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漠

我心飞翔

1968年8月26日，这个日子，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今天就要乘火车奔赴内蒙自治区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

连日来，我一直处于莫名的兴奋之中，我故意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以免引起父母的伤心。

我们班有八位同学去了东北建设兵团，那些同学是班里的红卫兵，我没有资格报名。而后又有去黑龙江莫里达瓦插队的消息，有些虽是红卫兵，但家里查出"有问题"的同学，以及一些"红外围"们去了。我因为文革初期被本班同学抄家的阴影，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有意回避他们。此时天津的表哥倪祖鑫已经去内蒙古的大草原了。他来信告诉我说那里地广人稀，庄稼长得一眼望不到边，他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希望我也能去。

看到他的来信，我的心开始活动了。反正我们这些学生都要上山下乡的，既然我不愿意和本班的同学一起去，那和天津的同学在一起不是很好吗？父母也同意我的想法，毕竟有表哥在一起也好有个照顾。我史家胡同小学的同学苏君砚知道我想要去内蒙插队，并且他也认识倪祖鑫，就提出要和我一起去，我当然很高兴，不想我们的手续都办完了，又杀出一位"程咬金"—苏君砚的北京二中同学胡森，我们本来就认识，平时一起滑冰、游泳、郊游。此次他也要去，这又令我兴奋不已。就这样，我们三人决定一起去内蒙插队。

这是我们三人在颐和园万寿山前的留影。

这是临插队之前我们三人在天安门前的合影留念。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北京的山山水水，这次可是要远行了。

这是我留下的下乡插队之前最后的一张照片。

那时我的父亲早已被从工作岗位撤下来，去了外交部设在北京郊区的"学习班"，而我的七姑去了文化部在宝坻县的"五七干校"。

照片是下乡前夕我全家与七姑母子的合影。时间1968年夏。

《走向草原深处》

出发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66年的8月26日，这天的天气非常好，湛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我们就要离开养我育我的家，离开首都北京了！

七姑一早就来到我家送行，带来了葡萄和苹果。并且和我的父母一起把我送到北京站。七姑和七姑夫文革中一直没断薪水。七姑是文化部的翻译，七姑夫是北京给排水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收入不错，所以就一直接济其他的亲戚，包括我家。这次我下乡，家里每人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不够临行前置办物品的费用，如衣服、洗脸盆、牙刷牙膏等。家里把唯一还值几个钱的英国"凤头"自行车卖了，又卖了几件毛衣，我娘怕我冷，用家里一些碎皮子拼起来给我做了顶皮帽子，就这样，勉强收拾出一个皮箱的物品。七姑送我20块钱，还送我一身卡其布的制服。她对我很好，挺舍不得让我走的。

北京站已是锣鼓喧天，彩旗飞扬，就像是欢庆什么大喜的日子！我们1000多名即将远行的学生每人胸前戴了一朵红花。站台上是送行的学校领导、军训干部，和无数的同学与家长们。

我有幸与胡森、苏君砚在站台前留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

"呜"一声长笛，火车启动了。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不多久，我们三个男生就开始在火车上享受带来的各种水果，还嘻嘻哈哈的说笑着，就像日本神勇突击队员们一样，保持着"马革裹尸"的风度，与其他人的哭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后来环顾四周，才发现敢情除了我们三人，其他人全是女生。一打听都是朝阳区女四中的学生。

车里的女生们渐渐恢复了平静，在队长的带领下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到农村去 ,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祖国，养育了我们的祖国，让我们革命的理想迎来万丈光芒。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在四方......。"

车厢里到处是甜甜尖尖的女生嗓音，我们参与其中，显得很另类。因我们都是男校的学生，与女校的女生们坐在一块儿还有点不自在。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充斥着红旗、红袖章、标语和小报的疯狂中的北京，乘着北上的列车，奔向了塞外的科尔沁草原。火车走了很长时间。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到低矮土屋，从房屋密布到大漠无垠，从油油绿色到漫漫黄色，我们的心也从喧嚣浮华中渐渐静了下来，涌出一股淡淡的凄凉。

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火车停了下来。站台上有铜管乐队加上少先队的队鼓在奏乐欢迎我们。领导致了一通欢迎词后，我们开始坐大卡车继续前进，沿着科尔沁大草原到达了开鲁县城。

在县城，又是开欢迎会，又是聚餐，热闹了两天后，开始分配知青了。我们被编成知青小组，分配给了各个公社，再由公社分配给大队、小队。那天我们驻地的外面马车排成了长队，我们每个小组的成员，将自己的箱子、铺盖放到指定的大车上，我们又挤坐在行李上，浩浩荡荡的开向了农村。

我们集体户共十三名同学，由十名北京女四中的同学、两名男二中的同学与我这个25中的同学组成。除去女四中的五名初二同学外都是初三学生，也就是说有五名67届学生和八名66届学生。这是其中的十名同学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平静。科尔沁草原是大"粮仓"，本来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都没有影响到这里，但席卷全国的文革恶浪却还是冲刷到了他们。村民们早就听说文革中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的造反，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怀着既新奇又惧怕的心理。一方面，他们从知青嘴里知道了很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一方面又怕我们这些北京来的 " 红卫兵"们来他们这里" 造反"，破坏他们早已习惯了的生活。 在来到营子最初的几天里，集体户的组长（女四中指派的）陈彬带领大家去田地劳动，打头的还捧着铁皮印制的毛主席像，其中几位在左臂套上了红卫兵袖章。最搞笑的是一早一晚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三位男生都是"被抄户"的"狗崽子"，来到这天涯海角的地方本来是想舒心一下的，这下添了几分恶心。

好在这样的光景不长，几天后女生由妇女队长领去干适合妇女干的活儿，而我们男生则跟着队长干壮劳力的活儿。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下子就把这些北京娃们带来的"套路"全打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与女生的隔阂解除了，开始有敬有让的过起了"知青"的日子。

我们插队的那个营子，叫做宋家营子。成立人民公社后这里叫大榆树公社联丰六队。营子里才100多口人，主要是宋、吕两大户人家，外加陆续来到的几家外姓人家。说起来，这些村民都是来自内地的山东。他们闯关东，先是来到辽宁的朝阳一带，然后再迁徙到了这里，为的是这里地广人稀，人好养活，便于谋生。

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区，有着粮仓的美称。但是由于在草原的深处，这里还很落后，没有电，没有水泥砖瓦，没有铺柏油的公路，大部分村民不识字，没见过楼房和汽车，不懂得电是怎么一回事，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土井的水，过的是自给自足的"原生态"日子。

刚到营子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十名女生就住在小队部，而我们三名男生就住在队院子外面靠道边的两间小房。那真是孤零零的小房子，外屋是灶，通过在外屋烧柴，使里屋的土炕热起来。里屋同外屋一样大，也就仅六平米大小，靠南面是土炕，上面一领苇席，苇席上是三个铺盖。我睡在中间，左面是胡森，右面是苏君砚。白天我们卷起铺盖，要来人就坐在炕沿子上面唠嗑。晚上再将铺盖拉下来，头冲北睡觉。屋里照亮就靠一只油灯。

北面靠墙老乡用削尖的木桩砸入地面后，架起几块宽窄不一的木板，上面就放着我们三人的箱子，东面一只、北面一只、西面一只，呈U形摆放。因地方有限，每人仅有一只箱子的地方，下面土地上就放着我们的脸盆，木桩之间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算是有了放毛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三人在联丰小六队的全部家当。

《峥嵘的岁月》

在农村的岁月，犹如昨日。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北京娃"们，团结战斗，克服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互相鼓励着，在广袤的大漠上，努力去适应着崭新的生活。

刚到营子时，队里派了大师傅给我们做饭，第一天是牛肉炖茄子，第二天是茄子炖牛肉，到了第三天是炖茄子。后来我们才知道敢情哪有那么好命天天吃肉。农村吃肉是在屠宰了牛羊之后才能吃到，我们前几天能吃到牛肉，全赖队里为欢迎我们的到来现宰的牛，吃完了肉当然只能吃菜了！

可是我们太馋呀！肚子里面没有油水了，就去想办法。听说营子里面家家都养鸡，为的是下蛋。他们其实终年也见不到什么钱，仅仅是年底分个工分钱，"工分工分社员的小命根儿"。每天的工分只有十分，而妇女才八分，十分的工分在好年景才值一块钱。所以买老乡家的小鸡用不了多少钱。老乡们说，营子里的鸡随便抓，公鸡给两毛钱，母鸡给三毛钱就行。

那天我们可高兴了，满营子的抓鸡，一共抓了十几只。我们要仿效座山雕来个"百鸡宴"。鸡是抓来了，可谁会宰呀？这时我来显身手了。我教其他人抓住鸡后将两只翅膀往后叠起来，再将鸡冠子也与翅膀叠在一起，用一只手夹住，这样鸡脖子就拱了起来，再用另一只手去拔鸡脖子上的毛。大家按着我的要求去做，然后排好队，等着我"开铡"。我也顾不得要鸡血了，接过小鸡往案子上一磕，就事手起刀落，将鸡头斩下，再往墙角一仍，非常利索的结果了它们的生命。这顿"百鸡宴"吃得我们回味了好长时间。

知青的粮食定量是规定了的，我们每天能吃到高粱米、小米或是玉米渣。但要吃细粮却必须提前向小队长申请。为了改善一次生活，我们需要从队部扛粮食回来。我们没有毛驴，有时借不来，就会自己到碾道去碾米。女生拿着簸箕，一点点往碾道中撒粮食，我们就像毛驴一样一圈一圈地推着碾杠围着碾磙转。我最多时一次碾了五十圈。所谓细粮包括两种：白面和黄米面。白面用来烙饼，黄米面用来做粘豆包。要是自己馋了就只好到合作社买"小光头"饼干吃了。

这是我们刚成立集体户时用的饭票，很快就不用了。

我的表哥倪祖鑫在开鲁城东的北兴公社北兴大队。本来他是想接我去他们大队落户的，没想我们来了三个人，队里接待不了了，所以我们就按照北京对知青的安排进了大榆树公社联丰六队。毕竟是兄弟情，倪祖鑫沿着没有水的八一干渠走四十里路来看我了。特别巧，我们俩所在的小队都挨着八一干渠。

他一来我就特高兴。但是有两个奇怪的事情：一是我们集体户养的大黄狗，它平时对老乡特凶，可见了我表哥特亲，一点也不叫；二是我们一改善生活，他就会来，就好像循着味儿来似的。我们同学们也挺欢迎他的。他一来，我们男生就不出工了，在屋里唠唠嗑，或到集上溜溜逛逛。

冬天到了，院子里的秫秸快要用完了，为了过冬，我们就到荒漠上去捡牛粪饼当燃料。我们跟着牛车，经过南面已经干涸了的西辽河，在奈曼旗长满了马连草的沙地上捡牛粪。那里有成群的牛群、羊群，还有小小的湖泊，当地人叫做"泡子"，我们可以在那周围见到一滩滩的牛粪，已经风干了，很轻，一点味道也没有。我们每看到一堆牛粪，都像见到了黄金一样的雀跃欢呼。当然，我们还会趁人不注意，把别人已经聚成堆的牛粪据为己有。哈！太刺激了。

满载而归时，我们这些男生还会求牛老板让我们赶一会儿牛车，反正有车辙导引着，路不会走错，我们就煞有介事的挥动着长鞭子，一会儿"达，达，达"的吆喝，一会儿"啪"地摔个响鞭，真带劲儿！

我们在春天学会了刨茬子点种，夏天耪地看青、秋天割地打场、冬天刨粪积肥。还学会了和泥垛墙拖大坯，学会了挖河修渠，学会了赶大车、打机井，我渐渐感到自己成为了生活的强者，不再惧怕寒冷，惧怕沉重的劳动，惧怕寂寞孤独。当然，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还是缺乏大男子气质，论个头比一米八六的苏君砚矮一截，论块头又比魁梧英硕的胡森小了一号，所以尽管很努力了，在女生面前，我还是最弱的一个。

这是组内的两名女生在用水泵灌溉大田的劳动中。

《大漠里飘出的琴声》

集体户里，苏君砚喜欢和老乡聊天，胡森喜欢拉胡琴和弹月琴。我则喜欢拉小提琴和吹口琴。

夏天工余饭后，我常常在宿舍里拉我心爱的小提琴，把小夜曲的旋律拨向夜空。大地是这样的静寂，这里没有建筑工地的噪音，没有汽车喇叭的笛声，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收音机里传出的音响，即使地面上的土坯房也只是大自然中土与禾的结合，难以看到现代文明，似乎100年前他们就是这样生活。这里的夜是那么的清澈，银河清晰地横跨在夜空，繁星在闪烁，仿佛倾听我如歌如诉的琴声。

偶尔，我们几个男生躺在炕上睡不着觉，就海阔天空地聊天，聊我们的学生时代，聊我们的家庭，聊我们共同的朋友，聊北京在文革中的风风雨雨，聊我们对未来的梦想。聊累了，就扭头睡觉。聊得来了精神，就盘腿坐起来，用关东烟叶拧上一支"大炮"。

隔壁女生在唱歌，起先还唱一些学生歌曲，后来不知从哪个集体户学来的，唱开了"插队歌"："苦难，悲伤，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家乡，我插队到边疆。吃的是红高粱，住的是茅草房，这样的苦，要有多长……"。听得烦了，我们就使劲擂墙，叫她们别唱了，别看我们嘴里挺"横"，其实是怕她们唱着唱着哭了，我们听了心里更难受！

渐渐地，我与营子里的老乡们混熟了，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熟悉了他们的语言。这里的人既有东北汉子的粗旷耿直，又夹杂了当地蒙族风俗的影响。和他们交往一定要交心，要真诚，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心眼太多而不会和你交朋友。

开始时，我实在不习惯他们粗野的谩骂和"朗朗上口"的荤段子，后来发现，他们大多其实很善良，对我们也挺友好。平时他们教我们在大灶做饭、骑马、赶大车，都是诚心诚意的，即便随口骂出的脏话，也绝无恶意，只是属于调谑性质。

这里最有学问的是大车老板儿。他们走南闯北，听得多、见得广，回来就会带来外面的一些新鲜事情讲给大家，而老乡们总是会非常虔诚的聆听着。当然，最为油滑的也算是这些大车老板子，他们讲荤段子时，常常问对方一些跟性有关的"脑筋急转弯"问题，经常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嘴上占了便宜。然后得意的怪笑。好像这是他们最拿手的把戏。

由于没有电，大家的业余生活挺枯燥，所以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我们的到来，吹拉弹唱的倒很吸引他们。原来这里只兴唱二人转和评戏，我们来到后，在我们的影响下，这里也兴唱京剧现代戏了。有空就挤在胡森旁边听他拉胡琴。胡森边拉边唱，有时女生也加进来唱个"红灯记"中的李奶奶呀，"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呀什么的，知青中尤以组长陈斌和赵晓萱唱得最好。老乡们也会即兴带着评剧腔唱唱京剧段子，挺好玩的。

而老乡们对我所拉的小提琴就更生疏了，管它叫做"歪脖拉"。一有空闲，就有几个青年来我这，磨着叫我来几段"歪脖拉"。拉洋曲子听不懂，就给他们拉"我爱北京天安门"、"逛新城"之类的歌。后来有人拿来胡琴、笛子，和我一块儿凑把热闹。

喧闹过后，人渐散去。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桦树林边一抹红霞，将沙坨子染成金黄。渐渐的，土坯房与大地融入到深邃的蓝色。远处是缕缕的炊烟，偶尔几声犬吠，几声马嘶，几声猪嚎。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快乐，没有压力，常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夏天看青中的"李大敢干"》

夏天的看青和秋天的看场是我们知青最惬意的事情， 而队长也非常愿意派我们干这个差事，因为我们与老乡们无亲无故，又认真，所以让我们看青看场很放心。

夏天的看青，就是不让猪进来偷吃庄稼，更不能让小偷进来将已割好的高粱、玉米偷运走。队里有砂枪，是那种从枪口往里面填枪药和铁砂，后面有砸炮的那种挺原始的枪，谁看青谁背着，我估摸着当年抗击八国联军时清兵就是用的就是这种枪。吕队长结巴着叮嘱我说："小、小李子，见到猪进庄稼地就给、给我狠狠地销，都给它销死。看谁家、家的猪还敢不圈着随便跑！"。

我得了令，又背着枪，牵着狗，得意之外恨不得逮个机会立功。这知青一看青，果然大家都看好了自家的猪，再不让它们偷吃庄稼了。但也有例外。这一天，我刚刚从庄稼地回来，准备吃饭，一个小嘎子急快的跑来报告："小李子，快！有一群猪进地了，快去看看吧！"。我一听，激动地手都哆嗦了，往枪里灌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枪药和铁砂，提着枪就去了地里。胡森听说后，也赶忙拿着把鉄三齿叉跟上来了。

地里果然有一只大猪和两只小猪在毫无防范的吃庄稼。我一点一点的尽量接近它们，在仅有四米多远的地方开了枪。"轰"的一声，比平常的枪声响了很多，我的手一震，大猪哼的一声倒下了，后面胡森拿着三齿叉，又将那两个受伤的小猪插死了。我们胜利而归。

可到了晚上就听说知青"惹祸"了——知青将队长舅舅家的一群猪都给打死了！我们吓了一跳，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后来有人招呼去队院子吃肉，每人交一元钱给一碗肉吃。我和胡森赶紧到队院子，一看正是我打死的那头猪被炖成了一大锅猪肉，有人给大家盛肉。我们知道这是大家来凑份子弥补队长舅舅家的损失。可吕队长有话在先，知青把自家的猪打死了也不能再说什么，只能"哑巴吃黄莲了"。我俩赶忙每人交了一块钱，吃那"屈死鬼"的猪肉。有人在抱怨着："这谁打的枪呀，铁砂子全给销上了，猪身上脸盆大的地界儿全是砂子！"另一位说："大家小心点啊，肉里有砂子，别蹦了牙！"。

从此我获得了个外号叫"李大敢干"。

《难忘的开鲁汇演》

由于公社知道我会拉小提琴，就推荐我参加了第一届开鲁县文艺汇演。记得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为大榆树公社的男舞蹈演员北京知青陈宝光配奏《蝶恋花》，还有就是给歌舞配乐（当然其他配乐都是胡琴笛子之类的民乐）。

那是一个开鲁县从来没有过的盛况。开鲁县有一千多名北京知青，有近三千名天津知青。其中天津知青里，就有一批原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结伴而来，个个能歌善舞，身怀绝技，大都分在了三棵树公社。这次汇演他们出足了风头。我们其他公社的知青也都是汇演的主力，演出获得了成功。

v这是大榆树文宣队成员在居住的县党校留影。我在后排左二。

这是大榆树文艺宣传队汇演后在开鲁县烈士纪念碑前的合影。

这是我们坐在纪念碑基座石栏上的留影。

大家意犹未尽，又走到大白塔下表演起节目来。右一拉小提琴者是我。

这座大白塔可是历史悠久，是元代的建筑，有16.5米高呢！

我们几位乐器演奏者交换乐器玩儿"摆拍"，我在左一，拉着手风琴。

参加了县里的首届文艺汇演后，回队没几天，我又参加了开鲁县首届文化工作会议。

那次经历可真叫 "一分钱难死英雄汉"了。因为我兜里没有钱，又不好意思向队里借，只好空着手上县城。到了城里，先去董馆长家以看望的名义"蹭"了一顿饭， 然后拿出仅有的五毛钱给我表哥倪祖鑫打长途电话（公社之间算长途），心里在祷告千万他要在呀！不然我就真没有办法了！幸亏他在，给我送来五块钱和五斤粮票，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因为那是开鲁县召开的首届文化工作会议。县里的主要领导全都参加了。还包括我很熟悉的文化馆董馆长。我是因为参加了首届开鲁县的文艺汇演，又加上在公社协助学校老师画宣传画，那是协助大榆树中学的胡老师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所以被选上作为大榆树公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艰苦劳动中的苦与乐》

科尔沁的土地非常广阔。因地处北方，一年只出一季庄稼。又由于人少地多，地里的活计非常辛苦。最累人的可以说是秋收时节了，要抓紧时间割谷子、割高粱、割豆子，然后打场、扬场、入囤，交公粮，分口粮，活儿一茬接着一茬，好像干也干不完。 我最怕割谷子，割高粱时我可以跑到别人前头，割谷子可惨了。我从小怕猫腰，而割谷子非猫腰不可。我割了一会儿，就被别人拉下好远。实在太累了，就四仰八叉在地上倒一会儿，爬起来再干。打靿子时实在猫不下腰，就双膝跪在谷堆上捆。

有一次，我们沿着河滩割谷子，好长好长的垄，好像总也割不到头。骄阳在头上顶着，晒得我口焦舌干，浑身冒汗。前面的人们已经渐行渐远，我跌跌撞撞的跟着，也是越跟越远。我的眼前金星在晃动，太阳周围好像有一圈黑晕。当我正在恍恍惚惚之时，终于看到前面有一个水洼，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喝起来。喝饱后才发现，那只是牛蹄印子留下来的水洼，可我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这张照片拍的很有意思。当时我们刚下工，还没走出地里，董馆长来了，要给我们在田地里拍照。就在按快门的霎那间，我们集体户的大黄狗跑来了，大家一低头看狗，"咔"的一声拍好了，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从1969年的8月29日起，我开始写日记。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选调为止。所以那段时期的艰苦岁月都留下了记录。现在随手抄录几篇："今日是我们来开鲁县大榆树公社联丰六队一周年纪念日。一年来真是经风雨见世面，受到了生活的磨练。就以今天为一个起点，开始写日记吧！今早的头气活儿还是垛北场院的院墙。休息时去代销店买了三两粮票的饼干。下午挑麻，把花麻与子麻分开，晚上向胡祖贻借书，有《鲁迅文录》和《光辉的榜样》"。

这里没有提到的是，挑麻会使浑身起泛瘙痒，还火辣辣的刺痛，使人非常不舒服。

"1969年9月18日。今天上午我们在西沙洲割芸豆。大长陇一人六根。一个趟子我没有休息都没赶上。后来每人十根陇，我还是没跟上。真没有办法。下午在老罗家房东割高粱，我算是跟上了。还真中。晚上拉了会琴，灯油快没有了，只好早睡。"

"1970年3月31日。今天上午做酸菜咸肉馅饺子，很好吃。倪祖鑫来了，他可真有福气。下午刨茬子，就干了一气儿活。队里分油了，每人五两五。上集发信，有我的来信两封，家里一封、吴德凯一封。晚上拉琴，抄歌谱《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

我在北沼捕鼠的事情就好玩多了。因这个地区日伪时期有日本的细菌部队驻扎，遗下不少细菌弹，为了减少鼠疫的传播，每年春季都要捕鼠。1970年的春天我参加了县防疫站北沼捕鼠的工作。一早起来，我们几个扛着铁锨，铁锨杆上挂着十几只铁闸，那是捕鼠用的。

防疫站的干部教我们怎样识别鼠洞，然后在洞口埋上铁闸。工作都完成后已是十一、二点钟。然后我们去找沼上的泡子，那旁边长着野韭菜。我们收集野韭菜，然后回去起闸，一般80%都能夹到猎物，有跳兔，有两头乌，还有其他叫不出名来的动物，现在想来挺可惜的，很可能其中好些都是保护动物，有点“滥杀无辜”的感觉。这里人们所谓的“跳兔”其实就是一种鼠，我们要消灭的就是它。下午我们拿着跳兔和野韭菜，到驻地做菜——野韭菜炖跳兔肉，那叫一个鲜！

《第一次体味生命的意义》

从1970年起，我出站勤的机会多了，到灌溉枢纽挖渠等等，都叫做出站勤。有一次，去孟家窝铺水库出站勤，是挖水坝泄洪槽外面的水渠，使之扩大，便于泄洪。那天，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准备回家了。我们几个有老乡、有知青，站在坝顶欣赏湖面的风光。这时只见几名工程师很着急的样子，一打听，是说目前大坝的十二个闸门已经关掉了十一个，而由于闸门前的流沙淤积，一只潜水泵陷在沙中拔不出来。他们用手在用力拉绳子，又怕将绳子拉断，此时正着急呢！我看了看，泵就在我脚下的大坝下面，水上只露出绷紧的绳子。我自持水性好，就说我来试试吧！大家一看，是个北京知青，估计我的水性还可以，就决定让我试试，但要我手中一定拉紧那条绳子，以免水流将我冲走。于是我脱下衣服，只穿个小裤衩，就抓紧绳子下了水。

几次的潜水，我已经把水泵周围的泥沙清理干净，水泵可以吊出水面了，我向上面的人挥挥手，他们开始用力拉绳。可是随着水泵渐渐露出水面，我的力气也快用完了。看到那棵紧绷的绳子，我怕禁不住我的重量，就想自己游到岸边去。但我一松手就感受到激流的可怕了，身体一下子横了起来，并急速往那唯一的泄水闸冲去。

我的耳朵里听见了坝上人群的惊呼！那个危险他们看得清楚：我要是一旦从那个闸门被水冲出来，就会从十几米的冰冷水泥面上跌落下来，摔死在泄洪槽中！

在生死攸关之际，我没有任何犹豫，即刻用尽全力以自由泳姿态往相反方向游。可我实在没有水流的力量大，我的身体一点一点在接近那个唯一泄水的闸口......。

那是一个生与死的界限，我没有放弃，心里异常的冷静，我知道只要继续努力，就有生的希望！

就在我的力气将要耗尽时，我的脚好像触到了沙子，强烈的求生欲望令我下意识的立马将身体伏在沙子上，然后慢慢立起身体。

奇迹发生了，我发现自己立在水中一个没膝的沙包上面！原来虽然水流将我沿着水坝往那个水闸推，但我自己又拼命往相反方向游，结果取了中——我被推向离闸口七米远的一个淤沙沙包，好险！好险！！好险！！！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和死神离得如此之近！

这是我与胡森在开鲁县城。

我与胡森在开鲁县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留影。

这是我们部分小组成员在开鲁县革委会大门前的合影。

知青小组中的部分女生。

这是小组中几位初三届的女生。

这是冬天回京过春节期间与胡森在景山公园迎春亭的留影。我们身上背着的是速滑冰鞋。而胡森头上带着的是在东北买的火狐狸皮帽子。那天从景山下来我们就去了什刹海滑冰场滑冰。

那里的气氛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我从此告别冰场。

这是夏天暂短回京期间我在家里的院子中练琴。乐谱架与琴垫都是我自己做的。

《他拉干水库的牧业保管》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们已从当初刚下乡时的新奇、亢奋转为更加务实。有同学在北京长住不愿意回来；有的当车老板挣高工分；有的当了农村代课老师，还有其他大队的女同学和当地农民结了婚。我呢，参加了大队的贫宣队，跟在郝书记屁股后头搞专案。

所谓专案，主要是指一些所谓的"经济案"。包括文革前后家族间的矛盾或家族间争当干部的矛盾，家族中相互揭发出一些贪污受贿的"线索"。但总好像是为了攻击对方而有些添油加醋的味道。如指责对方家族的某某某偷了队里的几棵檩子，某某某拉了别队的一车柴禾等等，一般都属"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所以只立案，不查案，最后不了了之。我跟着郝书记围着整个联丰大队的几个小队转，到处记材料，吃派饭，时间过得很快，工作倒也轻松。

1971年夏天，大队派我去北沼当牧业保管。这里不像生产队里以种田为主，是真正的大草原，是沙丘、草滩和牧铺的世界。在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沼上（这里人管有湖的草原叫"沼"），是一小片一小片的泡子（小湖），在低矮的地方长满了绿色的青草，高高突起的是荒漠的沙坨。间或是一丛丛的骆驼草。

我们牧铺里只有四个人：一个羊倌、一个牛倌、一个马倌和我。整天守着几百头牛、羊和马匹。这里没有广播，没有报纸，另外三个人不识字，我等于处在一种更加与世隔绝的环境。

我要从集体户到达位于他拉干水库西岸的北沼，需要骑马经过新华公社、昆都岭公社，跨新开河，走上一天才能到达。本来集体户的同学都劝我不要去，家里也来信不叫我去，但我还是去了。原因很简单，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每月只靠每人8元的生活费，能卖的东西几乎都卖了。我这个家中当老大的，不能为父母分忧，内心非常痛苦。这次去沼上，每天能多加2分补助，我要能坚持到年底，就可以拿到400元钱，扣除口粮钱，可以很好地补助家用。就这样，我来到了北沼。

这里是科尔沁草原的纵深处，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他拉干水库。我们的牧铺离周围最近的居民点也有七、八里路，上哪去都要骑马。而且，到处是沙坨子，放眼四处，几乎全是一样的景色。如果不能记住路，一岔就是几十里。如果到天黑还看不到烟火，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这里经常有狼群出没。所以，我每次出去都很小心。有时站在沙坨子上，面对好几条岔道，分不清该走哪条，就有意放开缰绳，叫马自己去走，好在"老马识途"，随着它走倒也走不迷路。

这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卷，这就是清代名将僧格林沁与民族英雄嘎达梅林的故里。有时，我愿一个人纵马奔驰在草原之上，湛蓝的天空飘着白云，清风送来草原的清香，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神怡。有时我攀上最高的沙丘，极目远望，感到自己很"伟大"，因为整个大地都被我踩在了脚下；但我又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面对茫茫的大漠，我仅仅只是一个远离父母的无助的孩子。

我常常坐在牧铺不远处的沙丘之上，望着太阳一点点的西坠，余晖洒在他拉干水库，将湖面染成金黄，直到晚霞渐渐逝去，万籁俱寂……。

秋天到了。沼上打瓜熟了。来了不少的劳力来收瓜、踩瓜。我也参加踩瓜。踩瓜的工作很有乐趣。在瓜地附近放置一个柳条编的长方形“大筐”，短边一米，长边三四米，稍稍倾斜。底的一面靠底部留有一个口子，对着地面的一个坑。大家只穿着短裤踩打瓜，而妇女们就从地里采瓜，然后倒进筐里。筐里的小伙子们一边欢乐的踩瓜，一边寻找又大又甜的瓜瓤往嘴里塞。吃饱了又在筐里撒尿。打瓜被踩碎后瓜子沉入坑底，瓜皮漂在水面，就有人把它们捞出来扔一边去。

仓库的墩子里装满了打瓜子。偶尔有县里的捕鱼队来库里捕鱼，他们会用收获的大鱼与我们换打瓜子吃。日子过的挺快。

1971年10月底的一天，沼上的老牧官从队里回来，晚上和我睡在一个铺上。聊着聊着，他的眼神盯住了北墙上的一幅画，那是天安门上毛主席招手，林副主席在后面手握红宝书的照片。突然他说："你看！林彪那两道扫帚眉，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我一听吓坏了，赶忙叫他别说下去。可他接着说的话令我大吃一惊："你们北京知青回来说，林彪外逃，在外蒙摔死了！"。

冬天来了。西北风在怒号，室外已经到了零下三十多度。荒漠的沙丘在滚滚的沙尘中时隐时现。天与地连成一片，这里好像早已被整个世界遗忘。

我的棉鞋后跟已经开绽，脚跟冻得裂开了口子，棉裤由于骑马骑的开了档，请牧官嫂子缝了几次都快连不上了。但我还在沼上坚持着.......。

《选调通辽》

一天，一匹白马从远处疾驰而来，大队通讯员带来了我被选调的信息。我被这突然而至的喜讯惊呆了，简直不知所措。这之前的几个月，段慧妍已经第一个被选调到了开鲁县糖厂，那将是一个以知青为主力的新厂，令人无限的羡慕。她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将收藏的一枚最大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了她。她的选调，为我们每一个人燃起了新的希望，只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就轮到我的选调了。

好像这好消息来得太快了，最后才想起由于通讯员路上的耽搁，当我接到消息时，离体检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必须马上出发。为了缩短去县城的时间，我冒险横穿他拉干水库。

猛烈的寒风将冰面吹得净光，我穿着一件破羊皮大衣，怀里揣着仅有的两元钱和两斤粮票，在冰面上蹒跚前进。最后我实在站不住了，幸好是顺风，索性就倒在冰面上任狂风把我吹到对岸，最后终于搭上破冰捕鱼的卡车到达了县城。

幸亏招工的李科长还在耐心的等待着我。体检后没过几天，我很快就被批准选调到通辽市标准件厂。

消息传来，集体户的同学们都为我祝贺。就要与生活、劳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农村告别了，就要与朝夕与共的战友们告别了，我在兴奋之余又涌起一丝惆怅。离开小队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在集体户宿舍又拉起了小提琴，用"梁祝"、"友谊地久天长"来与战友告别。

第二天，队里用马车送我去县城，全集体户的同学放假一天来送我。我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村舍，在想，在农村时，我们怀念城市生活，怀念学生时代。现在，农村的一页就要翻过去了，不知有什么样的新生活在等待着我。不过，以后我不论走到何方，也会怀念这付出我人生最美好青春的地方。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富贵荣华，却有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我的汗水和足迹。我想，我们每一个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都会对这段生活刻骨铭心，没有这段特殊的生活，就不会有所谓的知青。

马车沿着车辙走向县城，我与战友们一起坐在马车内。明天，他们仍要回到农村，回到那几间已经有些残破的集体户宿舍，而我却要去过另一种生活了。

明天，明天等待我的是什么呢？……。

这是我插队期间在开鲁县革委会门前的留念。青葱岁月，刻骨铭心。

今年是我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四周年，以上的文字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虽后有小幅添加修改，但还是遵照当时的心境记忆，未作大动。这是我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时所填的《鹧鸪天》，与读者分享。

知青插队五十周年感怀

遥忆当年大漠中，

土屋覆雪映霞红。

持镰望陇焦阳酷，

裹袄看场皓月风。

柴入灶，米加葱。

操琴奏曲入长空。

情缘半世秋霜鬓，

插友相逢慨老翁。