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山下乡

邢耀华

上山下乡：

作为知青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晃我们都老了，都是当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人了，但回想起当年，还是心情激动，热血沸腾。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查干哈达公社白音赛汉大队是我1968年插队下乡的地方。时光虽已流过半个世纪，但当年草原生活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忘不了在困难之际，队干部给予我们细心的照顾和周全的安排，忘不了蒙古包里牧民热腾腾的奶茶、手把肉和无微不至的关爱，忘不了我们凑在一盏豆粒般大小的油灯光下的蹉跎无聊夜晚，忘不了我们下放在牧民家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忘不了在狂风暴雨天我们蹲在窝棚里的煎熬......

在草原上的这段经历，足以让人用一生的时间去慢慢品味。虽然离开草原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每当看到或听到关于她的消息，还是那样令人心潮激荡，久久难平。

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发动起来的，学生相对单纯，在被作为发动文革的工具后，喊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运动，“文革”初期在全国迅速兴起，到了1968年中期，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无所事事的红卫兵已经成了被利用的破坏力量。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文革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城市已经无法安置连续三届2000来万毕业生就业。如果让他们仍然滞留在城市，又无法继续学业，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从当时的现实情况考虑，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把这些学生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之中，也就消除了红卫兵的破坏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的转向。

1968年，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我们这些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再没有升学的机会,唯一的出路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处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也无法抗拒这巨大的浪潮，成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员。

1968年7月29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集宁全市人民一起欢送“文革”中集宁的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批下乡知识青年有几百名，下乡的地点是祖国的北部边疆达茂旗牧区。一大早，四十辆敝篷大卡车满载着准备下乡的各学校的知青集中在集宁一中操场上，车上彩旗飘场，道路两旁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口号声响彻云霄，“知识青年到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高音大喇叭不断播放着知识青年下乡的消息，特别是高度赞扬沈廉同志同时送两个女儿沈阳、沈华下乡的事迹。

上午九时许，汽车缓缓从集宁一中出发，街道上到处都是敲锣打鼓欢送的人群，场面非常壮观。车队绕集宁市主要街道一圈后驶出了集宁。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感慨万分。再见了，我生活了17年的集宁市，再见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我将离开你们，走上新的人生道路，但前途如何？我不清楚，只能由命运去安排吧。

汽车行驶了多半天，来到了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乌兰花。在乌兰花，我们住了一晚，那天，我们是住在乌兰花中学的教室里，晚上就睡在学生的课桌上。第二天，车队分开，分别驶向达茂旗的几个牧区公社。我们乘坐汽车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又行驶了多半天来到了查干哈达，这便是我们下乡的公社所在地。在这儿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夜晚，晚上也是住在公社学校的较室里。第三天，我们坐车又行驶七十多里来到了白音赛汗大队，这便是我下乡的地方，新的生活也将从这儿开始。

 

初到牧区：

当我们来到白音赛汗后，队里把我们都安排在队部住。和我一起来白音赛汗插队的知识青年有３０多人，队部所有能住人的房子都住满，另外又搭了两座蒙古包，才把我们安排下。我和另外７名知识青年是住在队部的大伙房里，床是临时用木板搭成的。吃饭是集体起伙，队里专门派了一名叫刘再小的牧民给我们做饭。

来到这儿后的第一顿饭有手把肉和奶茶等，这也是我第一次吃手把肉和喝奶茶。手把肉块很大，是用刀子割着吃，当我割下一块肉时，看到肉并没煮熟，里面还有血水，放在嘴里尝尝，觉得味很淡。原来，做手把肉一般不放调料，盐放的也很少，汤一开，肉就可以吃了。吃手把肉时我觉得味淡，可喝奶茶时却觉得味咸，当时我还不清楚熬奶茶都要放盐的，还以为这里的水是咸的。接着我又尝了尝血灌肠，感觉味道有些苦，不太好吃。一位牧民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做血灌肠的方法。听了他介绍我才明白原来苦味是因为羊肠没洗干净的原故。这顿饭完全是按当地牧民的习俗做的，我们第一次吃，的确还不习惯，但我们觉得却很新鲜。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欢迎，在第二天的夜晚，队里还为我们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在晚会上，不少牧民和知识青年都表演了自己的文艺节目，这个夜晚我们玩得很开心。

 

盖房：

来到白音赛汗后，我们先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就开始参加劳动，任务是盖房子，也就是给我们自己盖住房。所盖住房只是土木结构，不需要专门的技工，只是由几个牧民领着我们干活儿。先是打土板墙，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干这种活儿。

在我们盖房时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为了用水方便，牧民白娃子告诉我们：离这儿二十里之处有一眼机井，井旁有一个圆柱形的大水罐，水罐闲着没用，我们可以把它弄回来装水用，他还说:水罐很大，马车拉不下，我们可以多去一些人把它滚回来。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并准备第二天就去。

第二天一早，白娃子领着我们十几个人步行二十多里去推水罐。当我们来到机井旁一看，水罐可真大，比油罐车的油罐都大，在罐体的上端还有一个凸起的进水口。当我们用力推时，罐体开始滚动，但当进水口着地时就卡住推不动了，于是，我们一起用力才把它滚了过去，每滚一周，我们都要费很大的力。水罐滚动时，罐体上粘了许多带刺的草籽，这些草籽把我们的手都刺破了，并流出了血。就这样，我们把水罐只滚出百十来米，就一个个累得气喘嘘嘘，手也疼得不能再推了，没办法，只好无功而返。来时我们一个个兴致勃勃，返回时却一个个垂头丧气，当我们返回队部时天也快黑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住房终于盖好了。总共八间，家里盘着土炕，窗户还没安玻璃，墙壁也没粉刷。房子虽然矮小，屋内又不明亮，但我们却都很高兴，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自己亲手建成的。大家在窗户上裱上一些麻纸就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家了。

当我们住进新家后，大队的领导才意识到，他们干了一件蠢事，就是知识青年的住房不应该集中盖在一起，而且，不应该盖在队部，因为我们住在队部，这儿却再没有啥活儿可干。

 

拉水：

过了不多几天，大队领导决定让我们外出打草，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没住几天的新房，来到了打草的目的地。这儿既没有人家,也没有房屋，而且连个水井都没有，很是荒凉。我们只好搭了几个帐篷居住，吃水还得到别处去拉水，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还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觉得并不寂寞。

每天吃水都是由我们知青轮流到离这儿十几里远的地方去拉水。说起拉水也有一件趣事：这一天，由我和张月田去拉水。上午，我们套好勒勒车（牛车）出发了。去时比较顺利，我们拉上水在返回的途中，当车走到一片沙土地时，牛拉得很吃力，车也走得很慢，张月田用力抽打牛，这时车便东倒西歪走不稳当。忽然，一个车轮掉进一个小坑，由于车身重心不稳，车辕吊起，水也洒了，牛也脱出车辕。我俩想把车重新套好，可这时牛却不听使唤了，和我们发起了脾气。我俩套了好长时间，却怎么也套不进去，一气之下，张月田又狠狠地抽了牛一鞭，牛一发火跑开了，我俩用力拉牛，却怎么也拉不住，只能跟着牛跑，牛越跑越快，我俩也越跑越累，更是无法使牛停下。忽然，我俩同时摔倒，缰绳从我们手中滑出，这下就更无法使牛停下了。牛也看出我俩无能，便故意作弄我俩，我们不靠近它，它也不跑，我们一靠近它，它就跑开。情急之下我想用脚踩住缰绳，使牛停下，谁知脚踩在缰绳上，牛一跑拉动缰绳，不仅没使牛停下，反而把我重重地摔了一跤。看来我俩是无法捉住它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回营地找人求援了。

回到营地，我们叫了朱玉帮我们捉牛。当我们来到牛身旁时，不知是牛不想跟我们玩了，还是害怕这位身材高大的朱玉，总之，它乖乖地站在那儿不跑了，朱玉帮我们捉住牛、套好车、又重新拉上水，一起返回了营地。这次拉水使我俩丢尽了脸面，我们自己也觉得真够窝囊。

 

牧区过年：

1968年12月份，我和另外几名知青被安排到公社开会，会议内容仍然是挖内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会议一直开到腊月二十四、五才总算结束。我们返回大队，本想赶春节前也能回家过年，但是，这时上级又下来指示：知识青年春节不放假，就地“抓革命、促生产”，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上级的指示下达之前，许多知青就已经回家过年去了，而我们没走的知青，大队领导却劝我们留下在这儿过年。没办法，我们只好留下在牧区过一个年吧。

从公社回到大队后，大队的食堂已不开伙了，我们只好自己做饭，可是，我们既没有面，也没有肉，这个年该怎么过呢？

不知张月田从哪儿拿回两颗圆白菜，（可能是和牧民要的）他把白菜切下两大盆，并对我说：“咱们把大队领导找来，让他们看看，我们过年只有吃开水煮白菜了。”于是，他拉着我去找大队领导。到了队长那儿，说明来意，队长听后领我们来到食堂保管员那儿，让保管员给拿了些米、面、肉、油等，让我们回去好好地过一个年。我们拿着这些东西回到家中，看看那两大盆还没下锅的白菜，不由地大笑起来，我们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可笑。

过年了，我和张月田想炸点“面食”，但我们都不会炸，只好试着炸吧。我们是用冷水和的面，而且面又和的很硬。当把切好的面食放在热油锅时，面食便在锅中“乒乒乓乓”爆个不停，我们的身上溅了很多油，手也被溅上的热油烫着了，情急之下，只好盖上锅盖，任由面食在锅内爆吧。等到听不见爆炸声时，揭开锅盖一看，面食都成了黑色，放在嘴里一尝，感觉真苦，当然这些面食是不能吃了。大年三十晚上到正月初二，我们这几个被留下的知青相跟上到附近的牧民家去拜年。无论走到那家，牧民们都很欢迎我们，并热情地招待我们。这儿的牧民都很憨厚，蒙古族牧民还特别爱喝酒、唱歌，我们就在牧民家吃饭、喝酒，和他们一起娱乐，真正是和牧民在一起过年，我觉得这个春节 过得很有意义。

 

归队之旅：

过了正月初八，我们又和大队领导请假回家，这次大队领导不再挽留，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几个高高兴兴地相跟上返回了集宁 。虽然离开家只有半年时间，但我觉得象似过了几年，见到自己的父母感到非常高兴，有说不完的话。我和他们详细地讲述了我们下乡后的经历，他们听得很感兴趣。

在家的日子真是既舒服又自由，让我确实感受到了在父母身边的幸福，我真想就这样一直在家住下去。时间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知青们也陆续开始归队了，家中虽好，但我也不能一直在家呆着，于是，我联系了张通和赵世勋，准备和他们一起回牧区。

为了省些路费，我们决定搭乘货运列车去呼市。张通的姐夫在铁路工作，这一天，他领着我们来到一列开往呼市方面的货运列车前，他和司机说明情况后，我们就乘上了这列火车的车头。这还是辆蒸汽机车头，所用燃料还是煤炭。我们都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头，看到司机开车，司炉烧锅炉，都感觉很新鲜。

一路上列车在一些小站停了好几次，其中一次大约停了近一个小时。列车运行了三、四个小时来到离呼市不远的一个小站又停下了，司机告诉我们：“列车在呼市不再停车，你们只能在这儿下车了”。我们下车后又顺着铁路步行好几里才进入呼市市区。

进入市区后，我们首先去汽车站买第二天开往白灵庙的汽车票。来到汽车站，买票的人很多，但是，售票口还没开始售票，我们只好排在后面等待售票。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才总算买上了车票，大家松了一口气，这时才感觉肚子饿了。我们没去饭馆吃饭，大家拿出了自己带的干粮，又从候车室打点开水吃了起来。

吃完干粮，我们准备去外面找一个便宜的旅店住下。但是，转了很久，所有的旅店都已客满，（那时呼市的旅店不多，都是国营的）看来今晚我们只能在汽车站的候车室过夜了。

天黑以后，我们又回到汽车站，候车室的人很多，都是准备在这儿过夜的。所有的座位都已坐满，我们只好坐在自己的提包上休息了，一个晚上我们也没睡着。

第二天，我们乘班车来到白灵庙。一下车，张通和赵世勋又忙着买第二天回牧区的车票和登记住旅店。我的三姑就住在百灵庙，我这趟来想顺便看看我三姑。我是第一次来百灵庙，也不知道我三姑住在哪儿，下车后，我便拿着我三姑的地址上街去找。

在街上我到处打听，突然碰到一位曾在我们大队工作过的“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他看见我后对我非常热情，先是把我领到他们的宿舍，给我端茶倒水，问明情况后又领着我去找我三姑的家。

我三姑家是住在大庙周围的一个过去喇嘛住过的小院，因为大庙周围的喇嘛院很多，又不在同一条巷内，所以很不好找。我们只好敲开人家的院门来问，费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我三姑的家。三姑她们全家人见了我们非常高兴，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在我三姑家住了三、四天，决定回队了。从百灵庙去我们那儿的班车不是每天都有，而是两、三天才发一趟车，如果碰上个下雨或下雪天班车就不通了，有时甚至半月二十天不通车。我要归队，需要在去我们公社途中的一个名叫“阿贵”的小站下车，下车后还的步行二、三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大队。

这一天我又坐班车在阿贵下车。下车后，我问清楚了去大队的道路，就步行向大队方向走去。当走到毕力凯时，见到我们队的两名知青，他俩现在就住在这儿牧民的家中。他俩让我在这儿住上一晚，等第二天再走。这时我也感觉又饥又累，就答应住下了。

这天晚上，我就住在牧民格生达尔计家中，他对我很热情，晚饭我也是在他家吃的。第二天，我又步行回到大队。这趟归队，我走了一个星期，经历了许多艰难，我觉得这一路可真够辛苦的。

 

在希拉脑亥：

1969春季，大队领导安排我去希拉脑亥这个牧业点和知青张月田、王富平一起居住。希拉脑亥离队部有二十来里路，我步行去了那儿，张月田和王富平知道我和他们一块住都很高兴。他俩赶了一辆毛驴车回队部帮我把行李拉回了希拉脑亥，从此我们三人就住在了一起。

我们住的地方有三间房，一进两开，中间堂屋不住人，我们住在东边那间，西边那间住着四个被管制的“坏人”，他们是牧主土布吨、反动喇嘛蓄玛、坏分子跟其根丁、走资派达瓦尔仁庆。我们三人在一块儿起伙，他们四人在一块儿起伙，劳动时，大队保管根顿领着我们和他们一块儿干。当时我心里纳闷，我们知识青年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的，应该和贫下中农在一起，现在怎么和被管制的坏人同住、同劳动呢？哪我们算什么人呢？

开始，我们对他们还有戒备之心，一般情况也不和他们说话，时间一长，我们觉得他们其实也并不那么“反动”，（这些人都是文革中的受害者，文革后，他们都已平反）后来，我们也常去他们那个屋，在一起聊天，一起喝茶。

白天，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劳动，干活儿也比我们卖力，可是，给我们记十分的工，而只给他们记八分的工。我觉得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给他们少记工分好像不合理，但是，我们谁也管不了这事，由它去吧。

我们每天干的都是抹房子、羊圈、牛棚等泥水活儿。一次，我们抹羔棚，先抹完了外面又抹里面，里面还没抹完已经中午了，我们就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接着再抹。当我们刚刚回到家中，根顿过来告诉我们，羔棚的整个顶棚都塌下来了。我们听了感到后怕，幸亏羔棚塌时我们不在里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又有一次，我们抹羊圈的顶棚，顶棚上有好几个人，有抹泥的，有铲泥的，我也在上面铲泥。抹着抹着，突然一声巨响，整个棚顶塌了下来，我们几个在棚顶上人也随着一起掉下，大家的头上、身上盖满了土。这一下把我摔得生疼，我们一个个从泥土中滚了出来，查看了一下，幸好还没有人受伤，但是，却把我们吓个半死。这次险情又给我们一个教训，今后干活儿必须注意安全。

春季，牧区经常刮大风，而且一刮就是沙尘暴。有一天早晨，我们睁开眼一看，外面正刮着沙尘暴，整个天空变成了黑色，屋里必须点上灯才能看清东西。这样的天气是不能干活儿的，也好，老天让我们休息，我们就继续睡吧，大家都没起床。风一直在刮着，我们也一直在睡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饿得实在睡不住了才起床，起来一看，屋里也到处是尘土，我们也懒的没有打扫家和做饭，喝了些炒米，啃个冷馒头就又和衣睡下。这一觉我们整正睡了一天一夜，这也是有史以来我们睡得最长的一觉。

 

在牧民家：

1969年，转眼夏天到了，居住在冬营盘的牧民都要迁往夏营盘。在牧区，牧民放牧每到冬、夏两季都要倒场，即冬、春两季在冬营盘放牧，夏、秋两季在夏营盘放牧。在希拉脑亥，我们也干完了泥水活儿，牧民走后，我们也没事可干，于是，大队决定把我们知青安排到各个牧民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时期，不管牧民心中是否愿意，他们也都无条件地接受。

我被安排在乌兰衣更的xx家中，他们全家六口人，除了夫妻俩，还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去他家后，因为屋小人多，晚上炕上睡不下，他就在地上放些木板，让他的两个闺女睡在上面，而让我睡在炕上，但是，我还是感觉很挤。

每天的早饭和午饭都是喝炒米，因为我不习惯喝炒米，所以，总是吃不饱。晚饭常吃面条，但没有菜，面条中加些酸奶。因为天热，不在家做饭，而是在外面的地上挖一个地灶做饭。

这里的井水很苦，人不能吃，只能用来饮牲口。我们吃水都是在干河槽内挖一个坑，过上半天坑内便会积些水，我们就是挑坑里的水喝。每次挑水，只能挑一担坑里就没水了，挑回的水里面即有杂草又有泥沙 ，必须把水澄清才能喝。

xx家包着队里的一群羊，我来之后，每天下午由我替他们放羊，放羊所挣工分由他们出。他们全家都是蒙古族，虽然都会说汉话，但是，除了和我交谈之外，都是说蒙语，我也听不懂。至从来到这儿后，我感到不仅生活艰苦 ，而且感觉寄人篱下很不自由，心想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此地。

每天在家呆的时候心里憋得慌，只有在外面放羊时才觉得心情舒畅一些，有时也不由地放声唱上几句，以解自己的苦闷心情。

在我放牧时曾发生过几次事故。一次，放羊来到一个山崖前，羊群从山崖的两边走过，被山崖分成两股。因为我的眼睛近视也没发现，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给丢了，幸好被另外一个放牧的牧民发现，他告诉了我，我才把丢失的那些羊给找了回来。

另一次，羊群正在山坡吃草，突然，刮起了狂风，并下起了暴雨，我把羊群拦在一起想往回赶，但是，羊群怎么也不肯逆风而行，非要顺风走，我怎么也拦不住，没办法，只好跟在羊群后面由它们去吧。当狂风暴雨停了，羊群走出很远，我却迷路了，只好赶着羊群边走边找回家的路。当雨停后，xx也出来找我和羊群，他找了很久才找到了我，当我们俩人把羊群赶回家时天也快黑了。

还有一次，我跟在羊群后面上一个山坡，当我走上山坡才发现，原来在山坡的另一边也有一群羊，这时两群羊已经混在一起了。我只好从中间把它们分开。过了一会儿，放那群羊的人才从远处走来。我一看不认识，又一打听才知道，他这群羊并不是我们队的羊群，而是满都拉公社的羊群。这可麻烦了，每群羊都有五、六百只，我根本分不清哪些羊是哪一群的，而他也分不清，没办法，只好一人一半，赶上回家。回去之后，我把情况向xx说明，他说：“羊群都是集体的，只要咱们这群羊的总数不缺，弄混几只也不要紧。”但是，我们这群羊的总数够不够我也不清楚。xx尽管没有指责我，但是，我却觉的很没脸面，今天这个“娄子”实在是捅得太大了。

 

快乐的生活：

1969年，大队把我们安排到牧民家后，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感到生活不习惯，有些知青便向大队领导请假回家，其实也是为了逃避这样的生活环境，后来，大队领导也认识到把知青安置到牧民家给牧民带来很多麻烦，不仅知青不满意，牧民同样不满意。当牧民又倒回冬营盘后，大队领导便改变了安置我们的方法。这一次，把我们知青分成几个组，分别安排到几个牧业点，让知青住在一起，自己起伙做饭。我和吴相文、刘宝、张月田四个人被安置在毕力凯这个牧业点。

 在牧区，牧民用的燃料就是牛粪和羊粪。因为已经进入冬季，我们也没啥活儿可干，队长就让我们捡些牛粪，供自己烧火用。我们捡了几天牛粪，并要求队长也给我们记工分，队长也答应了。

在这儿，我们的生活很好。队里给我们每人分了四只羊，解决我们冬季的肉食。每天，我们吃得都很好，包子、饺子、馅饼、炸油饼、手把肉等。平时没事干时，我们就一起娱乐，打扑克、下象棋、唱歌、讲故事等。吴相文在我们四个人中年纪最大，他很会讲故事，每到夜晚，他就给我们讲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真佩服他的口才和记性。有时我们也一起唱歌，互相教唱一些别人不会唱的歌。每天，我们睡得很晚，早晨起得也很晚，有时高兴起来，一整夜也不睡觉，半夜还要做饭吃。总之，这里没人管我们，我们想怎样就怎样，自由自在，生活真是快乐。

有一次，几个外地人开着汽车来我们这儿打黄羊（现在的黄羊已是国家的野生保护动物），我们都想看看怎样打黄羊，因为他们就在我们家吃的饭，所以他们便答应带我们一块出去。

我们坐在卡车的车厢上，汽车在草原上行驶了一会儿，便看到黄羊了。当车开到离黄羊不远时，黄羊便逃跑，这几个人也开枪射击，因为他们用的都是猎枪，虽然击中了黄羊的屁股，血都流出了，但是，黄羊并没倒下，还在继续奔跑，汽车紧追不放，一直追出十多里，黄羊终于跑不动了，便跌到在地，大家下车把黄羊抬上车，继续追踪其它黄羊。就这样用了半天的时间，打到十几只黄羊，我们才返回，这一天，我们玩得很开心。

在牧区，人烟稀少，我们这儿也很少有外人来。有一次，我们队的一个蒙古族姑娘来到毕力凯的一个牧民家，我们觉得很稀罕。吴相文对我们说：“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咱们也去看看。”刘宝和张月田就跟着去了，我觉得自己和人家并不十分熟悉，所以就没去。

没过多久，他们竟然把这个姑娘给领回我们家中，并十分热情地接待这位姑娘。姑娘在我们家坐了很久，他们三人不断向姑娘问这问那，并挑逗姑娘，说了一些难听之语，我在旁边听了觉得很不自在，但是，这位姑娘却很大方，也不停地笑着和他们开玩笑。当姑娘走后，XXX还说：“今天见到这位姑娘真开心。”我却觉得他们的行为有些不正经。

这一年，牧区发生鼠间鼠疫，为了防止扩散到人间，上级组织我们灭鼠，队里领回许多灭鼠用的“烟炮”。点燃“烟炮”，把它塞进鼠洞，就会冒出大量的有毒的烟，这样就可以把里面的老鼠熏死。

在灭鼠时，我们的一个知青点发生过一件趣事。白天，几个男知青和几个女知青开玩笑，把一个“烟炮”点燃后扔进了女知青的房间，把这些女知青都熏得从屋里跑了出来。女知青决定报复男知青，到了晚上，几个男知青刚刚睡下，女知青也点燃了一个“烟炮”，从窗户塞进男知青的屋子，毒烟马上充满屋子，几个男知青被熏得不行，就用被子蒙住头，但是，还是不行，实在忍受不住了，只好穿一条裤衩跑到屋外，几个女知青却高兴地跑开了。

 

起羊圈

由于牧区冬季特别寒冷，所以冬季都盖了棚圈圈羊。棚圈是半开放式的，一半盖了顶，一半露天，这样的棚圈既通风又保暖。冬天羊是一出坡，上午8、9点出，下午4、5点回。羊在棚圈里的时间很长，屎尿都在圈里，羊踩踏形成厚厚的粪层，所以，一两个月就的起一回羊圈。

起羊圈有种特制的工具——踩锹，形状像铁锹，但没有凹凸，是一块平整的厚铁板，底边很锋利像刀一样。起羊圈用这种踩锹可以踩出像豆腐块一样的羊砖。操作时，人双脚蹦起，直接跳在踩锹背上，以身体的重力向下一踩。按照预估的羊砖大小，沿着四个边依次踩，就可以踩出一块羊砖。

踩羊砖是一项体力活儿，冬季虽然天气很冷，但踩羊砖的人还是累得满头大汗。羊砖一般比砖块要大，刚踩出的羊砖有点软，把它摆放在墙上，风吹日晒就会变黑变干，牧民们把晾干的羊砖码放成堆，作为烧火的燃料。

起羊圈时，大部分起成羊砖，但也有少部分羊粪变成碎末，牧民们把它另外堆放在一起，然后由生产队统一装车卖在白云鄂博的羊粪站，这也是生产队的一项不小的收入。

 

洗羊和灌羊

牧区的羊，每年要洗两次，是在春秋两季剪完羊毛的几天后，为的是防疥廨和剪羊毛时剪破的伤口感染以及羊虱子。

洗羊池的大小不等，基本上是长宽三四米或者比这个尺寸略大些。。池子用水泥抹过防渗水。洗羊池里的一池水全靠人工从井里挑来，池中水按比例调配六六粉、来苏尔。

每当洗羊时，牧业小组是先按顺序安排好要洗的羊群，各牧户几乎是全家出动。羊群是不会自己进入洗羊池的，于是羊群后面的人往前赶，两边的人往池子里轰。有人想办法把头羊推进池子里，后面就有部分的羊跟着往里跳，但是很大一部分羊由于受到惊吓，慌乱地四处逃窜，人们奋力追、赶、拉、拽。这是很耗费体力的活儿，人人都是满头大汗，场面热烈而有序。

池中的药水，刚好没过羊，有的羊脊背上沾不到水，池子两边的人就舀着池中的水羊背上浇、泼，保证每只羊全身都能浸到药水。随着羊由入口进，由出口上，池中的水在不断的减少，女人和孩子们不停地从井里担来水往池子里续，肩膀压得红肿，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抱怨。

每年春秋两季，牧区都要给羊灌药，为的是防止羊寄生虫病，包括羊绦虫、结节虫和肝片吸虫。牧区最常见的是羊绦虫、结节虫。羊绦虫是一种很长的寄生虫，结节虫是成团的，羊一旦患病，体弱消瘦，肚子鼓胀，不肯吃草，毛脏乱无光，严重的几天就死亡。

灌羊用的药是敌百虫，把药按比例放入水中化开，再灌入空酒瓶，然后把羊拉过来，将嘴掰开，大约灌二两左右药水。一群羊灌下了也是很费时和耗力的。

有时，一些体弱多病的羊，灌的药量掌握不好，羊会中毒，若不及时解毒羊会死去。解毒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给羊再灌些盐汤或酸奶即可解毒。

打马鬃、骟马蛋

打马鬃一是为了把马修剪得整齐精神，二是打下的马鬃可以卖钱。

骟马蛋就是将儿马的睾丸骟掉，使它变得温顺。牧区的马群中，一般只留四、五匹公马做种公马（儿马），其余的公马都将睾丸骟掉（骟马），好做骑乘或做车马用。

打马鬃、骟马蛋的同时进行的还有剪马尾、灌药、打防疫针、烙马印。这项活动是牧区最热闹、劳动强度最大的一项重要的牧业活动。

牧区马群里的马大部分都是未调教的生马，抓住这些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马倌要用套马杆将马套住，此时才是马倌大显身手的时刻。马倌要用套马杆将马套住后，先由一个身高体壮的大汉扑上前去，抓住马鬃和一只马耳，伸腿将马绊倒，或者抓住马尾使巧劲把马闪倒，其余几个人迅速上前压住马身，同时将马尾从马的后腿间楼过来揪住，防止马踢伤人。然后人们分工操作：打马鬃的飞快地把马鬃和马尾修剪整齐；打烙印的举着火红的烙铁，手起烙落，只见马的大腿部一股白烟窜起，散发出浓浓的燎毛味；灌马药的举着装着配好的药液的瓶子，掰开马嘴将药液灌进马肚；打防疫针的一针下去，迅速将药液推入；骟马蛋的先将马蛋上用刀在马蛋上划开一个小口，顺势挤出睾丸，然后就有人以飞快的动作将烧红的烙铁在马蛋的刀口上烫一下，既消毒又不用缝合伤口，整套工作虽然复杂，但是有条不絮。

 

 

回家的路上：

1970年腊月，我们准备回家过年，约好了一位常跑白云鄂博的汽车司机，再去白云时把我们拉上。有一天夜晚，我们睡下不久，这位司机开着装满羊粪的汽车来到我们这儿，他说他这就要去白云，我们要去白云今晚就走。于是，我们四个人赶快起来，整理好所带的东西，就乘上了他的汽车。

当车来到白云时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我们没去旅店，而是到了火车站的候车室。候车室没有乘客，我们就准备在这儿过夜了。候车室的值班人员见我们来了也很热情，怕我们冷，把火炉给捅旺，让我们烤火。这个夜晚，我们就是在候车室度过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车站到饭馆吃饭，走在街上，路上的行人都在看我们。我们穿着白茬大皮袄，戴着大棉帽，背上还背着不少东西。因为来时坐的是拉羊粪的汽车，满身满脸都是羊粪末，看上去真像沿街乞讨的叫化子。

在饭馆吃完了早饭，我们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这才洗去满身满脸的羊粪末。我们是第一次来白云鄂博，原打算好好逛上一天，洗漱完毕，就相跟上到街上逛，但是，白云这个地方实在太小，没用多长时间就逛完了，而且觉得没什么意思。

第三天一早，我们连火车票也没买就扒上了开往包头的火车。一路上，列车员没查票，我们也没补票。在包头下车后，我们没敢从出站口出站，而是绕道从别处离开站台。

从包头回集宁，我们只买了张站台票就上了火车，一路上，我提心吊胆就怕列车员要查票，还好，乘了一路车却没查票。在集宁下车后，我们又想绕道从别处离开站台，没想到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很多，拦住我们让我们从出站口走。我们清楚，从出站口走，一旦查出我们没买车票，肯定要补票，还要罚款。当走到离出站口不远处，我们跑到围墙旁，准备越墙而逃，这时，站台上的工作人员也发现我们要逃，边喊边追了过来，我非常害怕，情急之下，先把所带东西从墙上扔在外面，又快速扒上墙头跳了出去，落地时还摔了一跤，但也顾不得疼，爬起来拿上东西就跑。工作人员追到墙下，看到我们已经逃出站台，骂了几声，没再追出，这时我们才长出了一口气，感到还算幸运，总算逃出来了。

    这次回家，我还是第一次扒车，虽然省了几块钱的路费，但让我的心佷不安，以后我可再不敢干这样的事情了。

在毕力凯：

我们在毕力凯居住时，平时就是干些杂活儿，如：搂草、起羊圈、装车（大队卖羊粪雇的汽车），洗羊、灌羊、剪羊毛等。

春季，我们常到草地搂草。上午在家吃完饭后，套上一辆“勒勒车”来到荒草地。草地非常宽阔，我们只需拉着草耙在草地上走，走不了多远，就能搂满一耙。就这样，我们拉着草耙来回走，我们说这是给大地“梳头”。搂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满满搂上一车草。当我们返回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时，我们迎着夕阳，坐在草车的上面，唱着山曲，任由牛拉着车自由自在往回走，这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得舒畅。

到了剪羊毛的季节，我们也和牧民一起剪羊毛。刚开始剪羊毛时，我们还都不会剪，经常把羊剪得遍体鳞伤。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个知青一剪下去，把羊的奶泡也给剪了，结果羊死掉了，队里不仅没有追究这是谁的责任，还把这只死羊白送给我们，我们几个知青把羊肉炖上，美美地吃了一顿。

春季，有些体弱的牛在外面卧下后就自己站不起来，如果没人管，它们将会饿死在那里，所以，每到牛群回盘时，我们就去帮牛倌扶这些趴牛，当把它扶起后，它就可以走了。当然，我们扶趴牛，队里也给我们记工分。

在牧区，我们生火烧的都是牛粪或羊粪，因为懒得捡粪，所以也没有储存好烧的，每到做饭时才提一个筐出去捡粪，有时天晚，还顶着月亮捡粪。不过牧区牛粪很多，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捡满一筐，够我们做饭烧一次火。一遇到下雨天或下雪天，牛粪湿了不能烧，我们就犯愁，于是，到处找可以烧的东西，周围的木头也被我们烧光了。有时实在找不到可以烧的东西用来做饭，只好到附近的牧民家去“定锅”（吃饭），因为我们和牧民很熟，所以也是他们的常客，牧民对我们都很热情，无论走到哪家，他们都会给我们做饭吃。

在牧区，因为交通不便很难买到蔬菜，平时我们也很少吃菜。到了春天，地上会长出许多“沙葱”，这便是我们常吃的菜了。平时，我们吃包子或饺子就常用沙葱和羊肉做馅，而且很好吃。沙葱还可以腌成酸菜，我们也经常腌上吃。另外，每到雨天过后，我们便出去采蘑菇，有时，一次便可以采满满的一盆，蘑菇也是我们常吃的菜了。

毕力凯的风景很美，这儿有山，也有平坦的绿草地。有座山崖比较陡峭，在山崖上还有一条很深的沟，沟里长满各种花草，而且非常茂盛，在沟的出口处，可以俯视到山的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草原上有雪白的羊群，还有牛、马、骆驼在悠闲地吃着草。闲下无事时，我们常来这个风景区玩，爬山、观看山下的景色。

又到了夏季，居住在这儿的牧民又迁到了夏营盘。大队决定，我们几个知青仍留在毕力凯，另外又派来几个知青和牧民，让我们在这儿打井。我们十几个人足足干了二十多天，最后打出两眼两丈多深的枯井，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

在牧民迁走之后，在羊圈和牛棚的顶棚下面住着很多麻雀，我们曾经掏过几次麻雀。晚上，我们来到这儿，用手电筒一照就可以看到麻雀了。我们只要伸手过去就可以掏到麻雀，每掏到一只往地上一摔，它就再也飞不了了。每次掏麻雀，我们总可以掏到几十只，回家炖上吃，大家感到非常高兴。

狂风暴雨：

在牧区，我们居住的地方并不固定，而是随着季节变化或不同的劳动经常变换地点。有一次，大队领导让我和张月田、还有两位牧民去阿夏忽少盖一间牛棚。队里的马车把我们送到阿夏忽少就走了。这儿没有住房，我们带着队里的蒙古包，搭起以后就住在了里面。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蒙古包内做饭，外面刮起了大风，而且越刮越大。突然，我们的蒙古包被大风掀起，摔出十几米，大家惊呆了，等定下神来，再一看，幸好还没伤着我们，但是，蒙古包的“哈那”和“唐脑”都摔烂了，无法再使用了。

我们没了住的地方，两位牧民回大队汇报情况，我和张月田留下看守东西，并等大队派车接我们。因为这儿离大队有六、七十里，大队派的车当天也来不了。我和张月田用损坏的“哈那”栅和围毡，每人搭了一个“窝棚”，准备晚上在里面过夜。“窝棚”很小，只有蹲下身子、弯下腰，才能钻进去。晚上，我俩钻进了我们各自的“窝棚”睡觉了。

睡在半夜，忽然电闪雷鸣，并下起了暴雨，我们被惊醒，穿上衣服，蹲在“窝棚”里面等待雨停。雨越下越大，地上马上出现积水，并流进了我们的“窝棚”。一会儿，我们的被、褥泡在了水中了，脚也泡在水中了，我们感到又冷又憋，实在难受。就这样，我们在里面整整蹲了大半夜，一直等到天亮，雨停之后，我们才钻了出来。后来，大队派车把我们接了回去。

 

喝醉酒:

1971年，大队安排我和牧民石尤喜、青朱日开、蓄玛去苏吉盖房子。苏吉也是一个冬营盘，现在正是夏季，这儿没人居住。当马车把我们送在苏吉就走了，这方圆几十里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了。以前，我也和牧民在一起生活过，但是，还有其它知青和我做伴，而这一次，我们四人中就我一个知青，我感到很孤独，也很苦恼。

因为苏吉没有住房，我们只好住进一间牛棚。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几位牧民就已烧好了茶，叫我起来和他们一起吃早点，并把他们自己的奶食、面食分给我吃。每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拉家常”，蓄玛讲蒙语，我听不懂，青朱日开就给我当翻译。我觉得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们相处得也很好。

这儿很荒凉，野生动物很多，几位牧民来时都带着夹铙子。每天天黑之前，他们把夹铙子埋好，第二天一早去看夹到猎物没有，一般情况很少落空，总能夹到猎物，最常夹到的猎物是野兔，有时也能夹到狐狸或黄鼠狼。听他们说，以前曾有人夹住了狼。因为每天都能夹住野兔，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兔肉吃。

一个月过去了，几位牧民有时回家一趟，走个三、两天，但是，我却一直呆在这儿，除了他们三人外，我再没见过其它人，我感到非常寂寞。有一天，牧民单木林骑着马突然来到我们这儿，我感到非常稀罕。原来，我们所盖的房子就是准备给他家住的，他这次是特意来看看我们给他盖的房子，另外还带了两瓶“二锅头”来答谢我们。

中午，我们在外面的地上铺了一块大毡，坐在上面准备吃饭。单木林倒上酒，敬我们大家。平时，我是不喝酒的，但是，今天不知何故却没有推辞，单木林对我很热情，并不停地给我敬酒，我一连干了好几杯，不一会儿就觉得头昏眼花，我知道自己喝多了，便就地躺在那儿，他们几个人见我喝多了也就不再劝我喝了，我躺在那儿很快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以后，发现毡子上、我的脸上、身上都是吐出的酒和饭，几位牧民也不在了。这时，我才想起喝酒的情景，并隐隐记的我在睡着后吐的情景，好像我当时就是躺在那儿吐的，也并没感觉吐出的酒和饭有多难闻，吐完以后也没离开，趴在吐出的酒和饭上继续睡觉。现在，我感觉浑身无力，肚里也不舒服。这是我第一次喝醉酒，而且醉得是这样得狼狈。

 

无理取闹：

在我们下乡后的第三年，城市的一些的单位、厂矿开始来我们这儿招工，知青们陆续离开大队，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到1972年，留下的知青也不多了，大队为了便于管理，把我们没走的知青都安排到塔拉赛汗居住。

塔拉赛汉，汉语的意思是美好的草滩。这里有上百亩良田，有草原水利工程一一截伏流，常年自流水。截伏流上游的乌兰依力更是条季节河，每年四月初消冰水下来，可漫灌3000多亩草场，因此在茫茫荒漠中形成一片绿洲，它有着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塔拉赛汉所有的地和巴音塔拉牧场饲料基地的地都可浇灌，两家共用。

塔拉赛汉原先它也是查干哈达的一个生产队，是一个农业队。后生产队解散归了我们白音赛汉队，成了我们队的饲料基地。

1958年建截伏流工程时有一批盲流人员，工程结束，把这些人留下组建了这个生产队，共十三户人家。1968年又有我们学校的三十四名知青下乡到这个队。这个队解散后村民和知青分到了其它几个牧业生产队，其中分在我们队的社员有张德珍、赵天福、田占彪等，知青也有七、八人。有赵集、刘广厚、李树亮、賈培英、段文明、杜一清、康秀芳。

我来塔拉赛汉后，这里居住的社员有张德珍、赵天福、田占彪、曹大板、曹二板、李青、赵文跃、王殿龙等户，大部分是汉族。知青有杨义、孟绥生、于文魁、武千里、董志军、王泽林、王泽平、胡果花、杜一清、康秀芳等人。我是和王泽林、董志军住在一个家的。在塔拉赛汗，我们每天干的都是农活儿，在这儿，知青又比较集中，所以，我感觉不再寂寞。

至从下乡后，我们很难看到电影，有一次，大家听说离我们这儿七、八里以外的一个牧场今晚放电影，大家都很高兴，决定今晚一起去看电影。可是，来回十五、六里，步行走实在太辛苦，这时大家想起牧民王殿龙家有辆毛驴车，我们何不借来坐车去呢？于是，几个知青就去和王殿龙借车。来到他家，说明来意，但是，王殿龙却说，小车的车胎坏了，不能用了。大家听了很扫兴，没办法，晚上只好步行去看电影了。

当电影快要放映时，我们忽然看见王殿龙赶着毛驴车，拉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来看电影了。我不清楚他的小车是修好了，还是根本没坏，只不过是不想借给我们而找的一个借口。大家觉得被他作弄了，决定报复他，并商量好了报复他的办法。

当电影快要结束时，我们几个知青悄悄离开人群，赶上他的毛驴车高高兴兴地返回家，卸下车后又把他的毛驴赶出村外，大家很开心，觉得总算出了气。

第二天，我们见到王殿龙，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我想他和他的妻子、孩子昨晚步行回家时一定气坏了。

第二天晚上牧场仍然放电影，我们当然还要去看。因为发生昨晚那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是再没脸和人家借车了，XXX却说：“我去给借，看他敢不借给。”说完就又和王殿龙借车去了。

这一次，王殿龙是敢怒不敢言，乖乖把车借给了我们，只是嘱咐我们，回来后不要把他的毛驴放跑。这晚，我们来回都是坐着他的毛驴车去看的电影。

这件事不知其他知青心里是如何想的，反正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实在是有些过分了，真是对不起人家。

 

下乡感想：

走“上山下乡”之路是处在被迫和无奈的情况之下，但是，我的思想根本不想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在我插队的日子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早一天离开牧区，但是，这个愿望的实现让我足足等了四年半。1972年12月，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离开了牧区，并且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上山下乡虽然只有短短四年半的时间，但是，它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在达茂旗一呆就是24年，我的整个青春也留在了达茂旗。上山下乡让我尝到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它洗尽了我的幼稚和无知，使我成熟起来。我认清了自己周围的世界、彻悟了人生、懂得了生活。上山下乡在我的一生中虽然是短暂的，但这段“不寻常”的岁月却让我终身难忘，永远牢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