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麻风病院

天问

今天看到李桓英医生带给麻风病人一束光明的文章，想起一篇我十年前写的回忆当年第一次走进麻风病院的旧文。现在贴在这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四十年前麻风病院是个什么样子。

一 ，高原之路

1973 春天，我要转到父母下放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去工作。我和妈妈登上了从北京西去的火车，经过三天两夜的咣当，先到了甘肃的省会--兰州。接着往下走，还要坐八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这期间，首先要翻越横亘在临夏和兰州之间的大山-七道梁， 然后经过临洮，临夏两州县，再过土门关才能到达甘南， 全程270公里。七道梁海拔3000多米，山高，坡陡，急弯儿多， 走起来相当危险。听说现在已经修了隧道， 而且是西北地区最长的隧道，有4000 多米。这样一来，汽车就不用再爬山，肯定会安全，快捷的多。

第二天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我们的车就出发了， 为的是赶早到甘南。 那时的长途车又小又窄，座垫贼拉硬，而且颠得很厉害，有没有减震器？很难说。车上坐满了人，一个挤一个， 连中间的小走道都塞满了， 还有不少穿着大皮袍子的藏民。出了兰州城，车就爬上了七道梁。 山高有雪，再加上一个急弯跟着一个急弯，车子只得缓慢盘旋而上，走的像蜗牛爬。虽说我得了个靠窗的座， 本想能靠窗来个隔窗观景儿，可还没等看到景儿，就先晕了车。肚子里的东西翻江倒海一个劲儿的往上撞。 我赶紧打开车窗，站起身来，探出窗外，哇哇的大吐。打这儿开始，我就难受无比，一路上迷迷糊糊，什麽走临洮，过临夏，穿土门关，是统统都不知道了。 等到了合作，甘南州的首府，我连肚子里的苦胆水儿都倒干啦。

“下车了， 下车了！“，随着司机的呼喊声，我晃晃悠悠地和妈妈一起下了车，脚刚一落地，浑身就打软，差点跪下， 妈妈赶紧拉了我一把， 这才直起了腰，站稳了身。合作，地处青藏高原，海拔3400 米，正常的人从内地乍来到这儿，也够他喘一阵子的，更甭说我这吐了一路，一天粒米未进的人了。 我是三步一停，五步一坐，幸好有老妈拿着东西。说来惭愧，快二十的人了，还得要老妈扛东西。可那会儿我真是自顾不暇，连腿都迈不开了。

还算老天有眼，车站离旅店不远，花了半小时总算挪到了地方。打店住下，赶紧塞点东西进肚儿，倒头就睡， 一觉到天亮。

当时，我父母是被下放到一个麻疯疗养院，就是麻疯病医院（听起来怪吓人的吧？），离合作还有240 公里，众所周知，麻疯疗养院一般都设在人烟稀少之地， 所以合作并不是我们的终点站，还要再坐上医院自己的生活车，从合作出发，再开6，7个小时，才能到达疗养院。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我们顺利地坐上了疗养院的生活车。 这是辆崭新的日本四吨小日野，一身青草绿色好漂亮， 烧柴油，跑起来很有劲儿。当年在甘肃大道上跑的最好的车就是这日野，大车有十顿的，都是日本赠送。 开车的司机姓田，四十开外，是四川人。车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看得出来，田师傅视它如珍宝！驾驶室里是一排三座，座垫不软不硬很舒服；前窗是一整块明亮的大玻璃， 视野非常之好！这回我和妈妈就坐在驾驶室里， 和昨天的长途汽车相比， 真是鸟枪换炮了！

车出了合作，一路朝南开。当时，在一般国人脑子里，一提起甘肃， 嗷，大西北，黄土高原，紧接着就是一幅满目焦黄，飞沙走石的图景，所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嘛。可现实却大大出乎吾辈所料！道路两旁是青山绿水相依，蓝天白云环绕，依山而起的藏民阁楼和梯田鳞次栉比，好一道养眼的风景线！根本不是原来想象中的不毛之地，黄土夯房。 原来，甘肃有肃北肃南之分， 肃北，就是张掖，酒泉（核试验基地）， 嘉峪关一带，那儿是所谓春风不度的贫寒之地；而肃南，像甘南，武威，天水一线，接邻四川，是山青水秀之乡， 国宝大雄猫就经常出没于此地。透过日野车的大前窗，观赏着眼前的美景，我一点也没晕车。田师傅告诉我，其实，昨天路过的土门关即是临夏和甘南的州界又是南北气候的分水岭，只要到了土门关的甘南一侧，便是满目青翠，柳岸花明，只是因为我当时晕车什麽都没瞧见。

那时候，从兰州到合作的公路， 就是现在212 国道的前身，是一条1级沙石路（当时最好的公路），连它都无法和现今的国道比， 就更甭说从合作到疗养院的路了，它根本没有级， 坑坑洼洼的，能走通就算是好事儿，动不动还会遇上塌方或是桥被洪水冲断， 车就得掉头， 原路返回。幸好田师傅的驾技名不虚传，别看他说话时又冲又快，大大咧咧的，可开起车来却是有条不紊，谨慎小心，车开的很稳， 再加上，一路上塌方，断桥都没遇着，我们的车顺顺利利地在蒙蒙幕色中开进了疗养院的大门。

二， 院内生活

“日野车，日野车“，一群大人，加带一帮孩子欢呼着迎了上来， 好像在迎接久别的亲人。人头耸动，晃来晃去，忽然，我好像看到了爸爸的身影，是爸爸！他穿着那件我所熟悉的中式蓝褂， 正在向我们挥手呢。 我赶紧跳下车， 跑了过去。

三年多没见了，看上去爸爸还是老样子，笑呵呵的，看来虽然是下放，但他并没遭到多大的罪？也许是因为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外表上看不出来？“爸”我叫了一声。他微笑着，上下打量了着我，“嗯”了一声， 不知道是知识分子的矜持呢， 还是要显示作为父亲的尊严，爸爸对我总是那麽一种严父教子的态度。

“快，快，快，赶紧卸车，田师傅还得回家吃饭呢!” 妈妈催促着我。我赶紧转身，迅速帮妈妈卸下我们从北京带来的大包小包，扛起来就走。这时，爸爸妈妈的同事们也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和我打着招呼， 有几个年轻人还抢着帮我们扛东西。转眼间， 天已经全黑了， 不远处有几排微弱的灯火依稀可见， 我想，那应该就是我们在西北的新家吧？

进了家门， 我才发现原来这里没有电，刚才看到的微弱灯光是蜡烛光。房子是两间的里外屋， 中间用一道塑料花门帘相隔。一架烧柴的铁皮炉子在外屋的中央发出阵阵红光，几件简陋的家具，可能是因为没亮儿，黑忽忽的散落在房间的周围。 里外屋各有一盏蜡烛， 跳跃的烛火，照的屋里黑一块白一块，亮一块暗一块的， 使我这自小习惯于电灯的人感觉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北京猿人的洞穴时代。折腾了一天，还真是有点累了，我和爸爸唠了几句家常就钻了被窝。嘿！被窝里还真暖和， 嗷, 原来是妈妈给我放了一个热水汤壶。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没有电，院里也就没有电视（那时候可没有家庭电冰箱，音响，录像机什麽的。 我家的收音机，电唱机全靠电池供电）， 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只有打打麻将；没有电灯，人们也就睡得早。一般不打麻将，七，八点钟就熄灯拔蜡了。只有我爸一人在挑灯夜战，编什麽“真菌词典“。 听说后来的售价是两块七，稿费仅是五本词典而以。 可怜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

说起打麻将，它可是这里唯一娱乐活动。真是山高皇帝远哪，在北京连打牌都属四旧，在这居然可以公开打麻将。 再看那麻将牌，就更显示出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了。不是没地儿买麻将牌吗？人们就改军棋（棋子是长方形的）为麻将， 把每张军棋棋子用纸一糊，再在上面画上条，饼，万， 东西南北，中发百等等，一幅麻将就竖起来了。叫起翻来那更是各庄都有各庄的规矩，让你看得眼花缭乱。我的麻将技艺就是从那学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一阵叮当，吱扭，叮当，吱扭的声音给吵醒了。翻身下床，穿起衣服开门一看，是一个老汉， 黑红的脸膛，歪戴个人民帽，嘴里叼着一根老旱烟（自己用手卷的烟，一头大，一头小像个圆锥形），牵着个挂着铃铛的牛车，正在给各家各户送水。他长的就像美国动画中的史莱克一模一样。可能你不相信竟会有人长得像动画人物，告诉你，积我多年之经验，你还真别不信，旦凡听到别人说什麽事儿，你以前没听过或没见过的，千万别先在脑子里竖起一面“不信那套“的大旗。要记住，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你以前没听到过或没见过的， 不见得就是没有或没发生过。

我想既然已经起来了，何不兜一圈周围的环境呢？ 刚要垮出家门，爸爸站到了我的身旁问道：“我带你出去转转？“，”好“， 正和我意。 山中早上的空气有那麽一丝丝的凉意，吸一口沁人心肺， 远处座座青山云雾缭绕，四周只听得河水欢唱，百鸟啼鸣， 好一个良辰美景！我们信步顺着门前的甬道一路走去， 边走边聊。

疗养院坐落在一个大山沟中。整个医院分为三部分， 院区，病区和隔离带。院区是医院办公和职工生活的所在地，病区是麻疯病人的病房。院区和病区之间有一条两公里长的隔离带。

院区建在山腰间的一块山坡台地上，四周高高的围墙中，有五排坐北朝南的粉砖黛瓦平房。 靠北的第一排是医院办公室，会议室，车库和小卖部。其余四排都是职工宿舍。全院三十多名医务和管理人员以及其家属近百人都生活在这个院子里。第一排与第二排房子之间有一片空地，是院里集会和放电影的地方。医院有一个专职放映员，应该每月都给病人和职工至少放一， 二场电影， 但一来，疗养院那时没拉电，每次放电影都要用一个小柴油发电机现发电，而那年月柴油又极缺；二来， 正处于文革时期，那儿有多少片子可放呀？所以， 几个月， 甚至半年也看不上一场电影。每当有电影放的时候，四周的老乡也都跑过来，院里比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还热闹呢。 

院里每家门前都有一个大柴火垛和一小块方地， 按各家所好，种点儿疏菜或者花卉什麽的。因为地非常之小，又是在高原，无霜期很短，只能种些葱，蒜，莴笋之类的短期作物。花儿的种类可是各式各样，月季，芍药，喇叭，牵牛，等等，数不胜数，但最好看的还得属大烟花儿， 五颜六色，颜色鲜，朵还大。据说，解放前，甘南一带历来是鸦片胜产之地，我也不知这种花儿是不是就是产鸦片的那种。 院里所有的路都是用河卵石铺成的，整齐干净，尤其是在雨后，各色石子被雨水洗刷过后闪闪发光，显得特别清新，漂亮。

院区围墙外接着老乡们的麦田和菜地，绿油油的一片。老乡们虽是藏族，但他们不放牧，因为这里没有大草原。听爸爸说，这里的老乡种小麦（不是青棵），蚕豆，豌豆和大豆。 在北京，蚕豆，豌豆可是稀罕物，且价格不菲；在这您尽可敞开肚皮吃！老乡们自己磨的面可白了，那用新面蒸出来的馒头是喷儿喷儿的香！ 可惜就是产量太少（可能是没用化肥的原故吧？），交了公粮后所剩不多，不足以喂饱肚子，所以每年到了青黄不接之际，很多人还得出门讨饭。再赶上个天灾人祸什麽的，那就更甭提了。但是甭管有多困难，每逢年节，老乡们也会挤出点面粉，自制些酥皮点心，来答谢那些给他们看过病，送过药的医生。民风之纯朴，感情之真挚，实催人泪下！

顺着山坡下来是一条小河，叫小洮河。因为河水的上游穿过病区， 院区里没人愿意喝这河里的水。这也就是为什麽 每天早上，拉水工-老耿头送水的原因。这水是从二里多外的山泉中接来的，清甜爽口。其实这河水也并不是那麽可怕，爸爸告诉我，院长就经常到这条河里炸鱼吃。周围的老乡也时不时地来院区里来卖鱼。到那时，疗养院已经建院六年多了，院里的人不知吃了多少这条河里的鱼，没见谁得上麻疯。麻疯病菌一旦离开人体， 几秒钟就死了， 科学家们想接活它都很难，人们之所以不愿喝这河里的水只是一种忌讳。这里鱼是高原冷水鱼，其特点是无鳞，但有一个小小的吸P盘在其肚子上。据说，吸盘是鱼用来把自己吸附在河中的石头上，以免被湍急的高原河水冲走。 为什麽无鳞 , 那要请教动物学专家了。

刚和父亲从院外转回院里就听到“分东西啦，分东西啦！“的喊声。看来沿院叫喊是这里召集大家的唯一方式。说时迟，那时快，转眼的功夫，只见各家老小端着盆，提着包，朝小卖部涌去。“这是去领油，领肉什麽的“，爸爸看我满脸疑惑，就解释到。疗养院地处深山老林，离最近的岷县县城也有半天的汽车路。 院里职工和病人的供给， 报纸，邮件就全靠那辆日野小卡车的进进出出。一旦遇到大雪封山或洪水冲路，日野车出不去或进不来，那可就倒霉了，所有供给就全断顿，所有的对外联系也就只剩下一个十次九不通的电话。院里所看到的报纸最早也是半个月以前的。我爸爸定的“汉方医要（日本的中医杂志）“有时候竟能迟到上一年！这就难怪，为什麽当人们看见日野车满载而归的时候，会像看到自己的亲人那般兴高采烈。我和妈妈背来的大包小包中，有很多东西也是给同事们带的，什麽松紧口布鞋，的确良衬衫，塑料床单等等，等等，都是些当时的时髦货。

三， 走进病区

中午吃过饭，又眯了一觉(据说，午觉是这里的习惯，一年四季365 天，雷打不动。真够舒服的啊，后来在美国我再也没享过这种福！)， 刚刚醒来， 妈妈就问我去不去病区，我当时对麻疯病人很好奇，立即说“去！”，都说麻疯病人的面目非常可怕，我到要看看是什麽样！

这回换了辆全封闭的救护车，我和田师傅坐在驾驶室里，后面装满了送给病人的粮，油和日用品。那时候，国家给麻疯病人的待遇可真不赖，每人每月15 元的生活费。后来，我去访问过长征时因掉队或受伤而留下的老红军，他们每月的生活费也仅有15 元。拿着这国家给的15 元，病人们在大山里开荒种地，打粮榨油，他们生产的东西有谁敢要？所以全部自己内销，生活得比周围的社员好多了！当地的社员和外来进山偷木头的人经常在病房进进出出。 明知麻疯是传染病， 还敢吃麻疯病人的东西，可见饥饿比得病的恐惧更难挡！

离开了院区，救护车沿着小洮河一直往上开，进入了隔离带， 首先穿过的是消毒站，医务人员上病区要在这里换上全身封闭的消毒装，穿上它后就只露两只眼睛。回来时也要在此卸装。 过了消毒站就到了门诊部， 再往上走一里路才能到病区。田师傅告诉我， 在我爸来疗养院以前，所有的病人都要走到门诊部去看病领药，一周三次。看病时，医生和病人之间有一堵大玻利窗相隔。如果哪个人病得实在起不来，就由病友代领其药。因为医生们不进病区查房的，见不到重病人，往往会误诊。我爸来了以后，首先破了这条规矩，带头进病区，查房。虽然我爸是下放来的，但在疗养院里我爸的年资最长，工资最高。大家一看老大夫都这样做，很是敬佩，也就都开始查房了。我爸爸之所以敢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做为一个医生的良知；二是基于对麻疯病传染性的了解。

聊着聊着，车开进了病区。我赶紧摇紧了车窗，说实在的， 第一次要面对被世人说得如此恐怖的麻疯病人， 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嘀， 嘀“的两声汽车喇叭过后，我看见七，八个人从病房的山坡上朝我们的车跑来。我紧张地盯着他们， 眼看着他们围到了车前，每个人的面孔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车子的挡风玻璃窗前， 咦？除了他们的衣服脏旧了一些外，我没看到任何可怕之处！什麽狮面呀，缺胳膊少腿的呀，一个也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那种晚期带有残疾症状的病人已经非常少，一般病人的病灶都在四肢或背部，穿上衣服外人什麽也看不到，我甚至还听说，早期女病人的面部皮肤会变得面如桃花，刹是好看， 不知真假。 况且，那时已经有了特效药，只要早发现，早治疗，麻疯病完全可以治愈，根本不像世人所传说的那麽可怕。

田师傅也不下车，坐在车里连说带比划地指挥病人们卸车。很快，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东西全部卸完，车子掉头返回。回来的路上，车子在消毒站做了全面彻底的消毒。

看来麻疯病的名声实在是太坏了，已经有药能治愈，人们还是杯弓蛇影，谈“麻”色变。当然，我也同意，小心无大害！

此后，我又多次回到疗养院小住，多次穿过病区去打猎，再也没有害怕过，直到我父母76年调回北京。

屈指一算，从第一次去麻疯疗养院到现在，已有三十四载。 在这三十四年间，中国发生了覆地翻天的变化。听说，疗养院已撤销，不知那些患者是否都已治愈？那些当地的老乡是否都已丰衣足食？那些当年的医务人员是否都能安度晚年？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