起床站岗不仅不习惯，而且还有些害怕。由于不适应环境，我上岛便全身皮肤过敏发痒，起水泡并化脓，直到下岛后才痊愈。我一年后虽安全回京，但老年患多种脊柱和关节的疾病，医生说与这段经历有关。

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境战。10月底，与临时借调的在京外语院校高年级学生同抵拉萨后，我被分到藏东地区。接着，连续六七天“急行军”赴西藏东南部察隅。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大卡车没有座位，而是从车后爬上坐在配发的各自行李包上。西藏天气寒冷严重缺氧，身穿棉衣棉裤、皮靴和羊皮大衣还时而感到冷。途中因路况不好，卡车颠簸厉害，坐在车尾有时颠得撞上顶篷。那时，公路上每百十公里有管吃住的“兵站”，但设施非常简陋，无睡具，每间大房只有可供五六人睡的木板的大通铺，行李还需每天自行装卸车。有次卡车在5000米的雪山抛锚，本已缺氧喘不上气，但需下车，还推了好几百米车。我们赶到察隅，“瓦弄战役”没有完全结束。上级通报说印军指挥官考尔中将“不知去向”，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由于尚未清扫战场，我带战俘去战地识别考尔，不断听到枪声。不时挨个翻尸体辨认，“异”味难闻。还有几天露宿野外······，亏得年轻，一切都“挺过来”了。战事平息后， 在战俘营虽仍住帐篷野外生活，但相对安定了。

回想起来，在这些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我不畏险恶劳累能“扛得住”，民立中学的教育和锻炼是起了作用的。

光阴似箭，离沪来京整60年。民立中学6年是毕业后60年走南闯北“打拼”的准备阶段，成为我一生的重要起点。

在从民立中学出来的一个甲子年里，我挡住西方花花世界糖衣炮弹的进攻，还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难：既进了高级外交的“厅堂”，又下到边疆海岛的“厨房”；不仅在同欧美人士打交道中不卑不亢，而且也在退休后始终坚守平淡生活。我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想到民立中学的人生“起点”，由衷感谢民立中学老师的谆谆教诲、辛勤耕耘和同学的帮助，同时也为自己是“民立人”感到自豪和荣耀！

最后，祝愿上海百年老校一一民立中学越办越好，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卞庆祖

2019年7月19日

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