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百年陕西》摄影展

周老虎

由于是“人文地理摄影协会”会员的缘故，从石宝琇会长那里知道了《百年陕西》一书出版的经历，同时也听到了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不只是体力与物质的付出，更有精神和意识的煎熬，其结果原远没有达到最理想，只是一个次好的……

已是非常不易啊！

知道有一个《百年陕西的影像展》时，刚好在西安，第一时间就去参加了其开幕式。

随手拍了些照片，附上自己的体会，记录在这里。

从展会的布展以及内容等等，还有提高的空间，方式方法也有更多可以探讨的地方。可能是由于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方面的因素影响，也还有可能更是因为不可言传，也有是你知我知等原因，好像没有把话说完，更像藏着什么不能展露，使得我恨不得马上找到那本《百年陕西》，一睹芳容，以释放胸中的郁闷之气！

还是先看画展吧！

这是19世纪80年代的略阳县，群山环抱中的城墙清晰可见道路两旁的民房依山而建……略阳县隶属于陕西省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

略阳始建县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以其用武之地曰略，治在象山之南曰阳”，故名略阳。

入川又有哪些道路呢？其实入川大体上只有北、东两路。

第一，北路是由汉中入剑阁。这条线路大致上是跟现在的宝成铁路是一致的，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秦国司马错伐蜀开道而成，而汉中是四川的屏障，入川先入汉，历史上的韩信的暗度陈仓、诸葛亮北伐大都是从汉中传秦岭北上，从汉中到关中的隘口大致有子午谷、祁山等，不同朝代名称不同，宋代宝鸡附近被称为大散关。



由陕西入川

换而言之，北路就是古代从陕西入川，主要有三条道路。其中金牛道是最主要的道路，因为它从汉中直接通向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所以最为重要。其余两条道路，也是很常使用的，一条是米仓道，一条是荔枝道。

第二，东路主要指溯江而上，可水陆并进。

阿尔比诺的天主教徒家庭。

中文名

南怀谦

外文名

Leone Nani

出生地

意大利贝尔加莫省的阿尔比诺

出生日期

1880年9月20日

人物介绍

1903年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同年被派往汉中教区，南怀谦神父在中国传教10年，期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统治数千年的封建王朝正在土崩瓦解的中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人物简历

1903年当南怀谦23岁时，在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三个月后，即被派往汉中教区，与他的五个同伴一起，由马赛登上一艘驶往远东的轮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到达上海。然后溯江而上，到汉口，又乘装载货物的船只，经过十多个星期的艰难航行，于1904年1月22日来到汉中，居住在汉中教区（辖教内安康事务）总部城固县古路坝，开始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传教生涯。首先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学习汉语，熟悉中国生活和文化。次年，即1905年春，他最先与一位年长的教士到洋县直接传教，两年间，他先后在华阳、南坝等地发展了一批教徒，建立了教堂，并且用当时笨重而简陋的设备拍摄了一批生活场景。此后，这位面容清瘦、身材较高、满脸络腮胡须的神父往来于古路坝、汉中城及其它各县之间，到了不少村镇，有时去安康，在进行传教的同时，拍摄了大量社会、人文、风情、景物、传教活动照片，内容丰富，镜头所及，几乎当时汉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高官显贵、名流士绅、军官士兵、教徒修女，更多的是农民工匠、船夫挑夫、渔民猎户、戏剧杂耍艺人等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劳作场面，有雄伟的汉中城墙城门、狭窄热闹的街道，有众多的古建遗迹，有汹涌澎湃的汉江洪涛，有迎亲送丧的队伍，有对饥民放饭的义举，也有向学生孤儿施教的课堂，有清兵新军士兵的操练，还有衙门前犯罪待决的囚徒等等，不一而足。按当时的摄影水平，只能从国外带来笨重的照相器材，一次最多拍照100张照片，还要辗转送回意大利冲洗。南怀谦以一个传教神父的身份，把自己融入了汉中社会，取得了各界的认同与配合，以教内事务为主，业余从事摄影，他出行时总带着一架13×18或9×12厘米底版的照相机，以独具匠心的慧眼，捕捉社会生活中有价值的镜头，尤其是在中国清朝与民国交替的特别时期的那些在外国人士眼中有意义的一瞬，这就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百年前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实证资料。在当时闭塞的汉中，人们把照相看成是摄人魂魄、会给人带来灾难的“鬼眼”，许多人害怕，甚至向南怀谦神父扔石块。只有在取得对方的信任和配合时，才能拍摄到所需要的照片。[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回国从事过医生和教师等职业，直到1935年去世。

在1900年至1914年这10年间，以宗座外方传教会的名义到中国陕西省进行工作。当时陕西省汉中府清末民初是陕南地区商业、农业、采矿业的中心。南怀谦神父从传教士及记者的角度观察了当地的社会及人民生活和风俗习惯，在细致的观察过情中，并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当地农村、小镇中居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为我们保留了昔日中国的画卷，香烟缭绕中的宗教仪式、乡村节日、红白喜事、唱大戏等等。还有威慑、教化民众的衙门，以及一个完全依赖原始农业的前工业化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行当、手艺人、农民和商人。这些照片也成为我们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途径，其所拍摄的照片也真实地及反映了汉中教区生活的种种。[2]在中国的10年时间内，他以图像的方式记录了陕南地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场景、民间宗教仪式、建筑和风景。拍摄期间，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随后诞生。作为摄影师，南怀谦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丰沛的艺术创作灵感，在作品中不仅真实凝聚了新旧社会格局嬗变中的历史场景，而且在照片中倾注了其对中国人民风俗习惯的尊重和关注。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最初五层，后加盖至九层，再后层数和高度又有数次变更，最后固定为今天所看到的七层塔身，通高64.517米，底层边长25.5米。

大雁塔作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是佛塔这种古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华夏文化的典型物证，是凝聚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标志性建筑。

美国牧师克劳德.皮肯斯（1900-1985年）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皮肯斯是由美国教会指派到中国进行福音传播的。

1927年-1937年间，皮肯斯在汉口的圣彼得教堂担任助理牧师。

1933年伴随其岳父前往中东进行了穆斯林方面的学术考察，其本人与1936年与其他传教士一起对中国西北，西藏，内蒙的穆斯林进行了考察研究。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量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灞桥位于西安市城东，是一座颇有影响的古桥。春秋时期，秦穆公称霸西戎，将滋水改为灞水并修桥，故称“灞桥”。王莽地皇三年（22年），灞桥水灾，王莽认为不是吉兆，便将桥名改为长存桥。 隋唐灞桥建于隋开皇三年（503年），位于早期灞桥下游300米处，唐至宋代沿用，元废，是中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多孔石拱桥。



1994年，当地人在灞河取沙时意外发现灞桥遗址。遗址桥墩长约400米，已清理三孔桥洞（桥墩4座、残券拱3孔），桥墩呈船形，长9.25～9.52米，宽2.4～2.53米，残高2.68米。墩距5.14～5.76米。墩下以石条铺成长方形底座，石板长达17米，其下布满木桩构成桥基。桥墩两端设分水尖和吸水兽。出土隋唐时期的瓦、琉璃瓦、宋、金、元瓷片，以及北宋维修桥身时利用的唐碑等。2004年国庆节期间一场大水过后，又冲出隋代桥墩10座，残长约100米，隋唐灞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灞桥曾先后几次废毁，到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重建桥，但桥已非过去规模。直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巡抚杨名飏恢才按旧制又加建造。桥长380米，宽7米，旁设石栏，桥下有72孔，每孔跨度为4米至7米不等，桥柱408个。1949年后为加固灞桥，对桥进行了扩建，将原石板桥改为钢筋混凝土桥，现桥宽10米，两旁还各留宽1.5米的人行道，这大大地改善了公路交通运输。

灞桥在唐朝时设有驿站，凡送别亲人与好友东去，多在这里分手，有的还折柳相赠，因此，此桥也曾叫做“销魂桥”，流传着“年年伤别，灞桥风雪”的词句。“灞桥风雪”从此成了长安胜景之一[1]。

古代灞桥

古代的灞桥，一直居于关中交通要冲，它连接着西安东边的各主要交通干线。《雍录》上指出：“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唐朝的王昌龄在其《灞桥赋》中也说：“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但是，灞河上建桥的历史则要追溯至春秋时期。当年秦穆公称霸西戎，将原滋水改为灞水，并于河上建桥，故称“灞”，这也是我国最古老的石墩桥。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灞桥水灾，王莽认为不是吉祥之兆，便将桥改为“长存桥”。2004年10月1日被大水冲刷出的灞桥遗址则为隋桥，建成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因在原灞桥址以南，故称为“南桥”，并在桥两边广植杨柳。到唐朝时，灞桥上设立驿站，凡送别亲人好友东去，一般都要送到灞桥后才分手，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久而久之，“灞桥折柳[2]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

灞桥，这座久负盛名的古桥，曾引起多少文人的咏叹；那桥边的垂柳，又让多少迁客为之断肠；那桥下日夜东流的灞水，又让多少离情别绪，变得绵绵无绝期。诗意得经不起任何物化东西的碰撞。哪怕一次小小的撞击，都会让心中美丽的倩影灰飞烟灭。 李白叹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岑参写道：“初程莫早发，且宿灞桥头”，刘禹锡唱道：“征徒出灞涘，回首伤如何”，李贺咏道：“灞水楼船渡,营门细柳开”，李商隐吟道：“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等等，不一而足。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仅《全唐诗》中直接描写或提及灞桥（灞水、灞陵）的诗篇就达114首之多。其后经过历代墨客骚人妙笔的润饰，日久天长，灞桥竟被人们改称为“情尽桥”、“断肠桥”、“销魂桥”。据《唐诗纪事》记载：“雍陶有一次送别故旧，行至灞桥，问随从曰：‘此桥为何称情尽桥？’随从道：‘因送别到此为止点，故称之情尽桥。’雍陶有感惜别之情：‘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折柳桥》。至于“销魂桥”则得名于江淹的《别赋》，其赋开篇曰：“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古人折柳赠别，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柳”和“留”为谐音，既表达依依不舍的情感，也寓意人去他乡，宛如柳木随遇而安、发展壮大。这一习俗源自何处，已无据可考。文献记载最早可见诸《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尤其是隋、唐时期，经过文人雅士们不断写诗作赋，灞桥折柳赠别那种离愁别绪和深情厚谊就被定格了下来。由于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西安府志》），每当早春时节，柳絮飘舞，宛若飞雪，就形成了“灞桥风雪”景观，这就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可惜如今这一胜景，只能靠游人去想象了。说到“灞桥风雪”，不可不提及明代著名画家吴士英的《灞桥风雪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馆）。此图绘一老者骑驴在风雪中过桥，低首沉思。为烘托主题，景作山野悬崖，树木凋零，风雪弥漫，河流封冻，寒气迫人。侧锋卧笔，线条粗简，水墨淋漓，一次皴染，颇得气势，骑驴人物虽极简洁，但形态生动。据《韵府群玉》中记载:“孟浩然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花,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此画盖取其意。 郁达夫说过:“江山亦要文人捧”，而灞桥可以看作是最好的明证了。尽管桥已不是当年的那座桥，那柳也不是当年的柳，但是由于历代墨客骚人的吟咏，自古至今，依然一直鲜活在国人的心中。 　

西安钟楼位于西安市中心，明城墙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是中国现存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建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年），初建于今广济街口，与鼓楼相对，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整体迁移于今址。

但是，我对这个“整体迁移”的说法是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按照现在的整体迁移标准，在明朝是不可能实现的！

钟楼建在方型基座之上，为砖木结构，重楼三层檐，四角攒顶的形式，总高36米，占地面积1377平方米。

钟楼上挂像，也很是好看滴！

看着这些笑容满面的“美国大兵”，我的思绪完全错乱了！

读《陕西百年》一书才知道“美国‘飞虎队’在汉中”上空五次迎战、击毁日本来犯数十架零式战机。

城固五渠寺机场，又叫汉中东机场，是今天的柳林机场前身，开建于1940年8月。为专用轰炸机机场，是最靠近沦陷区的军用机场。也是B52轰炸机继成都之后的亚洲第二座起降基地。

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1923-1994），LIFE杂志摄影师。17岁成为摄影师，职业生涯长达30年，足迹遍布美国、欧洲和远东地区。《LIFE》杂志1945年至1949年中国各地的照片大多出自他手，年仅20多岁。1953年荣膺白宫新闻摄影师大奖。后成为《花花公子》摄影指导5年，及加州州立大学摄影教授。1994年病逝于加州。拍摄以下这些照片时24岁。

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

这部作品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不仅如此，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西安革命公园创建于1929年，为纪念北伐战争前夕，陕西国民军坚守西安死难的军民而建。

革命公园占地150余亩，建有烈士祠和革命亭，供市民凭吊纪念。

1926年4月，北洋军阀刘镇华率军十万人由豫西进入关中，围攻西安，城内军民在国民军将领李云龙(李虎臣)、杨虎城、王定一的率领下奋进反攻，坚守城池达八月之久，后经冯玉祥多方营救，西安军民协同作战，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一举击败刘镇华率军残部，西安城才于1926年11月解围。12月在冯玉祥的倡议下，选择此处，由西安各界人士负土堆积东西大墓各一座，在两墓之间建亭，命名“革命亭”，并将周围150地建成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

，从见到的照片上来看，他们是从潼关入陕西，在陕西采访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官兵训练的情况、宝鸡“工合”的现状和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之后，沿着古老的西兰公路西行。无疑，卡尔夫妇的甘肃之旅是一次艰难的行程。

根据现有资料，延长石油的发现和利用在我国是最早的，《汉书》中就有关于延长一带石油的记载;同时，延长油田也是中国大陆最早使用近代化手段开发的油田。

清政府批准了陕西巡抚曹鸿勋的奏请，并拨银20万两作为经费，地方上又加拨白银2.1万两，委派延长县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

1905年，各项工作开始筹备;同年，延长石油官厂正式成立

。1907年初，延长石油官厂从日本购置的一台蒸汽动力顿钻钻机运抵延长，同时聘请的技师佐藤弥侍郎及6名木工、铁工、掘井工也到位。

9月，中国陆上第一座炼油厂——延长炼油房建成投产，装煤油14箱运往西安销售。

1914年，北洋政府将所有地方油矿都收归国有，并设立了“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与美孚石油公司签定《中美合办油矿》合同，在延长县设立中美油矿事务所，成立蒲利石油公司，联合开办延长油矿。

1935年，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解放延安，延长石油官厂和陕北油矿勘探处由工农红军接管，合并为延长石油厂。

1938年2月，延长石油厂开始恢复生产。8月，应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之请，周恩来批准将延长的两部钻机及器材调往玉门。

延长油田为了顾全大局，将有限的设备调往玉门，致使生产受到影响，但油田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基本满足了解放区对石油产品的需求，而且1949年以前延长油田的产量，一半以上都来自这一时期的开发。

从1952年起，延长油田共调出1482名职工，支援玉门、青海、新疆、四川等油气田的开发和建设

　陕西延长石油驰名中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石油的国家，而陕西省延长县又是中国最早发现和使用石油的地方。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位于延长县城西石油希望小学操场，延长油矿的前身“延长石油官厂”，创建于1905年，是中国陆上开发最早的油田.20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贫弱，民族工业得不到发展，又少得可怜，石油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据光绪三十一、三十二两年(1905～1906年)的海关贸易资料统计，每年要支付1500万两以上的巨额白银，从欧美各国进口“洋油”，为国家大漏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德国人来延长调查石油，1903年发生德帝国主义企图开采未遂事件后，延长石油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光绪三十年(1904年)11月，陕西巡抚曹鸿勋秦请试办延长石油厂，得旨允准，1905年拨地方官款银八万一千两为开办资本，派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自此，创办了“延长石油官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聘请日本技师佐藤弥市郎在延长县西门处勘定延一并，获得工业油流，是为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安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经过近百年来的发展，延长油矿已经成为全国500强企业之一。2000年，延长石油工业集团公司实现年 原油104万吨，年加工原油349万吨，年销售收入76.76亿元，年实现税利16.46亿元。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就读中学旁边有一条名称“辰水”的河流突然热闹起来了——大批淘金的人把河道挖成一个个大水坑！比照片中的场景还要惨不忍睹！

染布，指把布染成需要的颜色，一般是通过染坊（又称染缸坊，染布作坊）完成。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记忆中的老街上就有一家染坊，烧水煮，捶打，洗漂，晾晒……把各家织的“土布”染成“藏青”、“毛蓝”、“水花”等颜色，或者“麻花”，满足人们穿戴铺盖五彩缤纷的需要。我奶奶和外婆给我的印象就是穿这种布的外褂和裤子。

染布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发现，中国织染工艺的历史，至少可以从西周算起。西周时，养蚕、缫丝、织帛、种麻、采葛、织绸、染色等织染工艺，开始有了专门的分工。秦汉时期的织染有了飞跃的发展，品种增多，染色工艺水平也有了提高。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汉代民间工艺的发展。

过去染坊里供奉的染业祖师为“梅葛二仙”。所谓“梅葛二仙”是指历史上的梅福和葛洪二人。梅福是西汉末年成帝时人，曾任南昌尉一职。《增补搜神记》载：梅福是寿春人，仕汉为南昌尉，见王莽专政，乃弃家求仙，丹成，复还寿春，飞升而去。《汉书》还专门为其作传。葛洪是西晋思想家，医药学家，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丹阳（今江苏句容）人。东晋初，任谘议参军。少好儒学，兼及神仙怡养之术，晚年辞官谢客，于罗浮山精研炼丹，以求长寿。梅葛二人炼丹，均与植物、矿物染料有关，故被奉为染业、染料祖师。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这天，染坊祭祀染业祖师（亦称“缸神”），在“梅葛二仙”的牌位前摆供品，烧香磕头，祈求先祖佑护，同时办酒席庆贺。

这么看来，这两位祖师是在炼丹的时候，发明了染布工艺！

学生做试验？不，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

1934年12月，西安站破土动工。

1935年6月，西安站正式运营，时为客货兼营一等站。

1936年6月1日，陇海铁路潼（关）西（安）段修通，在西安举行通车典礼。车站定名"西安车站"。

西安站是中国西部铁路枢纽之一，全国铁路客运特等站。西安铁路枢纽是全国八大铁路枢纽之一，是我国路网中联通西北、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

西安站是全国仅有的三个可以直达中国大陆除海南海口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的省会城市和重要的地级市的车站（另外两个是郑州站和武昌站）之一。

回到了1984年西安车站改建工程之前的老火车站。心中隐隐地感觉还是西安老火车站亲切，亲切的火车站容貌浮现在脑海中。记得老车站正中是仿古式建筑，歇山式屋顶，屋面覆着黄、绿色的琉璃瓦，古朴端庄而又简洁大方，为典型的中式殿堂建筑。

软卧贵宾室即这殿堂式的火车站休息，尔后直接进入站内。那还是仅仅唯一一次，光顾老车站古色古香的室内容颜。

在这标志性的西安火车站东西两侧，是两排长长的中式建筑候车室，传统而朴实的建筑群，倒凹字形合围起了车站广场，房前还栽种着树木。

国人还是不太喜欢留下映像资料，不知是不是总想凭记忆来回忆过去会更舒适些，还是由于生活的苟且……

父母的缝纫机，我已经提出要留给我。但是，还寄存在老人家那里！

闲暇时间，读一些“无用的书”，听一些“无聊的故事”，认识一些“无用的人”，做一些“闲事”……也许才是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