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完的季羡林

四小刘霞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传》，2009年8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蔡德贵为“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2008年经季羡林先生选定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助手。书中他以一名季门弟子的独特视角和纪实的手法，详细地讲述了季羡林先生曲折的求学生涯、学术研究、业余生活等。传记再现了季老近百年来漫长的坎坷人生、广博弘大的学术造诣以及浪漫多彩的生活情趣，也突出反映了一位世纪老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助手，作者得以比寻常人更接近和了解季先生，因此可以说，这部作品也更为生动和真实。作者在书中力图用先生的引文构成这部传记”。《季羡林传》一书共十二章，内容分别为齐鲁厚土，京华岁月，初尝人生，德邦十年(一，二)，重归故土，沙滩足迹，燕园春秋（一，二，三），学界泰斗，业余生活。齐鲁故土、清华求学、德邦十年、沙滩创业、燕园春秋、十年浩劫，饱受磨难、不息奋斗，一幕幕、一件件，风风雨雨，近百年的人生就这样娓娓道来。

幼年的季羡林常常忍冻挨饿，艰难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先生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到了济南后，对外语的学习兴趣，让他受益终身。中学阶段的季羡林，在老师的指导下，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取得了“四连冠”的好成绩，并大量涉猎了中外文学的经典作品。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得以亲聆陈寅恪、郑振铎等大师的教诲。毕业后的季羡林迫于生计，回到高中母校教了一年国文，使他对国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甘心命运的摆布，他选择了出国留学。德国的求学生涯枯燥而辛苦，取得了博士学位，原以为终于可以回到祖国，谁知爆发的战争，使他的在德国的时间延长为十年。对祖国的担忧，对亲人的思念、对人生的思考，让他更加成熟。在归国期间，和当时国民党政府所设大使馆的“斗争”，又让我们看到一个机智、勇敢的季羡林。

归国后，得到当时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先生的赏识，季羡林受聘于北京大学，并一手创建了东方语言系，积极为国家培养人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磨砺，季先生庆幸自己没有说谎，并利用在传达室看守大门的时间，完成了《罗摩衍那》的大部分翻译。恢复了自由的先生，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去，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面对这些，先生的朴素和真诚没有改变。退休的先生并未“退职”，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老表走新时”，因而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创作又到达一个高峰。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28年-1929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因战乱滞留国外的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几十年来，无论是教书还是对学生，季羡林都是兢兢业业，即使身为北大的校长，也还会给新生提行李箱，非常亲民。

1999年，季羡林老先生八十八岁生日宴会，在北大勺园，宾客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像雪花一般洒落，可是等到季羡林致辞的时候，他却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季羡林的学生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他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但他却是中国最后一个真实的人，一个高贵的人。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这是季羡林老先生在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就如颁奖词中所说，季羡林老先生对自己的定位也始终是“一介布衣”，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象得如何伟大。

晚年的季羡林曾经“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季羡林老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认为和自己无关的荣誉绝对不会接受。老先生曾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反观如今的人，稍有名气就觉得自己是万能的，权利和利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逐渐失去了季羡林先生那一代人的真诚朴实。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拥有自己的生活也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不被身前名羁绊，这才是大学者，大智慧。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这是学术界的损失，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

季羡林是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泰斗，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其涉足学术领域之广，当世罕见。可以说，大凡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几乎都留下了季老探索的足迹。追究季羡林之成为“杂家”的起因，是当代学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也是学界学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季先生自己轻描淡写地把原因归于“偶然性”。

季羡林一生和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季羡林的散文被当做整个中国近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缩影，蕴含着的一种流动着的一贯的人格精神。季羡林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广有涉猎、汲取：《史记》的雄浑，六朝骈文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清新，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这样写出来的散文，或如行云，舒卷自如；或如流水，潺湲通畅；或加淡妆，朴素无华；或加浓抹，五色相宜。长达数千字的，不厌其长；短至几百字，甚至几十个字的，不觉其短；全都灵活方便，得心应手，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描绘风景，都淋漓尽致，自然天成。在他笔下，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封一邑，都能焕发光彩，增添情趣。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沦人情世局而颇具文彩，因小见大，余味无穷，兼师东西，独辟蹊径。对于自己的文章，季老曾说：“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才是季先生文章真正感人的缘由吧！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羡林的处世原则。在将近百年的风雨人生中，先生一直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先生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在我们外人看来，这又何尝不是季先生自己的人生写照呢？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学术上的成就、极具感染力的文才、朴素、高贵的人格，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仁珪说，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还因为他在世的时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浮躁的时代，和这位学术坚守者的宁静与单纯。斯人仙逝，给公众造成巨大的心理空缺，使得大众精神偶像的投射又失去了一个对象。这是先生的宝贵之处。

“风雨百年，铸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斯人已去，功过成败皆虚；沧桑正道，将上下而求索。月白风清，一代巨擘长存天地；德高望重，万古芳名永留人间。”这是人们悼念先生的语句。在悲哀的同时，人们也开始了对“国学复兴”的思索。这也许是先生对国人的最后赠予了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季羡林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之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这就是最真实的人，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

正如作者所说：“对于任何人来说，季羡林总是读不完的。读不完的季羡林，会给人很多。”最后由一句季羡林老先生的话作为结尾，也希望成为我辈的训诫。先生说：“影响我一生的四句话，分别是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所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所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