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北到瓯江之滨——山东干部南下温州纪实

杨振东

1948年秋，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 发展，作出了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战略部署。

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统一部署，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共9个中队1200余人）随军南下温州。这支队伍跟随第三野战军第八、九兵团，参加了强渡长江突破天险的全过程。渡江后，随军参与筹粮、打扫战场和接管城市等战勤工作，历时40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随军支前的使命。有些同志甚至在渡江的征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南下温州分配工作后，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巩固和建设新温州，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史料链接）：中共山东渤海区委：

1944年1月，鉴于冀鲁边与清河两区联系已经打通，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公布：清河与冀鲁边两区合并为渤海区，建立中共渤海区委，八路军渤海军区。景晓村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

一、组建队伍，随军南下

1949年1月初，渤海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和华东局的要求，确定渤海区党委四地委抽调干部南下。

四地委南跨黄河下游，辖惠民、阳信、无棣、沾化、滨县、蒲台、利津、垦利等8县，均系老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地委到各县、区、乡镇（村）党政领导机构均比较健全，革命秩序稳固，是华东前线“要人有人，要粮有粮”的可靠后方。华东局和渤海区党委领导机关均曾驻于该区阳信、无棣等县境内。

1月中旬，四地委遵照渤海区党委的指示，召开了县委书记及地直机关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地委扩大会议），布置落实抽调南下干部 工作。具体要求如下：各县要组成两套班子，一套留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分好后上报地委，由地委选定一套班子南下；地委领导班子由区党委选定；凡从江南及江淮地区先后北撤至渤海区的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一般都要动员其南下。在工作步骤上，首先做好思想动员，提高觉悟；其次按照“自愿报名，领导批准，去留皆顾，全面安排，走者愉快，留者安心”的政策，动员广大干部积极报名；报名结束后，各县委根据各人的工作能力、经历、表现以及身体等情况，拟定初步名单报地委审批，待批复后正式公布。

地委扩大会议后，地、专直属机关及所属各单位非常活跃，提出了“把最好的干部送到江南去”的口号。各县广大干部普遍行动起来，个个表示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广大干部的共同呼声。各县、区的组织动员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名单公布后，被批准的同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感到十分的光荣；未被批准的同志则心急如焚，缠着领导苦苦请缨，甚至出现个别同志发动父母和妻子向领导跪求的现象，足见当时山东人民支援南方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

2月初，四地委所属8县抽调南下干部的任务顺利完成。中旬，南下干部到阳信县何家坊集中，接受渤海区党委暨地委的整编。四地委南下干部被编为第四大队，8个县及地专直属机关各编一个中队，各中队根据具体情况下设若干小队和服务性班组。

第四大队领导成员：

彭瑞林：党委书记兼分区第一政委、三支队党委委员（即渤海区党委委员）。

李铁锋：大队长、党委委员。

王文长：党委副书记兼副政委。杨信：军分区司令、党委委员。王耕野：组织部长、党委委员。习绮寿：宣传部长、党委委员。傅光汉：副大队长、党委委员兼秘书处主任。

地、专机关党、政、军、群、保卫、通讯等工作人员，统编为直属中队（九中队）。

军分区保持原编制，与直属中队协同行动。

各县南下干部各编一个中队，惠民县为第一中队，阳信县为第二中队，无棣县为第三中队，沾化县为第四中队，滨县为第五中队，蒲台县为第六中队，利津县为第七中队，垦利县为第八中队。

整编结束后，各中队传达了《行军立功条件》，宣布行动纪律，要求全体干部必须改变地方工作分散活动的习惯，加强集体观念；要和部队一样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通过学习与整编，使南下干部提高了认识，进一步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明确了随军南下的重大意义。

2月25日，第四大队南下干部离开四地委驻地，赴华东局党校集训待命。至此，他们离开父母、妻子和子女，告别亲友，满怀激情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3月初，四大队到达华东局党校驻地鲁南临城沙沟，开始了整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取华东局和校部领导同志的传达报告，学习 接管城市、新解放区的政策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文件精神，由学员自作笔记和小组讨论。通过整训学习，提高了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明确了干部南下的任务、目的与要求，为南下接管新区打下了基础。

二、临危受命，开赴前线

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比预想的要快。1949年3月，百万解放大军已集结在长江沿岸，加紧渡江准备。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华东局决定让正在华东局党校集训的三支队四大队提前结束学习，随军参加渡江战役，配合大军渡江，为渡江部队筹集粮草。

3月24日，彭瑞林向各中队传达了华东局的决定，要求大队干部提前结束学习，赶赴长江前线随军渡江筹粮。根据华东局指挥部的规定，随军干部每人发给粗、细布军装各一套，军鞋两双，军帽一顶，配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3月26日，四大队全体干部穿上崭新的军装，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后，都为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感到非常高兴，感到莫大的光荣。

3月31曰，大队转由淮南铁路继续南进，次日拂晓到达合肥。合肥系皖北重镇，是长江中路前线的后卫。因离前线较近，敌机不时侦察骚 扰，故对城市管制很严。大队通知各中队，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城，如需购买物品，每小队可派1名代表由中队派人带队前往，速去速回，不准停留。队伍在合肥住了三天后，华东局与总前委有关部门决定，四大队一分为二，分别跟随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五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二十七军过江，并拟定了各中队随军方案。同时，兵团部还派出代表协理大队行军及供给事宜。

下午4时左右，队伍集合于临城沙沟车站，乘火车顺津浦线向南开去，夜半到达徐州。第二天上午，观看了经过淮海战役洗礼的徐州市容。下午继续乘车南下。3月28日凌晨2时许，到达蚌埠城北的曹老集。因淮河大桥被敌军炸毁，火车不能直达，队伍只得步行数里通过浮桥进入市区。此时，蚌埠虽解放不久，但社会秩序井然，商店和影剧院照常营业，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一派欢乐气氛。南下干部全体同志在蚌埠稍事休息后，即分头深入居民家中，了解风土民情，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在党校学到的内容作一次实践。离开蚌埠前，大队通知各中队，让女同志和不能跟队的病号，暂留蚌埠由当地组织代管，待大军过江后再归队。当时共留下约30余人。

4月6日凌晨4时，队伍集合在合肥火车站附近大队部驻地，彭瑞林和李铁锋都讲了话，宣布了行军计划：此去长江前线300余里无车可乘，全靠步行，每天行程80里，须4至5天才能赶到。为避免敌机骚扰, 每天提早出发，中午休息，下午3时后再走，推迟宿营时间。行军时由部队派来的同志负责带队。

队伍离开合肥，沿公路向东南方向前进。途径肥东县，进入巢县境 内的丘陵地带。在行军途中，群众对解放军非常热情，无论是中午休息，还是晚上宿营，当地群众都主动让房、出借炊具，还为部队送粮食。民众的支持，对士气鼓舞很大。

4月9日，四大队顺利抵达巢县城关宿营，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三、冲破天险，顺利渡江

巢县系长江北岸之纵深，紧临烟波浩淼的巢湖，支派漕渠多与长江港汊相连。几个月来，渡江大军利用这一带天然水域、水面演练了游泳泅渡、操桨把舵、行船射击等水上作战技术，为强渡长江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4月10日，在巢县城内文庙大院里，大队召开备战动员大会，彭瑞林作动员报告，并宣布第四大队正式编入第三野战军所属的第二十五军和第二十七军。总的配属方案是：一、三、五、七4个中队编入第 二十七军；二、四、六、八4个中队编入第二十五军。各中队具体配属是：一中队编入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三中队编入第八十师，五中队一部分编入第七十九师、一部分编入第八十一师，七中队和直属中队部分人员跟随第二十七军军部行动。二中队编入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四中队编入第七十四师，六中队编入七十五师，八中队编入第七十六师。各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给所属团、营 和连队，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

4月11日，四大队由部队同志带队出发，经东关车站，进驻运漕以北的几个村庄中，进行战前准备。4月19日凌晨30分，大队紧急通知各中队按原定分编方案赴部队报到。各中队随军过江的妇女及体弱有病的男同志共40余人，暂编为临时妇女队，由七中队兼管，以便照顾。

彭瑞林、杨信及王耕野和直属中队大部分人员，随第二十七军军部行动，负责和一、三、五、七中队保持联系。李铁锋、王文长、傅光汉、刁筠寿及直属中队部分人员，随第二十五军军部行动，负责和二、四、六、八中队保持联系。到达岗位后，则一切听从部队指挥。中饭后，各中队、小队分别离开原来的建制，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各自战斗岗位，和部队一起临江待命。

4月20日上午，四大队党委指示各中队召开党员会议，要求每个党员向组织作出保证，在过江战斗时，必须勇敢镇定，和部队并肩前行，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摇，要做部队的助手。同时做好非党员同志的思想工作。下午，兵团司令部下达预备渡江的动员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前线指挥部命令：不准喧哗，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不准离队，紧跟前面同志，依次上船；遇上敌机敌舰，不要惊慌；加速驶进南岸，尽快夺取敌人的滩头阵地。战士们也纷纷写决心书和挑战书，争取做‘江南第一 船”，看谁最先登上长江南岸。

下午7时，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五军两军作为第一梯队开始向江边运动，四大队1200余名随军干部紧跟其所属部队进入阵地。夜幕降临，20时许，根据中共中央下达的向江南进军的命令，第二十七军和第二十五军的主力梯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抢渡长江。

4月21曰凌晨，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七军主力迅速涌上南岸。天亮时，第二十七军的先头部队进至繁昌，第二十五军攻下三山。至此，蒋介石吹墟“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土崩瓦解了。

随军南下干部各中队、小队因事先已分编于各自的师、团、营、连 中，所以分别跟随其所在部队一起行动，因此各队渡江时间各不相同。第三、五、六、八4个中队的全体人员和第一、四、九3个中队的大部分人员，均于20日夜晚至21日拂晓随军渡过长江；第二、七中队全体人员及第一、四、九中队小部分人员也于21日傍晚随军渡过长江。

四、随军转战，辛苦筹粮

四大队随军干部从4月21日渡过长江至5月中旬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随军转战，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尤其从湾址、宣城到郭溪、广德追歼堵截溃军的行军中，为了赶到敌人的前头，日夜兼程，冒雨前进，日行百里。有些同志脚上磨了泡，只能挣扎前进，跌倒爬起来再走，但士气依然不减。他们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随军干部不管多苦多累，始终情绪高昂，为部队做好后勤保障。

筹粮，是随军干部的首要任务。在随军转战中进行筹粮工作，必须趁部队休息、宿营或停下来围歼敌人的时候，抓住时机外出筹粮，或是边行军边筹粮。

大军渡江的第一天，为了追击敌人，抢占纵深城镇，全军以炒米为食。第二天开始由各部自筹解决吃饭。凡大军初到，未经战火的地方，筹粮工作并不很困难。但是在大军接连过境后，有的地方遭国民党溃军骚扰，筹粮工作就比较困难。随军的四大队干部不得不到处奔波，千方百计地筹粮，有时甚至要冒着巨大风险远离部队筹粮。如三中队四小队到湖州的袁家汇的一个小镇筹粮，发现那里竟还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营，小分队机智应对、巧妙周旋，才顺利地搞到两船大米。

四大队在完成筹粮任务的过程中还协助部队作了不少临时性的战勤工作，先后打扫了湾址和广德两个战场，接管了荻港、宣城、郎溪、桐乡和嘉善等5个城镇。这为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加速向前推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5月3日，杭州解放后，四大队及分散在部队各师的中队都收到华东局的电令，要求恢复原来建制。于是各中队相继告别了所在部队，开赴杭州集中。至此，四大队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五、服从安排，接受分配

1949年5月上旬，彭瑞林率一、三、五、七4个中队及大队机关人员离开第二十七军随七兵团沿沪杭线前往杭州；李铁锋、王文长率二、四、 六、八4个中队及大队部分工作人员，离开第二十五军，相继到达杭州。 至此，第四大队恢复原来建制。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第四大队全部分配到温州工作，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向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介绍了温州概况。

5月中旬，第四大队南下干部分批乘火车到达金华，从金华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转乘小船，于5月底相继抵达温州。同时，省委将分配到宁波工作的一支队党委委员李培南临时改派到温州，作为省委接管温州的代表，于5月26日到达温州，为四大队南下接管温州做好准备。

早在南下干部到达温州前，温州已于5月7日和平解放了。于是，6月中旬，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决定由李铁锋带一、三、六、七4个 中队及大队部少部分人员约500余人留温州地区分配工作；彭瑞林带二、四、五、八4个中队及大队部大部分人员到丽水地区分配工作。杨信率原分区机关90多名工作人员到绍兴组建军分区。王文长于5月中旬抵达杭州后，即带大队部部分同志留省府办公厅工作。

7月1日，四大队一、三、六、七4个中队和温州地方干部，在温州大众电影院，召开会师暨纪念"七一”大会。会后，着手开始分配工作。

一中队105人全部留温州市区工作。由政委刘朝中带领60余人，分配到军管会政务部和公安系统工作；由中队长李裕林带领40余人，分配到军管会工交财贸系统工作。

三中队145人全部留温州市区工作。由政委黄生带领80余人，分配到党、政、群等机关工作；由中队长崔子明带领60余人，分配到公安系统工作。

六中队分别由政委戴尚义带领40人，分配到平阳县工作；中队长田云涛带领36人，分配到青田县工作；组织部长孙凤桐带领24人，分配到乐清县工作；其余2人，1人留市区，1人调瑞安。

七中队分别由政委魏俊哲带领58人，分配到永嘉县工作；中队长张洪勋带领21人，分配到瑞安县工作；组织部长宋砚田带领30人，分配到温州地委、专署机关工作；宣传部长李子甫带领8人，分配到平阳县工作；另2人分配王环、文成两县。

根据分配方案，一、三中队于6月底7月初到位；六、七中队于8月中旬到位。四大队南下干部的到来，加强了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同年冬及翌年春，又有一部分财贸干部相继到温州，充实各有关工作部门。

在专员公署成立的同一天，温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成立，省委任命李培南为温州市委书记，胡景碱为市长。不久，又任命王耕野为地委组 织部长，一中队政委刘朝中为温州市委秘书长，三中队政委黄生为市委组织部长。

1949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将浙南地委改称中共浙江省第五地委，并调整充实领导班子。其中，李培南任第一副书记，李铁锋和四大队组织部长王耕野为委员。8月26日，第五区专员公署成立，作为浙江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李铁锋任第二副专员。下辖9个县人民（民主）政府。同时，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公安局、粮食局、文教科等专署工作机构也随之逐步建立起来。

9月，各县主要领导干部也相应作了调整：陈辉任泰顺县委书记，林永中任县长；魏俊哲（原七中队政委）任永嘉县（双溪县改称）县委书记，胡国洲任县长；张金发任文成县（大南县改称）县委书记，刘日亮任县长；郑嘉顺任瑞安县委书记，张洪勋（原七中队中队长）任县长；叶龄银任乐清县委书记，仇雪清任县长；戴尚义（原六中队政委）任平阳县委书记兼县长；徐寿考任青田县（1963年划归丽水专区）县委书记，田云涛（原六中队中队长）任县长。

浙江第五地委、专署和温州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县委、县政府建立后，南下干部与温州地方干部在完成城市接管的同时，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征粮、生产自救、支援前线、民主建政等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新生政权的运动，为温州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效保障。

【附转发编辑者补记：

1949年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复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 军的电报中，要求“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随即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并要求在此接受各战略区正在南下的15000名干部，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同月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委员有杨思一、黄知真（已故黄道其子）、李丰平、陈洪、张雨帆、刘格平（未到职）。根据形势需要，决定由谭震林负责作战指挥，率七兵团挺进浙江；谭启龙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进行浙江省情调研，并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前干部的思想、组织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能按省、地、市、县委成套的班子迅速到位，顺利地进行接管工作。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多人。

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办所属专门 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陆续汇聚临城地区，与已先期到达的第一批南下干部会合。至此，南下干部队伍达1. 5万余人，集中驻扎在临城周围的沙沟镇和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在临城，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 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全体南下干部作 为华东局党校学员，进行集中整训学习。

7月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再次肯定了浙南党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工作和成绩，指出“浙南地委在长期远离 上级领导，独立在敌后坚持斗争阶段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决定》宣布将原浙南地委改为五地委，龙跃、李培南、林辉山、郑海啸、刘正发、邱清华、胡景碱、张金发、陈辉、曾绍文、张蓬、李铁锋、郑梅欣、王耕野、王林芳、叶铃银等16人为地委委员，龙跃、李培南、林辉山、郑海啸、刘正发、邱清华、胡景碱等7人为地委常委，龙跃为书记，李培南为第一副书记，林辉山为第二副书记。《决定》还对地委当前的工作任务做了安排，对南北干部会师中出现的误会做了说明，承担了责任。】

附录：山东南下赴温州干部名录（编者注：到温后几年里，原分配市县部分干部有跨地区调动。）

【原文/林洁（温州党史办） 原文标题《山东南下干部入温州》 转发编辑附补记附表格搜集/杨振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