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高考一九七七 (一)<br><br><br>作者: 东晓<br> <br>(一)<br>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 我正在田里铲地。<br>那是一九七七年六月的一天, 天气热的像蒸笼而且还不透气, 没有一丝的风,也没有一片的云。太阳高挂在天上,像是要把地里的人们都蒸熟了。 那一天, 在铲青年点后面的一块玉米地。 那是青年点最大的一片地,叫十八垧,即使我已经铲了两个多小时,还是看不到垄的另外一端。 一同铲地的男男女女,早已经走在了我前面,二排长小丽,已经把我落下了五十多米。她身材匀称,手臂粗壮,草帽下的脸红噗噗的, 黑黑的辫子一左一右,辫子下面都是汗水,汗水顺着脖子流向后背,把衣服都湿了一大片,风干后, 留下了白色的盐末。这是埋头苦干,吃苦耐劳的最实在的印证。 我也出了很多汗, 但我人瘦脖子长,汗水从头上没有流很远就蒸发掉了, 不论我如何努力, 天气多么炎热, 我都没有汗流浃背的样子,加之每次铲地都落在后面, 在青年点我给人的印象是干活不出力的落后青年。<br>小丽排长是我们人人都学习的好榜样。 她比我早两年年来到青年点,表现突出,能干活,会唱歌,还是黑板报的主编。她知道我爱写东西,经常要我供稿,但我不是特别积极, 实在逼急了, 我就从报纸上东抄西抄应付了事。 我听说农场内部已经内定推荐她上大学, 但她多次表示要扎根农村永远革命。 不过也有人说她还在等更好的上学机会。 实际上她想的是学医, 因为她特别喜欢青年点办公室挂的那张“一支银针一把草”赤脚医生宣传画, 而前几次的上学名额不是农机学校就是化工专科。我在青年点插队也已经快两年了, 已经悟出些道理。青年点生活艰苦, 不论报纸广播怎样给知青们戴高帽, 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前途渺茫但心气浮躁的农民, 但人人每天还要做出意气风发, 精神饱满在干大事的样子。一旦有参军招工或上学机会,大家便争得头破血流。所以人人都装的很累。<br>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眼睛瞪得溜圆, 拨动着锄头,把玉米苗和杂草分开。 今年的雨水足气温高, 庄稼长得好, 但野草也特别多。前些时集体学报纸,说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农村青年,铲地时故意把苗铲掉, 有意破坏人民公社, 挖社会主义墙角,搞资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样的故事特别在意, 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就不好, 别人的无意铲掉个苗, 秋收时顶多少收几个玉米棒子,而在我这就有可能造成社会主义的墙头少块砖的严重后果。<br>我眼前忽然一亮, 发现有人帮我铲了一大截。 抬头一看, 看见小丽正站在不远处冲着我笑。 我赶紧快走几步, 跟上她。 我说谢谢你了, 又在帮我。 她说不用客气。我俩一人一个垄, 并肩往前铲。 她说铲地也有要领,锄头太低了往下扎,你根本拉不动;锄头太高了松不到土,锄不到草。所以锄头要伸直伸平,铲地时要用锄头在垄的左侧拉一下, 右侧拉一下, 然后在玉米苗之间,左右横着拨动几下, 松松土就可以了。 我照着她说的, 试了几下, 果然奏效, 虽然还剩下几棵杂草, 用手拔掉就成了。刚下乡时, 也有人教过我, 可不知道为什么都忘了。<br>“你听说了吗?” 她问道<br>“听说什么?”<br>“今年的上大学, 除了单位推荐以外,可能要加考试这一项。”<br>“是吗?”我漫不经心地答应着。 实际上, 像我这样的人, 招工, 当兵都轮不到我, 上大学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的美。<br>“我看你平时挺喜欢看书的, 我觉得你应该准备准备。”<br>“我能准备什么?我还打算在这里扎根建设新农村呢。”<br>“你不会的。”小丽排长两眼盯着我, 轻轻的摇了摇头。她似乎准确无误地告诉我, “你在说谎。”<br>总算是熬到了收工的时候, 青年点又热闹起来。这是个叫北山的屯子, 只有三栋泥草房, 排成品字型。正房是宿舍, 男知青住在东侧, 女知青住在西侧,不过女多男少, 原因是每次招工参军要的都是男的, 所以女的就剩下了。 东厢房是食堂, 仓库和办公室, 西厢房是马圈,豆腐房 和拖拉机队。院中央的空地上有一口水井和饮马用的水槽。正房前面 还有一排排的木桩子, 上面拉着晾晒衣服的铁线。这里不通电,到了晚上,只有马圈挂着一盏煤油灯,让马倌半夜起来添马料方便些。<br>和往常一样, 我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的脸盆, 到水井打一盆凉水, 痛痛快快地洗一下。等我到食堂吃饭时, 食堂已经挤满了人, 但和往常不一样的是, 没有了高声喧哗, 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我一把拦住端着五个馒头一大碗菜的赵有财问发生了什么事。<br>“你还不知道啊? 高考要恢复了!”有财说。<br>“真的吗?”这一次。我真地兴奋起来了。<br>“是真的。 不过还要结合单位推荐,政审合格。”<br>我又泄气了。<br>我们这个青年点是在县城以北约四十 公里的一个地方, 前不靠村, 后不着店, 挺偏僻的。 青年点有近二百多人,都来自县城。在这些人中最有希望能考上大学的,就是有财。 有财当知青的资格更老, 他七一年就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青年点儿的男知青有七八十个,一到了晚上经常在一排长张永胜的领头下聚在一起玩扑克抽烟瞎起哄,逼着积粪员癞四, 聊女厕所又发现了多少个用过的月经纸。 癞四下乡也快四五年了。他从小没有娘,没人疼没人爱的,从来没有好好上过学,脑子也不太灵光,傻乎乎的别人问什么就说什么, 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哄笑。 但有财却是从来不参与这些哄笑的, 他躲在宿舍一角静静地看书,让我吃惊的是他看的既不是《薛仁贵征东》, 也不是《少女的心》那些无聊消遣的烂书, 而是《农村实用电工手册》,尽管我们青年点没有电。不过我俩的关系真正密切起来的原因是他发现了我也爱看书。那时候我正在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这个大块头的书放在我炕头惹眼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了, 只有他特别在意。<br>青年点的带队干部老周头,是质朴本分的当地人。不久前毛主席病逝时,他带领知青去县城参加追悼大会,他哭的最伤心,有眼泪有声音, 感动了周围很多人,为此老周头受到了公社的表扬, 说他感情真挚。老周头五十多岁,有着吃苦耐劳,早睡早起的好习惯,看着我们这些白白净净县城来的高中生,他感到自己有一种使命,这是毛主席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他心目中的知青应该是那种“肩扛锄头手拿镰,草帽挡着半个脸。日夜辛劳守本分,出力出汗好种田”的形象。每天除了白天干活,早晨他也不让我们闲着, 天一亮就敲钟, 把我们赶到地里去铲草, 叫“打早垄”,七点钟才让我们回来吃早饭。 我们大多数都十七八岁或者刚二十几岁,正是缺觉的时候,迷瞪瞪地铲了半天草, 还不知道是在铲玉米地还是大豆地。 早晨的露水大, 我们的鞋子都湿透了,脚板泡得大了一圈,挤压得难受。小丽也觉得有些过分, 暗地里叫他“周扒皮”。<br>这一天早晨周扒皮没有敲钟,原因是下雨了, 而且下的很大, 不像有要停下来的样子。其实前一天夜里就开始下雨了,很多人问老周头明天还要出去打早垄吗, 老周头笑而不语,而是说以他的钟声为准。没有了早晨催命的钟声, 多数人早晨没有醒来, 甚至连早饭都省了,一直接着睡下去。当我醒来时, 已经八点多了。 天阴的很厉害,还在下雨。我急忙跑出去,冒着雨从井里打出一桶水, 拎回来洗脸刷牙。 宿舍里很静,人们都在睡觉。 我一面慢慢的刷牙, 一面望着窗外阴霾的天空沥沥的细雨, 心中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绝望感。 也许是以前忙着天天劳作, 没有时间想,或者变得麻木了。 我想起了一同来到同学小钢和建国半年前都参军去了,剩下了我自己。还有几个好友去大庆当了工人, 又把我落下来, 剩下了我自己。前几天收到了小钢给我来到信, 信中还夹着一张他的照片。 他穿着军装, 目光有神,前程一片光明。我知道自己不会在这里当一辈子农民,但家里没有什么背景, 自己又不是什么弄田好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出路。<br>洗完脸, 我又是一路小跑奔到食堂。 食堂里空无一人。 只有小芳站在窗口无精打采面无表情地卖饭。小芳是我们青年点公认的美人,但我也没看出来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许是她在食堂做饭,没有被太阳晒着,皮肤比较细嫩。 她是一年前来到我们青年点的,不太愿意说话,我对她了解不多,感觉到她有点冷面傲气。我用手指指米粥,馒头和咸菜,她也没说话一一递给我。吃完饭我又买了个馒头回到宿舍,发现有财也起来了,坐在那里像和尚入定一样,额头紧锁,两眼无光, 手里捏着一本书发呆。<br>“开饭了?”<br>“开饭了。”<br>“人多吗?”<br>“人不多。”<br>“妈的,吃完饭再说。”有财说完,把书狠狠地摔在炕上,骂咧咧的出去了。<br>我捡起有财丢下翻开的书,发现这是一本脏兮兮的中学数学课本,他在做一道练习题,练习题的旁边到处是有财用铅笔划的道道。看样子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一道一元二次方程的题。我仔细看看题,好像我能做, 便找来一张信纸,试着做题。 已经有两三年没有看任何课本了。 当我翻课本时,有种亲切感,不禁想起当年坐在教室里当学生时的一幕幕。我胸口有些发紧,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我没费太多时间就做完了数学题, 但我并没有高兴起来, 因为我知道教室对我来说太遥远了。</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